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极化与社会融合问题是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1, 2]}。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深入，城市社会内部的群体异质性与冲突不断增加，如何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已成为当今各国城市治理的重大现实挑战^[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和空间流动性不断提高，社会隔离、交往缺失、社会信任降低、社会认同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考察中国城市转型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的热点议题。大量研究就社会融合的理论内涵、测量体系、影响因素、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区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基本空间单元^[2]。邻里交往、互助与信任被认为是形成广泛社会融合的基本前提，由此也形成了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传统。这一研究路径更多是从居住空间分异出发，从个体尺度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居住社区尺度的地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与机理。大量研究致力于考察邻里互动与信任在不同类型社区、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之间的异质性格局，从而透视城市社会转型与空间重构过程对社区融合的影响^[4-10]。近年来也有文献开始关注社区社会融合的空间场域和地理环境要素，特别是考察社区人口结构与建成环境要素在促进邻里交往、增进邻里信任、提升社会包容等方面的作用^[11-16]。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在城市社会融合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对于居住社区的地理环境要素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的社会融合，目前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争议^[11-19]，在相关理论构建及方法论上仍存在不足^{[20, 21]}。特别是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张、职住分离以及交通机动化等趋势，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移动性不断增强^[22]，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不断拓展^[23]，使得地理环境要素与社会融合之间呈现出复杂的耦合关系^[24]。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传统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深刻揭示城市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和微观机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被引入对中国城市转型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的研究，并在理论探索、方法论和研究议题上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人为核心、基于个体行为尺度和时空间维度的研究范式^[25-29]。时空间行为视角注重以人的时空间行为作为切入点来洞察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从更加动态和微观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融合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在对城市社会融合的已有理论解释与争论进行总结回顾，并探索如何引入时空间行为视角来拓展对地理环境要素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复杂动态机理的理论解释。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希望在对城市社会融合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及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居住空间视角下社会融合研究的主要争论及存在的不足，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分异的最新研究进展，尝试构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可能研究议题与方法论展开初步讨论，有助于推进中国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多元化和人本化。

对城市社区转型与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源自于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对于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长期关注。从国外文献来看，西方城市普遍存在着由于种族、民族、宗教等身份特征所导致的居住隔离与社会排斥问题、以及经济空间重组导致的旧城衰败、职住空间错位等现象，导致贫困集聚、社会隔离、阶层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30-32]。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地理学逐渐将研究重点从整体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向关注低收入者、少数族裔、移民等特定弱势群体及其聚居社区面临的隔离与融入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邻里关系与社会融合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的关注重点，但在其概念界定、测量方式和影响因素上都存在着争论。首先，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了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不同维度^{[9, 33]}。社会心理学家将社会融合宽泛地定义为“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态度与行为”，这既包括个体对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忠诚度，也包括个体“切断、削弱、维系或强化”其群体成员的身份、影响和认同的行为决策^[33]。Kearns and Forrest认为，一个和谐、融合的城市社会应当包含五个维度：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参与意识、日常生活惯例中的互惠性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与福祉的福利政策、建立在社会交往与互动基础上的信任与互助、以及以地方归属感和依恋感为基础的身份认同^[1]。实证文献中，社会融合研究则多受到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34]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从社会交往、互助、信任与共同价值、社会参与等维度考察“有利于促进群体内部合作与共同利益的组织特征”^[35]。

其次，社会融合研究多以居住地社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2]，但是社区融合与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社会融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36]。一方面，对弱势群体来说，社区是容纳其日常生活中基础物质保障与情感支持系统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其构建社会资本并逐步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的空间锚点^{[37, 38]}。同时，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和信任还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绩效^{[32, 39]}。另一方面，在社会极化与隔离的背景下，良好的社区内部融合水平可能与广泛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同时存在。有学者提出，居住隔离导致弱势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与城市社会的主流群体相互割裂，弱势群体对社区内强关系网络与邻里互助的过度依赖，反而会阻碍其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强化其在获取社会资源与空间机会上的弱势地位^{[40, 41]}。

对中国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的关注最早源于对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居民住房行为与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早期研究多基于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考察中国城市居民在获取住房资源上的分层与差序格局^[42]。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住房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和迁移率明显提高，基于个体偏好和支付能力的居民住房选择越来越普遍^{[43, 44]}；另一方面，城市社会和空间流动性的增加也造成城市内部的社会极化加剧，下岗工人、流动人口等低收入群体面临着巨大的居住困境^{[45, 46]}。城市地理学则更加关注因社会分层与居住机会差异所产生的空间分异结果。因此，学者们基于人口统计数据汇总、因子生态分析等定量方法来刻画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47, 48]}，对单位社区、门禁社区、城中村、以及低收入邻里社区等异质化的居住空间开展分析^[49-52]。

与国外文献类似，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研究逐渐延伸至对社会融合问题的关注。早期的研究多从居住空间分异出发，考察不同区位或类型的社区在社会融合基本特征上的异质性，从而透视居住郊区化、住房商品化、以及单位制解体等结构性因素对社区转型的影响。例如，Forrest和Yip的研究发现，住房商品化和以居住小区为单元的住房建设模式导致了城市社区内部邻里交往和信任的弱化，特别是新建商品房社区居民的邻里交往意愿、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意愿以及归属感都弱于建成时间较长的老旧社区^[4]。Hazelzet和Wissink利用大规模问卷并结合小样本访谈的方法，发现随着单位制解体和外来人口涌入，广州市不同类型社区的邻里信任感、邻里交往频率、邻里互助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5]。

近年，对中国城市社区融合的研究逐渐聚焦到对特定社区或特定弱势人群的社会融合特征与影响因素的讨论。例如，有研究注重刻画保障房社区、流动人口聚集区等特定社区的社会融合特征，探讨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分配等政策性因素对社区邻里结构、信任、社会支持系统等社会融合维度的影响^{[9-10, 53-55]}。此外，流动人口的跨群体交往、信任、城市归属感与定居意愿成为城市社会融合的主要研究议题^[56]。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下，城市和农村之间持久的阶层差别导致了农民工和户籍居民在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上的巨大差异^{[57, 58]}。有学者开始关注社区作为一个基本空间单元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方面的作用，但相关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具有较好的跨群体邻里交往与信任水平，且社区人口结构更加多元化的社区中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信任水平更高^[15]；但也有研究发现居住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社会排斥与隔离^[16]。

在社区融合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地理环境要素的影响效应与机理是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重点。社会交往、互动乃至信任感的建立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场所内完成，并由此构建起个体的地方依恋感与归属感。规划的视角由此强调建成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支持作用。通过营造开放、可达、共享的物质环境，为居民提供接触与交往的空间场域，达到促进交往、增进信任、提升社会融合的目的，已成为规划界的共识^{[59, 60]}。在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就强调友好的公共空间能够增加邻里交往和互助，构建充满活力的邻里关系，最终塑造和谐的社区氛围^[60]。

大量国内外文献都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研究视角的影响，着重考察社区尺度上的物质或社会环境要素的社会融合效应。其中，针对西方城市的实证研究主要检验了居住地社区内部或周边的物质空间环境——如开放空间可达性、商业服务设施可达性、步行友好性等——对邻里交往^[17]、社区社会网络^[18]、邻里互助与信任^[19]等社会融合要素的影响。国内学者也试图探讨社区周边的建成环境在促进邻里交往、拓展社会网络、增进邻里互助、促进跨群体包容态度等方面的作用^[11-14]。但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城市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已有文献更多关注社区类型、人口结构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4-10, 16, 17]}，而对于物质空间环境要素的社会融合效应的研究较少。

有意思的是，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文献关于社区建成环境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效果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及其周边的公共设施（如绿地、公园、广场、街道、超市等）的确能够有效促进群体内部的交往与融合^{[18, 19]}。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建成环境要素都能够促进邻里交往^[17]，实际上，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开放性和可达性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真正有意义的邻里间互动^[13]。此外，对于不同社会群体来说，相同地理空间情境下的社会融合效应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与机理。以北京为案例的实证研究就发现，一些类型的公共空间在促进邻里交往和跨群体融合上的作用有限，且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的影响也在本地居民和移民两个群体间存在差异^{[12, 13]}。上述研究结论反映出社会融合过程中地理环境要素的复杂影响机理。

如上文所述，地理空间环境对社区融合的影响，主要源于其作为一种提供社会交往与互动的空间场所。然而，已有文献中的理论与实证争论反映出，在人口流动与个体移动性增加的背景下，传统基于居住空间的研究范式难以深刻揭示在特定空间环境中个体进行社会交往、互动和参与的动态过程，也难以进一步拓展对地理环境要素与城市社会融合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论认识。

首先，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研究范式，往往将影响社会融合的地理环境要素等同于居住地的建成环境。然而，居住社区只是个体日常生活活动发生的空间场域之一，个体移动性的增强和活动空间不断拓展使得影响人们日常社会交往、接触与融合的地理环境要素呈现动态化的特征^{[1, 24]}。移动性的增加拓展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资源与机会的空间范围，也使得个体社会交往与互动的地理情境更加多元化和多尺度化，导致居住社区的建成环境难以充分解释个体行为及其社会效应^[24]。例如，谭一洺等对西宁的系列研究发现，从整日活动空间看，居住地建成环境并不是个体日常活动所经历的实际地理环境，而基于活动地的建成环境要素更能够解释个体的时空行为模式特征；这种地理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不仅在不同区位的居住区存在差异，也在休息日和工作日中存在差别^{[62, 63]}。因此，需要超越居住地空间，从个体整日活动路径来识别居民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地理环境，从而更为精确、全面地刻画社会交往的空间场域特征。

其次，不同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移动性和时空行为约束不同。静态视角下衡量社区环境的客观指标，未必能准确反映真正促进邻里交往的“接触空间”，也不一定真正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交往或接触^{[20, 21]}。在城市蔓延、郊区化等空间重构过程中，低收入者、少数族裔、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较强的可达性与移动性困境^[64]，这可能降低其在社区公共空间内参与活动与邻里交往的时间及意愿^[13]，并进而削减了建成环境在促进社会融合与包容中的有效性^{[20, 21]}。例如，基于对北京市的混合配建小区美和园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便是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也呈现出时间上的错位，这导致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交往与互动机会低，影响社区融合的效果^[65]。因此，需要关注时空制约下的个体行为与活动—移动模式，才能理解移动性与可达性等约束条件下地理情境对社会交往与融合的影响机理。

第三，基于居住空间的研究视角假设个体是空间结构与制度约束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个体面对宏大的制度与空间转型时的适应性策略。例如，对移民群体的研究发现，移民会主动在目的地社区重建基于同乡的地缘性社会网络关系，来应对社会排斥和空间机会剥夺，并以此作为其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上逐渐融入主流社会的基石^{[66, 67]}。这种适应性策略不仅反映在社会交往网络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移民、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可能调整其利用城市公共空间与设施的时空策略，采取一种退出城市公共场域的自我隔离策略来减少其对社会偏见和排斥的实际暴露程度，但也客观上造成主流社会与弱势群体“平行生活”的时空格局^{[68, 69]}。近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通过典型社区的案例分析，揭示个体通过家庭企划与时空策略的调整来消减疫情与防控政策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制约^[70]。因此，需要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的视角来理解个体调整与适应其地理空间环境、构建起社会交往与融合策略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人本转向与行为转向，个体时空间行为决策及其制约要素逐渐成为从个体微观层面理解中国城市转型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的前沿理论视角^[27]。时空行为分析基于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理论和时空轨迹、路径、棱柱、制约、弹性等核心概念^{[25, 26]}，利用带有居民个人出行或活动信息的活动日志调查或GPS轨迹数据，从出行行为（距离、时间、次数、模式）^[71]、活动空间（潜在活动空间、实际活动空间）^{[22, 23]}、活动弹性与时空制约^[72]、活动—移动模式^[73]等指标来刻画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时空行为模式。近年来，时空行为分析与交通出行研究、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开展对话合作，关注城市建成环境对个体移动—活动模式的影响，并将研究议题扩展至对职住分离与通勤、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能源消耗与低碳出行、环境暴露与健康等城市问题^{[27, 28]}。

随着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分异与融合不仅存在于居住空间，也广泛存在于居民的日常活动与出行中^{[74, 75]}。时空行为分析较早关注到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可能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并对老年人、女性、低收入者、保障房居民等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开展研究^{[64, 65, 76-79]}。近年来，随着时空数据可获得性和分析技术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的实证研究，从个体日常生活的时空间行为分异角度来考察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特征^[80-83]。

时空行为分析强调从整日活动的视角来考察居民日常生活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例如，马昕琳等基于GPS轨迹数据，揭示了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日常活动的时间节奏、活动空间与设施利用等方面的分异特征^[65]。张雪等同样基于GPS轨迹数据的分析，描述了不同住房来源的居民在活动—移动模式上的分异特征，从时空制约的视角并揭示了生计活动的时空制约对活动—移动模式的影响^[73]。谭一洺等则以西宁为案例城市，从时间利用、出行行为和活动路径等维度对比了汉族与回族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时空间特征，并讨论了少数民族居民在时空行为模式上的独特制约因素^{[62, 63]}。上述研究还试图探讨导致个体时空间行为分异的影响因素，并聚焦于不同社区类型、居住地（工作地）建成环境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时空间模式的影响。然而，这种时空间行为分异格局如何影响社区以及城市尺度上的社会融合则有待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探索。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基于居住空间的研究视角过于静态、且无法全面理解导致社会分异与隔离的时空过程与制度性动因。时空间行为研究注重以人的时空间行为作为切入点来洞察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理解城市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复杂关系，并从空间—行为互动的视角下理解城市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与微观机理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尝试提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理解城市社会融合的一个初步研究框架，能够超越传统的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从空间—行为互动论的角度考察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动态地理情境，从而揭示促进或阻碍社会融合的地理环境要素及其影响机理（图 1）。活动日志调查、出行行为调查、基于GPS的时空轨迹数据等各类时空行为数据可获取性的提高、以及时空行为分析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则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84, 85]}。

图 1(Fig. 1)

图 1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框架 Fig.1 Space-Time Behavior Framework for Urban Social Cohesion Research

一方面，空间—行为互动论强调从日常生活的时空间维度来解析空间对行为的影响^[86]，这为理解地理环境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行为及社会融合结果的过程与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如图 1所示，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居住分异的角度出发，探究因住房机会和居住迁移行为的异质性导致居民在不同区位和类型社区的居住分异及其社会融合后果。但时空间行为视角注重从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整日活动—移动模式出发来理解社会交往的多维空间场域，并识别制度与社会转型背景对个体行为产生的时空制约，从而丰富对城市社会融合的理论解释。

首先，在基于居住空间的研究视角下，对影响社会融合的地理环境要素的认识多体现为以居住地为基准的公共空间与设施临近性（proximity）的测量。但社会交往与融合的发生并不限于居住地空间。时空间行为的分析视角将基于居住地的静态地理情境拓展至基于活动轨迹的动态地理情境，通过追踪个体活动—移动的时空轨迹特征，对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真实暴露的地理情境进行动态性测度^{[24, 28, 86]}，更能够识别包括居住地、工作地和其它惯常活动地点在内的多维度、多尺度的地理环境要素，从而更加全面、精确地刻画个体社会交往的潜在接触空间（图 1）。

其次，临近的客观建成环境不一定是居民实际可达的社会交往空间。在制度转型与社会极化的背景下，即便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决策中也面临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制约。时间地理学为理解制度、规划、政策、权威与规范等结构性因素如何转换为个体活动路径中的时空约束提供了理论基础^{[25, 86]}。时空行为分析方法可以基于人的整日日程安排，对个体在多重客观制约条件下的时空可达性、时空弹性、移动性困境等概念进行测度^{[29, 61, 81]}。上述概念可能构成了基于地点的客观地理环境转化为个体层面上的潜在接触空间、进而影响社会融合的重要中介因素（图 1）。

第三，包括公共空间与设施在内的地理环境要达成促进社会融合的效果，有赖于长期、重复及有意义的接触与交往，才能真正促进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包容。近年来，活动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结合，使得城市地理学者能够从个体日常生活惯例与互动轨迹中识别城市空间的“公共接触潜力” ^{[87, 88]}，或评估日常生活中的时空隔离与排斥状况，进而与居民问卷调查的“小数据”相结合，以更准确地识别地理情境对社区融合的影响机理（图 1）。

另一方面，个体的时空间行为是客观制约和主观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86]。空间—行为互动论不仅关注空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也注重考察个体对空间的适应性策略，这既包括短期时间尺度上的时空行为调整策略，也包括长期时间尺度上的迁居、就业等重大生命事件^[86]。从空间—行为互动的角度考虑，社会融合的宏观结果可能会通过个体的长期或短期适应性策略形成一个反馈机制：从长期来说，个体的居住迁移或就业变动行为能够改变个体日常生活活动的基本空间锚点，并重构社会交往和融合的空间场域；从短期上，个体可能通过调整其日常活动的时空间企划安排来改变其真实暴露的潜在接触空间，以改善其社会融合状况（图 1）。活动路径、棱柱、企划、地方秩序等时间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技术，与地理时空叙事、生命史访谈、追踪调查等研究方法相结合，能够更为细致地分析个体在短期和长期行为上的适应与调整策略，进而解释社会融合的动态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时空行为分析能够拓展目前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研究视角，并为理解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与微观机理提供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在上述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节将进一步讨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在理论探索、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可能的拓展方向。

从理论探索方向来说，近年的研究已经在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社会分异刻画上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探索，但时空间行为研究需要加强对社会融合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探究城市空间、个体时空间行为与社会融合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图 1提出的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问题上开展理论探索：第一，通过基于轨迹的动态地理情境测度，探究包括居住地、工作地、日常购物休闲空间等在内的多维地理环境要素对社会融合的差异化影响效应；第二，探究能力、权威与组合等多重制约条件如何通过个体的时空可达性、弹性和移动性困境来塑造社会交往的潜在接触空间，进而影响社会信任、互助、共同价值及身份认同的构建；第三，基于对个体在日常生活活动惯例中的时空轨迹重叠来测量城市公共空间场域中的社会交往潜力，探究时空行为决策在地理环境要素与社会融合效果之间的中介效应；第四，将长时间尺度上的生命历程事件追踪与短时间尺度的时空行为变化分析相结合，基于个体在长期和短期行为的适应性策略来理解社会融合的动态演变过程。

从研究议题上来说，在已有文献中，社区内的社会融合是研究的重点，这一方面源于社区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单元，另一方面也与社会融合研究以居住空间分异为基本出发点有关。然而，社会融合的过程可能在社区、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发生^[1]。在社会空间极化的背景下，社区内部的融合未必意味着城市尺度上的社会融合^[36]。一方面，弱势群体可能通过社区内的日常交往扩大社会网络，拓展社会参与，获取情感支持，有利于进一步的社会融合^[67]。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社区网络与资源可能导致社会交往范围的区隔化和日常生活的时空隔离^[75]。从时空间行为分异的角度揭示社会融合的“区隔化”特征，并拓展至跨群体交往、包容与融合等维度，能够有助于丰富城市地理学对社会融合的多尺度性的理论认识，并与更广泛的和谐社会和包容性城市议题相呼应。

从研究对象来说，社会融合研究本质上源于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并更多聚焦于对弱势群体和弱势社区的研究。国外文献对贫困家庭、少数族裔、移民、女性、单亲家庭等各类弱势群体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特别对混合居住、强制搬迁等规划政策如何影响弱势群体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融入进行评估^{[35, 38-40]}。相比较来说，中国城市社会融合的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上更为单一化，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文献多聚焦于流动人口及其聚居区，而对性别、民族等其它维度考虑较少。对中国城市融入问题的考察，也需要向少数族裔、保障房住户、贫困阶层、国际移民等特殊群体的研究拓展，并关注城市更新、保障房分配、公共空间营造等规划政策因素的效果评估、从而丰富对城市社会分异与融合问题的认识。

最后，从方法论来说，城市社会融合的研究文献多以截面式的问卷调查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基于统计回归分析来考察不同维度上的社会融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要在城市转型与流动性背景下考察社区融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在单个时间点开展住户抽样调查所建立的截面数据库存在若干局限性。一方面，基于问卷调查所反映的社会网络关系未必反映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接触与交往；另一方面，基于截面调查数据的统计回归分析无法排除同源性数据偏差、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等内生性偏差问题，因而难以直接对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从时空行为分析来说，基于活动日志调查所反映的单日活动模式与基于长期行为策略所形成的社会融合特征之间如何确立其因果关系，仍然需要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一步探索。近年来，时空行为分析的数据来源从最初的活动日志调查、出行调查等问卷调查形式转向基于GPS的时空轨迹数据以及手机信令、公交刷卡等各类时空大数据。时空行为数据的可获得性提高和时空行为分析技术的发展为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识别个体的时空行为模式与策略、考察时空行为分异与融合特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已有研究多强于时空间行为分异模式的挖掘与刻画，而因果机制解释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注重将基于时空大数据的时空行为模式挖掘与基于追踪式问卷调查的“小数据”相结合，从而提高地理环境要素的社会融合效应的理论解释力。

如何基于社会快速转型、空间流动性增强、个体移动性不断提高的背景，更加准确地解析城市社会融合的动态空间过程与机理，是城市地理学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也是优化和谐与包容性城市的空间治理路径所面临的关键瓶颈。然而，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研究路径过于静态、且无法全面理解导致社会分异与隔离的时空过程与制度性动因。本文提出，应当从微观层面的个体移动性与时空行为约束的视角来考察建成环境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复杂作用机理，并提出了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框架。

时空间行为研究为理解城市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复杂关系、并从空间—行为互动的视角下理解城市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与微观机制提供了可能。时空间行为的分析视角超越了居住空间尺度，通过对个体日常活动-移动中的地理环境暴露进行动态性测度，能够丰富对社会交往与融合的地理环境要素的认识，同时从时空约束、公共接触潜力、时空间行为策略等方面识别地理环境要素影响社会融合的微观机理。本文同时讨论了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在研究议题和方法论上的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