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水具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属性，因而国际河流治理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外交、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政治议题^{[1, 2]}。从国内角度，在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为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社会服务、生态系统健康等事务确保稳定可靠的水资源供应，在各国均享有极高的政治优先级和政策关注度^[3-5]。从国际角度，国际河流不可避免地跨越地缘政治版图，河流自然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不一致性，使与国际河流相关的经济发展机会、主权安全维护、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社会文化互动变得愈加复杂，甚至因国际河流争夺引发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紧张局势^[6]。

既有研究对国际河流治理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采用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等研究路径，围绕流域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成果^[7]。而另一方面，冲突-合作视角在国际河流治理所涉及的复杂地缘关系刻画中也存在局限性，尤其是中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权力结构和自然要素的相互塑造过程，尚未被充分探讨^{[8, 9]}。与此同时，政治地理学的批判和话语转向强调从静态的主权分析逐渐拓展到辩证的知识、表征、叙事和地理想象的探讨，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围绕水资源的权力- 空间关系学说和观点^{[10, 11]}。本文从辩证和关系性视角出发，将“领域”这一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与水政治结合，引入水-社会领域（hydrosocial territories）概念框架，旨在更好地解析国际河流治理中的地缘关系，为国际河流治理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本文首先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河流治理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在梳理理论对话和争论的基础上，介绍水-社会领域框架在国际水政治分析中的运用；最后，阐释该概念框架对于国际河流治理的地缘关系解析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的水政治研究大多采用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将国际河流治理置于跨境水冲突与合作的背景中，聚焦具体的流域，研究沿岸国家间的互动关系^{[12, 13]}，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其主权视角的静态特征，此类研究往往采用自然-社会二元论的立场，将跨界水资源问题视为独立于治理体系的自然现象，严格区分河流的生物物理特征和治理体系的社会政治属性。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水冲突与合作研究大体上包括冲突-合作二元论和冲突与合作共存两个阶段，在两个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霸权稳定理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以及水霸权理论（the theory of hydro-hegemony），它们试图为跨境水合作与冲突提供理论解释，并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则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流派的诸多观点和学说，侧重探讨跨境水合作的形式及可能性。

霸权稳定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引用十分广泛的理论，许多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水政治的分析中，并提出一系列观点和假设^{[9, 14]}。首先，该理论认为流域国之间的互动取决于各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非对称性权力（asymmetric power）不仅能解释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和开发方面的冲突，也能解释共识协议和制度的形成^[15]。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加剧了中国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下游邻国之间的权力非对称性^[16]，抑制了下游国家对湄公河水资源的利用^[17]。其次，霸权稳定理论的水政治分析假定国际流域中的霸主会制定政策，并将政策强加给相对弱势的流域国，且无视其他安排^[18]。例如洛维（Miriam Lowi）认为，位于下游的霸主会利用其优势力量促成国际河流治理的合作，以保障其水资源需求^[14]。最后，霸权稳定理论对于国际合作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当上游国家成为流域霸主时，合作的可能性会随之降低，原因是霸主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还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单方面利用河流资源，而下游国家几乎无力反抗^[14]。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流域形成了主动或被动的单边主义^[19]，再加上水资源外部性导致的上下游国家河流治理时的不对称激励，建立互利合作的全流域协定机会十分渺茫^[20]。

水霸权理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视角下水政治分析的又一代表理论，该理论与霸权稳定理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主要体现在两者都认为绝对权力是决定国际河流治理的主要因素^[21]。区别则有两方面：一方面，水霸权理论建立在跨境水互动（transboundary water interaction）和权力分析的基础之上，主张超越合作-冲突的二元对立，强调冲突与合作共存；另一方面，水霸权理论的分析对于权力发挥作用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更为周密和深入的研究。水霸权框架下的国际河流分析认为：第一，水霸权是指在流域层面通过资源捕获、整合与压制等水资源控制策略实现的霸权^[22]。非对称性权力影响流域国之间的水资源互动，特别是在水资源分配方面。上游国家可以通过控制水资源获得更大的权力，下游国家则希冀借由权力获得更多的水资源^{[23, 24]}。第二，流域霸主能够利用非对称性权力，采纳并推行一系列策略，如胁迫、激励、话语建构等，借助强制性、功利性、规范性或霸权机制使他国服从，并尽可能将竞争对手控制在相对劣势的地位^{[22, 25]}。第三，水霸权理论认为国际流域霸主总能确保一种积极的结果，或至少是对自身有利的结果。流域霸主可选择“消极”遏制或“积极”领导的战略，决定流域国之间互动的形式，前者可能导致不公平、不可持续的水资源分配，后者则可能会促进流域内各国的合作^{[22, 26]}。

水霸权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受到许多批判和质疑。有学者指出，既定的霸权秩序往往会受到各种反霸权力量的挑战和抵制，非霸权国家的谈判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霸主行使权力的自由度^[27]。例如，尼罗河流域的案例表明非霸权国家可能挑战不平等的水政治格局，并尝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水资源分享制度，霸权与非霸权之间是彼此依存、相互塑造的关系^[28]。力量较弱的下游国家可以通过议题联系（issue-linkage）和附带支付（sidepayment）等手段迫使上游霸主改变其行为，推动跨界水问题的解决^[18]；或采用暗中阻挠的策略，抵制霸主所期望的结果^[2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水霸权的分析总体上忽视了国内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流域管理中的作用^{[30, 31]}。面对此类批评，水霸权理论的倡导者亦做出回应，进一步细化跨境水互动过程的分析，如阐释非霸权国家的具体行动策略，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流域霸主行为的系列努力^[32]。

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水政治研究更多关注跨境水合作，并认为相较于权力非对称性和水霸权，水权界定是跨境水治理当中更为核心的研究议题，指出无法清晰界定的产权、不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以及“搭便车”行为是引发水资源争端的重要原因^[33-35]。在此基础上，学者针对加强流域国家间的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理念。如利益分享（benefit-sharing）思想主张以河流利用的利益共享取代简单的水量分配，在利益相关国之间公平合理分配国际河流开发的成本和收益，从而以流域国家间的“正和博弈”代替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36-38]。水资源综合管理（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基于水治理中部门分割、政府过度干预，以及对水生态环境关注不够等问题，提出多主体参与、政府和市场手段并重、多目标统筹的综合管理框架，以解决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39]。例如，虚拟水（virtual water）贸易的思路认为通过进口粮食，将有限的国内水资源转移到具有更高价值的地方，能够缓解水资源短缺的情形，提高经济效率和政治合法性^{[40, 41]}。此外，还有众多学者从国际水法和国际协定的角度，对法律原则和国际条约的内容、演化和效力进行分析和评估^{[42, 43]}，希望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推动跨境水资源的管理、配置、开发和争议解决，推动国际水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44, 45]}。

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和制度主义水政治分析代表的霸权稳定和水霸权等理论和学说，也存在相应的约束条件。在两者的视角下，国际河流问题往往被看作治理的目标和对象，而非治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国家被视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动者，主张国家主权、领土和安全利益至上；环境中的物质权力要素，包括河岸位置、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等，成为解释水资源分配和上下游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流域国家间的实力较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较为持久和稳定且难以扭转和改变^[46-48]。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研究常常在静态视角下形成自然-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并落入“领域陷阱”之中。

尽管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和制度主义路径下的水政治研究在权力与水资源冲突-合作关系方面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发现，但由于受制于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视角，其对于国际河流治理中主体间权力关系和自然的相互塑造过程的刻画仍稍显不足。在地理学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ies）的影响下，许多批判地理学者认为，这种自然- 社会割裂的思维可能忽视了自然与社会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事实。此外，地理学者还尤其强调了现代性（modernity）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下水资源商品化的影响，试图揭示和批判其背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格局^{[49, 50]}。在此基础上，政治地理学者主张重新解读国际河流治理中的自然与社会关系，打破自然-社会二元思维，从辩证性和关系性（dialectical and relational）的视角看待流域空间中权力和资本的流动^{[10, 51]}（见图 1）。

图 1(Fig. 1)

图 1 两种视角下的国际水政治分析及其特征 Fig.1 Two Approaches of International Hydropolitical Analysis and Characteristics

自然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向来是政治生态学研究的核心，也是政治地理学中高度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52]。与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思想不同，地理学在马克思主义（Marx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影响下，将辩证性与关系性思维广泛应用在水政治研究中，推动了下列观点的出现和发展。第一，河流以及流域不仅是天然和客观的实体，更是根据主体、时间和情境的不同，包含话语、想象、表征与实践等复杂的社会建构意义^{[53, 54]}；第二，水环境与社会变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互为组成、相互决定和制约的^[55]；第三，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s）、机器和有机体、物质和话语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消融，非人类要素与人类共同塑造了水生态环境^{[49, 56]}；第四，人类社会与水生态环境的相互形塑，不仅会影响既有的社会权力关系，同时还能创造新的物质环境，推动河流自然形态的转变^{[57, 58]}；第五，河流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形式和程度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要素，以及相应的水资源治理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9, 60]}。

在辩证和关系性视角的影响下，一系列概念开始衍生发展以描述自然-社会的连接（nature-society linkages），其中著名的包括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混杂体”（hybrids）和“准客体”（quasi-objects）^[61]，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s）^[62]，以及斯威格道（Erik Swyngedouw）的“社会-自然”（socio-natures）^[10]①。此外，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新陈代谢”（metabolism）描述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63, 64]}。其中，混杂体被定义为自然与文化的混合物（mixture of nature and culture），是紧密联结的不同实体的集合，既有自然特征，也有社会属性。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拓展了此概念的定义，认为自然与社会的混合体能够呈现一系列话语和实践，而且与特定历史/地理和生物、化学物理过程和关系紧密相关，同时这些混杂体内部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紧张^{[10, 56]}。赛博格来源于cybernetic organism，指的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同时具备现实和虚拟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下，新陈代谢描述的是人类劳动和自然物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逐渐发展为表征、话语、意识形态、生物化学、物质实践等元素的集合，学者将其描述为一个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形态，物质要素的交织以及社会与自然的融合^[64-66]。

在水政治领域，有关水的混杂体（hybrid water）（见图 2）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首先，研究者关注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对自然要素的建构和重塑。例如斯威格道指出，河流作为混杂体，包含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权力关系等人类活动网络，这些网络又会带来自然的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 of nature），决定所产生河流混杂体的属性。因此，混杂体的转变既是权力转移的媒介，也是权力地位变化的结果^[64]。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班牙改革派试图通过大规模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塑西班牙水文地理格局，从而融入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复兴国家社会经济；但随着运动的失败，法西斯政权占据上风，新政权推行的水利计划反过来塑造了另一种河流水文特征^[10]。其次，研究者致力于揭示水资源控制、分配和转化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进程^[67]，多元的利益主体及其行动策略。例如有学者以东南亚的国际河流治理为例，探究水坝建设参与者之间的讨价还价，以及为争夺水资源及其控制权而引发的冲突。社会和政治进程对水量分配、用水技术、治水制度和实践，以及与水资源相关的法律改革、治理框架和话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1]。最后，研究者发现混杂体不仅体现了社会与环境要素的交织，其自身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而重塑社会和政治。换言之，河流的水文特征和地理空间变化也具有政治性，它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文化意义、政治经济变革、工程技术等，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权力关系^{[68, 69]}。比如有研究探讨了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水坝建设对该地区水资源管理的影响，发现不同国家对水坝建设对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位于上游的柬埔寨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位于下游的越南则认为水坝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主要是因为大坝建设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分配，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进而对权力关系产生影响；国有企业以及上游国家政府和地方精英成为获益者，而依靠渔业和农业灌溉为生的下游农民利益则受到不同程度损害^[70]。在恒河流域，印度政府通过塑造洪水威胁的水安全议题，合理化了其在在尼泊尔境内建设拦河坝的行为，从而加强了其自身对水资源的分配和控制能力^[71]。从这个意义上说，水资源不只是技术管理的对象，而是治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动态的过程充满了对资源、意义与合法性的争夺、对抗与协调。

图 2(Fig. 2)

图 2 水的“混杂体” Fig.2 Water as Hybrids 注：改编自参考文献[10]。

在政治地理学辩证性与关系性视角下，自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涌现出大量水-社会关系（hydrosocial relations）的探讨。水-社会关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魏特夫（Karl Wittfogel）提出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理论，该理论分析了在大规模水利灌溉治理体系下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与政治体制，认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与水利灌溉的组织形态存在紧密的相互建构关系^[72]。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水政治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以斯威格道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学和政治地理学者尝试将水与社会权力作为一个混杂体分析，由此衍生出许多描述水-社会关系的同源词汇，如水景（waterscape）^[10]，水社会循环（hydrosocial cycle）等^[73]。本文着重关注理论丰富性和延伸性较好，同时也是最新的水-社会领域框架，以下主要介绍其概念、特征和应用。

水-社会领域的概念框架着眼于权力-空间关系，探究水、资本和权力等要素在空间中的流动、汇聚和互动。2016年，水治理领域的SCI期刊Water International出版了关于水-社会领域的专刊，在国际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其中客座编辑的论文对水-社会领域做了如下定义：“水-社会领域是捆绑在空间内跨尺度网络的竞争性想象与社会环境物质化过程。在这个网络中，人类实践、水的流动、生态关系、水利设施、金融工具、行政和法律安排、文化体制和实践，都通过认识论的信仰体系、政治等级制度以及自然化话语的方式，相互紧密地定义、整合与动员了起来”^[74]。这一定义不再把水资源看作是孤立的背景或是被开发利用和争夺的对象，而是社会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围绕水资源所建构的工程设施、组织制度、文化意义、个体行为共同构成了水-社会的多维交互空间和关系网络。在概念提出的基础上，编辑们还提出了水-社会领域建构过程中具有内在联系的四个研究主题，分别是水社会网络和领域化、领域尺度重构的政治、领域治理手段以及领域多元化^[74]。

水-社会领域跨越全球、区域、国家等多重尺度，在权力互动中形成了物质、制度、话语等多维交互空间和复杂关系网络。本文以下将从多元尺度、多维空间、关系网络以及领域建构（见表 1）四个维度具体阐释水-社会领域的概念框架。它们既对应了领域的四大基本属性^[75]，也分别呈现了水-社会领域的结构、层次、属性以及形成过程。

表 1(Tab. 1

表 1 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 Tab.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Hydrosocial Territories

表 1 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 Tab.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Hydrosocial Territories

水-社会领域具备多尺度特征，即治水权力的空间效应不仅适用于全球、区域、主权国家，而且在地方、社区等中微观尺度同样有巨大影响，并且尺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互联系，全面的地理学分析需超越“领域陷阱”^{[9, 76, 77]}。实践中，水治理受到多中心制度体系的监督和管理，地方知识会影响区域水政策，国际水治理规范亦约束着国家水治理方案。例如在国际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下，尼加拉瓜社区水资源管理者将历史和当前的日常经验与实践融入自主性、所有权和国家责任的叙事，所形成的地方治水“事实”被写入国家水资源管理法律和政策^[78]。中国在湄公河的水坝建设通常受到亚洲各国制定的立法、政策以及实践的影响，同时国际机构和行业主体，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水电协会，为企业行为提供了国际标准和监督；此外区域合作机制如湄公河委员会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也为流域国家之间的协商和讨论提供了平台，以图减少水坝建设对当地人民生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70]。多元尺度视角将水政治研究拓展到全球、区域和地方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的不足，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不同主体以及制度和政策所带来的跨尺度效应，从而补充了对于国际河流治理动态的理解。

水-社会领域中的权力作用空间具有多维性，即地理空间不仅包括实体边界划定的物理空间，也包括协议、规则所形成的制度空间，以及由想象和话语所建构的表征空间。换言之，领域不仅具有物理性和制度性，同时也具有象征性和辩证性，即多维性的特征^{[77, 79, 80]}。地理空间、制度空间和表征空间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相互混合，在这个混合区域内持续上演着关于水资源管理的决策、规则、话语和意义的争夺与协商^[81]。荷西（Philip Hirsch）研究发现，关于湄公河的地缘政治想象经历了多次改变，从一条跨境河流、有领土界限的流域，扩展到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场域，再到带有一定非法性质的跨境流动区域^[82]。相比起水景和水社会循环，水-社会领域概念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强调在若干重叠的领域和想象中，形成了多维的跨尺度网络，这些网络受到水、技术、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制约，并通过不同层级主体的日常实践和互动，得以产生和重构^{[74, 81]}。因此，在同一政治地理空间中，可能形成多个相互竞争的领土想象和水-社会领域^[83]。有学者以湄公河流域一座拟建的跨境桥梁为例，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层级主体的领域建构和想象，发现从中国、老挝和泰国中央政府的角度，桥梁意味着对外联系的加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而在泰老边境居民的想象中，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实力可能对当地人民的生计、土地和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84]。因此，水-社会领域在对国际河流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表征空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了多维空间的重叠和争夺，多个维度空间之间相互作用，并推动了彼此的变迁和重构，加深了读者对于国际河流不同维度的理解。

水-社会领域的属性由围绕水资源的网络关系所界定，该网络当中包含人类实践、水资源的流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其结构定义了领域范围内不同的吸纳与排斥、主流与边缘、归属和管辖、使用和收益等领域特征。具体而言，围绕国际河流所建构的工程设施、组织制度、文化象征、个体行为共同构成了水-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关系下的人类实践、水资源流动、水利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政治制度、生物物理过程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兼具自然、社会、政治属性的空间配置，形成了特定的水-社会领域。行动者通过不断重组领域中的水文系统、社会经济关系和信仰体系，进行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生产^[74]。例如，秘鲁的水行政部门建构水资源短缺话语并推行一系列制度改革、外国贷款与合作项目，而这些改革措施非但没有解决供水问题，反而有助于维持甚至加剧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富裕社区享有更稳定和优质的水源，导致出现贫富分化的隔离城市（exclusionary city）^[85]。在玻利维亚社区案例中，随着领域重构和水权的正式确认，不属于法定灌溉户且不符合习惯法规定的用水者被排除在用水范围之外，导致成本与收益的不均衡分配^[86]。在水-社会领域的视域下，国际河流治理及其分配格局往往被看作复杂关系网络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关系网络所构成的领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要素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生产与再生产，这有利于揭示国际河流治理的动态格局和形成过程。

水-社会领域是建构的产物，权力关系通过制度、思想、话语等方式组织和动员各类要素，塑造领域特征。实践中，水-社会领域往往在物质空间和想象空间的重叠与交织中，经过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行动者不断交锋和协商逐渐演变而来^[79]。尤其社会行动者试图创造符合各自利益和价值观的领域秩序^[87]，因此领域斗争超越了对水资源的物质争夺，包含了对价值、规范、知识、权威和话语的争夺。行动者的领域建构既可以水利设施等技术手段为载体，也可基于自然化话语、知识建构和建立跨尺度联盟等策略，推动新领域和地理想象的形成，影响水资源的控制和利用、社会权力关系和生态安排。例如，霍姆斯（Lena Hommes）等通过对土耳其伊里苏大坝的分析发现，水利工程项目成为构建和重构水-社会领域的一种工具，它除了改变河流的水文特征之外，还能够影响和改变领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生态关系，塑造政治秩序、社会规范和道德文化，重新配置不同用水群体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坝建设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水-社会领域，从而具有了空间政治性^[81]。相似的，行动者也可以通过水资源稀缺性的话语建构，将缺水塑造为纯粹的自然产物，而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用水需求增长在制度空间中掩盖；这种水危机的自然建构使得水利工程项目得以合理化和制度化，从而带来了流域物质空间的改变^[79]。此外，知识建构也是重要的水-社会领域建构方式。有研究者分析了萨尔温江的多重本体论和水-社会领域冲突，作者指出，行动者通过强化己方本体论、边缘化他人本体论的知识生产扩大自身利益，不仅影响了政治权威和权力关系的重构，还强化支撑了缅甸的国家建设、领域化以及和平谈判^[88]。行动者还可以通过扩展尺度来推动领域建构。以土耳其伊里苏大坝开发为例，面对政府官方采用的去政治化话语，如清洁、可持续、高效、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反对者在国际组织、本地居民和环保主体之间形成行动联盟，建构生态破坏和文化衰退等反水坝开发的话语和知识，试图阻止水坝建设^[81]。在厄瓜多尔的案例中，用水者组织通过尺度扩展，动员省级和全国性的环境运动，试图捍卫和巩固灌溉者的用水权、自治权以及在水权问题上的发言权^[83]。这些案例都表明水-社会领域建构的背后存在着丰富的权力运作形式，除了传统研究所聚焦的军事、经济实力等领域争夺方式，话语、表征和知识生产也是领域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在水-社会领域的概念框架下，水政治研究不再被二元的自然和社会系统所割裂，亦超越了领域陷阱对多元权力主体和国家行动等背后复杂互动实践的忽视。因此水- 社会领域的框架是历史的、动态的，它强调人类的想象和表征、社会实践、知识系统构建的作用，探讨地理知识和地理表征背后的政治过程和权力运作机制，从而能够揭示权力的深层矛盾，丰富对国际河流治理的深层认识。下文将从全面性、辩证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四个方面依次呈现该框架如何回应既有研究的局限性，并阐述政治地理学权力-空间视角下国际河流治理地缘关系解析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是全面性。在传统现实主义路径下，民族国家被视为当代全球秩序的基石，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单一支配国际河流的治理活动。这种国家中心主义取向尽管抓住国家间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却忽视了国家“黑箱”内的不确定性和多元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水-社会领域框架将广泛的主体纳入分析体系，不仅把研究范围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和地方各级主体，而且将跨越全球、国家、地方、社区和个体层面的多尺度网络作为分析的重点，探究在治理过程中不同层级主体的日常实践和互动关系。这使得框架具有全面性和延展性，能够较好地补充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主体和议题。

其二是辩证性。一方面，现实主义视角通常将国际河流看作治理的目标和对象，而非治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社会领域则认为自然与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能够作用于物质环境，同时生态系统的变化也会重新塑造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和阶层分布。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传统非常强调流域国家间的实力较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且往往带有一种隐含假设，即认为既有的力量对比关系是相对稳定且难以扭转的。较之静态的主权分析，水-社会领域通常采用动态和演化的视角看待国际流域中的地缘关系，认为国际河流治理就是领域（再）生产的过程，不论是多尺度网络还是领域本身，都随着权力实践和环境变化而不断产生和重构。基于辩证和动态的视角，框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环境与社会发展过程的整体把握和理解。

其三是复杂性。现实主义传统十分关注流域中的物质权力要素，如河岸位置、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等，认为这些要素是决定水资源分配和上下游互动关系的关键因素，并主张国家主权、领土和安全利益至上。在此基础上，水-社会领域试图超越领土和硬实力等表面要素，解释合作-冲突的深层机理。该框架涵盖领域空间中相互联结的历史地理、文化象征、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和物理化学等过程，尝试从多角度分析跨界水合作与冲突的成因和机制，并且凭借对表征、想象、话语和知识建构的关注，探究领域建构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竞争和协作，呈现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策略和手段。这使得框架得以深入挖掘现象的成因，揭示权力的作用机制和底层逻辑，在国际软实力话语权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该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其四是独特性。水-社会领域以领域（或权力-空间关系）为核心，将国际河流置于社会、自然、政治等要素组成的人地关系网络中，为国际河流治理分析提供政治地理学的视角和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社会领域恰当地呈现了政治和地理的双重属性，成为政治地理学者开展水政治研究的独特变量。无论是作为因变量探讨水-社会领域的社会建构过程，还是作为自变量以水-社会领域解释国际河流治理实践的格局、过程和表征，它都是将政治地理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区分的根本特征。从这个角度说，水-社会领域作为极具政治地理学特色的概念框架，不仅能够充分解析国际河流治理涉及的复杂地缘关系，而且对凝聚学科内在的科学规律、提升学科的理论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河流治理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国家间硬实力影响下的资源争夺问题。在单一自然化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人们往往专注于对河流的控制、开发、利用，却容易忽视河流与复杂人类社会的广泛联系和动态变化。由于多尺度、多维度的水政治和水社会现象未能得到充分探讨，国际河流治理常常与其所处的复杂地缘人文和政治环境割裂，不利于学者形成完整和深刻认识，也不利于决策者制定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政策。本文通过水-社会领域的概念框架解析国际河流治理所处的复杂地缘关系，将国际河流治理视作领域（再）生产的过程，能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推进国际河流治理的研究。

一方面是水-社会混杂体的本体论。在该框架下，国际河流治理所涉及的主体不是单纯作为自然要素的水资源和作为权力实体的国家，而是一系列围绕水资源存在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物理-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话语-想象关系。这些关系网联系了不同的群体和空间，不仅随着国际河流穿越不同国家的边界，更具有复杂的配置和形态。在物质空间、制度空间、表达空间的多尺度网络中，人类实践、水的流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政治制度相互作用，形成兼具自然、社会、政治属性的水-社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水资源不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是作为治理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家也不再只是资源占有者，而是由多元行动者及其权力关系组成的有机体。

另一方面是社会-自然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在水-社会领域中，河流、资本、技术、权力等要素在多维空间中流动和交汇，形成动态的人地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行动主体围绕水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可以采用地理叙事、话语和知识建构、尺度重构等策略，生产水-社会领域，在多维空间中划定不同的权力范围，形成特定的领域性。同时，不断演化更替的领域性和权力-空间配置反过来也会重塑社会权力结构。换言之，水-社会领域的生产会伴随物质化过程，在特定领域性的基础上，水利设施建设、治水机构和政策安排等会相应产生并合理化，从而创造新的地理实践，进一步影响和改变水-社会领域中的生态和社会政治属性。因此，社会与自然并非简单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相反，政治和社会安排嵌入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而自然环境的社会建构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传统研究相比，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超越了传统“领域陷阱”对多元主体的忽视以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割裂。它既将河流治理视为与人类社会和政治关系紧密相连的关系网络，又强调这些关系网络在多维空间的并存；既将权力的认知扩展到表征和想象、话语实践、知识建构等多种表现形式，又强调领域建构和地理物质实践之间的相互塑造过程。因此，水-社会领域作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从历史和动态的角度看待关系网络和领域，能够全面、辩证、有特色地对国际河流治理的地缘关系进行解读，深化对于国际河流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注释：

① 关于hybrid，quasi-objects，cyborg，metabolism的翻译问题，综合CNKI数据库检索，本文主要借鉴新近发表于《世界地理研究》和《人文地理》的理论探讨文章“基于后人类思想的国际城市研究：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和“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进展与理论探讨”的翻译，分别采用“混杂体”“准客体”“赛博格”“新陈代谢”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