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全球城市的社会融合提出挑战，跨国、跨区域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极化和社会排斥成为包容性城市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1-4]。中国城市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转型和持续的人口流动，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虽然中国城市内部不存在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种族差异和冲突问题，但中国城市移民，尤其是低收入的乡—城移民依然难以融入本地社会，经历被本地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遭遇^[5]。

已有一系列文献关注到中国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中国城市虽然不存在西方城市广泛和深刻的民族、种族和文化冲突问题，但不管是乡—城移民、还是经济条件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的技术移民和退休移民，都面临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性歧视，尤其体现在住房方面^[6]。这种融入难的问题在空间上也直观表现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移民，尤其是大量低收入的农民工，集中居住在环境和设施质量相对较差的城中村等移民聚集区^[6-10]、或是居住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郊区社区^{[11, 12]}，与本地人产生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13]。即使住进本地居民为主的社区，移民的邻里交往、社区参与水平也明显弱于本地居民^[14-16], 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地方依恋感^{[17, 18]}。虽然有研究发现，移民愿意主动和本地居民进行日常的邻里交往^[19-21]，但本地社会却始终存在对移民的排斥。对移民身份的刻板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本地居民对移民群体的偏见^{[22, 23]}。本地居民也可能认为移民挤占城市的就业岗位和公共资源，从而产生对移民的消极排斥心理^{[24, 25]}。如何改善移民和本地人的群体间关系、促进群体间的理解与信任、提高城市社会的跨群体融合水平，成为城市发展与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城市研究的新议题。

城市规划和地理的学者强调在地化的地理空间要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日常的互动和邻里交往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场所内完成，因此，规划的视角关注作为居民日常活动场所的公共空间在增进跨群体交往和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26, 27]}。长期以来，规划学者认为设计合理、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能够成为居民接触和日常交往的场所，是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空间载体^[28-30]。联合国“人居三”会议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也强调：城市发展应该以公共空间为首要要素。然而，城市公共空间对社会融合、尤其是跨群体融合的内在影响机制较为复杂，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依然存在若干争论^{[1, 14, 22, 31, 32]}。首先，公共空间中很大一部分接触都局限于同一群体内部，而非广泛的群体间接触；其次，公共空间中短暂而表面化的跨群体接触可能对社会融合无效，甚至强化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弱势群体也会在感知到接触所伴随的无形偏见和歧视后选择退出公共场域而自我隔离；并且，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在跨群体融合方面的作用有别，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与此同时，不断增强的个体移动性又为跨群体社会融合提出挑战^[33-38]。不断增强的移动性增加了日常社会交往所处地理环境的情境多样性；不同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差异化的时空约束导致公共空间利用的时空模式有别；群体之间不同的移动偏好也导致彼此之间的活动地点存在区隔。这都使公共空间和跨群体融合的关系更加复杂。

借鉴时空间行为的理论和方法论，可以有效解决公共空间跨群体融合效应面临的移动性挑战。时空间行为的视角强调连续活动片段的时间和空间维度^[39]。其中，时间地理学强调个体的时空间行为是客观制约和主观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活动分析法关注个体整日的活动—移动模式，研究其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交互所产生的社会后果^[40-43]。时空间行为视角的研究在个体层面关注时空制约下的个体行为及活动—移动模式，汇总到群体层面可能表现为群体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对空间利用的时间错位。公共空间作用于跨群体融合要借助空间中行为和活动的中介传导，个体的活动和群体间的互动也要依托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情境。因此，从时空间行为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探究移动性挑战下公共空间对跨群体融合的综合、复杂作用机制。

本文借鉴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空间、时间、个体行为的角度，构建时空间行为视角的移民跨群体融合研究框架，旨在厘清移动性挑战下城市公共空间产生的跨群体社会融合效应。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跨群体融合研究有助于理解人与空间交互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包容性城市建设有借鉴意义。

在包容性城市发展的诸多条件中，城市地理和规划学者尤其关注地理空间要素对社会融合的潜在效应，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可以为跨群体接触创造机会，因此具有改善社会包容性的潜力^{[1, 31]}。Jacobs就提倡社区建设行人友好的步行空间、公共开放的广场和公园，希望通过社区尺度的公共空间营造出睦邻友好的共享社区^[29]。随后的一系列规划理论也一致认为：城市公共空间为彼此陌生的群体提供了共处的场所，可以重塑碎片化社会的整体凝聚力^[44]。增设各类开放的空间场地、丰富公共设施的类型，从而达到增进交往与促进信任的社会融合目的，成为众多规划师的共识。

此类规划理念背后所基于的是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接触理论”^[45-48]。“接触理论”非常重视日常情境下跨群体接触的意义，认为：原子化的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成员的接触，可以增进对陌生群体的了解、纠正先前可能存在的个人偏见、建立群体之间的理解和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在移民和本地人的关系方面，两类群体间的接触有助于本地居民解除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与偏见，移民也可以凭借与本地人接触更顺利地融入本地社会。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均有研究发现移民和本地居民跨群体接触所产生的积极效应^[49-52]。如Nielsen等人在中国和意大利开展了一系列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从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双重视角探讨跨群体接触对移民社会融合的积极意义^[49-51]。Górny等人也在受到跨国移民浪潮冲击的欧洲六国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和移民的日常接触可以抵消移民浪潮为本地居民带来的危机感、有助于本地居民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52]。为了克服面上调查方法在因果推断方面的不足，也有研究采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对跨群体接触的社会融合效应做出更加精细化的验证^[53]。

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公共空间促进跨群体融合的效应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争论。首先有一部分质性研究基于对空间使用者的访谈，发现使用者在空间中更倾向于和本社群的成员展开互动^{[1, 31, 54]}。也就是说，公共空间中很大一部分接触都局限于同一群体内部，而非广泛的群体间接触。例如Valentine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的研究策略，解读出公共空间使用者所秉持的群体间“非必要不互动”行为逻辑^[31]。又如Holland等人通过对现实场域的观察，发现不同群体的成员会在同一时间共享公共空间，但在共处的时段内却并不主动展开跨群体的接触^[54]。

其次，也有一部分围绕边缘群体的研究对公共空间中跨群体接触的积极影响提出质疑，认为短暂而表面化的跨群体接触对社会融合无效，甚至可能强化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群的偏见^{[1, 32]}。这部分的研究认为，公共空间中存在的大量接触都不满足“有效接触”的四个条件，即“地位平等”、“目标一致”、“非竞争态”、和“制度支持”^[45]，反复的表面化接触反而会强化群体间的偏见和冲突。Matejskova和Leitner提出，典型公共空间（如公园、街道）中居民的接触与交往形式往往粗浅而表面（fleeting encounter），在接触交往过程中缺乏对边缘群体的深入了解，反而可能加深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排斥心理^[32]。Li等人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将工作场所和社区日常场所中的公共空间进行对比，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社区场所公共空间中本地人和移民的接触相对比较局限，且社区公共空间中的接触也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改善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消极态度^[55]。与此同时，移民也会在公共空间的跨群体接触过程中感知到歧视和污名化^[56]，从而选择一种退出公共场域的自我隔离策略，与更广泛的社会隔离，从而逐步形成和本地居民“平行不交叉”的生活轨迹^{[22, 57-59]}。在一项对上海公共空间的民族志研究中，Orum等人就观察到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以及农民工在公共空间感知到偏见和歧视后的自我隔离行为^[22]。

基于上述两条质疑，有学者比较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在跨群体融合方面的作用^{[32, 60, 61]}。例如Piekut等人按照公共空间的规划功能划分出消费空间（如餐馆、商店）、典型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和制度空间（如：学校）等不同的类别，对比发现半开放的商店和学校等公共空间中的接触对跨群体融合更有效。他认为，公园、绿地和城市街道虽然向所有人开放，但完全的开放性已然将空间变成了供行人通行的“交通场域”，多数情况下，空间使用者仅仅是彼此擦肩而过，并不产生持续有意义的群体间互动^[60]。相反，Spijkers等人基于对空间使用者的深度访谈，对准公共的商业空间提升跨群体融合的价值做出阐释：餐馆、商店等准公共空间存在有规律、重复且持久的群体间接触，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持续的交流和协商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彼此的文化和处事方式、甚至适应对方的行为模式。因此，准公共空间往往更容易成为培育跨群体社会融合的场域^[61]。刘志林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不仅在促进邻里交往和社会融合方面的作用存在差异，公共空间的社会融合效应也在本地居民和移民两个群体之间有很大不同，公共空间对移民邻里交往的提升作用弱于本地居民^[14]。

公共空间的跨群体融合效应面临上述一系列争论，不断增强的个体移动性又使公共空间和跨群体融合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城市空间扩张、职住分离和交通机动化的趋势下，城市居民的个体移动性不断提高^{[37, 62]}。Urry在“移动增强”的现实基础上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移动性转向（mobilities turn）”或称“新移动性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在微观尺度上探讨了个人的“移动性”如何塑造社会价值，并强化已有的社会分层^[63]。这种“移动性转向”适用于当下城市的社会转型和空间重构背景，将个人在公共空间中静态的单次遭遇串联为动态的移动经历。移动性转向注意到不同群体面临的时空制约差异和空间不平等，基于这一视角审视跨群体融合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移动性带来的三大挑战。

其一是移动性提高带来的情境多样性：不断增强的移动性使个体的活动范围远超社区边界，增加了日常社会交往所处地理环境的情境多样性^{[33, 34]}，从而使得局限在社区周边、单一类型的公共空间难以充分解释跨群体接触或交往的影响。Pinchak等人对比了普查的行政边界、居民活动边界和认知的社区边界，发现居民活动边界远超社区范围，居民整日的活动范围、活动轨迹，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对社区、邻里的认知^[64]。个人的社会网络和日常联系已经不再局限于社区^{[65, 66]}，群体之间的日常互动也不仅仅在社区及周边进行。相应的，也有研究通过聚焦移民、低收入者等城市弱势群体，对其整日或惯常的行为特征进行精细的刻画，反映出弱势群体在连续变换的多重空间情境下的跨群体接触和交往、及其遭遇的社会排斥和偏见^{[67, 68]}。因此，有必要从个体的整日活动链出发，理解多重公共空间对跨群体融合的耦合效应。

其二是移动性约束导致的公共空间时空可达性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差异化的时空制约，尤其是弱势群体面临较强的移动性困境^{[37, 38, 69, 70]}，这可能导致不同群体在空间利用方面的时间和空间错位，从而削弱公共空间促进跨群体融合的有效性。

在空间方面，较低的交通支付能力使移民的移动性受限，移民聚集区周边落后的交通条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移动性劣势。对于部分居住在城中村、贫民窟等移民聚集区的移民，由于移动性的困境，其活动空间局限于聚集区周边，很少有机会扩展活动范围、在城市其他区域的公共空间与本地居民产生跨群体的接触和交往。如Shen开展的一项对于上海移民的研究显示，上海移民在郊区集中居住、和本地居民存在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并且住在郊区的移民移动性较差，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机会前往本地居民集中的中心城区活动^[71]。Lin等人也对温州市的移民聚集区展开研究，发现移民的活动范围多数局限在住区周边，且很少与本地居民有直接接触^[72]。与此同时，移民面临的移动性困境还表现在对住区周边设施的利用上。由于半开放公共空间限制性的准入条件、亦或是感知到空间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移民可能被迫逃离空间而“自我隔离”。因此，移民“邻近（proximity）”社区周边公共空间与设施，未必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可达（ac-cess）”或“利用（utilization）”^{[2, 31]}。如Liu等人发现社区中仅仅存在公共设施并不足以构成改善移民跨群体融合态度的条件^[2]。

在时间方面，移民将一天中的大量时间花费在社区外的工作地，职住分离带来的通勤也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在社区内公共空间活动的时间。如Chen等人研究发现即使居住在同一社区，移民也会受到通勤距离和工作时长制约，潜在活动空间和潜在的可利用设施存在更多限制^[73]。程雪洁等人关注职住分离背景下社区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和社区信任的影响，发现即使社区内存在公共空间，对于在职居民而言，长距离通勤依然和较弱的邻里信任感有关^[74]。Liu等人对比了本地居民和移民日常活动的时间差异，并分别对两类群体日常活动的时空路径进行可视化（图 1）：图中的每条路径反映出单个居民在24小时内的活动—移动模式，纵轴代表时间维度，横轴代表空间维度；在每条路径中，每个垂直的部分代表一个特定位置的活动，路径中粗体的部分标注出社区附近的活动。对比结果显示，与本地居民相比，移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距离社区较远的活动地点度过，且很少利用社区公共空间。这都可能削减其在社区公共空间参与活动、与邻居交往的时间和意愿，大大减少移民和本地邻居发生深入接触的机会和可能性^[2]。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公共空间的跨群体融合效应时充分考虑本地居民和移民差异化的移动性时空约束。

图 1(Fig. 1)

图 1 对比本地居民和移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路径[2] Fig.1 Time-space Path of Daily Activitie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s

其三是移动偏好产生的活动地点区隔：有学者开始关注到群体的移动偏好所导致的日常活动地点的空间分异^{[35, 36]}，意识到这种移动性导致的活动空间分异会对跨群体融合产生潜在消极影响。一项使用近40万个城市居民的定位Twitter数据开展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弱势社区的移民、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的惯常活动空间与收入较高者、中产阶级等群体存在明显的区隔^[75]。Wang和Li等人也利用活动日志调查等数据，发现中国城市不同群体有其各自偏好的差异化活动空间范围^{[76, 77]}。一方面，这种城市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会导致移民和本地居民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很难发生直接的接触。这种长期的活动空间分异甚至会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使城市特定区域的公共空间只为某一群体所用，从而大大减少两类群体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活动空间区隔导致的空间利用不平等可能会造成资源获取的不平等，进一步改变移民和本地人的社会关系和日常互动模式^{[78, 79]}。因此，需要在研究公共空间跨群体融合效应时关注移民和本地人不同的移动偏好及其导致的活动空间分异。

借鉴时空间行为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移民的跨群体融合，可以有效解决公共空间跨群体融合效应面临的“情境多样性”、“时空可达性差异”、和“活动地点区隔”三大移动性挑战，回应围绕空间与融合的理论争论。具体包括探讨个体的空间认知、主观偏好与行为场所情境的行为地理学，侧重时空间整体性与个体行为面临的时空制约的时间地理学，以及基于活动—移动模式的活动分析法。

行为主义地理学以地理空间中的人类行为（特别是对环境信息的认知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强调个体层面的空间行为特征及背后的心理学机制^[80]。行为主义地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人为核心、基于行为界定及分析地理环境的分析框架，可以被用于解释移民研究在面临情境多样性问题时，多维度的地理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研究中，情境与移民行为的关系通常以“地方”的感知与认知过程为中介变量，即通过分析情境变化的个体行为响应的心理过程，以个体行为偏好与空间感知分析不同群体对城市空间使用的差异。行为地理学方法在日常活动与城市空间分析、基于意象地图的社会空间分异等方面的具体应用^{[81, 82]}，可以为理解移民在不同情境下的认知与跨群体交往提供参考。行为地理学关注的个体行为偏好为解释个人活动空间的选择、理解多样化和差异性情境下的跨群体交往提供了基础。

时间地理学以个人为轴心，强调个人企划和行为所面临的制约^{[40, 42, 43]}。企划和制约是时间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分别从个体需求和客观制约的角度阐述了时空间行为的形成过程。具体到移民跨群体融合的经历中，日常活动企划的制定往往先于活动空间和互动对象的选择，从而决定接触和交往所处的公共空间和交往的群体类型。也就是说，每日活动的公共空间和接触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主动企划的结果。而在制约方面，移民的活动—移动的能力制约，活动同伴间的组合制约与场所对移民而言的可进入性等权威制约共同限制了移民日常活动的展开。受此影响，移民和本地居民在城市中的活动呈现差异化的时空特征，在公共空间中可能呈现差异化的时空节奏。总体上，时间地理学可以指导对移民和本地人群体在时空制约与个体企划影响下的时空间表现的解读和可达性的测度，同时其时间与空间的整体观可以为活动地点区隔研究引入时间要素，从而刻画群体间的活动空间动态差异，精确解释群体的时空间融合结果。

活动分析法通过探讨居民整日活动的规律来研究城市空间中人的行为。活动分析法用“移动”将“活动”串联起来，并且认为居民出行的“移动”是“活动”的派生^{[41, 83]}。活动分析法将单个的活动事件串联成连续的“活动链”，链条上的活动和出行事件具有一定的优先层级和次序特征，形成整日的“活动—移动”模式，对个体产生综合效应。这种“活动—移动”模式的研究一方面关注可能引发跨群体交往的活动如何嵌入到个体的整日活动—移动安排，并关注活动序列、实时暴露的地理和社会情境特征；另一方面关注日常工作等必须的刚性活动如何挤占可能有跨群体接触的弹性活动，改变其时间窗口和空间范围。进一步而言，整日活动链条中公共空间情境、活动同伴选择以及空间中的接触对象，都对跨群体融合的结果产生影响。活动分析法基于整日活动—出行链的视角，通过分析不同群体的活动—出行链的分离、区隔，强调了时空制约下各类日常活动及其交往情境的时序性和整体性，有利于更加整体化、系统化地解读移民和本地居民的跨群体融合。

随着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活动分析法的方法论创新，时空间行为分析在应用到广泛议题的过程中得到深化，逐渐形成基于个体行为的微观视角和时空间动态维度相结合的城市研究范式。时空间行为分析从“空间—行为动态互动”出发，考察个体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多样、动态、连续的地理情境，在移动性增强的现实下，揭示从地理空间到跨群体融合的复杂机制。随着活动日志调查、出行行为调查方法的成熟与完善，以及GPS轨迹数据和各类时空大数据可获取性的提高，时空间行为分析为刻画和探究移民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和微观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

通过梳理公共空间与跨群体融合的研究进展与时空间行为的理论方法，本文从空间、时间和微观个体行为这三个维度，初步建立起时空间行为视角下公共空间与跨群体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图 2）。

图 2(Fig. 2)

图 2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公共空间与跨群体融合的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Cohesion of Public Space and Migra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Behavior

空间维度上，一切形式的社会互动都依托于现实的空间情境，因此跨群体融合的研究需要关注公共空间中接触与交往的情境条件。一方面，研究需要关注公共空间的物质环境情境。公共空间的建成环境优劣很大程度上影响跨群体接触的感受和体验。传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实地观察采集物质环境的情境信息；而随着城市在线数据库的发展，利用网络在线数据评估公共空间的环境特征成为可能。如Mooney等人开发了基于谷歌街景来评价社区环境的方法，利用众包分享的网络照片捕捉步行友好、空间失序等多维度的建成环境特征^[84]。这些物质环境的情境信息可以与居民汇报的活动空间数据有效结合，为探究个体移动性所导向的跨群体接触动态空间情境提供基础。另一方面，研究需要关注公共空间的人际关系情境。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惯常活动的公共空间存在耦合关系，近年来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开始关注网络与空间的交互，如Browning等人构建同时包含居民个人和惯常活动地点两类节点的“个体—空间”交互网络，测算公共空间中发生邻里接触和交往的潜在可能性^[85-87]。这种“关系”构成的人际交往情境，不可避免地作用于跨群体融合的结果。关注空间具体的物质环境情境和人际交往情境，有助于克服移动性带来的情景多样化挑战，理解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对跨群体融合的差异化影响。

行为维度上，个体在选择活动时间、活动地点、交往人群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需要基于个体行为理解公共空间的跨群体融合效应。一方面，要关注具体公共空间情境下的活动细节，如空间中开展的活动类型、活动同伴。另一方面，要从整日的活动—移动模式及其与跨群体接触之间的时空制约关系来理解公共空间的融合效应。近年来手机信令、手机应用定位等大数据的开放获取为构建整日的活动—移动链条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海量数据带有实时、动态的地理位置信息，对单个的城市居民而言，可以在高精度上捕捉动态的移动轨迹、构建整日的活动链条^{[85, 88-90]}；对社会群体而言，将个人的时空轨迹汇总，可以在大尺度上反映群体的活动空间范围和时间节奏^{[75, 91]}。将行为要素纳入公共空间与跨群体融合研究，可以缓解移动性带来的可达性约束和活动地点区隔挑战，准确评估公共空间实际利用带来的跨群体融合效应。

时间维度上，群体间的接触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因此需要在多尺度的时间段内区分公共空间对跨群体融合的效应。瞬时时间尺度下，研究需要关注日常移动过程中瞬时空间暴露导向的跨群体融合情绪响应。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方法提供了评估当前公共空间情境下瞬时产生的跨群体接触感受、跨群体态度的可能性^{[92, 93]}。日常时间尺度下，研究需要关注公共空间中的跨群体日常交往。生命历程的时间尺度下，研究需要关注生命不同阶段的跨群体接触经历与当前公共空间情境的交互作用，探究过往的跨群体交互体验和当下的公共空间现实情境如何共同塑造个体的跨群体融合结果^[94]。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应用地理时空叙事、生命史访谈、追踪调查等研究方法，能够更细致地分析个体在短期和长期行为上的适应与调整策略，充分解释社会融合的动态演变过程。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与跨群体融合研究，需要整合空间、行为和时间三个维度，考察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多重地理情境下动态的空间—行为互动，从而揭示公共空间对跨群体接触与交往的影响机理。这一方面要对个体活动—移动的时空轨迹进行动态追踪，以期动态识别和测度个体在连续时间内、在多重地理情境下的空间暴露，更加全面、精确、动态地刻画个体社会交往的地理环境要素。另一方面，不仅要关注个体的时空间行为对交往和融合的客观促进或制约作用，还要注意考察个体应对时间约束和空间限制的主观调整、适应性策略，既包括短期内的时空行为调整策略、也包括长期内的迁居等重大生命事件。该研究框架将空间、时间、行为有机整合，最终实现公共空间跨群体融合效应的理论建构。

本文聚焦公共空间对移民的跨群体融合效应，从时空间行为的视角切入，首先梳理有关公共空间和社会融合的理论争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个体移动性增强为公共空间的融合效应带来的挑战。最后结合空间、时间、行为三个维度，构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考察公共空间、跨群体融合复杂作用机理的研究框架：首先关注单一活动片段所依托的公共空间物质环境和人际关系情境；其次串联出时空制约下连续的活动—移动链条，探究活动链覆盖的多重公共空间对移民社会融合的综合影响；并且要在瞬时、日常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上详细探究公共空间的跨群体融合效应。

时空间行为视角是理解公共空间与移民跨群体融合的有效路径，但目前仍有若干挑战需要城市研究者和规划师共同应对。首先是样本数量有限影响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时空间行为的采集主要依赖与研究者主动提供活动日志记录或主动佩戴便携式传感器，由于研究时间经费有限，难以拓展样本数量。虽然逐渐开放的地理大数据降低了识别时空轨迹和时空模式的成本，但由于隐私保护、数据垄断、分析技术局限的问题，地理大数据依然没有在大样本的时空间行为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有必要打破数据应用方面的部门壁垒，将提供时间、空间信息的地理大数据和捕捉跨群体融合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结合，构建公共空间对移民跨群体融合效应的一般性理论。其次，基于截面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论难以排除内生性导致的竞争性解释。目前的公共空间研究在分析空间所带来的社会融合效应时，多局限于某一时间截面上的相关关系，无法解释由于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偏好选择差异所产生的对居住社区、公共空间的主动选择过程，难以解释“空间—行为—融合”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开展实验介入设计或凭借深度访谈等的质性研究设计，厘清空间、行为交互产生跨群体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