旅游地演化是旅游地理学的经典命题^{[1, 2]}，指旅游地域系统构成要素及要素结构的演替与发展促使旅游地域系统随时空变化而发生渐变或质变的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自我组织的过程^[3]。旅游地演化自20世纪初推出以来就吸引了诸多关注，包括但不限于西方学者Gilbert^[4]、Christaller^[5]、Butler^[6]、Mitchell^{[7, 8]}，以及中国学者保继刚^[9]、陆林^[3]、杨效忠^[10]、杨春宇^[11]等人，研究热情延续至今。为直观了解研究内容，杨效忠^[10]、杨春宇^[11]、马木兰^[12]、黄剑锋^[13]、查艳艳^[14]、祁洪玲^[15]、赵政原^[16]等人此前均基于单一理论视角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囿于文献时限、研究视角等条件制约，尚未对该领域的研究全貌进行统筹整理，缺少对该领域科学研究总体过程连贯性的把握。因此，本研究以理论视角并置比较作为行动主线展开梳理，希望能够实现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全貌呈现，进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2001—2021年国内外涉及旅游地演化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国内外文献分别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CNKI检索类型为“学术期刊”，检索主题或关键词为“旅游地演化”或“旅游目的地演化”或“旅游地+演化”或“旅游目的地+演化”，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手动筛除重复性文献以及非学术性文献的检索条目后，最终得到299篇中文文献。WoS数据库来源类别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主题词为“touris* area evolution* or touris* destination evolution*”，检索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语种为英语，经数据库自带筛选功能的过滤及去重预处理后，最终得到977篇英文文献。

为观测学界对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动态关注，将筛选出来的文献以发文时间为横轴、年度总发文量为纵轴排序统计并绘制折线图。如图 1所示，近20年旅游地演化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呈现出缓慢增长（2008年以前）——波动增长（2017年至今）的一个发展历程。

图 1(Fig. 1)

图 1 2001—2021年旅游地演化研究发文量的年际分布图 Fig.1 Publications by Year in TDE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21

旅游地演化自20世纪80年代Butler完善并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TALC理论）以来^[6]，逐渐得到学界认可。21世纪初，学界继续探索，成果稳定输出。但是，由于这时主要是继承80年代的学术认识，偏向对TALC理论的解释性和描述性研究，因此发文总量在2008年以前相对偏少。2006年是这一时段的波峰点，主要是因为这一年TALC理论论文集（两卷本）面世，《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s》和《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详细介绍了TALC理论的起源、基础、应用、更新与复兴^{[17, 18]}，有力推动了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加速发展。2009—2016年，伴随系统科学哲学、现代区域研究、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多元学科的不断介入，旅游地演化研究新增了许多新视角。因此，这一时期单年发文量虽不稳定，但大体上处于增长趋势。2016年是这一时期乃至过去16年最高产的一年，主要是由于Brouder等人在这一年出版了《Tourism Destination Evolution》一书^[19]，此书收录了来自不同研究方向学者的10篇文章，为推进旅游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衔接提供了巨大可能。2017年以后，该领域进入深化、乃至繁荣期，整体呈现出情境多样、理论丰富、视角多元的研究特点。这一时期，期刊发文量快速增长，2020年达到历年最高峰186篇，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密不可分。疫情的持续蔓延为全球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20, 21]}，迫使人们积极关注后疫情时代旅游地的复苏和发展问题。

图 2为发文作者群体共现网络。观察发现，英文文献共现网络共有464个节点、254条连线，中文文献共现网络共有372个节点、350条连线，网络密度分别为0.0024和0.0051，说明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旅游地演化研究的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均呈现离散分布^[22]。结合发文数量和节点连线可知，西班牙加迪斯大学Anfuso教授（图 2a）和中国安徽师范大学陆林教授（图 2b）两位学者分属国际和国内发文量的第一位，说明他们是近20年旅游地演化研究领域最突出的领军学者。以其个体为中心、具备地缘关系的小型学术团队已经初步形成。

图 2(Fig. 2)

图 2 2001—2021年旅游地演化研究领域发文作者的共现网络 Fig.2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Authors in TDE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21

以Anfuso教授为首的学术小组专注于研究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旅游地发展演变，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影响下海岸带这一典型目的地的海岸生态系统与海岸侵蚀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海滨旅游一直是世界休闲游憩旅游的主导产品。阳光、大海、沙滩刺激了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23]，促进了沿海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的加快^[24]。但不幸地是，这种活动同时也对海岸生态系统、海滨景观等产生了威胁，全球沿海地区几乎都面临着与海岸侵蚀有关的严重问题，采取有效的海滩养护措施防治海岸侵蚀刻不容缓^[23]。Pranzini等人认为海岸侵蚀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最佳技术解决方案和对旅游业最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之间的妥协^[23]，沿海沉积物为滋养侵蚀区海滩提供了可能^[25]，Asensio-Montesinos等人通过分析天然沙的色度并观察其在养护后的变化证实了这一点^[26]。虽然使用沉积物并不能根治解决“缺沙”问题，但它为决策者从综合管理角度找到成本低、效益高的海岸保护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25]。Mooser等人提出海岸风景评估应成为与海岸保护/养护和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工具^[27]，任何被列为一级或二级（共5级）的地区都意味着它具有很高的海岸风景价值^[28]，应当得到保护或执行有限准入政策。概而言之，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海滨沙滩旅游地，为填补自然地理学在旅游地演化研究领域的盲点或空缺做出了卓越贡献。

以陆林教授为首的学术小组专注于研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旅游地发展演变，具有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研究视角多等明显特征。众所周知，旅游地演化发展一般性规律的探索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Gilbert关于英格兰岛屿海滨旅游地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研究^[4]，此后，西方学者关于海滨（岛）旅游地的研究体系日臻成熟^[29]。反观国内，该小组秉承继承与创新思想，在引入研究海滨（岛）旅游地综合影响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了中国情境下海滨（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与调控的机理^{[30, 31]}，为中国海滨（岛）旅游地的成长积攒了扎实经验。后续研究中，他们充分借鉴海滨（岛）旅游地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山地（普陀山^[32]、庐山^[33]等）、湖泊（千岛湖^[34]、西湖^[35]、太平湖^[36]等）两种特殊地貌单元的旅游地演化逻辑。遵循“单个景区—单体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尺度的合并与转换，他们从要素—过程集成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了注入旅游要素后单体城市^[37]、示范区^[38]、都市圈^{[39, 40]}、旅游综合体^[41]、旅游地聚居空间^[42]、传统村镇^[43]等不同尺度、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发展演变。总体来说，该小组遵循“要素—过程—结构—机制—调控—效应”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核心理念，研究旅游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变化的识别、机理、调控和效应，不仅为旅游地演化研究范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揭示中国旅游地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扎实经验。

在旅游地演化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需要更充分地参与理论研究。表 1为近20年来旅游地演化研究中使用最频繁的四个理论。

表 1(Tab. 1

表 1 旅游地演化研究中涉及的代表性理论及其应用实践 Tab.1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DE Research

表 1 旅游地演化研究中涉及的代表性理论及其应用实践 Tab.1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DE Research

迄今为止，大约有超过20余种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问世。Christaller于1963年基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旅游者类型与数量变化提出的“旅游地发现——成长——衰退”模型一般被认为是探索旅游地演化理论模型的雏形^[5]，但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权威性的当属Butler提出的TALC理论^[15]。该理论认为，旅游地发展轨迹包括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退或复苏6个阶段（exploration, involvement, development, consolidation, stagnation, and rejuvenation or decline），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发育特征，最终要么恢复，要么衰退，变化曲线形似S形^[44]。游客需求与接待量、旅游产品谱系与供给量、东道社区居民观念等也会伴随旅游地发展表现出指示性特质和事件，以游客量变化最为直观。TALC理论通俗易懂、简单易用，是目前公认的探索旅游地时间演进规律的基本逻辑线索^[45]。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关于TALC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开始争论不休^[46]。基本共识是：TALC理论未能充分解释旅游地兴衰变化现象的内在机理^[15]，且难以准确地预判旅游地何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9]，它对学界比对业界似乎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47]。具体争议表现为：

其一，基础命题方面，TALC理论在引用“生命周期”这一术语时未能精准区分“旅游地”与“旅游产品”的概念。TALC理论起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便于理解，Butler将“旅游地”直接比喻为了更宽泛意义上的“旅游产品”^[6]。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Coles等人质疑^[48]，他们认为将复杂的旅游地比喻为单一产品或是一系列产品是不完全准确的。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中，“生命周期”只适用于研究单个物种或种群，但是，目的地是由地域、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要素构成的独特组合^[17]，如果将生命周期用作旅游地发展演变的喻体，在简化或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往往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49]。

其二，阶段划分方面，TALC理论致力于阐述旅游地“六阶段”性状，但现实生活中与“六阶段”性状不完全一致的旅游地不在少数，并且，各旅游地演化特征通常也各具特色。例如，Hovinen发现兰卡斯特（Lancaster）的发展轨迹存在发展、停滞、衰落和复兴4阶段并存的特点^[50]；Johnson和Snepenger发现大黄石国家公园的演化发展没有明确的拐点^[51]；Cole对巴巴多斯（Barbados）^[52]、Agarwal对托贝（Torbay）^[53]、Tooman对大烟雾山国家公园（The Smoky Mountain Region）^[54]等研究证实同一研究区域内不同行政单元或不同旅游产业组织之间的演化特征分异显著，某些地域单元或旅游产业要素处于发展期时，区域内其他地域或旅游产业要素很有可能处于衰败期。

其三，阶段测度方面，旅游承载力是TALC理论的关键指标，但游客接待量超过旅游承载力阈值并不能作为旅游地走向衰退期的唯一判别标准。其一，旅游承载力体系构成复杂，包括社会心理承受力、经济承载力、技术承载力等，因此，Martin和Uysal等人认为旅游承载力阈值范围首先是难以具象评估的^[55]。其二，旅游承载力具有不确定性，外部旅游市场的增长、旅游消费能力的提高、游客密度的增大等因素强烈影响着旅游承载力的阈值变化^{[56, 57]}。旅游承载力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目的地进行规划管理的倡议方向，但超出阈值会致使旅游地走向衰败的结论并不可靠。

TALC理论的提出不仅为Butler个人带来了极高的学术荣誉，也为构筑旅游地演化理论研究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石。但是，相较于学术研究的贡献性，TALC理论应用于指导旅游地规划管理实践显然并不能够让人满意。一方面，TALC理论并不适用于任意旅游地；另一方面，TALC理论仍停留在概念理解与分析框架建立上，强调旅游地客流量的变化，不能准确地预判旅游地何时会进入下一阶段，应用指导实践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弱。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发展不断由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合，传统的还原论思想开始无力应对和解决一些涉及复杂系统的问题，以整体性和综合性见长的“系统革命”逐渐成为在“计量革命”基础上兴起的一个横断学科。旅游学由多种学科交叉综合而成，这一点决定了其与系统科学思想不谋而合，系统思维很自然地被引入旅游学研究。作为旅游研究的顶层设计，旅游系统理论遵循系统论原理，倡导用系统思维审视旅游研究，用系统方法指导旅游规划实践。回顾发现，国外关于旅游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研究始于80年代，起初大多数研究主要是致力于旅游规划实践，目前已经逐渐从狭窄的实践应用研究拓展到更广阔的视野。系统科学思想下的旅游地演化研究大致聚焦以下3个方向（表 2）：

表 2(Tab. 2

表 2 旅游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与代表性应用成果 Tab.2 Core Viewpoints of Tourism System Theory and Its Representative Application Results

表 2 旅游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与代表性应用成果 Tab.2 Core Viewpoints of Tourism System Theory and Its Representative Application Results

其一，立足旅游功能系统，以旅游供需关系为线索，研究旅游地域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Gunn和Var于2002年完善提出“旅游功能系统（Tourism Functional System，TFC）”^[58]，认为旅游系统是由多种要素交互作用而成的有机体，系统内部各要素、要素与环境之间发生着广泛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与交换，这为探索旅游地演化机理提供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概念框架。例如，学者们结合（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新三论”，分析千岛湖、湄洲岛、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等旅游地演化过程与机制^{[34, 41, 59]}，便是这一观点的重要论证。

其二，立足旅游地域系统，以旅游地域空间结构为线索，研究处于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旅游系统的形成与变迁。1972年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率先抛出了术语旅游地域系统（也称地域游憩系统）^[60]，认为系统兼顾要素与地域双重综合体的完整性，这为透过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旅游地演化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实证研究中，宏观层次上的旅游地域系统包括客源地系统，多从大尺度、区域性角度出发，剖析旅游地（区）的成长变化，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社会网络理论^[61]，此外还有Friedman的空间一体化理论、Hagerstrand的空间扩散理论、Holland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陆大道的点—轴系统理论等^[62-65]；微观层次上的旅游地域系统通常单指旅游活动实际发生的某一地域，不含客源地系统，以Gunn提出的旅游目的地地带空间构造模型（tourism destination zone）最为典型^[66]。

其三，立足旅游系统模拟，以系统方法为线索，研究旅游系统的动态运作。一方面，聚焦系统控制论，制定旅游规划，监控规划实施，以达到把目标、政策、举措建立在旅游系统运作上并控制其变迁的目标^[11]。另一方面，聚焦系统动力论，借助因果关系与流图分析建立旅游系统模型^{[37, 67, 68]}，进而以动态的观点认识和模拟旅游系统，预估下一阶段旅游系统可能的变化趋势。

旅游系统科学思想的引入，不仅为系统思维与方法在旅游地理学界达成共识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同时也推动了探索旅游地演化机理。但是，仍存在局限之处：其一，旅游地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复杂巨系统^[39]，但当前研究侧重探索系统内部要素构成或系统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未能将系统放置于历史—空间发展系统之中，割裂了系统时空交替过程与整体状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导致目前从整体性视野开展的研究总体较少。其二，系统论视角下旅游地演化机制研究体系的不统一大大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不利于旅游地实现有效的优化调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演化经济学思想逐渐被引入经济地理学研究体系，掀起了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69]。Boschma、Lambooy等人基于演化视角探索空间经济活动不均衡地理分布规律，由此搭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理论的基本框架^[70]。EEG理论根柢主要来源于广义达尔文主义理论（generalized Darwinism theory）、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 theory）^[71]，它以一种不确定性、非线性的视角看待问题^[72]，注重动态变化（dynamic）、历史不可逆（irreversible）、新奇产生（novelty）等研究^[73]，为解释旅游地经济景观的演化路径与动力机制提供了更为流畅的分析视角^{[12, 16]}。

“路径依赖理论”“共同演化理论”等概念契合旅游地生命周期^[74]，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实践探索研究之中。一是关注旅游地演化路径研究。新兴旅游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计划经济政策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制约，路径依赖现象不仅发生于旅游产业结构之中^[75]，在旅游产业合作的创新网络关系中也存在此类现象^[76]。旅游产品、部门、制度三大要素的路径依赖与共同演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旅游地的演化方向与发展速度^{[77, 78]}。二是关注旅游地演化机制研究。一般认为，知识管理、知识转移、知识学习对旅游产业集群变迁产生重要影响^{[35, 79]}，旅游产业集群内企业组织间的非正式交流机制显著影响集群竞争力的提升^[80]。企业家、管理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构造和演化发展也会产生巨大影响^[81]。

EEG理论基于动态的、历史的视角分析旅游地经济现象的不平衡地理分布规律，尽管路径依赖、共同演化、新奇等专业术语为旅游企业组群、旅游产业集群、旅游目的地增长等传统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研究对象上，EEG理论主张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组群和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EEG理论看上去更像是仅从单一视角展开研究的“演化产业地理学”^[82]。其二，研究视角上，EEG理论停留在旅游地内部的多视角讨论，忽视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社会文化环境和信息技术改变等外力作用所引致的旅游地演化路径的革新。

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的极速膨胀，以Lefebvre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借助马克思实践生产理论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流派，并建构了“空间的生产”理论^[83]。该理论认为，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具体化产物，也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呼吁学界由此将空间科学研究重点由关注“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为关注“空间自身的生产”^[84]。从纵向历时态的角度看，空间生产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不断消解原有的空间结构、实现新的空间结构中物质资料的重置，最终创造出人类所需的空间形态的过程^[85]；从横向共时态的角度看，空间生产的内容倡导“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s），这打破了以往将空间仅视作“容器”与“场”（space as a carrier and container）的二元论认知范式^[86]。空间生产理论主张空间具有实践性、政治性、生活性，为全面分析旅游地演化的结构性特征提供了强力支撑。

实证研究中，与探讨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相比，旅游地理学引入空间生产理论相对较为迟滞，但目前也已积攒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向：其一，聚焦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理论体系研究。旅游地空间生产是资本、权力、社会等多重力量对旅游地空间进行重塑，使旅游地空间成为其媒质或产物，并最终形成以旅游地空间为底板的社会结构与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协商过程^[87]，在空间实践中生产出的不同于原生空间的行为与过程称作为“空间生产的叠加”^[88]。立足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引入旅游本真性、Foucault的权力空间思想、Bourdieu的资本形式等理论思想，学者们陆续提出了“本真化—空间生产”“行动者权力—空间”“多重资本—空间生产”等分析框架^[89-91]，有力推动了空间生产理论在旅游地演化领域的应用研究。其二，聚焦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过程研究，包括田子坊^[90]、小洲村^[92]、惠山古镇^[87]等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文化空间，也包括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93, 94]}。其三，聚焦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机理研究。宏观层面上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恋地情结、空间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博弈、以及地方精英角色示范效应等^[95]；微观层面上，多元化的空间生产主体及其生产目标与采取行动的错位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旅游地空间异化的关键所在^[96]。

尽管空间生产理论为探索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指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其深刻的批判与自由的思想造成了有关成果普遍存在语言偏思辨、文风偏晦涩、行文偏松散的弊病^[83]。其二，该理论视角下的旅游地大多时候被单纯理解为社会空间范畴，自然空间仅作为分析背景。其三，该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大多聚焦旅游地空间内部的多向度思维（multidimension），缺少将其放置在全球—地方尺度化系统中加以考查。

综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旅游地演化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历经描述性论证研究为主的发轫期（2008年以前），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拓展的发展期（2009 —2016年），相关研究目前正处于深化、乃至鼎盛时期（2017年至今）。第二，以领军学者个体为中心、具备地缘关系的旅游地演化研究小型学术团队已初步形成。以Anfuso教授为首的小组致力于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海滨旅游地演化发展研究；以陆林教授为首的小组致力于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演化逻辑研究。第三，在核心科学问题上，遵循“要素—过程—格局—机制—调控—效应”的地理学研究范式开展旅游地演化研究目前已达成基本共识。第四，以理论视角并置比较作为行动主线，发现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存在两个鲜明的研究转向：①研究视角上，以旅游供需关系为线索的研究范式越来越被质疑，旅游地演化动态、复杂的特征日趋引起学界关注。②研究内容上，研究重点正逐渐从阐释旅游地发轫与发展过程并提出对策性优化建议，转向剖析旅游地演化背后的驱动机制以及复杂的综合效应。

第一，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研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预设基础上。目前多个理论观察视角虽为各时期的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提出了各具说服力的解释，但尚未有研究专门对这些理论共有的理论预设做出元批判（metacriticism）。例如，究竟什么是地理区域的演化现象？什么样的旅游地才可能有演化现象？“演化”究竟是特定旅游地发展的事实（因而可以找寻所谓“规律”），还是只是一个提供理论解释的概念工具？等问题，亟待引发人们深思并努力解决。

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时候理论与理论之间都是互相竞争的，任何一个理论的解释力也往往是有限的。在新时代，旅游地演化研究亟需寻求新的理论进路。一方面，面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学者独立运行且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旅游地演化研究亟需一种整合的研究视角来提高研究深度。另一方面，目前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已发生转向，那么，强调全球化与地方化具有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特质的“全球地方化理论（glocalization）”^{[2, 43]}、主张自然可以被生产与形构的“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97]、倡导经济活动的空间集群及其与知识创造空间性的相互关系可以促使地方实现跃迁式发展的“全球通道—本地蜂鸣理论（global pipelines-local buzz）”^[98]等亟待引起学界重视。

第三，研究对象的价值决定了科学问题的基本调性与遴选范围。以往研究虽是涉及海滨、山地、湖泊、古镇等多类旅游地，但往往轻忽了区分研究对象的个性化特征。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封闭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风潮涌入不断，在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已然形成了一批独具个性化的旅游地。它们既不是本土空间的移植与再生，也不是西方物质空间与文化特性的全盘复制与再造，而是全球地方化的产物。从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全球化力量与地方化力量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组成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们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发展要素与地方化发展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共生。但是，这批个性化旅游地的演化发展目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实在是谓之可惜。期待未来可进一步展开探讨研究。

旅游地演化研究涉及的理论远不止此，对于各阶段理论的全梳理本文尚未列出。谨以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吸引更多学者关注旅游地演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