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空间重构，带来了城市社会群体的日趋异质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城市内部，以不同种族、民族为代表的多元社会群体，因其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其社会分异与融合正成为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重要议题^{[1, 2]}。在西方早期的研究中，种族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主要从静态的居住格局出发，探讨基于居住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并侧重于通过各类指标测度群体的分异程度^{[2, 3]}，对居住区之外日常活动中的群体间隔离与接触情况研究相对有限且多为定性阐述而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移动性转向影响下，研究者进一步意识到种族和民族的分异不仅存在于居住地，还存在于人们日常活动的其他锚点中^{[4, 5]}，而时空间行为的理论和方法论为突破传统的静态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局限提供了可能^[6]。已有学者通过分析时空间行为特征与模式差异解读种族与族群的社会空间分异问题，特别是结合“活动空间”、“潜在活动空间”等概念测度种族分异的特征、模式^{[7, 8]}。

我国不仅有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等少数民族人口集聚的地区，同时也在其他城市或地区中广泛分布着少数民族人口。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2547万，较2010年增长10.26%，占总人口比例的8.89%，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总体空间格局^[9]。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显著，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有别于以经济中心为导向的劳动力迁移，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特征促使其更加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并向文化中心进行集聚，在活跃了城市经济的同时，增加了城市内部社会文化的多样性^[10]。总体上，我国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居民混合程度明显高于美国城市中种族（民族）居住混合程度^①，但民族之间仍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价值观、经济收入以及受户籍制度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异^[11]。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者已经就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变化与民族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12-14]。城市地理学也基于居住空间的民族间社会空间分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居住空间外的其他日常生活空间中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探讨相较于收入阶层差异^{[15, 16]}、性别差异^[17]等其他议题而言，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其中，立足民族社会文化特殊性，对其活动模式差异与多时空尺度社会分异的研究更有待进一步开展。伴随着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对民族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分别指出，需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及“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支持力度，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此背景下，如何透视各民族居民与城市空间、社会空间的关系，理解民族融合现象与机制，促进各民族在城市空间中的交流，特别是居住空间之外的分异与接触，需要城市地理学者在未来进一步探索。

已有研究中，学者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进展^[18]、主要测度指标^[19]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与介绍，也有学者开始着眼于居住空间之外的活动空间进行国内外社会分异研究的总结^[20]，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社会空间分异的认识。不同于收入等社会分异研究，种族/民族社会空间分异还受到族裔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身份认同等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将其进行专门性阐述。同时，针对族裔的时空间行为数据收集具有一定的难度，尚有待进一步开展。因此，需要在对种族/民族社会空间分异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分异研究从静态居住空间向动态时空间行为转向的理论与现实要求，提出研究框架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思考。基于此，本研究将在梳理与总结国内外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异研究基础上，结合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行为转向，思考民族视角下的时空制约，并借鉴时空间行为研究对日常活动空间的理解与实践，提出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进而提出主要的研究议题，并认为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可以为多角度理解民族社会文化、构建理论模式和进行精细化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为促进民族融合，提高社会凝聚力提供有效的途径。

在对基于居住空间的种族/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理论与实践进行讨论与借鉴时，本文首先就作为分异主体的种族、民族以及族群概念的内涵与异同进行辨析和说明。种族（race）是在人类学视角下具有不同身体特征、祖先、遗传特质的人群^[21]，其定义并不对是否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习惯等做出要求。民族（nation，ethnic group）在指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语言、聚居地、经济生活、文化类型、生活习俗和心理积淀的人类共同体，也包括因共同宗教信仰而结合的群体^[22]。族群（ethnic group）强调文化、身份共同性^[23]，常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存在^[24]。总体上，由于种族一词常与歧视与种族主义等问题相联系，因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少被提及和使用，本文中种族/民族主要对应英文中ethnic（group）含义进行阐述。

种族、文化的隔离和分层是西方国家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来源^[25]。以种族文化隔离为社会分异主体的早期研究重点关注移民过程中族群与地区间的互动过程与模式，如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就曾将族群间的互动划分为相遇—竞争—适应—同化四个阶段^{[26, 27]}；戈登^[28]将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的种族关系解读为“盎格鲁—撒克逊化”阶段—熔炉阶段—多元文化主义阶段。此后，又涌现出来内部殖民主义^[29]模式、扩散模式等理解区域和族群关系的理论模式。

居住空间分异的测度方法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隔离指数^[1]及暴露指数^[30]，这两个指数通过揭示两个群体在空间上的分离程度以及相互接触的机会，从汇总的视角对种族社会空间分异进行量化。由于简单易操作、数据易获取（基于普查数据），这两个指标目前仍被作为基础性指标，广泛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中^[31]，并为种族社会空间分异变化的长期追踪提供了可能性。但此类基础指标存在适用群体有限，对空间性考虑不足，维度相对单一等问题，因此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改进，使之适用于多个群体，并通过加入邻域矩阵、距离权重等方式强化了指标的空间性^[32]，同时在暴露指数中强调了种族间接触机会的非对等性的问题^[33]。此外，研究者还借助莫兰指数（Moran'I）等统计技术，综合多群体、空间性与局域性等方面，甚至加入对地块间人流信息等指标改进分异测度方法^[44]，进一步揭示社会空间分异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35]。

近年来，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探讨种族/民族分异问题，而是逐渐将关注点转向种族/民族所伴随的职业、收入差异及其带来的环境暴露、健康、犯罪等方面的问题，发现虽然不同种族/民族在城市中的空间隔离情况有所缓解，但少数族裔仍因居住隔离而面临着更高的人身伤害风险^[36]、低健康水平^[37]、噪声和污染暴露^[38]等问题。也有学者借鉴“接触理论”和“冲突理论”等进一步探讨空间上的接触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机制上理解空间分异对少数族裔的影响^[3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少数族裔的移动性劣势与居住地之外的隔离，开始转向对其他生活空间分异的探讨^[40]。

我国对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主要包括城市总体层面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居住选择和民族聚居区研究等几个方面。

城市总体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方面，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通过定性说明研究不同民族居住空间分布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41]。也有研究者基于人口普查或调查数据，采用隔离指数、莫兰指数等指标，对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社会空间程度进行测度，并通过比较不同时间截面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指数，说明其发展历程^{[42, 43]}，发现城市中居住格局由简单同质性向复杂异质性演变，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性有了较大提高。此外，基于因子生态分析法的城市社会区分析也得到广泛应用，在少数民族相对集聚的城市（如乌鲁木齐市^[44]、西宁^[45]等）中，将民族比例或混合度作为主因子进行社会区划分。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背景下，有学者为理解居住地视角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机制，聚焦少数民族的迁居意愿^[46]与居住选择过程，结合“推拉理论”，将宗教场所、民族聚居区等作为民族性推拉力，解释迁居行为的影响机制^[47]。也有学者将“关系建构”作为解读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问题的重要，认为强关系是散杂居民族社区社会关系建构的根本保障，弱关系则是关系拓展的重要途径^[48]。

民族聚居社区方面的研究是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与旅游学等多学科共同的关注点。民族社区被认为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社会共同体，城市地理学者就城市内部民族社区的演化与聚居区形成发展等问题开展了研究^[49]，从社区、活动场所视角，对少数民族对城市中的清真寺等宗教场所^[50]、传统民居^[51]等进行探讨，并结合旅游开发与旅游规划，提出了从社会空间的形成解读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策略^[52]。近年来，地理学者也尝试从文化视角解读少数民族地区人地关系、身份与地方认同等内容^[53]，通过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等理解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的身份建构，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地理学研究^[48]。

19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开始倡导学科范式的“移动性转向”。移动性转向的研究范式认为，当前空间、时间及社会维度的移动性已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但移动性本身是因人而异的，特别是社会强势群体移动速度的增长及移动范围的扩张实际上是以弱势群体的“非移动化（immobilisation）”为前提的^[54]。该范式适用于理解少数族裔和民族在城市活动—移动中的分异问题。

受社会科学领域的移动性转向影响，研究者逐渐将社会分异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居住地以外的活动场所，而近20年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则为从移动性差异角度认知这些家外空间的社会分异提供了可能性^[7]。时空间行为研究将个体的移动性理解为由复杂的移动模式及时空中的社会实践所构成，是个体因素（如社会经济属性、价值观、偏好等）、社会交往因素以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5, 56]}。个体移动性与个人自由度的感知^[57]、主观幸福感^[58]、社会地位及权力关系的形成^[59]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对社会互动及融合有决定性的作用^[60]，可以认为是影响社会分层及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61]。基于上述理论认识，时空间行为研究推动了种族/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对人口分布的动态性、空间需求个体差异性的重视。学者越来越关注除居住地外各类活动地点中的社会空间分异，并充分结合“活动空间”、“潜在活动空间”等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解读个体获取空间资源能力的差异性及其所反映的空间排斥、社会剥夺等问题^[62]，为更准确地理解种族/民族空间分异的表征与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

在种族/民族行为差异方面，移动能力的差异性是种族/民族时空间行为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私人汽车广泛普及，公共交通体系日益完善的高移动性社会中，群体间的移动能力差距实际上在增大^[63]。研究者还通过对通勤行为、生活时间分配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往往更易受到工作等强制性活动带来的制约，从而缩减休闲等可支配活动的时间安排^[64]。反映个人实际可达能力的活动空间方面同样存在种族差异，主要表现为少数族裔女性的活动地点在空间上受到更多限制^[65]。

活动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作为居住分异测度的补充与推进可用以评估种族/民族居民在日常活动中相互接触可能性。在活动日志支持下，Wong和Shaw^[4]测度了种族间活动空间重叠程度以揭示各个群体之间相互接触的可能性。Schnell和Yoav^[66]结合问卷调查，比较了在聚居区内外的非裔劳工生活空间的分异，证明了个体活动地与居住地的社会空间隔离程度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在时空间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于推广，手机数据等大数据也成为分异和测度种族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方法^[67]。研究者利用手机数据，从活动点数量、空间分布以及活动范围，构建分异指标，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判断种族间接触情况^{[68, 69]}。还有研究者通过社交媒体数据中使用者姓氏判断其所属种族，分析其居住地与种族主要分布地社会空间分异情况的差异^[70]。

可达性与社会公正问题也是种族隔离研究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认为社会空间分异更多地由资源访问和利用能力差异引起^[71]，少数族裔的可达性更差，如在达到潜在的工作场所^[72]、公园绿地^[73]、医疗机构^[74]等方面均存在劣势。与此同时，少数族裔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可能性更高，这种危险环境暴露包括日常活动中的空气污染与健康风险暴露、安全隐患的暴露等方面^[75]。

此外，混合地理学研究方法可以为综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研究种族/民族间“空间—社会—文化”三元关系提供重要参考^[76]。如Kwan提出的地理叙事方法（geo-narrative），在时间地理学概念框架下创新了传统叙事分析方法，将个体时空间行为与空间认知、情感体验、决策过程等主观要素有机融合，并通过基于GIS平台的分析组件3D-VQGIS进行实现^[77]。该方法已被应用于少数族裔的行为特征与情感体验的分析中，如美国“911”事件后穆斯林女性在城市空间活动中的情感体验，从主观认知的角度反映少数族裔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社会排斥、资源分配不公平等问题^[78]。由此可见，混合地理学研究方法能有效将社会文化及主观心理等因素融入到传统的空间分析中，在多族裔群体时空间行为分异等研究议题上有较大的潜力。

相较于西方时空间行为视角的种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我国民族时空间分异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郑凯等通过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分析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男、女居民在休息日和工作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并聚焦购物活动进行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对比^[79]。谭一洺、何诗等以西宁市为案例，利用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比较了回族与汉族居民的时空间行为差异，女性休闲行为特征，并建立了基于时空活动的民族间社会接触指数，测度了活动空间中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情况^[80-83]。但总体上，我国基于时空间行为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上都有待更多的积累。

综合基于居住空间与基于时空间行为的种族/民族研究可以看到，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为理解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分异提供了可能性并具有极高的有效性。但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往往采用一般性、普适性的研究去试图理解种族/民族间的动态社会空间关系，而对民族本身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特异性考虑相对有限。本研究尝试从民族特征出发，结合时间地理学中制约的概念与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中的行为转向，对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未来重点内容与方向提出思考（图 1）。

图 1(Fig. 1)

图 1 族裔视角下社会空间分异的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 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f Soc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from Ethnic Perspective

民族视角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需结合民族特征伴随的时空制约进行行为转向思考。在民族视角的研究中，民族特征除自身社会文化特征外，其民族内部的文化价值群体认同、族际的接触和社会交往情况以及身份建构与情感体验都影响了民族居民在多时间、空间尺度下的生活表征。结合时间地理学中的制约概念，（少数）民族居民的特征所带来的时空制约表现在：①少数民族因其相对较弱的移动能力与可达性，从而更易受到能力制约限制；②各民族在进行群体性文化活动，特别是部分具有宗教信仰并需要在特定时间、空间与他人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民族，他们的活动时空安排需要考虑组合制约的影响；③宗教场所、文化场所仅对特定民族开放，以及刻板印象带来的空间排斥，会通过权威制约影响到民族居民的空间可进入性。而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时空间行为转向主要议题，在民族视角下，需要充分考虑民族特征及其时空制约，才能充分理解民族间的动态社会空间关系。

民族视角下社会空间分异的时空间行为研究需在注重民族研究特色基础上议题更为多样化。少数民族居民在民族特征与个人属性共同制约下，在行为表现、社会交互、可达性、身份建构等方面均存在特殊性与差异性。未来研究中，需在突出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丰富研究内容，既关注行为本身的差异性及时间、空间上群体间交互的可能性，又要对移动性劣势下的可达性差异进行讨论，并在混合地理学研究方法支持下思考少数民族在活动空间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体验。①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时空间行为分异。对时空行为差异表现的研究，需要充分结合民族特征与时空制约，分析制约下的时间分配、活动空间、出行差异，时空密度等内容，透视民族间的时空行为分异。②多时间、空间维度的社会接触与交互。充分考虑研究所需要关注的社会空间分异维度，即关注民族居民在长期尺度、日常生活、瞬时活动移动过程中交互与接触的可能性，并加入对空间性的考虑，实现对多时间、空间维度针的接触情况测度以衡量社会交互情况。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借助大数据等方式实现更精确、全面的动态接触模拟。③民族间时空可达性差异。结合民族时空间制约，对个体和民族整体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在移动性劣势下，面对宗教活动等组合制约和场所可进入性等权威制约，如何应对时空资源差距，以揭示民族群体的生活状态、时空制约程度和日常行为模式，为制定公平社会政策提供依据。④活动空间的民族身份建构与主观情感体验。对少数民族居民而言，在城市活动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体验直接影响了其社会融入情况，需要在研究中加以重视，而以地理叙事等为代表的混合地理学研究方法能有效地将社会文化及主观心理等因素融入到传统的空间分析中，在多民族群体时空行为分异等研究议题上有较大的潜力，可厘清居民时空间行为过程中的主观要素、以及外部的时空制约的相互关系，以解释居民的时空行为模式，从而剖析不同群体时空行为分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主观心理机制。

民族视角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可以为理解民族社会文化、构建理论、推动精细化社会治理提供参考。本文期望在上述框架的指引下实现多个方面的拓展与创新：首先，通过将民族社会文化因素系统纳入到现有的时空间行为—社会空间分异分析框架中，正面关注时空间行为研究中长期以来重视不足的民族文化维度，拓展面向民族文化的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体系，进一步丰富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应用领域；第二，通过深化时空间行为方法论在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中的应用，形成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时空间行为研究范式与系统性观点，逐步构建民族视角下社会空间分异的时空间行为理论；第三，通过细致剖析少数民族的时空间行为及群际互动，立足不同民族的实际生活需求、深入探讨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公共政策场景，为精细化的多民族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种族/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发现：①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目前更加侧重讨论种族社会公平伴随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早期重点关注移民过程中族群与地区间的互动过程与模式，随后对分异测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中国则重点探讨城市总体的居住分异情况、少数民族居民的迁居与居住空间融合、民族聚居区等内容。近年来，西方研究导向更加关注种族社会公平伴随的社会问题。②基于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已行为转向。研究者开始关注居住空间以外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立足于少数族裔的移动性劣势，透视社会空间的不平等现象与差异化日常行为表现，研究呈现出行为转向。③时空间行为理论与方法为透视多维度时空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可能，研究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相关研究内容包括：透视群体间行为差异；通过活动空间测度种族/民族社会空间分异；探讨少数族裔的可达性劣势问题；利用混合地理方法实现将社会文化及主观心理等因素融入到传统的空间分析中。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认为各民族因文化、宗教和生活习惯特征而存在移动性劣势、民族共同活动、场所可进入性等时空制约，从而影响了其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移动，因而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需结合民族特征和时空制约对差异化行为模式、接触情况、可达性差异、主观情感等内容进行多时间、空间尺度的探讨，以期多角度理解民族社会文化，从而实现理论构建和社会治理目标，提升社会凝聚力。

通过行为转向下的研究框架，本文期望未来的研究将充分发挥时空间行为的方法论优势，对国内外长期以来居住空间导向的民族社会空间研究形成系统性反思，逐步推动民族社会空间研究的时空间行为范式的建立；与此同时，通过深入理解民族社会文化对行为的时空制约机制，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基于时空间行为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根基，为相关实证研究的解读和理论延伸提供依据，着实提升时空间行为研究在多民族社会治理中的有效性。为此，本文期望未来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完善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在三个方面拓展新方向：

（1）开展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横向对比与长期追踪、推动理论构建。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当前以时空间行为作为方法论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局限于单一案例、截面数据的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覆盖面广、数据周期长的时空大数据为研究时空尺度的扩展提供了契机。未来的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可在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上，开展多案例地的横向对比以及长期追踪分析，从多时间、空间维度系统总结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普遍性规律与接触情况，从城市空间、民族政策等角度对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长期变化予以因果关系解释，推动民族社会空间分异一般理论的构建。

（2）开展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混合地理学分析、深入挖掘社会文化机制。民族社会空间分异深受不同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空间机会供给、个体移动能力等易于量化的要素，缺少对民族社会空间分异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质性解读。未来研究可融合实证主义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开展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混合地理学分析，深入理解族群认同、共同价值观等社会文化要素对不同民族时空间行为差异的再生产，以期更全面地理解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

（3）深入思考民族社会空间分异与民族凝聚力关系、指导多民族社会治理。虽然民族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方法不断精细化，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空间分异仅能解读为社会结构的表征，并不能严格反映民族凝聚力的实际水平。目前已有学者尝试分析社会空间分异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如分析社会环境中的接触可能性提高是否有利于培育民族间的良性互动与正向态度；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探讨，形成民族社会空间分异与民族凝聚力关系的系统性结论，切实提升民族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政策指导上的有效性。

注释：

① 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纽约和芝加哥两大都市区的分异系数都高于80，分异系数最低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也高于30。而同年，我国的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的分异系数仅为30.5（根据李松等2015年乌鲁木齐研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