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老有所依逐渐成为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占18.70%，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人，占13.50%，较2010年分别增长了5.44、4.63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空巢化、少子化、失能化、老年精神压力剧增等一系列老龄化的伴生问题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阻碍。《“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通过共建共享、政府主导以及全社会参与等举措，解决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突出的健康问题。在城镇化持续推进、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纲要》提出不断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整合利用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存量资源等举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保障老年人口享有积极与健康的生活质量，提升其幸福感和居住满意度成为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建成环境是为了人类活动需求而建造的人为环境，是各种用地类型、城市规划设计及城市交通网络在空间上相互作用而成一种空间环境，包括住房、学校、工厂、商业区、道路及相关的基础设施等^[1]，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指与人们工作、生活、休憩有关的人造空间，也是居民日常活动的基本空间单元。Cervero等将建成环境总结为三个维度（3Ds），多样性、密度和设计，随后又增加了目的地可达性、到换乘点的距离共五个维度（5Ds）^{[2, 3]}，以此作为衡量评价建成环境现状的重要指标。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从土地混合度、目的地可达性、公交邻近性以及主观感知的道路通达性等指标来评价城市建成环境^[4]；日本可持续建筑联合会研究构建了建成环境性能综合评价体系，认为在基础数据分析时需要考虑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评价，从环境质量和环境负荷两方面对建成环境进行评价^[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优化城市建成环境以实现居民美好生活需求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必然要求^[6]。而当前城市建成环境的范围过广，其整体的建成环境水平不能直接等同于社区居住环境的水平。社区作为居民最密切相关的居住单元，居民的主观满意度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出社区建设及管理水平，在维系社区居民和社区吸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我国城乡规划愈发重视城市内社区建成环境，社区服务对老年人是重要的社会支持之一^[7-9]。随着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兴趣从物质空间转向更细致的社会、文化领域，对文化建设及邻里友好关系的需求更加显著。所以社区建成环境不应仅局限于物质环境上的满足，更应注重老年人的心理感知和生活活力。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研究，能为建设和改造宜居的社区建成环境提供数据及理论支撑。

国外学者围绕老年人群的家庭关系、生活质量、活动多样性、老年人健康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10-12]。Zapata认为土地混合度、目的地可达性、公交邻近性以及主观感知的道路通达性对居民活动具有正向作用^[4]；Feng等认为健康状况、居住环境、交通和社会互动等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和显著的影响^[13]；Zhang等研究发现居民的物质条件、身体状况、社会人口因素、身体状况和收入都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相关^[14]。但由于中西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人口老龄化程度等体制机制不同，无法直接借鉴西方建成环境与老年群体的相关研究结果，需要结合中国背景及相应城市特点，对建成环境与老年人满意度的关系补充新的探索。国内学者则主要针对居民活动关系与城市建成环境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的关系、建成环境指标的选择、建成环境与老年人活动的关系等方面。尹春等基于中国241个城市市区的通勤数据，利用人口密度、人口规模、职住偏离度、多中心指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等六个指标探讨通勤时耗与城市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城市多中心结构等都能有效缩减通勤时耗^[15]；尹超英等考虑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空间异质性，探究了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小汽车使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得出土地利用的混合程度以及交通通达度对居民出行方式影响较大^[16]；杨励雅等结合生计出行、生活出行、娱乐出行等不同出行目的出行链的研究，发现提升周边环境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能缓解人们生活出行对汽车的依赖^[17]。郭娟娟等发现不同尺度下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的影响程度也会发生变化^[18]；张延吉等从社区尺度上探究了建成环境对居民活动的影响，发现POI密度与居民选择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19, 20]}，认为在建成环境设计上除街道的商业功能和开发强度外，也应注意服务、休憩等方面的需求，以呈现出功能的多样性^{[21, 22]}。

除建成环境本身要素的影响外，也有学者认为不同年龄居民的身体活动对建成环境要素的需求具有较大差异^[23]。张景秋等基于居住方式、住房属性对老龄人口进行分类，从收入、健康、生活状态和开心度四个方面调查老年人对于生活的满意度^[24]；郑振华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社区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发现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人的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在较低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有所降低^[25]。居住满意度是一种主观感知，仅仅从客观建成环境的视角来探究存在偏颇，故也有学者开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解析建成环境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26-28]。申悦等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居住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发现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居住满意度有直接决定性的影响，而社区的可达性、密度、服务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则通过影响社区居民感知特征从而间接影响居住满意度^[26]；董俊刚等采用建成环境主观评价案例，提出将建成环境作为客观研究对象，居民则作为主观研究对象来讨论建成环境与居民满意度的关系^[29]。

基于此，本文以中部省会城市合肥市为研究案例地，以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深入探讨主客观建成环境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以期能够提高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并优化社区空间和设施配置，为构建具有活力的宜居社区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城市，也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2021年生产总值达到11412.80亿元。作为一座正在崛起的中部省会城市，合肥市建成环境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合肥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急剧拓展下建成环境的空间分异加剧，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5年280平方公里扩展到2020年的502.5平方公里，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得建成环境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特别是经开区、高新区等多个新区新城与原有的老城区之间在空间形态、交通组织、绿地系统、住房类型上形成巨大的环境差异，也进一步加大了城市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第二，合肥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2021年合肥市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21年末合肥市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0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2.44%，老年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第三，作为中部省会城市，合肥市的人口经济密度、城市设计、步道建设、空间结构等建成环境要素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呈现出较多差异，关注合肥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关系能够对已有研究进行有效补充。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数据和城市POI数据两个部分。其中问卷调查时间为2019年8月，结合社区类型、建设时间、配套情况等特征，在合肥市包河区、瑶海区、蜀山区、庐阳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11个小区的老年人进行调查与访谈（如图 1所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居住情况、活动情况、居住体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等。

代表性样本小区的选择主要考虑地理空间位置、住宅类型、建设年代、居住区人口、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其中地理区位包含了老城区（一环内）、一般城区（二环、三环内）、开发区（三环内）等；住宅类型主要覆盖单位大院、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主要住房类型，不同类型的社区实际上影响了老年人的居住满意程度；建设年代与周边基础设施配套（主要指小区周边500米范围内是否有地铁站、重点医院（三甲以上）、重点学校和大型商场等）反映了建成环境要素的差异，实质上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体验（具体特征如表 1所示）。

在每个小区发放问卷60份，共回收650份，其中545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4%。调查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社区老年人居住地的基础资料，包括居住地的位置、居住情况、住房产权和居住年限等，便于了解老年人居住地建成环境；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具体地量化老年人对于社区的感知情况，从社区满意度、社区建成环境感知、邻里交往感知、健康情况四个维度进行测量，使老年人根据自身的日常活动评价其对社区的感知情况，依据各项指标与老年人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程度，提炼主观建成环境指标；第三部分是老年人的社会属性与人口统计特征等，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来源以及个人收入等，以便从老年人自身出发，探究老年人自身条件对满意度造成的影响。

表 2反映了被调查居民的基本属性特征，样本选择随机性较强，保证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调查样本中，男性共计268人，占总样本的49.17%；女性计277人，占样本的50.83%。样本的年龄构成以55—64岁、65—74岁为主，分别占样本的33.39%、34.13%。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以小学及以下、初中为主，分别占37.25%、25.69%。从个人月收入看，大部分为2000元以下，占总样本的42.09%，其次为2000—2999元，占33.94%。

表征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的数据来自于城市POI数据，主要是通过高德地图获取到合肥市域内POI数据44.98万条，包括了兴趣点名称、地址、类别与经纬度。数据获取后在ArcGIS中进行了预处理，包括对POI数据进行归类合并，并提取样本小区位置信息，简化路网数据等。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计算样本小区周边1km内医疗设施密度、休闲设施密度、商业服务设施密度、幼儿园密度及公交站点密度等作为评价指标。

3 老年人居住满意度概念模型构建 3.1 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具有多个变量，影响因素复杂，需要进行多路径的交互分析与统计分析，相较于传统的回归分析等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增加了研究因素与交互路径，能够更好地满足多元分析，故本研究选择能够充分满足研究需求的SEM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依赖的基础便是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不少研究已指出，老年人对社区建成内部环境、社区建筑质量、内部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感知会显著影响其对建成环境的满意度，同时，个人社会交往情况、社区的区位以及外部配套管理、通达性等也同样重要，都显著地影响着老年人对建成环境的满意度^[26]。因此，本文基于对以往文献中的影响因子的归纳整理，从客观建成环境、主观建成环境以及社区邻里交往三个内生变量维度，探索老年人对建成环境的满意度（表 3）的影响机制（图 2）。

其中，将调查问卷中老年人对内部配套生活设施、社区绿化环境、社区周边步行环境、社区交通便捷度、社区美化程度、体育锻炼设施、菜市场便捷性、休闲娱乐场所的评价进行整理赋值，作为主观建成环境潜变量的多重观察变量；各小区1km范围内幼儿园密度、医疗设施密度、休闲设施密度、商业服务设施密度及公交站点密度，作为客观建成环境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与邻居交往程度、社区活动参与程度、熟悉的邻居数量、邻居交往满意度四个指标作为影响社区邻里交往的观察变量；社区总体满意度、安全与治安、物业服务作为满意度观察变量。模型将主要从主观、客观和社区邻里交往三方面，细致、深入地解析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3.2 理论假设

假设1：主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老年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的差异，不同个体在相同建成环境中却往往有不同的感受与体验，这有可能是个人属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生活环境的差异造成的。结合已有研究文献^[30]，假设主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较多学者提取建成环境中较为显著、易得的客观因子，如居住区绿化率、交通便捷度等影响因素来表征客观建成环境，一般来说，丰富的配套设施，交通便捷度高的路网能带给居住者更好的生活体验，自然能提高满意度^[31]，故假设老年人居住满意度与客观建成环境有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3：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有研究指出，邻里交往不但能增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正面引导社区提高服务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31, 32]}。而老年人社区邻里交往的频率越高，参与社区活动越多，对社区的归属感越强，即居住满意度越高。故提出假设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4 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整体特征 4.1 居住满意度总体特征

通过对居住满意度的总体情况进行统计发现，选择“比较满意”的样本比例最高（43.7%），其次为“一般”（26.2%），选择其他3个选项的比例较低，反映了合肥老年人对居住满意度总体比较满意（图 3）。

4.2 居住满意度的人群分异情况

结合已有研究^[26]，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比较检验居民不同的个人基本情况、不同社区感知情况，探求不同老年群体在居住满意度上的差异程度（表 4）。在社区感知特征方面，对社区的娱乐、便利、治安、美观和交通通达情况具有不同评价水平的居民，对社区居住的满意度也具有显著差异，反映了社区感知特征与居住满意度之间的强相关性。

结果表明：不同的个人属性（性别、户籍、学历、月收入与原工作职业等）的老年人在居住满意度上具有明显差异，户籍、性别等特征老年人的群体差异最突出。具有城市户籍的老年人居住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女性的居住满意度略高于男性。随着学历水平的提升，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而学历较低的老年群体的满意度较高；个人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满意度较低，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四种社区感知特征中，社区治安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总体便利与社区美观，交通通达与社区娱乐次之。

5 主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5.1 模型拟合检验 5.1.1 信度分析

信度是对数据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进行检测的步骤，以筛除无效数据并保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并选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作为本次衡量数据信度的指标。Cronbach's α系数的值介于0和1之间, 其α值越大，越靠近1，则表示该问卷的数据间相关性越好，数据可信度越高。根据Cronbach's α相关规定标准，当α大于0.8则表示内部一致性极好，α介于0.5 —0.8之间则表示其一致性较好，而α小于0.5则反之。

本文运用SPSS软件中的Scale模块的可靠性分析对545份问卷数据进行初步的检查和筛选，得到Cronbach's α值为0.823，表明本文使用问卷调查结果具有极好的内在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予以保留。

5.1.2 拟合指数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与传统的多元回归方程分析方法相比，结构方程融合路径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众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容易辨析。在确定好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后，构建概念模型，并运用AMOS 24.0软件模型建构结构方程。通过对模型进行反复尝试与检验，结合问卷数据得到最终的拟合指数与分析结果（表 5）。

通过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卡方值CHI-SQUARE/DF等拟合指数完全符合参考值，适配程度尚可。

5.2 模型结果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难以直接准确观察测量或借由观察变量反映的结果间接测量的变量称为潜变量。将问卷中老年人的主观感知情况作为观察变量，归纳出“主观建成环境”与“社区邻里交往”两个潜在变量，同时利用合肥市调研的11个小区周边1 km内5项基础设施的POI数据，计算出密度大小并赋值作为“客观建成环境”的内生观察变量。由三项相互联系的潜在变量共同影响最终的居住满意度（图 4）。

同时，根据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不同影响路径，本文利用SPSS中的Bootstrap分析进行显著性水平检验，将变量之间的相关效应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总体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总和（表 6）。

（1）住户经济条件状况对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大，经济条件好的住户对社区精神文化质量要求较高。通过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总体效益系数对比，个人月收入及子女个数对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其中个人月收入对社区美观程度、交通通达程度影响更大，子女个数对社区邻里交往、社区配套设施、社区美观程度影响更大。当住户经济条件较好时，可能其选择社区的机会越多，从而对社区建成环境的要求越高。在满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基本条件时，经济条件优越的住户则着眼于周边环境与社区美化等非必要因素，力求在精神上得到社区高质量服务。

（2）住户年龄对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大，老年人群体对社区建成环境各项指标均有需求。据表 6可知，年龄对满意度及其相关各项指标均影响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为社区邻里交往要素。高龄老人属社会弱势群体，其缺少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因此可能更需要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高安全治安环境。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空巢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精神文化上出现空缺，因此需要通过高频率的社区邻里交往、温馨舒适的社区环境以及通达的交通等对空巢老人进行情感支持。

（3）基本属性特征（性别、户籍、学历）对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小。性别、户籍、学历对各内生变量的效应均较弱，可见住户基本属性并不是社区建成环境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5.2.1 主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通过标准化模型图（图 4）可以看出，主观建成环境的路径系数高达0.81，具有较强的重要性。主观建成环境的数据指标主要来自问卷调查中的社区感知，而老年人对于社区感知判断的主观性较高，所以对满意度具有较大影响。

总体看来，主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整体满意度影响最大（主观建成环境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81），标准化模型中内生变量主观建成环境与其他8项观察变量的SMC（参考值>0.3）与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参考值>0.6）基本契合，这说明变量数据完全符合内生变量主观建成环境的观察变量，同时与满意度相关性很强。因此主观建成环境对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较为关键，数据结果符合先前的假设1。另外，本文选取的8项主观建成环境指标均与居住满意度有密切关系，这代表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居住区功能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居住功能，而是愈发重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绿化环境、配套设施、出行便捷等方面。

总结而言，老年人对于社区的感知很大程度影响了主观建成环境的优劣，主观建成环境又与居住满意度正相关，所以老年人对社区的主观感受最大程度影响了满意度。社区感知满意程度提高，社区主观建成环境满意度也随之上升，进而提升居住满意度。即主观建成环境既影响老年人群社区感知程度优劣，又影响居住满意度高低。

5.2.2 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整体满意度呈负相关（标准化下路径系数为-0.03），整体相关性与重要性不高，具体看来，研究结果与假设条件2不符，即周边设施的完善并没有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原因可能是过多的活动设施会对社区的安静氛围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对老年人生活起居起到反作用效果，可见周边设施并非“多多益善”。面对相关性数值较低的结果，结合老年人群体出行活动频率较少，活动种类较单一的活动特征，可分析得出老年人对周边设施的需求量并不大，即设施数量过多或过低时都将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设老年人宜居的生活环境时，只需要布置适量的活动设施即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总体生活要求，既要考虑其服务覆盖面广，也要考虑邻近设施对老年人居住休息的噪音干扰问题。

5.2.3 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社区邻里交往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08），与假设3有所不同，一是因为相较邻里交往，老年人更看重生活质量的保证，因此社区也应做好本职工作，为老年人群体提供舒适宜居的建成环境；二是因为当今群众的娱乐范围不限于社区内部及周围，随着通讯设备的发展，老年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交际圈和娱乐方式，因而缺少对社区内邻里交往的迫切需求。

社区邻里交往中以老年人群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为基础，依然取决于被调查老年人个体对于邻里交往的选择性，社区居住满意度的提高会影响邻里交往的意愿，但邻里交往并不对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换句话说，居住环境并不是影响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如有的社区环境比较简陋，但邻里关系联系相对比较密切。

5.2.4 个体特征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在综合考虑和比较老龄居民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客观特征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后，部分个体属性特征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只有性别和户籍、学历和收入对社区感知或居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影响。居民对社区总体环境的满意度受学历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低的老年人的居住满意程度越低；收入10000元以上的老年群体对社区环境不满意，这可能由于随着自身消费能力的提高对周围物质环境、精神环境的需求水平也逐渐上升。

其次，不同工作职业的老年人对社区建成环境的满意度差异十分明显，服务行业人群普遍满意度不高，可能是工作性质导致的服务行业人群更能切身体会到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和想法。相比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居住满意度更高，这可能得益于城镇户口，城市生活相对带来的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社会资本和居住条件，使得老龄居民更加有认同感和幸福感。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POI数据，探究主客观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客观建成环境、主观建成环境、社区邻里交往以及满意度的多路径的交互模型。主要研究结论有：

（1）整体来看，合肥市老年人对社区居住满意程度为比较满意，不同个人属性（性别、户籍、学历、月收入与原工作职业等）的老年人在居住满意度上具有明显差异，户籍、性别等特征老年人的群体差异最突出。学历、个人收入与居住满意度也具有较大关系，随着学历水平的提升，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2）主观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路径系数为0.81），社区治安情况、美观程度、交通通达性与社区娱乐设施等感知特征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客观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呈负相关（路径系数为-0.03），社区周边设施密度越高，可能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老年人居住满意度不高；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即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能显著提升邻里关系，提高老年人的居住生活质量。主观建成环境（即老年人心目中对社区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故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可以从改善周边环境、提升社会交往活动等方面对社区建成环境要素进行补充与完善，以期提高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

（3）客观建成环境要素也会通过影响主观建成要素、社会交往程度而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在综合考虑主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社会交往等因素后，部分个体特征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性别和户籍、学历和收入对居住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

由于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导致城市内部出现较多随迁老人。而对于随迁老人来说，难以适应节奏紧凑、人口流动频繁、信息更迭速度快的城市生活。受生活习惯、方言和地域文化等限制，随迁老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较困难，较多是通过学习新兴信息媒介来充实生活。鉴于此，社区可通过举办能促进社区邻里交往的多元文化活动，为老年人普及一定的智能技术知识，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生活环境变化，从心理上、社会活动中使其获得满足感、幸福感，从而提升其居住满意度。

6.2 讨论

基于主客观结合的视角，探讨了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对合肥市老龄化研究和新城市建设实践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但目前还存在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在客观建成环境要素选择中，主要集中在社区周边1 km范围内，但不同属性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可能并不拘泥于这个空间范围；其次，在社区选择过程中，实质上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的居住满意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如单位大院、商品房、保障性用房等不同产权社区的建成环境也存在差异，下一步将深入探讨其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在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老年人、租赁房群体、外来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等更加令人担忧，这些群体的居住满意度感知和居住流动性意向应该给予更多关注^[25]。当前我国的老龄化程度由轻度迈入中度，而这一变化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原先的家庭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传统的三代同堂逐渐趋于小型化，随着社会压力增加，年轻人陪伴父母的时间也逐渐变少，导致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养老体系功能逐渐弱化。因此，通过改善社区建成环境，设置适宜老年人的休闲、健身、交流场所，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与社会交往，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居住满意度，是构建宜居城市、健康城市及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