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崛起，消费的政治属性逐渐被削弱乃至掩盖，展现出私人化、浪漫化的倾向，这使得消费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被隐匿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和物质丰盛的消费主义幻象^[1]。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一样，反政治化倾向的大众消费亟待透过商品“神秘的表面”追踪商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重返商品的生产—消费政治^[2]。商品链的研究范式以地理空间内商品的价值意义变化以及不平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批判不平等地方发展与消费政治的研究提供证据，为经济与文化的对话提供桥梁^{[3, 4]}。国外已有研究通过追踪商品链挖掘商品消费背后的非均衡生产地理、文化政治以及地方道德问题，大多聚焦于具体的如黄金^[5]、木瓜^[6]、家具^[7]等传统物质商品。但是偶像、游戏、音乐等文化产业孕育的商品链运行机制及其生产—消费政治尚未有涉及。

依托于全球流媒体平台的崛起以及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逻辑，韩国凭借流行音乐产业跻身世界第六大音乐出口国。伴随着人的商品化，K-pop偶像成为K-pop产业生产要素的核心。近年来频发的K-pop偶像自杀事件^①和性侵丑闻^②，暴露出K-pop行业内部系统性的身体虐待与性虐待，从而引起各界对K-pop偶像生产端道德问题的关注并予以“血汗工厂”的质疑。与传统物质商品生产体系对于真实生产条件的遮蔽而引发的消费政治实践不同，K-pop偶像作为人的商品化的直接产物，其生产与消费是地方道德实践的体现，充斥着复杂的道德地理问题。已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8, 9]}，并基于此对封闭社区^[10]、乡愁空间^[11]的空间实践开展地方道德评价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地方道德进步的建议与路径。作为特殊的文化商品，纽约纳斯达克电子屏幕上青春洋溢的偶像，也亟待被揭开“神秘”的面纱^[12]。

本研究以K-pop偶像为研究对象，引入Sack的道德地理相关理论，尝试从生产与消费的地方—道德维度，考察在K-pop偶像的商品链运作过程中生产与消费节点背后蕴含的社会关系以及两者的互动，以揭示K-pop偶像商品链的运转逻辑，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商品链（commodity chain）指最终结果为成品商品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网络组织，包括成品生产、分销，直至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所涉及的生产者和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利润分配^[1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Gereffi将生产组织体系扩展到全球尺度，并加入对地方及其社会背景的分析维度，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14]。通过连接全球范围内商品的价值流动，商品链视角为全球化商品表象下生产地理的权力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消费社会中，经由工业生产所形成的产品在被交换与消费的过程中成为商品，这决定了生产政治与消费政治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商品链运转与循环的逻辑。一方面，消费被视为生产环节的延续，商品以被消费为最终目的，通过消费资本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消费者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被动地接受商品及其被展现出来的生产过程，媒介对生产政治的再生产忽略甚至切断了对远距离他者的思虑，从而造成消费的“日常邪恶”（ordinary evil）^[15]，引发“责任地理”^[16]危机。另一方面，基于商品链的生产政治分析更多的是从消费环节切入，因为透过物品消费的棱镜可以解释其背后承载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全球化文化商品的劳动过程是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消费者对商品生产政治的态度与行为以“代理”的形式，影响了远方的生产政治及其所依托的地理改变要素^[17]。作为道德与政治实践的手段，消费能够通过对远距离的他者形成责任与关怀^[18]，影响地方的不平等发展。

虽然商品链研究为揭示商品生产—消费背后的不平等政治提供了洞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商品链具有强烈的二元划分的倾向，暗示生产端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消费端是世界中心的发达国家^[19]。其次，商品链研究具有一定简化论（reductionist）性质，虽然关注到了生产节点与消费节点的关系，但是仍强调生产—消费活动对于生产国的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将消费视为剥削性的生产活动的一环^[20]。此外，商品链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忽略了对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关注^[21]。因此本研究引入道德地理相关理论，尝试分别从生产端、消费端探讨中间暗含的道德地理问题，以补充商品链的生产政治和消费政治之间的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商品链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地方景观，本文引入Sack“二元道德论”^[22]的分析框架，以批判性的角度串联起生产与消费、地方和道德之间相互关系^[23]。生产、分销与消费节点通过商品链的运转编织了自然（nature）、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与意义（meaning）结合的地方织物^[24]，通过人的生产与消费行为转化为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与大众消费（mass-consumption）地理景观。为了在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寻求稳定，人们通过改造自然创造用于生产或消费的建成空间^[23]，分别通过劳动与买卖行为构建社会关系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

地方（空间）具有善恶之分，因为它允许或阻止了某些事情的发生^[25]。基于此，Sack提出评价地方道德的两种路径，一种是有关真理的工具地理判断（instrumental geographic judgments），另一种是有关良善的内在地理判断（intrinsic geographic judgments）^[13]。工具道德地理判断用以评估地方作为工具在实现特定项目方面的效度，即经验世界的自然（nature）、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以及意义（meaning）以及道德领域的自然（natureal）、正义（justice）以及真理（truth）的组合水平及空间相互作用对于地理能动者目标实现的效能。但是，服务于特定项目目标的判断标准使得追求真实、秉持公正以及顺应自然的判断依据随着具体项目而变，因而工具地理判断具有相对性。作为对前者过于相对性的补充，内在道德地理判断以不随特定项目而变化的普适性准则评估地方的两种重要特质：一是对本真世界感知的延展和提升的价值，即场所或空间应尽可能完整和公开地呈现世界及其部分地方的原貌及其关联性；二是保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价值，即构建更具差异化、多元化、丰富而多彩的现实世界^[9]。其中，真实性是多样性的前提，当多样性妨碍了人们对“真相”的“透视”，该场所即为消极的内在道德地理景观。地理是改变世界的工具，对地方所创造的景观及其产物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时，应更多地融入内在地方道德的评价标准，以帮助人们塑造更加真实、异质而有趣的地方，推动地方终极的道德进步。

本研究将Sack的道德地理理论引入K-pop偶像商品链的生产—消费政治研究中，从工具地理判断与内在地理判断的角度分析K-pop偶像的生产政治与消费政治，以弥补传统的物质商品链分析中对伦理、道德、正义的视角缺失，为地理学家对文化商品链的研究注入全球性的道德关怀。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韩国流行音乐产业（Korea-pop，Kpop）所生产的偶像。在韩国文化的语境中，偶像（）指K-pop工业体系所生产的在韩国流行乐坛工作的音乐人^[26]。与传统歌手不同，偶像的音乐素养与技能被淡化，主要以编曲、群舞、妆造、性格和言谈举止等附加属性吸引粉丝，通过广告代言、出演影视作品、出席商业活动、开发衍生商品等渠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商业变现、创造收益。K-pop产业链以偶像的工业化培养为核心。Kpop偶像商品链由企划、生产、宣传、流通、消费五个环节构成，其中生产端包括了产品的内容企划、偶像培训与包装、音乐制作三个部分，分销商承担了产品宣传与流通环节，最终以实体唱片、数码音源、公演、衍生产品等形式为消费者消费，以实现K-pop产业的多元化收益。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的质性研究方法来追踪K-pop商品链背后的生产与消费政治。文本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由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KOFICE）发布的《韩流白皮书2019》（Hallyu White Paper）、《2019大众文化艺术产业现状调查》等官方产业报告。二是不同媒体针对K-pop生产过程的采访与报道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与传媒领域的学术期刊与著作所收录的文献。三是再现了K-pop偶像生产过程的宣传纪录片《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及其影评。纪录片作为一种充满多样化意象结构的文本，能与社会文化大语境进行良好的互动，是解构消费终端“光环”的重要依据；影评文本则反映了不同主体对商品本身及其广告内容的直观感受，是透析消费者消费实践的外在表征。通过对政府报告、媒体报道以及电影内容进行“细读”，可以揭示K-pop偶像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其互动关系。

以练习室为代表的劳动力要素的生产加工场所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下韩国的全球化运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框架赋予生产空间集经济增长与国家自信于一体的象征意义，并在其中构建了服务于工业化生产逻辑的多重社会关系。随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代的到来，韩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新自由主义理念重新制定，经济增长成为韩国民众成功、幸福和地位的重要象征，被奉为真理（the truth）。在这一社会框架下，韩国流行文化产业作为韩国新自由主义服务业的标志迅速崛起，而K-pop偶像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文化商品之一。遵循“汉江奇迹”的成功经验，K-pop偶像的生产与再生产场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逻辑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得以实现，并在首尔地区迅速推广，不仅为K-pop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符合工业标准的生产要素，也为韩国家庭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流动与财富手段^[27]。K-pop生产空间被不同主体赋予了符合K-pop产业发展与地方文化事业崛起的预期的意义，使得K-pop企划社、偶像、练习生以及韩国家庭皆被锚定于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生产与话语体系之中：对于练习生而言，出道成为偶像登上舞台是其意义；对于家庭而言，子女在演艺事业上获得成功并获得高收入与好名声是其意义；对于企划社而言，提高商品价值、加快利润回流效率是其意义。

K-pop偶像生产制度孕育了服务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关系，包括练习生之间的竞争关系、练习生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及练习生与生产资本间的劳资关系。韩国练习生的出道比例逐年下降^③，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入市场使得练习生之间的竞争关系愈加激烈^[27]。一方面，大型企划公司由于对练习生的素质要求更高，因此出道组成员会随着高频次的月度考核而变更频繁，临出道前被淘汰更是常有之事；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竞争力的练习生以进入大型企划公司为目标，一些小型公司不得不从海外挑选有实力的练习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练习生的储备市场，加剧了练习生之间的内部竞争。但是，这种激烈的同辈竞争依然建立在行业高层对练习生各项属性的公正评估之上，规范的培养机制以及优胜劣汰的准入/准出制度使得练习生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且公开。

练习生的挖掘与管理是K-pop产业的核心^[28]。作为Kpop偶像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要求投入要素，练习生的高度可支配性以及服从性来源于家庭的人格教育与金钱投入。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韩国家庭将子女送入“偶像预科学校”（idol prep schools）^④，使预备练习生接受符合韩国世俗观念的道德观教育——人格教育，旨在向练习生灌输进入K-pop培训体系所要求的价值观：礼貌、谦逊、感恩、孝顺、善良、无私、自我牺牲^[27]。但是，激烈的同侪竞争以及艰苦的训练生活使得父母在K-pop偶像事业上的投入更像是一场“赌注性”投资，且几乎没有有形红利^⑤。

基于工业化的生产逻辑，兼具长期性和强制性特点的劳动合同^⑥界定了练习生与企划公司之间的关系，为K-pop偶像工业化生产过程的有序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首先，K-pop偶像的平均职业年龄为30岁，7—15年的劳动合同几乎垄断了其全部的演艺生涯。其次，高强度的封闭式培养使得企划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且严苛的练习生管理制度，以减少练习生中途退出带来的经济损失。2019年，韩国练习生每月人均支出费用达到116.9万韩元（折合人民币6000元），而违约金则可高达数亿韩元。劳动合同不仅规定了练习生与所属公司的经济关系，也确保了企划公司对练习生的生活作息、饮食、容貌、身材以及情感的控制权，为维系K-pop产业的高度集中的等级生产体系以大规模制造快速盈利、相对同质化的K-pop偶像提供法律保障。

在新自由主义社会框架下，K-pop偶像生产空间所包含的各主体对梦想、名声、金钱以及民族崛起的追求符合Kpop产业环境下人们对“真理”的美德标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搭建与维系皆服务于K-pop偶像的高效生产。

商品化过程剥离了偶像作为人的多元特性，使得真实价值从地方层面的剥离。K-pop偶像是严格的市场化实验后形成的工业产物^{[29, 30]}，是受资本主义控制而被有目的地制造以达成政治与经济目标的工具^⑦。在K-pop产业近30年的经验积累和隐性知识的交互作用下，许多无益于效率提高的管理体制、训练模式甚至表演形式都得到了改进并迅速推广为业内共识。在限制性审美标准的约束下，无论是练习生选拔还是公式化的音乐制作，都使得原本倾向于个性化表达的身体及其美学与性欲经由工业同质化的塑造后被“去个性化”，而毋论偶像本身的文化背景。相反，偶像的国籍与文化背景更倾向于以一种标签的形式供其母国的消费者消费，以迎合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地方文化认同。撕开国籍与文化的标签，其工业化的商品属性（包括歌曲与舞蹈编排、歌唱实力、性格人设、姣好的身材等）依然是其获得全球性成功的关键所在。K-pop产业对于偶像的工业化与同质化打造引发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批驳。《纽约客》杂志将K-pop定义为“由韩国音乐制作工厂批量生产的音乐”^⑧，K-pop偶像被视为“除了实际表演外没有音乐制作与编舞能力的公司意志的传达工具”^⑨。

在“奴隶合同”的约束下，K-pop练习生因受到公司的全方位控制而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发展，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尤其是消费者对真实世界尤其是生产空间的感知。封闭的训练室、练习生宿舍以及具有保密性质的劳动合同，使得大众媒介成为外界了解K-pop偶像及其生产空间的主要来源。在新自由主义与市场理性的理念下，虽然“预科学校”的人格教育、练习生劳动合同的签订提高了低薪劳动者这一生产投入要素的服从度与可支配度，但是作为面向全球化的流行文化商品，对不同文化背景、性格特征、形态外表的人的高度同质化改造，会通过影响远方的消费者体验而将真实的地方隔绝在外。这种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不仅来自于偶像本身的国籍与民族特性、性格与外貌特质等，而且来自于媒介对K-pop偶像生产地方要素的重塑与呈现。

广告蕴含着地理关系以及地方建构的途径^[31]，是破解现代消费社会利用理想化的后现代话语掩盖真实性的有效文本。以广告为代表的媒介通过改写K-pop偶像的生产实践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关系与意义，营造了遮蔽生产与消费政治的消费情境。K-pop偶像的消费空间满足了人们对情境、社会关系与意义的工具性需要，但是它仅仅服务于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主体的精神需要与情境满足，而没有考虑如何创造和呈现更加真实与良善的地理世界。

通过“部分暴露”^[5]偶像组合BLACKPINK的生产节点，纪录片《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在抹去偶像同质化生产流程的基础上，消解了生产地方真实的自然、意义和社会关系并构建新的地理图景，将真实的生产空间隔绝于远距离的消费者认知之外。首先，纪录片的整体基调建立在“偶像的生产基于多元化发展”这一基础之上。通过成员对自身性格特点与家庭背景的阐述，纪录片着重塑造了四位成员的差异性以及自主性，表现其对K-pop生产空间的主导性，比如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上舞台、能够在专辑制作中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以及在闲暇时自由地前往与自己兴趣相关的休憩场所等。其次，纪录片呈现了行业规则制定者（音乐制作人）对偶像的规训与评价，这是对真实地方要素的加工。影片规避了成员口中“消极情绪”背后的生存处境与生产关系，营造出一种无限逼近于消费者所处现实环境与理想意境之间的“拟态情境”：原本受到生产者规则严格控制的生产空间展现出更具自由度的一面；练习生之间的内部竞争关系与劳资关系被模糊化为成员间的友情以及制作人与偶像间的平等关系；生产空间更是被写意地描绘为为成功出道而努力的“梦想”的场域。广告将自身置于并脱离特定地理背景的行为破坏了商品本身的意义并增添了新的间接意义^[23]，重塑了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情境、社会关系与意义，但是无益于消费者对本真世界全貌的感知。

通过购买工业化生产的商品，消费行为消解了商品背后的“真实地方”并构建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的地方与景观^[32]，包括情境（context）、社会关系以及意义。基于Sack对大众消费结构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对K-pop偶像宣传纪录片在IMDb中除去恶意刷屏嫌疑的147篇影评进行文本分析^⑩，以直观呈现K-pop偶像的大众消费结构，为分析Kpop偶像的消费政治提供依据。

在富于变化的消费者世界里，对自然或建成环境的商品化改造为人们提供了稳定性价值^[31]。为适应K-pop线下业务拓展而兴建的大型娱乐场馆、首尔的K-pop Mall以及城市里的K-pop主题酒吧，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通过消费控制和改变自然以创造新的实体情境的可能^[23]。但是对于大多数海外消费者而言，由于无法直接介入实体消费空间，媒介中的生产地特性与偶像特质成为其消费K-pop偶像的主要情境，并在观念上构建了偶像的生产地方——韩国。但相对于地图上实际存在的韩国，作为相对同质化的工业流水线产物，K-pop偶像所营造“构想地方”更倾向于指向一个同质化、抽象的世界。因此，偶像在演唱会、商场还是广告或虚拟空间等不同场景中被消费，对于消费者体验的本质而言并无差别。媒介为消费者提供了简单、通用的“去地方化”的消费情境，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寻求稳定性的需求。

“纪录片⋯⋯提供了很多有关K-pop生产地的信息，包括它的制造工业以及前后辈文化。（纪录片）告诉我们在韩国进入K-pop行业需要做些什么以及身为K-pop偶像的梦想与瓶颈，这使我深受触动⋯⋯这让我想要学习韩语，因为我想更直接地了解她们的成长背景和韩国的社会文化。”（网友“ellagordon-54475”，2020.12.11）

在消费社会中，经济支配着社会关系，而商品又通过支付行为强化了这种支配^[17]。这一支配关系的前提是，消费者需要通过归属感来消解在“陌生人世界”中被分隔的恐惧。“情绪过山车”（Emotional Roller Coaster）是影评文本中出现较多的标题，意味着消费者能够与影片中偶像的处境产生共情。这种共情的前提是他们处于并拥有相似的生活阶段和心理状态，包括成长的迷茫、学业/工作的压力、成功的喜悦以及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消费K-pop偶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被接纳的机会：通过购买K-pop专辑、参加演唱会与粉丝见面会，消费者不仅与偶像建立了情感联系，而且与喜好相同的其他消费者建立了社会纽带，为这些处于过渡期的年轻消费者提供“认同的愉悦”。定期举办的粉丝团体的仪式性活动，为消费者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同时加深其对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消解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孤独感。

“我真的很喜欢成员们真实表达她们感受的样子——她们深切的情感、恐惧、不安全感、兴奋⋯⋯这让我意识到她们和我一样是人。”（网友“nataliasaopaulina”，2020.10.14）

“我为自己是一个Blink而感到骄傲。因为爱你们，我找到了我归属的群体Blink⋯⋯我不再是一个人⋯⋯我们Blink会一直陪伴你们，爱着你们，支持你们。”（网友“ryrajeshyadav”，2020.10.14）

建立社会关系是传达意义的前提。现代社会语境（context）的割裂与隔离使得人们复杂的个人经历与意义难以分享，Harvey（1985）将其概括为“创造性的个人主义孤独”（loneliness of creative individualism）^[33]。因此人们亟需创造并传达意义。符号也是意义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创造了大量公共符号从而能够合理地协调并解释现代世界的运转规律^[23]，因为符号能被轻而易举地功利化，且容易被分享和扭曲。由功利化符号所建构的意义变得不再厚重，人们通过消费即可完成仪式并被纳入特定群体。听某个偶像的音乐、看某个偶像的综艺和物料并与同好交流或“二次创作”是消费者形成反身性并获得意义的仪式。与其他形式的青年流行文化粉丝社群一样，K-pop粉丝文化是一种关于他们的性情、厌恶/喜好和抱负的自我表达，不仅反映了现实的、现在的自我，而且还形成了期望的、未来的“理想人格”（网友“winashr”, 2020.10.14）。通过消费K-pop偶像的理想“人设”，消费者通过创造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无价值感”。在后现代的消费语境中，Kpop偶像消费空间的符号意义对于消费者而言是特定的“真理”，是其消解后现代困境所需要的“灵感之源”。

“BLACKPINK照亮我了的天空。我敢肯定，10年后，甚至20年后，我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依然会哭。Jisoo，Jennie，Rosé和Lisa，你们四个人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美好，也给了我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意义。”（网友“logand-67695”，2020.10.14）

“看完之后，我想我找到了追求心中所想的信心。BLACKPINK是我的灵感之源！”（网友“otblackpink-29185”，2020.10.14）

消费为了创造情境而消解情境，为了创造社会关系而消解社会关系，为了创造意义而消解意义^[23]。在纪录片所设置的“通用”语境下，情境、社会关系与意义构成了K-pop消费空间的地方要素，消解了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孤独”与无价值感。因此，K-pop偶像消费空间对情境、社会关系与意义的设置服务于后现代消费场景，是一项能够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以促进消费的地理工具。而偶像是否为生产商获得利润的“机器人”（网友“jinalmaden”，2020.10.14），纪录片所展示的地方真实性（the real）并非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在K-pop偶像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景观在内在地理判断上是积极的道德地理景观，并通过生产、分销与消费端的地方要素配置、消解和重构，促进了商品链的高效运作与循环。K-pop生产端的自然、社会关系与意义的搭建与维系，皆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社会框架下K-pop偶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模式，以提高K-pop产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从而创造更多的地方收益。而在经由媒介重塑后的消费端，消费者满足于视听文本所构建的服务于后现代消费场景的情境、社会关系与意义，通过直白通用的消费情境、消费仪式所构建的群体关系以及碎片化的符号意义，有效地消解了消费者在现代社会中的空洞感、孤独感与无价值感。K-pop偶像的消费景观以促进消费、加快资本回流以推动商品链高效运转为目的。消费空间的工具地理特征促进了生产端的地方要素再集聚，生产端的工具地理特征又促进了消费端的后现代性消费需求。因此，K-pop偶像商品链的运转基于生产与消费景观的工具地理特征互动，从而形成了K-pop偶像的生产与消费政治。

尽管K-pop生产与消费景观具有工具性的地理价值，但是不利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因此K-pop偶像的商品链的生产与消费互动具有消极的内在道德地理特征。K-pop偶像的生产景观是封闭且相对同质化的。偶像本身以及相关媒介是遥远的消费者感知真实生产空间的主要来源。广告作为现代大众消费景观中的一部分，向消费者“贩卖”其所期望的地理环境，有意掩盖了生产地消极的内在地方道德实践，如“奴隶合同”、不平等的利润分配以及身体主体性的丧失等，使得真正的地方不能被消费者平等地“接触”，成为“消失的存在”（absent presence）^[34]。这造成了消费端不平等的消费政治。对于身处后现代性的工具道德地理景观中的消费者而言，他们通过消费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非道德实践”：一方面，受制于相关资本的舆论控制以及真实世界的“缺席”，消费实践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具有后现代性消费特征的消费群体作为主观能动体，倾向于主动相信广告中对商品本身及其生产过程的呈现，而地方“真理”并非后现代消费社会所追究的内容，从而在消费者世界中隐藏了K-pop偶像的生产政治与被资本所操控的消费政治。对生产与消费节点的内在地理评价标准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原有的K-pop偶像商品链的要素流动效率，但是能够为塑造更加真实、异质而有趣的地方提供道德进步的方向。

① K-pop偶像生产空间是积极的工具道德地理景观，新自由主义构建下的自然、社会关系以及意义促进了K-pop偶像产业的高效运转。但是，通过不平等劳动合同的约束，K-pop偶像生产空间阻碍了K-pop练习生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发展，因此具有消极的内在道德地理特征。②媒介构建下的K-pop消费空间营造了后现代性的消费场景，通过满足消费者对于空间情境、寻求认同以及创造意义的需求促进消费，提高了K-pop偶像的商品价值。但这种对生产地事实的掩盖使得消费空间丧失了地方真实性与复杂性，而呈现单一与割裂的消极的内在地理特征。③在K-pop偶像的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景观作为积极的内在道德地理景观，促进了商品链的高效运作与循环。但是，K-pop偶像的商品链的生产与消费互动具有消极的内在道德地理特征不利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消费者满足于相对的“真理”（the truth）而不再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真实”（the real），从而在消费者世界形成内在道德评价下的“非道德”消费实践以及被隐藏的生产—消费政治。

商品链研究多从追踪具体物质商品的生产节点入手，强调商品的生产—消费活动对于作为生产地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剥削，从而揭示商品生产—消费背后的不平等地方发展问题。消费节点被简单地作为剥削性生产活动的一环^[35]被纳入商品链的循环。本文通过K-pop偶像这一案例破除了商品链的二元划分倾向，证明商品链对生产地的剥削并非只存在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其次，本文从道德地理的理论视角出发，指出虽然生产节点的道德景观塑造了满足于消费者对商品期待的消费场景，但是，消费作为人们地方道德实践的过程，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影响商品链生产节点道德实践的重要环节，强调了消费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并且，本文对Sack的道德地理理论在商品链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本文分别从工具道德地理与内在道德地理的角度辩证地评判商品链中的生产与消费实践，从道德层面重新审视了商品链对于不同地方促进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意义，这不仅有效解释商品链的生产—消费节点间的互动机制，而且为塑造更具真实性、异质性且充满意义的地方提供道德进步的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文化转型的当下，流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诱发了一些过度娱乐化的行为，“饭圈乱象”在互联网世界与现实生活中仍层出不穷。本文从道德地理学的视角探究了偶像商品背后生产—消费政治的互动机制，这对于对我国发展良性的文化娱乐产业尤其是偶像产业的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尽管本文深入探讨了K-pop偶像这一文化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节点的互动机制，但是鉴于案例选择的局限性，其他新兴的流行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政治研究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补充。

注释:

①2017年12月18日，SM娱乐公司旗下K-pop男子团体SHINee成员金钟铉因抑郁症在家中烧炭自杀，年仅27岁；SM娱乐公司原Kpop女子组合F(x)成员崔真理疑似因“触犯行业禁忌遭受网络暴力”而患抑郁症，于2019年10月14日于家中自杀，年仅25岁；同年11月24日，DSP娱乐公司旗下女子团体KARA成员具荷拉因抑郁症在家中自杀，年仅28岁。

②2009年3月，韩国女星张紫妍上吊自杀并在遗书中指控其经纪公司逼迫其被性虐待近百次，就连父母的忌日都无法避免，一旦不服从就会遭到身体虐待的事实。

③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发布的《2019大众文化艺术产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韩国练习生出道的平均比例为70.2%，比2016年下降了9.7%。

④偶像预科学校是为K-pop歌手提供预备的“专业培训课程”的具有盈利性质的私立机构。

⑤Seoulbeats. Raising an Idol: Parents of K-Pop Stars. (2012-05-28) [2022-04-22]. https://seoulbeats.com/2012/05/raising-an-idol-parents-of-k-pop-stars/。

⑥韩国男团JJCC前成员迈克·亨利（Mike Henry）在其YouTube账号中表明“韩国艺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期限通常为7—15年”。在2009年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KFTC）对艺人的经济合同进行监管之前，练习生合同年限一般为10—15年。

⑦Valge C, Hinsberg M. The capitalist control of K-pop: The idol as a product. (2019-10-02) [2022-04-22]. https://icds.ee/en/the-capitalistcontrol-of-k-pop-the-idol-as-a-product/。

⑧Seabrook J. Factory Girls: 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K-pop, the New Yorker. (2012-10-08)[2022-04-2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10/08/factory-girls-2。

⑨Bevan D. Seoul Trained: Inside Korea's Pop Factory. SPIN. (2012-03-26) [2022-04-22]. https://www.spin.com/2012/03/seoul-trained-inside-koreas-pop-factory/。

⑩https://www.imdb.com/title/tt13058290/reviews?ref_=tt_u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