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全球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迅速发展，在世界信息化的浪潮中，中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惊人；另一方面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方面乃至更多“互联网+”的战略实践上，中国已经具有了独特的优势。

电报年代开启了人类的即时通讯时代。从电话、电子邮件，乃至如今各类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信息通讯技术使得信息传递成本越来越低，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信息化时代的降临。在即时通讯的基础上，人类的社会关系、舆论形态乃至政治关系在近些年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信息通讯技术愈发深刻地嵌入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

信息化潮流对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8年9月，美国发布《国家网络战略》；2015年中国两会期间，“互联网+”战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提出。进入新时期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使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评价早期ICT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时，人们注意力多集中在网络购物、社交媒体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而新时期互联网的内部整合、互联网与产业、商业的内外联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在社交媒体与网络购物的紧密结合下，消费主义的语境使得青年群体中诞生了许多“隐性贫困人口”^[1]。此外，移动支付的大面积普及对中老年群体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2]。“拒收现金”引发矛盾的新闻频频见于报端，其背后是中老年群体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以及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与如今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大尺度地，ICT的迅速发展给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本来就较差的较贫困地区，ICT的迅速发展是否加剧了空间发展的失衡？如前文所述，ICT所构建出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 与实体空间联系愈发紧密^[3]，然而虚拟空间的介入使得空间发展失衡加剧。在这种语境下，立足ICT深入渗透人类社会的背景，探究城市地理空间的性质、特点及其变化，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ICT指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包含电信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类相关技术。与ICT比较相近的是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及信息化(informationization)。从概念范畴上，IT包括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信息管理技术。ICT则更加侧重于通讯、社交媒体、视频、移动设备等方面。可以看出IT不仅仅包含互联网、软件等领域，也包含芯片等硬件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IT两个重要的增长点在于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产品的出现密切相关。ICT是IT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下也是在IT届占据重要地位的领域。同时，IT领域内各个技术、部门之间联系十分紧密，ICT与整个IT领域处于密不可分的状态。而信息化技术则是对信息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社会、文化转变的一种反映。与全球化类似，信息化更像是一种浪潮，不仅仅可以看成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更可以作为IT飞速发展的结果。

本文主要将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地理空间的影响分为两个角度(图 1)：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对传统行业产生巨大影响，传统区位因素发生改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网络购物、电子商务在实体产业不断交流、竞争中交互重构；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产品构建了与实体空间紧密结合的虚拟空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从规划角度，智慧城市结合ICT，在空间行为、规划实践之间建立智能化、即时化、全面化的交互通信机制，从这个角度，智慧城市是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互统一的重要载体。

图 1(Fig. 1)

图 1 概念分析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Analysis and Concepts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镇化的最直接影响来自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对城镇化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影响要素市场、就业结构、产业集聚等方面为城镇化带来发展动力^[4]；而城镇化的发展又通过影响要素禀赋、市场需求、地域形态来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推动城镇化有着正向作用^[5]。综合学界研究，信息通讯技术作为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发展重要支撑技术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增长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展对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 的指标体系的研究^[6]。如马岩^[7]基于主体信息化，将ICT水平指标分为三个方面：信息或者ICT接入或吸收情况；信息或者ICT利用情况；信息或者ICT安全意识等。再如郑建明^[8]在开展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强化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通讯设施，应用服务设施) 和科技人才) 包含人才保障，产业政策，科研环境。此外，KADO (韩国数字机会促进署) 用个人得分来评价个人信息化水平，将测量分为ICT接入、ICT能力和ICT利用三大方面；Hanafizade等^[9]提出的“互联网联结指数”也是ICT的重要测度指标。

在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探究信息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如顾菁^[10]基于ISM模型，将城镇化动力分成主动力和从动力，进而通过模拟情景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信息化对于城镇化动力还有较大潜力的结论；郑建明在构建城镇信息化指标的基础上，指出信息化一方面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信息化提升城镇管理水平，促进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发展提供基础。更详细地，吕昭河等^[11]发现互联网技术的新空间特性放松了产业中心与人口中心耦合关系的刚性约束，互联网在促进近距离人口迁移的同时，抑制了远距离人口迁移；在加速整体城镇化进程中，有利于区域性大城市人口聚集。黄禹铭^[12]则指出，互联网技术是城镇化与新常态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互联网科技将是城镇化与新常态创新发展的驱动力。

在研究应用方面，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解决城乡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特色小镇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如董婷^[13]利用CHNS数据对城镇化减贫效应开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通讯技术沟通紧密会使得城市涓流和溢出效应显著，从而带动机械化水平发展提升。ICT发展与特色小镇联系紧密^[14]，郭湘闵等^[15]从信息文化这一角度，提出ICT促进城镇化建设的新兴路径，即“IP—产业”这一模式。

信息通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赋予了城镇体系单元功能和地位更多的可能性。如刘钊启^[16]所言，信息通讯技术弱化了地理邻近性，连接性成为衡量区域流动空间中城市关系的首要因素；同时城市联系代替了传统区位论。以上论述的含义在于：传统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和职能结构在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正在发生多个尺度的重构。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的城镇体系与流动空间联系紧密。根据国内学者定义^[17]，流动空间是围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而建立起来的空间，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流流线为支撑，创造一种有目的的、反复的、可程式化的动态运动。在传统的中心地理论中，城市职能与城市等级规模呈现正相关分布，同等级规模城市之间的横向交流很少；但信息通讯技术影像下城市之间的交互变得复杂，出现了双向的、跳跃中间层级的网络化流动^[18]。在此基础上，不同尺度的城镇体系正在交互重构。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城市、网络城市等概念浮现出来。Urry^[19]所指出的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驱动力依赖于信息知识和象征性货物及服务广告、市场设计、咨询、金融、媒体、音乐等的控制协调加工和流动。甄峰等提出，经由高效的基础设施走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知识交流和未预料的创造力等所形成的综合动力促使了网络城市的形成，并能使这些城市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信息时代决定城市与区域命运的是对信息的占有获取能力及信息流的畅通程度^[20]。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镇体系的改变为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区域规划带来了新的挑战。杜作锋^[21]认为信息通讯技术通过促进市场体系演进来推动城镇体系升级。同时，国外学者Funck等^[22]认为，信息通讯技术通过改变主导性经济结构来改变区域城镇体系。具体到规划实践上，易斌等人^[23]提出信息化影响下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因少受交通距离、时间、费用的影响而逐渐增强，跨区域的联系更加便捷；这使得传统分析方法受到挑战，因而应当采用动态更新、弹性规划的方法。同时，考虑到信息通讯技术影响了传统区位，城市规划应当从规划手段的信息化、规划信息数据库、公众参与系统三个方面来开展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网络空间城市规划^[24]。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通讯技术与城镇体系、区域空间结构这一议题，实证研究较少。钮心毅等^[25]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获取城市信息流动，作为测度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指标，发现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吸引量法、优势流法能较好地分析城市中心性，有助于识别出城市人口规模不大但在区域内城市相互作用中具有较高中心性的城市等级。与之相对，国外学者更加关注信息通讯技术与城镇体系相关理论建构。如Beaverstock^[26]提出，信息通讯技术催生了“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 ”的改变，城市存在于连接、网络之中，而不是一个个国家构成的马赛克之中。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中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较少，由国外引进理论较多而理论创新较少。在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结合中国本土城镇体系开展实证研究显得较为可贵。

信息通讯技术一方面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产业结构变革，进而推动城市产业空间重构；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成本与方式，进而改变了人类时空行为模式。从这两个角度看，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信息化是城市空间重构的新动力^[27]。学界对于ICT重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 城市空间集聚—扩散化。在工业时代经典区位论的背景下，城市空间一般呈现为传统的圈层模式，主要影响因子是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交通、技术等等^[28]。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建立在地租—收益这一模型之上^[29]，因而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同心圆结构，城市中心集聚效应明显。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正在重塑城市经济中心^[30]，城市集聚扩散力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信息通讯技术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输等成本，另一方面信息接入能力、信息获取成本成为了新的区位因素。因而对信息要求较高的高端产业在城市中心集聚，如金融、咨询等公司；而传统制造业则呈现出分散布置、接近城市新区边缘的趋势。可以看出，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优势集聚，整体分散”^[29]的空间重构现象，或者说“大集聚、小扩散”^[30]。概括来讲，城市实体空间呈现出CBD—郊区结构，但虚拟空间更加去中心化^[31]。

(2) 城市空间功能复合化。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城市空间功能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复合化。传统工业社会中，居住是社区的主要功能，但是在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城市社区往往集合了包括办公、医疗、商业、娱乐等多重功能^[32]。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正在从邻里单位模式向复合功能社区演变^[33]。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城市实体空间功能变得具有弹性，传统的功能区划边界变得更加模糊，空间功能更加复合化^[28]。如Gottmann所言，通信技术可能导致CBD的集中以及制造业分配活动的分散^[34]。同时，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规划设计本身产生的影响会呈现双重作用^[35]。

(3) 城市空间结构网络化。信息技术社会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城市空间结构正在从“圈层式”向“网络式”转变^[33]。Castells^[36]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下，空间相互作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交通、原料成本重要性下降(这也是导致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原因)，城市空间功能走向复合化，这两者在城市整体空间结构上表现为城市从“圈层式”走向了“网络化”结构。高新产业区、复合功能社区等的出现使得城市空间呈现网络化的特点。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如Wheeler等^[37]利用芝加哥和亚特兰大1990—1997年办公用房数据证明，郊区边缘中心并不是城市低级功能的外迁，而是城市CBD的再造。杨家文^[38]对城市集聚—扩散重构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理由不充分的结构判断”，即扩散仅仅意味着扩散的可能性，一种更大的灵活性，但成为现实依然是存疑的。

经典城市购物/零售空间理论包括中心地理论^[39]、级差地租理论和长尾理论等。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城市购物空间在经历一系列的转变。购物地距离是购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40]，而不同类型购物出行空间格局又各不相同^[41]。近些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购物空间进一步发生微妙变化。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一致，商业空间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向远郊区扩散，郊区分散形成新的商业中心^[42]，但值得注意的是实体商业空间也正朝着多中心、多业态复合化的趋势发展^[43]，究其原因，空间距离和交通作为成本要素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但同时网民分布、信息接入能力等因素依然受到地理因素影响^[44]。更具体地，传统商业中心在受到网络购物冲击的同时，也被线上购物带动发展；次级商业中心空置率则有所提升，但社区级商业空间由于粘性较高反而蓬勃发展^[45]，不同尺度城市购物空间进行着差异化的变革。

关于电商影响下的城市商业空间变革，学界的理论构建可以概括为“四种效应”和“两个假设”：“四种效应”是指替代效应、补充效应、中立效应和修正效应，“两个假设”是指创新扩散假设和效率假设。Rogers^[46]提出了创新扩散假设，与之相对则有一些学者验证了效率假设^[47]。国内外学者各有研究支持替代效应^[48]和补充效应^[49]。张永明^[50]等利用南京问卷调查数据，发现网络购物和实体购物是替代、补充、修正、中立四种关系并存的混合效应。部分学者验证了创新扩散假设，如史坤博^[51]利用中国地级市O2O电子商务数据，发现中国O2O电子商务倾向于遵循效率假设，但并不完全符合。国外学者Farag等^[52]利用荷兰互联网相关数据，发现网络购物空间模式支持扩散假设。网络购物空间模式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在不同场景下会表现出不同模式。Sinai等人^[53]发现，网络购物对于不同级别的商场有着不同的效应，这里存在着空间不平衡的危险。

此外，如刘学^[54]等所言，对网络购物空间、实体购物空间应当从经济模型发展到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等社会文化视角，部分学者从空间生产理论^[55]以及消费社会、符号学^[56] 等角度对网络购物空间、城市购物空间重构开展了分析。

城市休闲娱乐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组成部分，在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一方面受到了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趋势一致的影响；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在重新定义着休闲活动，产生着更加细微深远的影响。从时空行为角度，信息通讯技术重新配置了工作和休闲活动；ICT构建了虚拟休闲空间，同时传统实体的休闲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休闲空间进一步泛化^[57]。实体休闲空间与虚拟休闲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基本的替代/补充效应的基础上，实体休闲空间与虚拟休闲空间紧密结合，在某些场景下实体休闲空间成为了虚拟休闲空间的“容器”。从虚拟休闲空间本身来讲，虚拟空间休闲行为一方面会替代实体休闲空间行为，同时虚拟空间中休闲行为的意识、思维、情绪会在现实休闲空间中表现出来^[58]。从休闲行为来看，ICT背景下休闲行为具有多任务化、边界模糊、破碎化的特点^[59]。

总体而言，信息通讯技术使得城市居住空间功能复杂化，具有了更高的灵活性、流动性^[60]；同时远程办公等技术出现使得居住空间呈现出一定的郊区扩散趋势^[61]。信息通讯技术促进了居住空间的功能融合。如谭如诗^[62]对快递自提空间的研究，发现依托居住空间而存在的自提空间进一步改变了居住空间以及居民的行为模式。更深入地，ICT对于传统居住空间有着瓦解和补充的双重作用；高速的信息传递使得社区自组织能力空前强大；同时由于中间商环节消失，居住空间的商业需求被更加敏感地感知到^[63]，ICT使得城市居住空间变得越发紧密、灵活；使得居民与空间之间的互动效率大大提升。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的城市具有分散化、去中心化、无地方性等特点^[64]，其流动性空间呈现出中心—外围圈层式结构^[60]。

从作用机制来看，信息通讯技术一方面改变了空间品质；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在住房信息和住房考虑因素上占据中重要地位，这二者共同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65]。甄峰等^[66]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发现信息网络对于居民出行引导作用增加，同时远程办公进一步减少了工作出行。更进一步，王振坡等^[67]认为共享经济满足了多元化的出行需求，传统产业组织转向虚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拥堵，扩展了居住空间的可达性。

在通勤距离上，学界对于ICT因素以及样本属性因素的作用存在一定争议。如王振坡^[67]利用天津中心城区的通勤数据，发现性别、年龄和职业对于通勤特征有着较大影响；但翟青等^[68]发现，信息化程度越大，越能够承担更大的职住分离；其中个人月收入影响最大，性别和年龄没有相关性。张纯等人^[69]则认为高上网频率会显著增加人们的通勤距离，但个人其他属性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发现，学界普遍认为ICT会显著提升通勤距离，促进居住空间分散化，但在个人属性因素的影响上则有一定争议。此外，ICT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出行能力，丰富了出行的选择性，使得出行工具从相互竞争转向了相互组合^[69]，同时也增加了出行次数和获取旅行信息的能力^[70]。

一方面，ICT从根本性改变了人类空间行为以及互动方式；另一方面，ICT创造的虚拟空间成为了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复杂作用也是当代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时空压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71]，距离作用也正在减弱^[72]。虚拟空间中网络活动移动性大大提升，面临空间约束更少^[73]，同时这种地方与移动性的影响，也会呈现出实体特征^[74]。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空间关系成为了学者们热议的话题。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最基本的效应包括替代和促进效应，但进一步研究发现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也包括改变、中性两种作用类型^[75]。关于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关系，学界存在三种观点：①极大影响论。即ICT影响下空间约束完全消失，完全的地区变革出现；但此说法忽略了一点，即时间和距离没有完全消失，ICT在某些情境下反而强调了这些要素的重要性^[76]。②微弱影响论。即信息通讯技术对于现实空间产生的作用十分微弱。信息通讯技术一方面极大的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伴随着多媒体、移动互联网浪潮，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适度影响论。如前文所述，信息通讯技术对于城市空间有着复杂的重构作用，虚拟空间中的活动会在实体空间中产生投射影响，实体空间要素属性也会影响虚拟空间中的活动。

更具体地，学者们探讨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关联结构。Castells^[77]将流空间分成电子构成的自由社会、节点枢纽组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功能的场所以及管理经营的空间组织这三种类型。甄峰^[78]提出实空间、虚空间、灰空间这一套概念，其中灰空间是连接实空间和虚空间的必经之路。翟青^[79]探究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联结构；其结构包含：点，在虚拟空间中没有中心性，只有节点性存在；线：无形的信息流和有形的交通流形成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关联的线；面：有形和无形的活动共同构成虚拟—实体空间中的面。随着ICT的发展，交易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办公空间都走向了虚拟化^[80]，但是虚拟空间对于实体空间的影响方向——强化还是弱化、拉近还是推远，这些问题依然是学界热议的话题^[81]。

此外，着眼于时空行为角度，虚拟空间意味着时空行为关系的丰富。结合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人类在空间上的存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SP (synchronous physical presence)：同步现实存在；AP (asynchronous physical presence)：异步现实存在；ST (synchronous tele-presence)：同步现实存在；AT (asynchronous tele-presence)：异步现实存在^[82]。这四者的关系如表 1所示，可以看出，SP指的是面对面的，比如某次到场的会议；而AP的例子如邮寄信件。ST指的是远程的到场，比如社交通讯软件中发送消息等，AT指的则是电子邮件、网站等，在这种虚拟空间中，一个人在一个时间点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另一个人既不需要立刻打开这封邮件，也不需要出现在邮件发送者所在的位置，因而这是一种“异步远程到场”。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时空路径不再仅仅局限在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的时空路径与实体空间紧密结合，构成了ICT背景下人类活动空间的基本形态。同时，从时空棱柱角度，ICT大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时空可达性，而这种可达性的扩展则是与ICT对于时空制约的解放密切相关。

表 1(Tab. 1

表 1 四种空间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 Among Four Kinds of Space(From Shih-lung Shaw)

表 1 四种空间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 Among Four Kinds of Space(From Shih-lung Shaw)

同时，虚拟空间对空间正义、空间政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虚拟空间(或赛博空间) 对传统的空间政治学注入了新的内涵。基于此，有学者基于“赛博空间”这一概念构建“赛博权力”(cyberpower) ^[83]，旨在探究ICT背景下虚拟空间的权力几何学，以及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84]。在《赛博权力(cyberpower)》这本书中，作者对“赛博权力”的定义是：在因特网以及赛博空间中形成文化以及政治学的权力形式，主要包含个人、社会以及想象。在社会经济的背景下，赛博权力表现出对个体的控制和占有——而赛博权力本身是信息流空间以及虚拟空间中的“精英群体”所建构的。与之相对的，关于想象的赛博权力则是由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构成，想象、社会关系、个体共同构成了赛博权力体系。在这里作者倾向于认为赛博空间有着自身的权力循环，同时也产生大量的信息^[85]对实体空间中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基于此，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作用路径得以构建。

ICT直接改变了人类社会运行的方式。而城市是人类居住的重要形态，因而ICT与人类城市发展、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技术发展路线上来看，智慧城市是建立在数字城市、物联网和云计算基础上的，而这些技术又都是以ICT作为基础的。与智慧城市相伴的还有数字城市、电子城市等。智慧城市相关研究在2010年之后迅速增加并且稳定在较高水平。结合ICT概念的内涵逻辑，可以发现ICT自身的成熟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础。当前学术界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探讨，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立足空间的地理学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是多种概念共同发展而成的结果。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源于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并在发展实践中被强化^[86]。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与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充分利用信息化相关技术，通过监测、分析、整合及智能响应的方式，综合各职能部门，整合优化现有资源，提供更好的服务、绿色的环境、和谐的社会，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及大众建立一个优良的工作、生活和休闲的环境”。牛文元^[87]提出，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标准，是21世纪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结构重整的新型平台。

目前学界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如火如荼。大多数研究倾向于从不同角度拆分/构建智慧城市体系。Giffinger等^[88] 提出智慧城市具有六个维度：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居民、智慧生活、智慧管治。从纵向层次上，有学者提出“自上而下的智慧城市”和“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89]；从具体分支上，学者们在智慧交通^[90]、历史文化街区^[91]、智慧信息平台^[92]、公众参与^[93]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葛金鹏^[94]将智慧城市分成如下细分领域：家居(智能调节光线、温度、湿度)、社区(智能社区规划)、交通(无人驾驶、车联网)、公共安全(城市实时监控)、城市服务(如智能地下综合管廊)、工商业活动(如智能办公)、医疗(如远程医疗、无差别医疗)、行政管理(如智能化管理)、教育(如智慧校园、全息影像) 等；再如周武^[95]从四个层次阐释智慧城市，即感知层，视频采集技术、传感技术，开展数据收集；平台层，具备计算和管理功能、决策功能以及储存功能，通过整合共享数据安全运营；网络层，智慧城市通信“高速公路”应用层，在前三者的基础上，通过多种终端设备访问系统。张振刚等^[96]认为智慧城市应当具有五个系统，即战略系统、经济活动系统、社会系统、信息系统和空间系统。可以看出，当前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仍然处在不断被阐释、丰富的过程之中，智慧城市的概念范畴、结构层次也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明晰。

显然，无论从哪个层次阐释智慧城市，ICT都与智慧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广斌^[97]提出，ICT是智慧城市的直接驱动力，贯穿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孙中亚等^[98]将智慧城市发展概括为两大脉络：第一，强调城市文化，将城市看做智慧共鸣的“管道”；第二，强调不断发展的ICT为城市大系统的运行提供可能。甄锋等^[99]紧密结合地理学，从多元异构数据整合、信息系统和空间平台分析两个方面探究智慧城市的建设。同时，学界也开始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反思^[100]，尤其是针对技术至上的城市规划建设倾向和智慧城市的“乌托邦化”倾向^[10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论构想和探讨十分火热，但是涉及到智慧城市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实证案例以国外案例为主，如巴塞罗那^[102]、阿姆斯特丹^[103]等欧洲城市的实践。如图 2所示，智慧城市对人类空间行为的一个核心转变在于：智慧城市需要基于虚拟空间建立居民—规划—城市的反馈通信路径，这种通信则依赖于信息通讯设备(手机、电脑) 以及智能化城市公共设施来实现，这三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成为了不断推进城市发展、规划改善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出，目前智慧城市相关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智慧城市的基础潜力，与应用项目结合的实证研究较少。同时，ICT一方面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连，同时考虑到ICT的既有影响，智慧城市的建设必将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人类空间行为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基于此，前瞻性的研究显得更加宝贵。

图 2(Fig. 2)

图 2 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智慧城市—空间行为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 Between Smart City and Space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ICT

在信息通讯技术作用下，城市—乡村、城市—城市、城市—区域空间作用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ICT通过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城镇化提供动力，其作用路径可以分为产业信息化和主体信息化两条路径。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等成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ICT也成为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地，围绕信息通讯技术建立起来的流空间，改变了区域及城市联系的方式，进而改变了区域城镇功能体系的结构。城镇体系在不同层面上发生了尺度交互重构：一方面，双向、跳跃式网络流动加剧；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等基于全球城镇网络的概念不断涌现。

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成本和方式，改变了人类时空行为模式，因而信息通讯技术也推动了城市空间重构。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集聚—扩散效应重构、空间功能复合化、空间结构网络化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效应。在城市活动空间方面，ICT催生的网络购物、电子商务是城市购物空间重构的主要形式。实体购物空间与网络购物空间则是该领域的关注焦点。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场景下，实体购物空间与网络购物空间呈现出不同的交互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通讯技术不但大大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而且从知识观念、空间认知、生活习惯、社交方式等多方面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从个体层次聚焦城市居民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结合中国实际的信息化城市理论也亟待构建^[104]。聚焦个体，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空间作用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移动互联网、O2O (线上线下电子商务) 的发展，信息通讯技术正在越发深入地整合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越来越密不可分，在辩证地看待二者复杂作用关系这一问题上，个体层面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ICT影响下，城乡二元结构、城中村等问题更加值得关注。ICT在促进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加剧城乡差距，城乡地区的经济基础差距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放大效应下可能会产生如“数字鸿沟”等问题。信息通讯技术所构建的虚拟空间是以实体空间为基础的，因而结合信息通讯技术背景的空间权力、空间正义等相关研究亟待开展。因而乡村和城中村等聚落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水平、信息通讯技术对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系等议题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居民个体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