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任务是“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区在“后精准扶贫时代”仍是工作重点和难点。这些地区虽然生态环境脆弱，工农业生产条件薄弱，但旅游资源丰富，可以通过旅游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防止返贫^{[1, 2]}。但是，这些地区地域广袤，条件恶劣，资源分布不均，需要找到切实有效的旅游扶贫模式，才能发挥旅游扶贫效应^[3-6]。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地区有哪些旅游扶贫模式、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扶贫效应是否不同等问题。

旅游扶贫自1991年被提出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旅游扶贫是通过挖掘贫困地区资源来发展旅游，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造血式脱贫方式^[7-10]。旅游扶贫模式即以旅游为抓手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和脱贫的有效方法和路径。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很多^[11-14]，包括旅游扶贫模式的类型划分、效应比较和路径探索等方面，前者多以开发主体^[15]、资源禀赋^[2]或产业基础^[16]为依据，后者强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社区参与的重要性^[17]，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如王东琴总结了大理州巍山县的旅游扶贫模式，如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等^[8]；李凯比较分析了西南连片特困地区景区带动型、休闲农业型等不同扶贫开发模式的减贫效应，发现它们在提升收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据此认为它们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7]；孔令英研究了狼牙山地区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农户在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增权效应^[9]；刘祎将安徽省的乡村旅游扶贫分为四种类型，比较分析其正、负效应后发现多元主体协同型模式的扶贫效果最好^[10]。但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旅游扶贫模式类型划分的理论研究不足，主观性较强，依据混乱或不充足；二是虽有学者提及模式差异是造成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的原因之一^[18]，但该命题没有得到一致的实证检验^{[11, 19-21]}，同时，已有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多关注整体经济效应，而忽视了参与者的主观感知以及多维度正、负效应；三是针对民族地区不同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效应的对比研究不足^[10]。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由区位—产业—文化组成的旅游扶贫资源多要素协同框架作为判别旅游扶贫模式的依据，以此为指导，利用实地调研和访谈收集的数据判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州）22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旅游扶贫模式；运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旅游扶贫模式重点村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差异，找出各种旅游扶贫模式的优劣势，针对劣势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研究区旅游扶贫效应发挥的决策提供参考。

Barney开发的基于资源的持续竞争优势模型强调资源禀赋在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22]。旅游是高度资源密集型产业，以战略管理资源能力论和竞争力理论为指导的“资源—能力—市场”分析框架也适用于旅游产业。其中，资源（含社会、环境资源）是旅游扶贫的基础，其合理配置和利用能够发展成为能力^[22]，能力可以转变成比较竞争优势^[23]，从而成为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保障^[24]。因此，乡村旅游发展所依托的核心资源是判别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重要依据。旅游扶贫虽然没有普适的蓝图或标准模式，但都需利用所依赖的资源^[25]，可以说，不同类型的资源要素组合决定了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26]。同时，由于旅游业具有多产业支撑的复杂结构，因此旅游扶贫模式的划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资源要素。

根据Yu等^[27]人的研究，旅游扶贫最重要的资源是区位、文化和产业，并借鉴陶慧等^[28]的多要素协同理论视角和思路，提出由区位（Location）—产业（Industry）—文化（Culture）组成的旅游扶贫资源多要素协同框架作为旅游扶贫模式的判别依据。区位（L）指地理优势、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等要素，其中，自然资源禀赋最重要^[27]，也是影响旅游扶贫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区位是区位依托型旅游扶贫模式依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产业（I）指支撑旅游发展的产业，包括农业、住宿业、电商业等^[27]，立足区域传统产业优势发展“+旅游”特色产业，是产业依托型旅游扶贫模式的关键。文化（C）是旅游发展高度依赖的资源^[27]，是旅游的灵魂，因此，文化要素是民族文化依托型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

在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过程中，L-I-C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构成一个依附制约、碰撞交流、融合发展的协同整体（图 1）。具体表现为：①L-I的依附制约，即区位影响产业布局，形成产业聚集区，产生区位效应；②L-C的碰撞交流，即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区域自然资源是其文化衍生发展的本底，文化表征和符号则赋予区域特色和个性；③I-C的融合发展，即文化本身就是重要产业，也为其他产业发展赋能和助力，而产业发展反过来推动文化发展，相融相交。不同区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优势要素及其组合不同，形成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如区位依托模式（LIC）、产业依托模式（ILC）、文化依托模式（CIL）等。优势资源要素是扶贫村旅游发展依赖的最基础和重要的要素，是能转化为驱动扶贫村发展的能力并形成比较竞争优势的要素。

图 1(Fig. 1)

图 1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判别的L-I-C多要素协同框架 Fig.1 L-I-C Multi-element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Rural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Modes

恩施州地处湖北省西南部，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所辖的恩施、利川两市和宣恩、来凤、鹤峰、巴东、建始、咸丰县原均为国家级贫困县。选取民族风情浓厚、旅游资源多样、经济发展更落后的恩施州南四县的22个村为研究区（图 2），其中，18个村（占南四县重点扶贫村总数的50%）为《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中交通相对方便的村，其他4个村（洗草坝村、野椒园村、仙佛寺村、岩门村）是调研时所在县旅游局推荐的发展潜力较大或较好的非旅游扶贫重点村。

图 2(Fig. 2)

图 2 调查的恩施州南四县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及其扶贫模式 Fig.2 Distribution and Modes of the Surveyed Rural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Villages in the Four Southern Counties of Enshi Prefecture

参考已有文献^{[18, 19, 29-34]}设计了含24个题项的调查问卷，询问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人口素质、生态环境影响感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给选项“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到“1”。同时，询问居民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信息。研究团队于2017年6月28日至7月13日深入各村，随机入户与愿意配合调研的居民进行面对面交谈式问卷调查，共完成555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545份，有效率为98.20%。

有效样本居民男、女比例相当；以中老年人为主，占77.43%；受教育水平偏低，本专科及以上只占4.04%；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合计占79.45%；多数家庭年收入为1万元以上，主要来源于务农，参与旅游的平均年收入约6389元；贫困户186人（占34.13%），非贫困户359人（占65.87%）（表 1）。样本结构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较强代表性。

表 1(Tab. 1

表 1 样本居民的基本特征 Tab.1 The Basic Statistics of Sample Residents

表 1 样本居民的基本特征 Tab.1 The Basic Statistics of Sample Residents

对各县旅游局和乡镇干部、村长或书记、旅游公司管理者等做了半结构访谈，询问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旅游发展状况及主要扶贫措施。累计访谈38人次，获取访谈数据3.8万余字。

以前述构建的L-I-C多要素协同框架为指导，利用半结构访谈数据，梳理各村的区位、产业、文化要素，判别各村的优势资源要素及其组合特征（图 3），将22个旅游扶贫村分为优势景区依托模式、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及民族文化依托模式四种类型（表 2、图 2）。

图 3(Fig. 3)

图 3 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Fig.3 The Modes of Rural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in Enshi Prefecture

表 2(Tab. 2

表 2 研究区旅游扶贫村发展的资源要素及模式 Tab.2 The Resource Elements and Identified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Modes of the Villages in Enshi Prefecture

表 2 研究区旅游扶贫村发展的资源要素及模式 Tab.2 The Resource Elements and Identified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Modes of the Villages in Enshi Prefecture

该类旅游扶贫村区位优越，临近或位于核心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其他优质景观资源，依托景区客源和乡村旅游资源，为景区提供部分服务，带动贫困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获取一定收入，实现扶贫。采用该模式的有坪坝营等8个村（表 2、图 2），较多，四个县均有分布，来凤、鹤峰较多。坪坝营村、黄柏村和石桥村、仙佛寺村分别位于坪坝营原始生态旅游区（4A）、杨梅古寨景区（4A）、仙佛寺景区（4A）的核心区或缓冲区内，通过参与景区游客接待和服务、建设管理及农副产品供应，发展较快；东洲村紧邻木林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展了配套服务；野椒园村、屏山和董家村，具有极好的传统建筑、文化和自然山水及溶洞资源，虽然仍处于开发初期，村民们已开始依托这些资源开展旅游接待服务。

该类旅游扶贫村围绕一种或几种特色农产品及产业链，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带动村民脱贫。依托特色生态农业，村民们开展农田和茶园观光、果蔬采摘、花卉苗圃观赏及销售等，获得收入。伍家台村以贡茶种植和有机茶加工和销售为核心，同时发展茶园观光休闲、采茶制茶技艺体验；白地坪村种植经营花卉苗木，开展猕猴桃及葡萄种植与采摘，加上离县城很近且交通便利，吸引了较多游客，旅游发展较好，现有农家乐12家，数量较多，餐饮、娱乐及住宿功能齐全，相对规范；板桥村以花卉苗圃种植、销售及箬叶采摘、加工为主，仅有1家农家乐，旅游发展滞后；升子村有较大规模茶叶种植及加工，以此为依托发展了少量农家乐。

该类旅游扶贫村田园风光浓郁，休闲资源富集，但缺乏突出的景观或文化资源，主要依托特色民居和餐饮以及优良气候和环境发展农家乐、民宿和休闲娱乐项目，营造留客空间，引导消费，获得经济收入。水田坝村依托茶园和“千户土家”特色民居发展了30户土家风格民宿；洗草坝村利用一片河滩湿地开展草地骑行、跑马、射击等项目，配套开了1家农家乐；大路坪村依托土家吊脚楼及小河发展了13家农家乐及滚水坝浴场、河心岛垂钓等项目；鱼塘村虽紧靠阿塔峡，但旅游刚起步，有2家游船和5家农家乐。

该类旅游扶贫村主要以民族村寨为文化空间载体，以物质、非物质文化资源为核心吸引物，利用建筑、饮食、艺术、文学、传统礼仪、节庆、演艺等文化要素发展旅游，村民们通过参与文化展示、产品制作销售及旅游服务获取收益。庆阳坝村的凉亭古街、两河口村的彭家寨土家吊脚楼群及麻柳溪村的羌族吊脚楼群、南村村的南府土司遗址等物质文化资源，具有较强吸引力；舍米湖村的摆手堂和摆手舞、岩门村的孝敬传统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极具传统文化价值。依托这些文化资源，围绕文化主线，发展了农家乐、纪念品商铺、传统手工艺及土特产品销售。

在对反映旅游扶贫效应的24个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6个公因子（即维度），并根据各维度解释的题项分别将其命名为经济效益感知、素质提升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成本感知、环境成本感知（详见谢双玉等（2020）文中的表 3）^[35]后，计算每个样本各维度题项的平均得分（即维度得分）作为效应差异分析的基础数据。

表 3(Tab. 3

表 3 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PA Mode Villages

表 3 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PA Mode Villages

计算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各维度得分的平均值并作图，得到图 4。如图 4所示，不同模式村都是正面效应感知大于负面效应感知。方差分析结果（表 3）表明，不同模式村居民对经济收益（F=5.53，P=0.001）、经济成本（F= 4.48，P=0.004）、环境成本（F=7.38，P=0.000）和社会成本（F=3.35，P=0.019）的感知都具有显著差异，而对环境效益（F=2.34，P=0.072）、素质提升（F=1.65，P=0.178）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对具有显著差异的效应感知维度进行两两相较（表 4）；同时，对其题项也进行方差分析（表 5），以明确造成各维度差异的具体因子。

图 4(Fig. 4)

图 4 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水平比较 Fig.4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PA Mode Villages

表 4(Tab. 4

表 4 具有显著差异的效应感知维度的两两比较结果 Tab.4 Results of Pairwis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表 4 具有显著差异的效应感知维度的两两比较结果 Tab.4 Results of Pairwis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表 5(Tab. 5

表 5 不同模式旅游扶贫村居民各效应维度题项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he Survey Items for Each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PA Mode Villages

表 5 不同模式旅游扶贫村居民各效应维度题项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he Survey Items for Each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PA Mode Villages

模式Ⅰ、Ⅱ与Ⅳ之间的经济收益感知差异都为正（表 4），且分别在0.001、0.05水平上显著，表明优势景区依托模式村（3.47）、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3.32）居民的经济收益感知显著高于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3.09）；说明前两者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后者则没有。进一步，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经济收益维度4个题项的感知均在0.001或0.05水平上显著（表 5），且两两比较结果表明，这些差异主要来源于模式Ⅰ与Ⅳ和Ⅱ、Ⅱ与Ⅳ、Ⅲ与Ⅳ之间，尤其对“增加了就业机会”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表明模式Ⅰ、Ⅱ、Ⅲ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有一定优势。

模式Ⅰ、Ⅱ与Ⅳ之间的经济成本感知差异也都为正，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 4），表明优势景区依托模式村（2.77）、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2.80）居民的经济成本感知显著高于民族文化主导模式村（2.46）；说明前两者的旅游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经济影响。进一步，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经济成本维度2个题项的感知分别在0.05和0.001水平上显著（表 5），且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显著差异都来源于模式Ⅰ、Ⅱ与Ⅳ之间；表明与后者相比，前两者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明显的生活用品、房屋价格上涨。

模式Ⅰ、Ⅱ与Ⅲ、Ⅳ之间的环境成本感知差异均为正，且均在0.001或0.05水平上显著（表 4），表明优势景区、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居民的环境成本感知（分别为2.67、2.55）显著高于民宿农家乐、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分别为2.29、2.35）；说明前两者的旅游发展带来了较严重的环境问题。进一步，不同模式旅游扶贫村居民对环境成本维度3个题项的感知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 5）；且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显著差异基本都来源于模式Ⅰ与Ⅲ、Ⅳ之间，即优势景区依托模式村居民对“破坏了当地森林、河流生态环境”等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民宿农家乐、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Ⅱ类模式村居民对“破坏了当地森林、河流生态环境”的感知显著高于Ⅲ类模式村，表明可能存在生态农业不生态的问题。

模式Ⅰ与Ⅲ、Ⅳ之间的社会成本感知差异均为正，且分别在0.001和0.05水平上显著（表 4），表明优势景区依托模式村居民的社会成本感知（2.20）显著高于民宿农家乐（1.97）、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2.00）；说明前者的旅游发展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社会影响。进一步，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社会成本维度2个题项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使本地治安状况恶化”的感知在0.05水平上显著，且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差异主要来源于模式Ⅰ与Ⅲ、Ⅳ之间以及Ⅱ与Ⅲ之间，表明Ⅰ、Ⅱ类模式村的治安状况较差。

上述效应感知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所依托的优势资源要素不同，旅游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不同，因此，可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愤怒指数理论来解释。已有研究^[36]表明，优势景区和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中有7个村（占58.33%）的旅游处于发展或巩固阶段，发展较早，相对成熟，已有外部企业入驻，已带动较多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并从中受益，给居民带来了收入增加、农产品更易销售等好处，因此，这些村的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感知更高。同时，这些村随着旅游较早、较快发展，出现了生活用品、租房价格上涨、垃圾处理需求增加等负面影响，尤其随着采摘体验及田园休闲等项目的大力发展，增加了居民与游客及外界环境的接触，使居民对游客开始淡漠甚至仇恨，因此这些村的居民对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的感知也较高，符合愤怒指数理论。

而10个民宿农家乐和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中，除了麻柳溪村的旅游处于巩固阶段外，其余村都处于探索（5个）或参与（4个）阶段，资源禀赋一般，旅游发展刚起步，没有稳定客源，缺少规模旅游投资，政府规划及市场营销也刚起步；有的村虽然资源禀赋较好，但旅游开发晚，起步迟，外来游客很少，基本没有企业和投资进入，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益很少，经济效益感知较弱；同时，这些地方正因为旅游发展很有限，对环境的干扰较小，民风仍然淳朴，治安状况良好，主客关系融洽，黄赌毒现象很少发生，居民对环境、经济和社会成本的感知也就低。

第一，本研究尝试提出了指导旅游扶贫模式类型划分的L-I-C旅游扶贫资源多要素协同框架。这个框架既能指导旅游扶贫模式的划分，也适用于一般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和划分，有助于克服旅游扶贫模式划分依据不足的问题。

第二，恩施州的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具有一定区域特殊性，因为鄂西武陵山区夏季气温低，避暑游客较多，以乡村休闲避暑为主的民宿农家乐受市场欢迎，已形成一定规模；符合王孔敬^[14]于2015年提出的湖北武陵山区开发应为“政府主导下的以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为主要旅游开发资源、适度超前发展的旅游扶贫模式”的构想，也表明“资源—能力—市场”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关系。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经济收益、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为旅游扶贫模式是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的因素^[18]这一命题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差异主要表现为，与民宿农家乐和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相比，优势景区、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更优，但经济、环境或社会成本也更高，表明旅游扶贫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对较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因此，如何实现旅游扶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共赢而成本最小是旅游扶贫及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些结论与李佳等^[19]的结论（四川藏区不同旅游发展模式村居民对旅游扶贫正、负效应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不同，表明旅游扶贫模式划分依据的重要性。

受经费与条件限制，本研究局限于固定时段的旅游扶贫效应差异分析，较难把握其动态变化特征。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贫困与否^[35]、能力和权利^[9]、村落旅游发展阶段^[36]等，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最后，同类旅游扶贫模式村可能因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效应，因此也有必要进一步比较分析同类模式的不同对象的旅游扶贫效应。

第一，旅游扶贫应坚持贯彻“两山理论”，做到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加强旅游扶贫村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和运营，严抓流量管控、环境保护和教育，加强对旅游经营户的监督和培训，做好垃圾、污水收集和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负荷；第二，加强旅游市场监管，遏制生活用品、房屋价格上涨，加强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状况管控，尤其要加强对黄、赌、毒及其他安全隐患的排查和防控，避免给目的地居民的生活带来额外成本^[35]；第三，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经济，推动民族文化依托模式村的旅游发展，即充分挖掘优质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藉此打造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产品，建设特色村寨，保护、传承并活化民族文化，实现“旅游搭台、文化唱戏”，将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扶贫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