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快速老龄化的最大挑战来自老年人的生理性衰弱，以及因持续减少的社会参与度导致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威胁^[1]，极易诱发包括老年痴呆^[2]、抑郁^[3]、睡眠障碍^[4]等在内的多种心理疾病。

体力活动可以增进老年人心肺、肌肉、骨骼的健康水平，明显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抑郁症和认知功能下降等健康风险，因经济性、长期有效、易普及性被世界各地区政府加以推广。然而，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历史进程，长期以来，以增长管理为主导，过度追求整体空间绩效的规划方法，导致对个体时空行为特性考虑不足，尚不利于推广老年人体力活动。如旨在防止穿越交通的街道网络，限制了老年人采取步行方式直达目的地，削弱了其日常出行和休闲活动的积极性^[5]；以机动车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形态，使老年人体力活动更多的暴露于交通事故风险之下^[6]；带状商业发展模式则使老年人购物进行困难^[7]。作为生理弱势的社会亚群体，老年人在占据、使用和体验建成环境方式上，也与年轻人存在较大差异，日常活动能力更易受到住区内部及外部更大范围建成环境的跨尺度制约，存在健康不公平的严峻挑战^[8]。此外，大批随子女入迁城市生活的随迁老年人也不容被忽视，其正因承担大量家庭“保姆”责任，而面临着更大的“时空制约”，存在体力活动严重不足的风险^[9]。

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快速城市化的双重挑战，亟需探索以存量优化为目标，关注个体健康、生活质量的空间规划新思路，通过既有建成环境优化以适应老年人体力活动需求，使城市空间的潜在健康益处公平地惠及各个年龄段城市居民，推动形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然而，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多以普通居民/上班族为分析对象，侧重分析建成环境对工作通勤和休闲娱乐等活动影响，针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仍待加强^[10]；来自低密度开发与高度依赖小汽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城市经验证据，则对我国高密度人居环境和多元出行方式的背景，存在地域局限性^[11]。行为研究多关注于个体层面，提出的健康信念模型、计划行为理论、自我效能理论、阶段变化模型等，多以理性决策为基础，较少关注环境层面导致的个体能力与需求强度差异^[12]；从环境心理、行为地理、交通运输等特定学科出发，建立在单一理论假设和简化概念的模型，则往往难以兼顾各种空间/非空间的影响因素，容易忽略一些关键性变量^{[13, 14]}。此外，部分研究结论存在相左现象，导致在具体的空间规划实践中难以循章依据，其原因除研究尺度、变量设置、计量方法等差异外^[15]，缺少建成环境与社会、心理因素对活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活动或行为作为个体能力与环境因素协调的结果，过分关注环境作用或个体主观能动性单一要素影响，均有可能掉入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陷阱^{[16, 17]}；一方面良好的建成环境可以促进体力活动，产生健康效益，另一方面也会因个人身心状况，导致建成环境的健康效益无法显现。譬如，研究发现娱乐设施获取仅与自我效能感低者身体活动正相关^[18]，而抑郁会使个体对工作和生活失去兴趣，进而影响其活动参与度等^[19]。整体上，现有研究对老年人体力活动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建成环境因素究竟有哪些，仍难以形成清晰认识，更是缺乏城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内在复杂关系研究。

鉴于此，本文构建综合考虑“建成—社会—心理”交互影响下的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模型，并以大连市为例进行验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影响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键性建成环境要素有哪些？作用如何？二是建成环境与社会、心理因素如何作用老年人体力活动？三是家庭结构要素在影响关系模型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有何差异？研究上述问题，一方面能够补充和完善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间影响关系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能够为空间干预公共健康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不仅受到个体属性（如社会经济特性、性别、家庭结构）^[20-22]、建成环境（密度、设计、多样性、可达性）^{[23, 24]}、社会环境（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25-27]，同时也受到来自心理健康^[28]、自我效能感^[29]等心理因素调节。健康行为生态模型较好的兼顾了多层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它以生态学为基础，从行为学和公共健康学角度，关注人与物质、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本质，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可以划分包括：个人层面、人际层面、社区环境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层面，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在各个层面上相互作用；需要在不同的层面上，甄别影响行为的关键性因素，且多种措施对行为的组合干预最为有效^[30]。

基于健康行为生态理论，构建“建成—社会—心理”交互影响下的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模型，如图 1所示。

模型假设如下：

H1：社会资本是群体社会联结、信任及促成集体行为的结构方式^[31]；增加社会联系，可以促进老年人社会交往，减少老年人心理孤独感，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32]。

H2：社会交往、社会网络会影响老年人对住区的认知与归属感，进而影响其参与体力活动意愿、活动方式、地点以及同伴选择^[33]。

H3：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行为、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其中个体情绪、态度、认知是重要组成部分^[34]；持续且积极发展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利于老年人保持积极的体力活动意识。

H4：行为改变一般由认知机制作为中介完成，社区活动氛围营造与他人正确的活动示范，可以提升老年人在对应环境完成体力活动的信心^[35]。

H5：自我效能感意指个体知觉完成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受到成功体验、替代经历或范例、口头说服、身心状态四个因素调节^[36]；自我效能感会影响老年人体力活动参与意愿，进而影响其体力活动参与率。

H6：自我效能感能够提升老年人建成环境适应能力，促进其参与日常体力活动。

H7：老年人体力活动不仅与城市尺度上的高密度或混合使用有关，更依赖于邻里住区环境中的审美、安全和可达性等地方特征，并在高度机动化的建成环境中，老年人体力活动比普通人更需要交通安全设施保障^[37]；同年轻群体相比，老年人对步行距离更加敏感，较少的步行障碍可以促进老年人体力活动^[38]。

H8：建成环境能够为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提供机会或形成制约，导致的建成环境健康效应空间异质性将影响老年人群体主观幸福感，并影响其体力活动意愿^[39]。

H9：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会因自身经历或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差异，产生客观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不同，进而支持或阻碍其相关行为。

H10：建成环境的感知与体力活动具有正向关系，尤其是对于生理机能显著下降的老年人群体，其对社区生活环境舒适性、安全性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已有研究表明交通安全感知与体力活动显著相关^[40]，环境的美学感知对休闲活动促进作用明显^[41]。

H11：个体行为意向是进行身体活动的必要过程，为具体活动行为显现前的决定，反映了老年人进行某项特定体力活动的主观选择概率^[42]。

H12：住区内外广场、休闲会所、凉亭等是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的重要场所，配建以适应老年人体力活动需求的健身设施、中心景观、游憩场所有助于引导老年人由室内走向户外^[43]；住区停车设施完备程度因涉及老年人外出步行安全，对老年人体力活动频率存在潜在影响^[44]。

2.2 量表设计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模型共涉及五个主观因素潜变量（心理健康、社会资本、自我效能感、活动意向、感知环境），两个客观因素潜变量（建成环境、体力活动）。研究变量的理论与实践定义如表 1所示。

主观因素潜变量的测量变量由李克特（Likert）五点刻度问卷调查所得，客观因素潜变量的测量变量由调研人员走访受访者所在社区统计所得。其中，建成环境包括：休闲活动设施（休闲会所、休息长椅、棋牌类坐凳、路灯、凉亭、长廊、儿童游乐设施）、中心景观（喷泉、水景、假山）、体育活动设施（篮球场、羽毛球场、广场、健身器材）、停车配套设施（无停车设施、路面停车、地下停车、路面与地下停车结合），数据采用1（有）或0（无）累计处理，停车设施完备程度取值1（无停车设施）至4（路面与地下停车结合）；老年户外活动分为三类：身体锻炼类（徒步/散步、器械运动、跳舞、保健运动、竞技运动）、休闲社交类（户外小坐聊天、棋牌类活动、逛公园、艺术类活动）、日常家务类（接送孙子女上下学、市场买菜、商超购物、药店买药），数据采用1（参与）或0（不参与）累计处理。

3 案例调查概况与模型可靠性 3.1 案例调查概况

为获取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与环境感知等全方位、多维度信息，采取深度访谈形式获取老年人个体微观数据，以及避免老年人对所设问题存在疑惑或理解偏差。鉴于老年人对温度、湿度、风力等气候条件的敏感性，以及前期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群体日常体力活动多以日常徒步、户外小坐聊天、菜市场买菜以及接送孙子女上下学为主。

研究于2019年9月至11月（秋季）上午9点至11点、下午3点至5点，对正在进行体力活动的老年人开展深度访谈，共计访谈960次，有效访谈881次，有效率为92%；研究涉及大连市四个主城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中山区、西岗区）的376个居住小区，被调查老年人群体平均年龄73岁，其中，男性406位、女性475位，空巢老人506例、与子女共同居住375例，如图 2所示。

大连市老年人体力活动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老年人体力活动多以徒步/散步、户外小坐聊天、市场买菜、药店买药为主，几乎不参与保健运动、竞技运动、艺术类活动。从累计参与体力活动类型来看，老年人体力活动多倾向于日常家务性体力活动，平均参与2项日常家务性体力活动，其次为休闲社交与身体锻炼，但活动类型趋于单一。

老年人体力活动的性别差异明显，男性老年人群体较女性更热衷于户外活动，尤其体现在休闲社交类的逛公园与棋牌类活动。在身体锻炼层面，女性广场舞参与率显著高于男性，但器械活动相对较低，而在日常家务活动层面差异则不明显，如图 3所示。

老年人参与身体锻炼与休闲社交类活动的家庭结构差异不明显，但其对日常家务活动影响显著（图 4）。

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平均参与日常家务活动较空巢老人多出0.43项，集中体现在接送孙子女上下学与商场购物行为，其活动参与率分别相差0.36、0.12。整体上，空巢老人日常家务活动多为市场买菜（参与率0.80）与药店买药（参与率0.57），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日常家务活动相对均衡，平均日常家务活动参与率为0.55，但市场买菜仍为其主要日常家务活动（参与率0.79）。

3.2 模型可靠性评价

本文采用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系数检验量表数据信度，潜变量Cronbach's系数普遍大于0.65，测量模型整体有效；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量表数据效度，潜变量整体KMO值为0.801，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效度良好。结构方程模适配度评价指标如表 3所示，尽管卡方值/自由度（NC）数值大于3，但研究涉及样本量881份，属较大样本分析，其仍属可接受范围^[45]。

4 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解析 4.1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路径

运用AMOS软件构建建成环境与社会、心理要素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的相关系数矩阵，选择最大似然估计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图 5所示。不同变量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效应值如表 4所示。

活动意向未能有效激发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猜测受到来自家作为地方秩序口袋，以及因大量承担日常家务活动导致的时空制约的潜在影响。伴随着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等社会现象，老年人群体退休后主动承担起家庭“保姆”责任，市场买菜与接送孙子女上下学成为其日常主要体力活动，相对固定的目的地场所与严格的活动时间安排，制约了其参与身体锻炼与休闲社交类活动机会；而老年人群体因生理机能下降导致的体力活动意外风险增加，也导致部分活动意愿尚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鼓励与支持；在一项同为生理性弱势群体的研究中，朱玮、翟宝昕证实，儿童户外活动参与量与家长对活动环境的安全性、可达性以及品质的关心密切相关^[46]。此外，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部分老年人存在因可能发生身体意外而造成家庭不必要损失的心理负担，最终选择主动放弃参与体力活动机会。

配套建设以适应老年人体力活动需求的建成环境，能够促进老年人进行活动。其中，停车管理设施完备程度、休闲活动设施配置、体育活动设施配套作用明显，集中体现于老年人对社区噪音、出行便捷、步行安全等心理感知引起的活动意向差异，以及设施丰富度与良好社区交通组织对老年人户外活动步行能力、远距离寻路能力以及户外活动身体条件的空间支持；而来自他人正确的活动示范以及住区活动氛围营造，则可以显著增强老年人体力活动自我效能感。

就不同变量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的具体数值而言，自我效能感是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尽管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老年人体力活动意愿，但作为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体力活动的行为改变，是基于全面评估身心状态、个人成功经验以及其他二手信息的综合结果，产生总效应值0.951，直接效应值0.92。建成环境是老年人体力活动的促成性因素，产生总效应值0.226，其中，直接影响效应值0.132、间接效应值0.094。建成环境作为日常体力活动的物质媒介，是老年人完成相应体力活动的先决条件；针对老年人对安全、便捷、美观的建成环境要求，对住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改造，包括：减少噪音污染、配套完善户外活动设施、优化住区及周边交通组织以减少交通风险暴露、提升景观美学性等，均可有效促进老年人体力活动。社会资本是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强化性因素，产生总效应值0.572。对于拥有大量闲暇时间但身体素质欠佳的老年人群体，迫切需要来自家庭或社会环境支持；其中，活动氛围、活动示范、家庭成员的精神鼓励，是提升老年人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关键性因素。

整体上，建成环境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实现空间干预；社会资本亦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实现对老年人健康行为干预，并益于老年人心理健康和激发老年人活动意愿。

4.2 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多群组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家庭结构可能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本文增设测量系数限定模型（measurement weights）、结构系数限定模型（structural weights）、结构协方差限定模型（structural covariances）、结构残差限定模型（structural residuals）、测量误差限定模型（measurement residuals）探究建成环境与空巢老人、与女子共同居住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差异。多群组分析适配度评价与不变性检验如表 5所示，结果显示无限制模型（unconstrained）与各限定模型适配评价良好，不变性检验P < 0.05，拒绝原假设，家庭结构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家庭结构对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的调节路径如图 6所示，标准化路径系数如表 6所示。

建成环境单一要素对空巢老人体力活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其与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关系显著；建成环境对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影响显著，但对其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有限。空巢老人由于缺乏社交对象，导致其社交频率、交往规模均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相对较少，住区休闲活动设施、体育活动场所作为老人聚集与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空巢老人主要活动目的地，具有精神寄托之意义；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因大量承担日常家务活动，自发存在家庭源生性社交机会与体力活动需求，改善建成环境对其心理健康影响效果不佳，但其因能够改善户外出行的便捷性、安全性、舒适性，可以直接促进其完成相应的体力活动。

社会资本对空巢老人活动意向作用显著，并能够增强空巢老人自我效能感，但其对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影响相对较弱。空巢老人并不大量承担日常家务性活动，其体力活动多集中于徒步/散步、户外小坐聊天等日常休闲性活动，因不受家务活动的时空制约，以及来自心理孤独渴求社会交往的动机，使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刺激其体力活动意愿；而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群体除自身受到日常家务活动带来的时空限制外，其体力活动还受到来自家庭成员活动行为影响；在实际活动中，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通常与家人作伴，来自他人的活动示范与社区活动氛围营造对其活动意愿作用不显著。整体上，老年人体力活动能力仍由自我效能主导，并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空巢老人能够有效形成活动意向；建成环境作用则体现于：明显改善空巢老人心理健康，并直接干预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体力活动参与率。

综上分析，就大连案例而言，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干预能力大于建成环境，该结果与国内学者曾屿恬、塔娜以上海市为例，探究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对郊区居民非工作性质活动参与关系结论相似：良好的社交网络使居民更愿意在住区附近选择活动，建成环境直接作用不明显，并多由社区感知中介产生效应^[27]。这或许也与老年人非工作性质活动的近距离、基础性、社会性特征存在较大关联，小尺度空间范围内的可达性、安全性、舒适性的改善，通常使老年人难以感知，而来自他人的活动示范与住区活动氛围营造，则能够通过示范与引导作用，使老年人可直观感受与评估体力活动自我效能，并促进其体力活动的发生。此外，精神慰藉与情感需求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诉求，一方面老年人迫切需要通过参与体力活动，建立退休后除子女为中心以外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来自生理性衰弱以及为子女分担家庭责任和避免发生意外的心理活动，则又使得老年人对部分体力活动望而却步，进而导致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心理健康与活动意向关系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对活动意向直接作用明显。

可见，老年人并非缺乏体力活动意愿，更多的是缺乏家庭或社会对其体力活动的必要精神支持。通过优化建成环境发挥空间干预老年人体力活动作用的前提，或许更应首先通过社会资本，以扩大老年人社会联系、提升其住区认知与归属感、增强其自我效能感等，使其有伴可依、有例可援。正如空巢老人，由于社交网络缺失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不足，使得建成环境对空巢老年人体力活动作用不明显，反观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其干预作用稳健。当然，这并非否定建成环境作为日常体力活动空间支持系统的作用，而是在具体的空间规划实践中，采取组合式干预策略或许能收良效，即：既需要高质量建成环境保障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的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也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积极配合。

5 结论与讨论

针对当前针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研究中，较少定量描述心理因素作用的不足。本文设定五个主观因素潜变量（心理健康、社会资本、自我效能感、活动意向、感知环境），两个客观因素潜变量（建成环境、体力活动），系统探究了建成环境与社会、心理因素交互影响下的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机制，并对家庭结构差异引起的作用路径不同进行了辨析。本文实证发现：

一是老年人群体体力活动类型单一，体力活动总量不足，反映出城市空间规划为满足老年人体力活动需要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除生理机能显著下降，因大量承担日常家务活动导致的时空限制，以及为避免或减少因发生身体意外造成家庭不必要损失的心理负担，导致的器械运动、竞技运动、跳舞参与率不高则提醒城市管理与规划者除关注建成环境空间支持外，老年人体力活动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干预同样不容忽视。

二是在作用路径层面，建成环境能够为老年人体力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支持，缓解因生理机能下降导致的活动障碍，有助于老年人形成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并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老年人可以形成积极体力活动行为意向；然而，活动意向最终未能触发的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由直接或间接通过自我效能感中介完成。

三是家庭结构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在自我效能感作为体力活动决定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能够使空巢老人形成有效的体力活动意愿，并对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正向效应。整体上，建成环境对空巢老人作用多体现于心理层面，给予空巢老人精神慰藉；对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作用则体现于生理层面，提供必要的体力活动空间支持。

困扰老年人体力活动参与率整体不高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长期以来，以增长管理为主导，过度追求整体空间绩效导致的高质量建成环境缺失，还有家庭、社会环境等对老年人必要的人文关怀。老年人作为生理弱势的社会亚群体，也是情感脆弱、渴求精神慰藉的心理孤独群体；老年人在寻求满足日常体力活动需要的同时，也在积极与住区环境建立情感联系。为此，在空间干预老年人体力活动的规划实践中，对建成环境单一要素的优化或难获良效，更应采取“软硬兼施”的组合式干预策略；一方面，关注老年人的作为生理弱势群体，对建成环境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美学性的敏感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心理孤独群体，强化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增加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与提升体力活动自我效能感。

本文研究对象为实际参与体力活动的老年人群体，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未参与体力活动老年人群体的对比分析；所构模型尚未考虑居住小区地理区位、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增添影响要素的地理空间分异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分析，是提高模型解释力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