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正式进入西方地理研究大致以世纪之交为起点^[1]，但舞蹈与地理的关系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1990年代末，舞蹈领域专家Desmond等^{[2, 3]}受文化地理学空间关注的影响，激活了舞蹈研究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以经典著作《动作的意义》将地理学视角引入到舞蹈研究中，深入探讨舞蹈风格传播的辩证法，使得“舞蹈似乎走到了地理学里”^[4]。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舞蹈语汇已超越舞蹈与戏剧领域，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地理学家的思考中，诸如“编舞”（choreography）^[5]、“地方芭蕾”（place ballet）^[6]等主体性、具身性及社会认同概念也相继出现在地理研究中，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7]。跨学科语言的汇聚给文化地理学、舞蹈与戏剧等各个领域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启迪^[8]。

舞蹈一方面以具身性的知识和独特的美学效应推动地理学理论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逐渐融入展演艺术、应用和实践文化地理学，形成身体—景观、场域—地方、移民—地缘政治以及跨文化美学等综合性的研究视角^[9-11]，参与空间编舞、动作记录分析以及个体身体GIS等地理实验和技术语言的更新^[12-14]，提供探知人与物质空间相互映射、重叠与构成过程的有趣实践^[15]。近年来，舞蹈又成为推动创意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场景^[16]，其与地理学前沿的关联进一步凸显，确有必要对迄今为止文化地理学领域有关舞蹈的讨论做一个系统回顾与评述。而在McCormack^[17]看来，舞蹈与地理的此类探讨最好从非表征地理学的出现说起，因为舞蹈不但是非表征理论代表人物Thrift^[18]极为倚重的研究场景，舞蹈正式进入文化地理学视域的时期也正好是非表征理论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挑战接近成熟的关键时期。

由此，本文将尝试梳理围绕舞蹈出现的非表征争议及其反思，整理文化、舞蹈与地理学等跨学科协同的研究成果，揭示对舞蹈作为研究场景和方法双重身份的认知，以期助力于理解近年来西方文化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颇具活力的方向。

1980年代早期，非表征地理学作为“认真对待实践”的学科需求应运而生，然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其主旨才完善于一系列早期的学术文献中^[19]。Thrift^{[18, 20, 21]}在构建其非表征地理学思想的论述中明确借助了对于舞蹈的分析。虽然几乎在同一时期，历史地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舞蹈研究，如探戈舞情感政治经济学、萨尔萨舞原真性研究等^{[3, 22, 23]}，但是他们基本上直接将舞蹈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直到1990年代末，才由Thrift挖掘了舞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Thrift^[18]指出，舞蹈一方面具有主客体相互映射、实践性、表达性等具身化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展演性的实验，具有游戏的非累积性、规则性和场地的特定性，而最重要的是能运用身体构造出另一种存在方式，以呈现性的表达传递不可言说的复杂想法。

Thrift借助舞蹈阐明了日常生活实践的具身本质，反思了地理学以文本表征为重的研究思路，使得舞蹈升级为分析考察流动性的一种方法，引领地理学进入与展演艺术交叉的领域，推动了新的展演思考方式^[24]。他还进一步以舞蹈发展强调“被透露的事（disclosure）”而非知识本身形成过程的理论，研究行为之前间接、不确定且易被忽视的全部日常生活实践，最终燃起了地理学、人类学、展演研究以及创意艺术等有着相似哲学起源的学科对非表征理论的_兴趣。^[19]

Nash^[8]最早对Thrift的系列工作提出了挑战，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舞蹈并非合适的身体表达性场景。她承认非表征理论是关于日常生活展演性的理论，关注身体、实践合二为一过程中身体—主体的形成，能唤起前话语和实践的敏感性，极具理论启发和指引意义，但她提出三点质疑：首先，舞蹈不能被称作非言语或超语言意指实践，相反它由言语、文本与身体交织而成；其次，舞蹈是文化习得的产物，并非前语言和前社会实践，具有关系性的本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最后，所谓舞蹈易呈现运动中自我意识的迷失，因此特别适于探求未经中介的想法、人与世界的原始关系，然而对身体物质性和抽象展演性的强调，使倾向于本质主义解读的舞蹈更难输出文化政治意义，导致身体依然神秘不可知、舞蹈被女性化甚至情色化。图 1展示了针对舞蹈非言语、前社会与身体物质性的三个质疑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她进一步建议说舞蹈地理学要把重点放在对具身性和展演性的拓展讨论上面来，探索特定舞蹈形式的文化历史地理研究，以及舞蹈与不同音乐题材在美学、经济及政治地理等方面的互动。她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如Matless^[24]即通过探索实践、展演、文本、物品与意象的融合以及展演性的根植过程，获知舞蹈的文化意义、社会及情感政治效应等，而在这样的研究中，对于舞蹈的研究不再需要承担发展非表征理论的重任。

图 1(Fig. 1)

图 1 Nash（2000）非表征理论质疑及其关系示意图 Fig.1 Nash (2000) 's Inter-related Queries of the Validity of NRT

Nash的批评激起了舞蹈地理研究领域的持续回响，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更丰富的研究方向，包括从身体表达性与舞蹈社会性的关系、流动性的语境与感觉等方面审视舞蹈地理研究，而其场景遍及探戈、弗拉门戈、萨尔萨、肚皮舞、街舞等多种舞蹈形式^{[1, 8, 16, 17, 25-28]}。总体上，目前大致形成了以Cresswell^[25]和Dewsbury^[1]为首的支持Nash^[8]的阵营，以及以Revill^[26]和McCormack^[17]为首的反对Nash^[8]、反对质疑的阵营。图 2简要概括了1990年代末到2020年期间地理学围绕非表征理论争议的主要观点，其中以舞蹈为理论场景的争议几乎成为其中主线。

图 2(Fig. 2)

图 2 围绕非表征地理学争议的主要观点 Fig.2 An Overview of Major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NRT

图 2可以看出，非表征地理学争议围绕着身体的表达性展开，由此引出对舞蹈非言语、非反身、前语言或前认知等属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超越语言文字等表征范围的非表征方法可操作性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Dewsbury^[1]并非全盘否定非表征理论，而是从深入思考舞蹈社会性的诱发因素与文化习得本质的角度，提出关注舞蹈的艺术性、流动性，最终影响了这场文化领域争议的走向。自此以后，非表征理论作为一种不同范畴而非意义构成方式，其存在的合理性逐渐被地理学接受^[29]，而随着动作在思考与分析流动性上的潜能被不断挖掘，舞蹈也实现从场景到方法的质变，逐渐融入展演艺术与创意地理学，开创前卫的实验与创意实践方式，增强了非表征理论的操作性，使其有望成为社会学调查与定性分析的新方向。

针对Nash^[8]质疑舞蹈是否非表征现象，Revill^[26]以自己参加法国民间舞会的经历指出舞蹈是学会自然地移动的过程，通过行为的强化超越符号有意识介入的反身状态，表明前语言、非反身和非言语等非表征属性真实而稳定地存在于舞蹈中，因此它是身体表达性最为集中的场景；然而，为解决舞蹈固有的社会性问题，需要将身体文化与历史、社会价值观的互动放在舞蹈实践核心，重新重视动作与实践，才能理解认同的展演中身体的重要性。Revill^[26]系列观点对非表征理论以及舞蹈地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开始警惕或挑战文化权威，关注普通的日常实践并开展等级不那么分明的多元文化研究，重视舞蹈的社会功能并拓展文化挪用、关系空间、根茎等跨文化主义理念，为拓展展演艺术地理铺垫理论基础^{[10, 11]}。

然而，Dewsbury^[1]不赞同过度强调单纯的身体表达性，指出应关注舞蹈内在社会性的诱因以及文化习得的本质及影响，因为舞蹈并未超出身体边界成为自由、不可言说的身体实践，相反它受到自身的限制；不过舞蹈不仅是非认知的具身实践，作为被编码的认同展演，它有着独特的深层社会性。在反思身体—主体形成过程中舞蹈的社会性扮演何种角色方面学者们提出不同观点，如Somdahl^[30]发现电音舞会快而强的节奏竟然形成一条类聚种族、性别、贫富、国籍等不同身体的关系；Hensley^[31]思考古巴伦巴舞节奏技巧的具身化到底是后天习得还是自然形成时，提出除了考虑因身体的物质性、舞者易受日常习惯与音乐舞蹈实践等影响外，还要注意到种族和阶层认同的同步变化；Sal‐ danha^[32]指出同为具身实践的开普敦爵士舞（cape dance），因特定身体条件和行为、运动能量及声光振动共同作用，种族变成一种空间黏性（viscosity）。Johnson^[33]还进一步指出身体的表达性可视作舞蹈内在社会性的诱因和载体。

Pine & Kulke^[28]尝试用界定身体复杂空间定位的身体协商概念缝合身体的表达性与舞蹈固有的社会性，参与到非表征理论争议并延伸哲学界解读动作意义的兴趣，通过探讨舞者的个体意图与编舞意义的相互调适，讨论社会文本之外身体如何参与认同的表达。

身体协商视角下，舞蹈不再是跨民族文化生产容器里的一套动作，或是地道形式的构建，而成为身体动作与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多重认同互动，因此不论是探讨风格的混杂化或无地方性，还是形式的挪用与商品化^{[34, 35]}，都能找到动作与实践的注脚。比如美国洛杉矶现当代舞衍生于黑人嘻哈舞蹈文化，创造性混合多种艺术风格、技术规则及展演空间，形成不局限于非洲美学甚至种族边界的混合舞；欧美多个南亚当代舞种类的并存并不是面向非印度裔观众商业电影挪用印度舞的结果，而是由于旅居海外的印度裔编导们不断把自己对民族、文化和动作“他者”的理解掺入传统巴拉特舞；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跳美式部落舞的中产白人女性舞者身上，她们把对东方、阿拉伯部落“他者”的想象变成对肚皮舞奔放暧昧风格的改造，耳洞、纹身等身体艺术则成为对西方现代女性审美标准的挑战。

然而，尽管多重身体协商将从事共同日常实践的舞者汇聚到同一个情感社区，却无法改变他们自身长期的文化政治认同。以色列肚皮舞工作室沦为学员安全探索宗教民族“他者”的游戏空间，帮助他们逃避习练舞蹈带来的阿拉伯地理—认同联想以及被谴责的危险；萨尔萨舞虽因拉丁元素和开放性在全球迅速流行，然而跳舞既不改变美国舞者的地方认同，也无法促使他们关心自己行为对世界的影响，而对于生活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清教徒等移民群体而言，跳萨尔萨舞也只是在玩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认同，不会触发他们重拾出生地认同的兴趣，或尝试与当地居民进行更多跨文化沟通。

以舞动的身体为研究对象、回归身体的表达性有助于揭示认同、种族与民族问题的身体本质。随着非表征理论在展演艺术地理中的应用，展演的身体进一步成为“研究工具”^[36]，身体协商视角被拓展到身体与景观、生态环境的重叠和互构^[37]。Stewart^[38]分析舞蹈动作与英国莫克姆湾沙滩、水体、潮汐及空气等变化景观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基于Bernasconi & Smith^[39]钢管舞等空中垂直舞蹈的研究，Lawrence^[40]进一步探讨身体—天气作为生态展演技术与形式在舞蹈动作中的运用，舞者通过感官、肌肉和骨骼训练与景观元素持续协商和融合。Somdahl-Sands^[41]运用自我触觉和视觉的展演民族志，历时追踪基于历史事件创作的使命墙舞蹈展演（mission wall dances）挑战社区遗忘的过程，舞蹈逐渐成为认识和感知城市空间的新途径。Bronet^[42]以位于鼓形建筑内一堵弹性绷带墙的舞蹈装置为例，通过观察超越可预测的封闭结构中身体与空间的互动，探讨动作的生成空间及其对日常居住空间设计的启发。此外，不完美、残缺的身体为研究不同健全程度的流动性提供了契机与方法，如从残疾人舞蹈的艺术性和技巧上探寻身体的创意邂逅对广义上人类动作模式的改变^[43]，分析残疾舞者的拐杖实验如何擦除不完美的身体意象表征，指向赋予身体流动性意义的宏大世界^[44]。从认同协商到主客体互动，身体、动作逐渐从研究话题变成对象，而流动性作为身体的表达性中心，地位不断凸显，引发舞蹈地理领域关于身体本体论与感觉分析等更深层次的反思^{[10, 38, 42, 45, 46]}。

从一开始Nash^[8]质疑舞蹈动作本质，流动性就处于非表征争议的中心，她指出以直觉、自然和节奏等本质主义方式解读动作意义，导致身体难以输出文化政治意义上的策略。对此，Cresswell^[47]在被称作“西米”（shimmie）的探戈舞流动性分析中展示了关于动作实践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运用社会文本分析法追溯20世纪初“甩胯”等源自非洲和拉美的舞蹈动作经改良后被英国上流社会接受的过程，通过还原“正确动作”生产的表征过程，论证舞蹈美学形式受限于身体动作的规范化。该研究重视动作在舞蹈规范地理学（normative geography）中的意义，指出纯粹、发自肺腑的体验不足以构成舞蹈的完整意义，身体动作以文本或意象存在于包含各种权力运作形式的社会文化世界，只有找到舞蹈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定位才能激活其全部意义^[48]。在回应和支持Nash非表征理论质疑同时，Cresswell^[47]事实上重新确认了当代文化政治学作为舞蹈流动性地理研究的主要范式，以流动身体的政治学延续自Savigliana以来舞蹈文化研究对性别、社会、权力关系的兴趣^[22]。

Cresswell^[47]探戈舞动作规范性与流动性地理研究对非表征理论争议有重大意义，尽管他并不认同身体的表达性，但却承认非表征理论打开人文地理学新思路，指出动作与表征间的紧张对立以及动作记录与分析方式的问题^{[14, 28, 30]}。McCormack^[17]提出非表征理论的出现使身体政治学更为复杂，舞蹈的意图性和情感性及其作为无法预测、不断自我激活并消失的非表征实践过程，超出1990年代文化地理与政治理解范围，提醒学者们“流动的方式也是思考的方式”^[49]。这些观点直指非表征理论作为地理学新方法的潜力，而舞蹈则成为检测身体流动性和体验的特定工具。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随着舞蹈的影响不断渗入景观设计和建筑居住等具身实践领域，地理学者们就认识到身体动作有助于思考流动性研究主体的具身体验并激活地理学的创意方法^[50-52]，舞蹈场景也奠定了创意地理学发展的基础。从身体剧场、拉班舞谱（Laban notation）等舞蹈前卫实验与动作记录法奠定了景观创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45]，到根据舞蹈与体操基本律动节奏绘制的动作线条图与运动感图解，动作分析开始昭显社会文化转型实践潜在的展演性^{[53, 54]}。Dunagan^[27]借鉴舞蹈美学理论，利用虚拟力概念（virtual power）评估动作的质量属性、潜能、形状、空间关系及重力改变等，提出动作意义的传递有赖于观众身体知识和运动感的合成。Dewsbury^[1]进一步指出舞蹈作为流动性的艺术，在物质性与形而上两个层面同时展演，应关注动作与静止、迅速与缓慢、展演性与历史性以及非表征与表征间不断来回切换的动态过程。动作分析方法的进步反映了非表征理论可操作性的不断增强，为非表征地理学下联结动作的编舞与展演性、身体的表达性及其社会表征提供了方法论指引。Veal^[14]整合舞室语境下幕后纪录片、舞者日记以及演出访谈等社会学调查，尝试以包含多感觉质性材料的编舞笔记（choreographic notes）探讨多重具身认知和交流，以及展演外不断延伸、转瞬即逝的身体踪迹和创意空间。作为有着对话和过程本质的创作，编舞笔记推动传统表征导向的研究模式朝着关于身体知识创造的新实践发展^[11]。

随着展演艺术理论与实践大量涌入文化地理领域，展演成为检测空间中身体实践与体验的方式，特别是当非表征理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以舞蹈为代表的展演艺术时，体验与表达的诱人模式激活了关于空间性构成方式的新认知，摆脱了对“死气沉沉的”文本表征的关注^[55]。近年来《文化地理》期刊（Cultural Geographies）“在实践（in practice）”专栏显示出对1960年代兴起的以“接触即兴（contact im‐ provisation）”舞蹈为代表的创意地理实践的极大兴趣，从早期探寻身体空间知识向可感知行为转化的“身体绘图”（body cartography）^[30]，到“去吧！品味城市”（Go! Taste the city）、“轻快脚步”（litefeet）以城市漫游、地铁即兴舞蹈与城市地面上下景观互动，获得过去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与新的生活见解^[56]。从探讨现实中物品、空间与情境叠加如何联结城市过去、当前以及未来想象的身体档案项目“积累”（accumulation）^[15]，到再现区域物质与生态历史的“工业墓地上的舞蹈”纪录片，以“动作—个体—社会”扩展的小片段生成环境的相互主体性，揭示景观的情感物质性^[57]。这些创意地理实践充分展示了舞蹈是具有身体倾向性、处于想象边界的非表征现象，“舞者们被席卷到场域中，被实践的效应、投入和疯狂所感染，同时体验自身被探察的感觉”^[46]。非表征理论下舞蹈也因此成为对知识构成面有特殊贡献的展演与身体艺术，引发围绕跨学科研究价值的对话。

然而，各类学术知识对话的复杂性使当前舞蹈地理学遭遇常见的认知瓶颈，需要以多感觉结合的创新方式拓展流动性的研究方法。比如展演直接介入探索编舞、展演与自然力量及地方具身化的关系，美国—委内瑞拉境内鳄鸟迁徙线路上的“鸟脑”（bird's brain）舞蹈巡演，展演地点成为即兴编舞灵感，舞者通过体验和适应不断转换的环境，激发视听、肌肉和运动感等基于多重感觉的地方感；“人类”舞蹈叙事作品筹备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舞者利用各自的家乡意象解读不断变化的排练环境及其与自身的情感纽带，新的认同与表达在汇聚后的舞台上形成，展演因此成为情感景观表达性的具身实验。这些展演揭示舞蹈创意联结艺术与地理学的过程，也催生出更多创意实验，如Ban‐ field^[58]以美学跨实践接触捕捉和理解偶发的情感，以便更深入探讨表征与非表征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

除了身体动作层面微观的流动性，Rogers^[11]提出引入跨文化主义概念，从更广阔的移民流动性角度描述舞蹈联结的文化空间与美学政治，以展演与认同、移民流动性与地缘政治系列视角更新展演艺术地理的研究话题与方法。例如舞蹈美学形式与技巧的“共桥”（synerbridging）有助于揭示英伦风加勒比舞者身上隐藏的文化跨越^{[59, 60]}，而移民流动性视角下Cresswell^[47]和Srinivasan^[61]探戈与印度舞身体文化政治学则覆盖了跨文化互动、美学风格、物质性、主体性等各类话题。

舞蹈不仅提出了人类学、建筑、神经科学、展演及哲学等其他学科关注的问题，为解答流动的身体为何及怎样拥有地理属性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契机^[17]，更参与了Thrift^{[18, 21, 55]}早期非表征理论的构建。舞蹈作为特定想法—行为的表达与实践，有助于探察身体动作在理解和创造表达的潜能，其意图性、非模仿、非表征以及作为另类的认同介入方式又引发具身性、展演性及展演地理学的兴趣。Nash^[8]质疑非表征理论对舞蹈的挪用，引发地理学对舞动身体的表达性、动作、节奏以及空间情感性的反思，而随着舞蹈与编舞领域概念成为新的非表征方法应用于地理研究中，舞蹈作为跨学科的实践和工具也受到更多关注。

通过前述分析，西方舞蹈地理研究的进展过程可梳理如图 3所示。本文从身体协商和流动性的视角审视非表征理论争议发现，舞蹈从关于身体、展演性、认同等地理学话题逐渐演变为检测动作节奏、感觉、生成空间等地理实践方法的过程。在非表征理论提出之前，舞蹈地理研究局限于阐释身体动作表征的文化政治意涵，非表征理论的介入则使舞蹈地理逐渐走上对身体本体的流动性——空间中身体的舞动更感兴趣的研究道路，并推动以身体、动作及感觉等非表征的实验或创意方法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因此创意地理学是舞蹈地理研究发展的趋势。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理论结合案例研究的综合评述模式，以非表征地理学争议与反思为线索，串联起舞蹈地理从身体流动性的文化政治学出发，逐渐融入展演艺术地理学，向创意地理学转变的三个发展阶段。

图 3(Fig. 3)

图 3 非表征争议下舞蹈地理研究的进展过程示意图 Fig.3 A Summary of Progress in Dance Geography in View of NRT Controversies

近年来，Thrift^[62]不再局限于舞蹈，转而提出从创意艺术角度理解非表征地理学，因艺术的认知方式具有创意性、物质性和实验性，与基于过程、非反身、不以意识为核心的知识生成方法有共通之处。同时非表征地理学空间形态变成一套多层关系以及多元物质情感条件下社会化产物^[63]，空间的流动性、不稳定性成为创意地理学的方法基础，为舞蹈编创和地理研究提供空间思想的指引和相互沟通的平台。自此，关于非表征理论及其舞蹈场景的争议暂告一个段落。非表征思想将更广泛地运用于创意艺术和地理学跨学科研究，关注表征之外可能存在的开放性实践难题、实践的情感调节维度以及交织着情感的物质主义话语。

尽管国内尚未出现西方舞蹈地理学意义上舞蹈美学、文化政治学、展演艺术学与身体及流动性地理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但中国芭蕾独创的意义形式及其自上而下的文化生产模式，一线城市现当代舞团极富中国特色与个人空间动感体验的编舞作品已得到国外学者关注^{[2, 7]}。围绕着身体表达性和表征力的争议推动了西方舞蹈地理研究的发展，也对国内主要以公共空间、凝视以及文化景观为主要视角，关于身体、具身性和音乐跑步等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城市与地方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中国特色社会语境下不仅出现了关于广场舞、音乐节、戏曲等展演艺术的研究，如钱俊希^{[64, 65]}透视城市社区合唱与舞会活动背后公共空间的展演本质及其可视化差异，陶伟等^[66]调查曲艺茶楼等展演空间的分区及其功能，刘晨和蔡晓梅^[67]分析广州音乐酒吧等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特性；还出现了对西方身体地理学主要议题和理论的探讨^[68]，并将具身性概念应用于拾荒者、马拉松跑者及青春电影中身体、运动感和情感的探察，还原基于具身实践的空间边界和地方感建构^{[69, 70]}。最近，国内文化地理学开始关注非表征地理学争议，如成志芬和周尚意提出非表征与表征理论并不相互矛盾，只有二者兼顾才能“双目明视”，并尝试在历史街区更新话题中引入这种分析模式，获取非表征意义上居民对建筑实体体现意义的理解^[71]。此外，还出现超越视觉与文本表征范围的研究，只借助声学仪器对噪音分贝、听觉期望与感知的测评，探讨历史文化街区地域文化特色声景的营造^[72]。这些反映出非表征理论与方法在国内文化地理学中的适用性。

可以预见，在继续表征讨论的同时，非表征地理学将是我国文化地理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社会转型与文化断层等独特语境下，通过应用流通于舞蹈与编舞领域的文化地理学概念和主体，探寻视觉艺术家之外与手工艺匠人、舞者、展演者及编导潜在的合作空间，获得更多与创意艺术、跨美学实践共鸣的语汇与方法，以更好地理解我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经济的情感属性，思考舞蹈、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影响下城市与地方的差异化，以及艺术表达的环境、科学与政治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