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现象，是当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术界一般以“外国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词语表述跨国投资。本文的跨国投资是指“跨越国界发生的直接投资行为，即当一个国家的公司购买了另一国家的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或者在另一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跨国公司是跨国投资的重要载体^{[1, 2]}。

跨国投资是促进我国地区发展的动力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先后基于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等视角，在空间格局、区位选择分析、空间与产业效应、全球—地方网络以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开展了翔实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定性方法为主，定量分析为辅，重点讨论我国地理学界过去近10年在跨国投资主题上的研究成果情况，包括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脉络，通过揭示我国跨国投资研究的特点，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依据与借鉴。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上，引入文献分析软件，从发文数量、文献来源、关键词聚类与第一作者单位等方面来判断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KNI）的中文核心期刊（CSSCI）文献库，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为主要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得到截至1992年—2020年12月31日的4456篇核心期刊文献。为了聚焦到地理学领域，经过人工筛选与甄别得到来自地理学类期刊的中文核心文献267篇，构成本文中文文献数据来源。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学者在国际性期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英文论文。本文在Web of Science平台以“外国直接投资”（T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为研究主题检索词，选择“核心合集”，文献类型选择“文献（article）”，研究方向为地理与城市研究等（“geography”，“urban studies”，“area studies”与“regional urban planning”），获取2002年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表的1878篇核心文献。通过人工查重、校验与鉴别期刊来源与文章题目后，得到以中国为第一作者单位（不含台湾地区）的论文166篇，构成本文英文文献数据来源。定量分析软件的分析功能尚不完善，本文引入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我国学者关于跨国投资的研究进展。

首先对文献的发表年度与期刊来源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对关键词、第一作者及发文机构等可量化节点进行聚类分析，形成网络图谱，展示过去近30年形成的学科知识结构与科研合作情况。

总体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历年发文数量波动较大。20世纪90年代发文量较少，并在1998年达到第一个发文高峰后有所回落，这可能与90年代外资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1997至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外资受到冲击有关。21世纪后发文量有所增加，2012年达到峰值后回落，最近一个峰值在2016年。伴随中国参与新国际劳动分工、城市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来自中国学者的英文文献数量在过去15年迅速增加。

从中文期刊来源看，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19个核心期刊上，近10年期刊来源更为多样。学者在《经济地理》与《世界地理研究》的发文量最多，占总量的53%，在本文数据库中第一篇文献来自《经济地理》。此外，《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地理学报》《人文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及《地理科学进展》的总发文量在10篇以上。从英文期刊来源看，华人学者主要发表在Urban Studies、Regional Studies、Applied Geography、Geoforum、Habitat International等英文期刊上。

图 1(Fig. 1)

图 1 中、英文核心文献发文数量时间序列图（1993—2020） Fig.1 Time Series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re Paper Publications (1993—2020) 注：本图来源于作者自绘。

中国是相关英文文献研究力量的主要来源国。对上文所述地理学类核心期刊的英文文献进行研究力量联合分析，发现虽然国际投资研究的研究力量来自多个国家（地区），但美国、中国和英国的文献贡献度远高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国以发文166篇排在发文总量的第二位。中国节点的中心性为0.17，合作国家以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为主，其次是欧盟国家（荷兰、德国、波兰等），与美国、北爱尔兰、英国、加拿大、伊朗、土耳其、南非等国家亦有合作。

我国相关研究的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对中文文献的发文单位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来源于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南京等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学术团队网络（图 2）。

图 2(Fig. 2)

图 2 中文文献的第一作者与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2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First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s 注：本图来源于Citespace绘制。注：色块单元及带圈数字序号代表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在进行聚类分析后所得到的结果，闭合的色块独立单元代表着同一聚类类别。

以关键词和摘要为基础，运用Citespace软件计算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得到四大类热点词语及研究的核心关键词网络（图 3），并且通过研读华人学者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关键词和摘要，发现我国学者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为热点研究区域，以实证研究为主。关注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区位分布、空间集聚、地域结构与空间依存性是跨国投资空间研究的热点关键词。研究涉及外资的空间格局、投资特征、产业集聚、区位选择因素及投资动机等。②关注外资的技术溢出与外资利用，学者围绕外资对区域发展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展开，包括地区经济影响、环境效应、区域创新、土地开发及转化等。③以跨国公司为研究视角，学者探讨其功能区位与研发投资，并从关系网络视角，结合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体系等，讨论外资作为城市全球化的外部动力，分析跨国公司与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的关联，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的互动关系、地方嵌入等。④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热点主要包含区位选择、产业特征、产业转移、海外集群、先锋效应、投资效益、“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投资、对非洲的援助等内容，或从企业的微观视角，讨论子公司的选址与经营经验。

以上述计算出的研究热点为归纳思路，对中国地理学国际投资研究的中、英文论文进行细分与梳理：①对研究视角与内容进行总结；②归纳投资的空间格局研究；③关注空间格局形成的区位因素与动力机制；④归纳外资利用及效应方面，涉及产业集群、技术溢出等内容；⑤关系网络视角下全球与地方互动的研究；⑥“走出去”的中国投资以及“一带一路”研究；⑦投资的异质性分析与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者主要围绕在华外资的空间分布特征、模式、效应与地方的应对策略等内容，研究区域主要包括全国尺度、长江三角洲、广东、上海以及中西部地区，外资来源地以港澳地区与日本为主。研究发现，外资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之一，投资分布与外资利用方面出现了区域分异，存在“区域性自我积累机制”^[3-5]。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空间尺度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更为细分，例如针对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与研发投资、世界500强企业、外资金融机构、制造业企业、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等的研究^[6-12]，以及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生产网络、跨国空间与非经济因素等研究对象与视角的兴起，部分学者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业、生物医药业、知识密集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13-19]，或者以跨国公司为视角，分析跨国公司内部国际贸易^[20]、空间组织形式^[21]，以及从全球视野出发，讨论跨国投资的发展情况^[22]。第二，在区位研究方面，学者讨论了形成外资区域分异与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解释了投资的驱动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分析到动态演绎的过程^{[23, 24]}，丰富了研究的空间尺度，除了珠三角、长三角等热点研究区域外，山东、四川、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京津冀地区亦有涉及。第三，在地方影响与效应方面，研究主要从外资及跨国公司与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与高速增长地区发展的主导因素^{[3, 25, 26]}。外资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发展与产业空间布局，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27, 28]}。第四，在地方对跨国投资的空间响应与策略的思考方面，外资的异质性问题较为突出，学者针对不同来源国的在华外资、外资对我国不同地方形成的效应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29-32]。

在空间格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国家、区域、城市以及城市内部等层面均有较多的实证研究。外资在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分布具有空间动态差异^[33]。外资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过程表现出从小分散到小集聚，再从大集聚到逐步扩散、逐渐均衡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外资经历了早期的随机分布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逐步集中在珠三角、上海和北京等地；21世纪以来，外资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形成集聚并逐步从内陆地区扩散与转移，中西部地区也得到了发展，虽然当前外资的空间分布仍呈现出较“东多西少”的不平衡分布状态，但空间差异呈整体缩小趋势，延续“北进西移”的态势^[34-36]。中国外资的空间演变拥有独特而动态的路径^[37]。

第一，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因素越来越多样。早期的研究从经典区位理论出发，识别出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地方经济基础、交通可达性、公共基础设施、市场规模、

双边贸易、开放水平等传统区位因素；在新经济地理的影响下，学界对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深化，发现地方政策导向、政府及机构效率等地方治理因素，地方产业特征、空间集群、专业化经济、城市环境等城市结构因素，人力资本、信息流通、科技水平、外资累积等地方战略资产，以及外资企业属性、文化距离等因素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和网络决策的影响愈加显著^{[11, 12, 29, 36, 40-45]}。此外，学界就西方理论能否解释，或者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现象展开了讨论。大部分学者认同传统区位优势对我国外资产生的影响，并深入思考中国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制度因素，以得到更完整的解释。外商对华投资与改革开放进程存在内在互动性^[19]。中国外资的区位选择存在特定的城市和地区吸引因素，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下、特定国际环境下外资主体与东道国的博弈结果^{[9, 38, 41, 43]}。此外，国内投资网络与城市层面的外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关联^[46]，中国城市在国内投资网络中扮演着不同但互补的角色，这些角色支撑着城市之间的各种联系并增加了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

第二，外资区位因素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39]。动态性表现在时间或空间上影响因素的变化^[40]。同一空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外资的传统因素在弱化，具有新经济地理特点的因素在增强^[36]。例如，学者发现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台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其主要驱动因素在2000年前后发生明显的变化^[47]。在高技术产业外资在华研发的区位选择研究中亦发现，环境与人才已取代初期的资源和市场，成为决定性的区位因子^[18]。地方政府在外资区位决策中起着重要但正在削弱的角色，集聚效应逐渐取代制度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城市间外资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48, 49]}。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区位因素在不同空间存在差异。新经济地理因素在东部外资区位选择起主导作用，而中西部地区传统因素的影响更大^{[33, 36]}。

第三，外商投资的区位行为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投资主体（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行业属性、投资功能（生产、研发、销售与服务）、进入方式（独资、合资、收并购）、来源国属性等方面的差异性上，这些异质性最终导致区位选择的差异化与演化趋势的复杂性^{[11, 40, 43, 50, 51]}。学者以企业为视角，发现外资独资企业、大型物流公司、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更为关注当地的成本优势，而合资企业、大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业则着重于当地市场的需求抑或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40, 50, 52]}。因此，有学者认为，基于制造业的区位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服务业的跨国投资^[53]。此外，相同的区位因素亦能对不同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某些地理位置因素的重要性随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52, 54]}。最后，外资的空间分布具有空间依存性^{[34, 5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的空间依赖性逐渐增强，在1999年以后依赖性更加突显，反映出外资的路径依赖和地理溢出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51]。

外资在东道国的效应包括经济、产业、技术与环境等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又可分为正向溢出效应和反向溢出效应，后者亦称作挤出或负面效应。

第一，外资对中国的经济效应具有正向性、延续性与异质性等特征。正向性表现在拉动经济增长，促使地方参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促进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提升地方经济实力与全球竞争力^{[55, 56]}。外资的经济效应包括投资当年的短期效应与超两年的长期效应，短期效应表现在短期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长期效应表现在供给创造以及溢出作用^[57-60]。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不同，相同来源国的外资具有区域特异性特征^{[61, 62]}。外资“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量”的影响^[31]。

第二，外资的产业联系可分为水平联系、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对应的溢出效应为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技术的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外资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63]。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将导致水平反向溢出效应；外资企业的本地采购，将产生后向溢出效应^[64]。行业技术水平、竞争程度、地方投入等与外资的关联效应有密切关系^[65]。后向效应在当期具有显著性，而前向关联效应滞后一期才显现^[66]。外资的技术外溢作用通过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67]。跨国公司与本地参与者之间的链接和互动会产生知识溢出与技术关联，从而促进区域创新^{[13, 67]}。在中国，外资的技术溢出存在创新能力的“双门槛效应”，在创新能力达到第一（较低）门槛值的区域，外资才能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只有在创新能力达到第二（较高）门槛值的区域，这种技术溢出方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吸收^[68]。

第三，外资是我国城市土地空间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的重要推动者^{[57, 58, 69]}。外资加速了我国耕地的转化与独立工业区的扩散，改变了城市中心的功能，其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土地效率^[69-72]。虽然土地被城市视为吸引外资的空间战略工具^[73]，但是部分地方为了争夺外资，产生了“开发区热”等不良影响^[74]。

第四，环境方面主要从城市碳排放、空气质量指数、环境效率等角度探讨外资的环境效应^[75-77]。一方面，外资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强正相关关系，外资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环境污染^[78]。但另一部分学者则指出，外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76]，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可减缓地区碳排放^[75]，这与“污染光环”效应有关^[79]，人均外资流量较高的城市污染水平较低^[80]。

跨国投资所带来的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形成的战略耦合研究。在跨国投资的带动下，跨国公司与地方企业的生产链环节形成结盟，把生产链整体嵌入到投资地，促进地方参与新国际劳动分工^[81]。跨国公司的布局特征反映其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分工。此外，跨国公司根据投资地特征调整自身的战略，形成滚动式本地化战略^[81]。而地方发展基础又将促进或制约参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式，形成全球—地方联系、跨国城市网络、跨境生产网络、跨界生产网络等全球与地方的互动。这种基于外资流入产生的跨国—地方生产网络、跨越行政区边界的区域战略性耦合，以及跨国公司带来的强大的对外联系，是推动中国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主要动力^{[84, 86-88]}。然而，外资企业的地方分工与嵌入程度取决于当地的情况。技术、结构和空间上的不匹配，以及“制度约束”的缺失，将会导致外资嵌入的薄弱和战略耦合的失败，外资企业将倾向于在彼此之间建立网络而非建立本地产业联系^{[44, 49, 89-91]}。因此，跨国公司与地方区位特征的空间匹配与良性互动可促进地方的发展与外商投资的成功运营。因此，跨国公司的功能布局与城市经济转型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一方面依托于东道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区域格局的变化是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转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的专业化分工与城市间的协作，推动城市的功能转型^{[17, 92]}。跨国公司与地方发生的互动，促进了企业要素的跨国、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影响着中国的地理空间格局，成为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区域发展与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93, 94]}。从全国空间格局看，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表现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以及同一功能的局部聚集^{[92, 95]}。区域性总部、研发和服务功能共聚在一线城市，生产与销售功能多聚集在省会与一线城市周边地区^{[17, 95]}。

近年来，我国逐步形成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的对外开放格局。学界主要围绕投资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等主题展开研究，运用区位视角、制度视角与关系视角等视角，以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美国、欧盟国家、金砖国家等地的投资为研究案例^[96-102]。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中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地缘战略有重要影响^[103]，形成以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特点^[104]。关系视角与制度理论能较好地解释“走出去”企业的区位特征^{[104, 105]}。亦有学者指出非国有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106]。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促使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空间战略与投资风险是研究热点^{[107, 108]}。“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促进作用，就此，学者提出“包容性全球化”的概念，指出国家可作为“调节者”，处理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从而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109-111]。中国是“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的核心，其网络联系强度与首位地位不断增强，但仍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境^[111]。

跨国投资的总体规模在波动中上升，结构演化呈现出复杂化趋势^{[36, 94]}。我国学者普遍认同跨国投资异质性的存在，讨论主要集中在异质性多大程度能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及产生的区域分异，异质性如何影响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性之间的比较。在不同尺度下的研究均发现，外资区位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同一产业中，不同行业类型的投资空间轨迹亦有差别；相同的区位因素对不同的跨国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54]；跨国公司总部、生产、销售、服务与研发等不同功能的区位选择亦体现出地理分布的差异性^{[17, 112]}；外资空间布局与功能区位的分异将影响地方吸收与利用外资的程度差异^{[112, 113]}。

我国地理学界关于跨国投资从单一视角的研究，拓展到理论的综合化运用，研究层次涉及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和多个空间尺度（表 1）。

表 1(Tab. 1

表 1 跨国投资的多尺度研究 Tab.1 Researches from Multi-scale on the Topic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表 1 跨国投资的多尺度研究 Tab.1 Researches from Multi-scale on the Topic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研究方法也越加多样（表 2）。不同的研究主题，运用的研究方法不一。质性分析是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而投资特征、模式、驱动因素、影响与效应的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早期以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为主，包括面板数据回归、最小二乘法回归、负二项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等计量回归模型；后期的研究引入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空间计量模型，莫兰指数、空间权重矩阵等空间相关分析，运用了ArcGIS、MATLAB等软件。跨国公司的全球—地方联系研究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质性分析为主，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法等定量方法。空间视角下的数据分析和建模与软件的综合运用是当前研究的热门方法。

表 2(Tab. 2

表 2 跨国投资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方法 Tab.2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Methods of the Literatures

表 2 跨国投资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方法 Tab.2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Methods of the Literatures

我国地理学界把中国作为外资东道国的研究主要围绕西方理论及其对中国实证研究的适用性展开，讨论的主题包括跨国投资在东道国的时空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影响与效应等。在华外资呈现出异质性、复杂性、动态性与多样化趋势。外资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结构、企业的区位分工模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本文认为我国学界已形成了较为翔实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从初步的探索性分析，到多个方面综合探讨跨国投资的全貌，研究的空间尺度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与视角越加全面、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争论、批判、完善、补充了相关理论与研究框架。

现有理论是否足以解释中国复杂的情况是我国地理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第一，中国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在华外资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扩散或重组，功能重心经历了转变或升级；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企业“引进来”与本土企业“走出去”的双向投资格局；第三，除了大型跨国企业外，中小企业的跨国投资也具有一定规模；第四，在微观层面，跨国移民与社区中也出现了自下而上形成的跨国投资与公司经营现象。因此，中国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复杂现实情况超出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范畴。在研究中，定量分析存在数据可获得性的缺失与时间局限性问题，社会与文化内涵等非量化层次上仍缺乏深入分析，在跨国企业层面亦缺乏足够的访谈与问卷等微观数据的支撑。

本文认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需深化与拓展的内容如下：第一，我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新现象的出现，需学界继续挖掘现有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从多角度解释我国跨国投资的动态发展情况。第二，在华外资与中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扩充的内容。中国通过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建立全球联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格局及机制需要深入的思考。第三，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其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作用，以及中国的问题是否足够独特以至于需要新的理论与分析框架仍需探讨。第四，跨国投资及其带来的全球力量对中国城市空间体系、地方影响方面的研究，除了关注全球城市区域、世界城市等空间，其他地区亦需要纳入研究范围。第五，目前主流研究仍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但中小企业亦是跨国投资的主力，在学术上需要更多的关注。第六，跨国公司的地域分异与功能空间的离合对中国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其对区域空间重构、城市更新以及乡村建设的影响。最后，中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跨境技术转移机制亦是未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