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速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的步伐。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必须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1]。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世界治理格局带来重大影响^[2]，中国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companies，MNC）在海外投资与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跨国企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力量，其国际化发展面临着一直存在的张力：跨国运营与地方融入之间的张力^[3]。企业跨国运营与地方嵌入的过程不仅影响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营，也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4]。随着全球化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迅速流行，并引起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评价、检验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社会经济后果等。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概念源起于管理学科领域，是指企业对其经营活动处于的社会所负担的责任，既包括对各种社会主体的责任，也包括对社会环境的责任^[5]。包括员工、供应商、社区团体、政府和股东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其有利于企业获取相应社会资本^[6]。跨国企业更注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并通过其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发展和运营具有显著的影响，表现在企业的社会资本^[7]、海外并购^[8]、企业竞争力^[9]、消费者品牌评价^[10]等方面。当前，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经验差距较大，不完全适用已有研究理论^[11]。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容易为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忽略^[12]。一方面，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本地嵌入过程一直受关注^[13]。例如跨国零售商在中国多采用地方政府关系维护，地方商品采购与销售等嵌入方式^[13]，区域劳工供需因素对跨国企业地方嵌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地方嵌入对区域劳工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是重要的研究方向^[1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的经营发展与地方嵌入主题研究刚刚兴起，成果较少。代表性成果中制度文化转型背景下的建设项目的多尺度地方嵌入分析范式初步形成^{[12, 15]}。刘卫东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理论，根据项目/技术的“破坏性”和地域嵌入程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划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合作园区四大类^[12]。另外，跨境经济合作区类型项目^[16]、中国铁路技术转移研究^[17]等支撑了中国企业跨国合作项目的制度-技术-文化的地方嵌入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借用“嵌入理论”，基于多空间尺度构建融入地理学要素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与框架模型，以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华为公司为案例进行实证，对于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指导中国跨国企业融入地方发展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并能“走下去”。

（1）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将2002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投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图 1），可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速增长阶段（2002-2016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特征由前期投资额度低、增速慢、年均波动大转变为投资额度增大、增速快、年均稳步增长。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并逐年递增。在2013年直接对外投资额突破1000亿美元，并在2016年达到投资额最大值1961.5亿美元；第二阶段增长放缓阶段（2017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贸易增速显著放缓，中国的对外投资额也逐年降低。2019年对外投资额降为1369.1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日本，居全球第二位。2002-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2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居全球第三位。

图 1(Fig. 1)

图 1 2002-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存量变化图 Fig.1 Chart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Stock from 2002 to 2019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02-2019年）。

（2）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更加广泛，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增长明显。2005年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少，分布较集中。2005年，中国对外投资扩展到非洲和大洋洲，开曼群岛是中国对外投资最高的地区（51.6亿美元），投资额前十的国家就占总投资额的92.52%，集中度较高。经过十年的高速发展，到2016年，投资额前二十的国家覆盖南美洲的国家、亚洲的中国香港、美洲地区的美国、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投资均超过100亿美元；2019年，投资额前二十的国家地区分布在全球各个大洲，且投资额在20-50亿美元区间的国家（地区）数量明显增多，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更加广泛，其中对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最为明显^①。

（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四种主要形式。根据中国企业参与运营的程度和资本的使用方式可以粗略地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划分为“工程总承包”模式（EPC）、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建设-运营-移交（BOT）以及企业直接投资并经营的项目4类^{[12, 18]}。企业在东道国的参与经营程度与东道国社会文化嵌入程度关联密切。其中，“工程总承包”模式是指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建设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造价等负责，建设完成后将项目交由东道国来经营，参与EPC项目的这类企业在东道国的参与经营程度低。PPP和BOT是以特许经营为基础的项目，企业参与和负责特许时期的项目经营，企业参与经营程度较高，三峡南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就是一个典型的BOT案例。而企业直接对外投资则是企业全过程参与项目投融资、建设与经营过程，是企业参与经营程度更高的一种“走出去”的方式（表 1）。

表 1(Tab. 1

表 1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四种主要形式 Tab.1 Four Forms of "Going Ou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表 1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四种主要形式 Tab.1 Four Forms of "Going Ou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4）中国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存在较多问题。中国跨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日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是企业维护声誉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8]。其次，当前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因东道国所处发展阶段、投资项目的行业和区域而异，没有固定的范式，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访谈人员编号：M2）；再次，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因东道国的认同差异，其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亦有不同^[12]。当前中国跨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以下主要问题：有关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监管不得力，缺乏广泛的社会监督，国际上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具有指导意义，不具有强制性，造成部分中国跨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20]，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有偏差，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做慈善；某些跨国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给当地工人支付工资偏低^[21]，存在一定程度的劳资矛盾和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22]；部分跨国企业环境风险意识淡薄，或早期对当地生态监管政策不熟悉，造成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负面环境影响等；部分对外投资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意识还关注不够^[21]；另外，部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透明度问题比较突出，国内企业在国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很少，或在信息披露中有所偏颇^[23]。

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发展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话题。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跨国网络形成和相互嵌入的过程，各空间尺度的人与人之间、企业与地方之间、企业之间的信任和网络形成，与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同等重要^[24]。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发展的嵌入过程主要从国家（state）、劳动力（labor）、发展（development）、环境(environment) 和金融（finance）等方面发生^[25]。这个嵌入过程大概可以划分为社会嵌入（societal embeddedness）、网络嵌入（network embeddedness）和地域嵌入（territorial embeddedness）三个方面^[26]。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的社会嵌入涉及生产网络与地方长久形成的制度、文化等社会性相关背景，可以说这种社会性网络的嵌入是外部和地区内部两种“基因”的融合。网络嵌入涉及一系列人、企业、集体、机构等主体（actors）的关系结构，其关系的类型和结构影响这种嵌入的稳定性、持久性。地域嵌入尤其是涉及地方的地域性，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通过在与全球网络的整合中实现地方发展^[26]。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各要素的嵌入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也有所不同^{[3, 27]}，比如社会和制度法律的嵌入在国家和地方尺度尤为显著，而地域网络则在地方和社区尺度更显著。这种嵌入维度的三分法有效整合了原有商业管理学、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中涉及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嵌入理论的视角差异，也细化了嵌入的要素与作用过程。

传统上，企业社会责任属于商业管理学的研究范畴^[28]。但随着“治理运动”的兴起，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企业介入全球、地方公共治理的路径，并引起社会治理等领域学者关注^[5]。Carroll提出了CSR的“金字塔模型”，指明企业应承担的四个方面的社会责任，按照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排列分别为经济责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伦理责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和慈善责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29]。其中，对企业投资者的责任被认为是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其次是对员工、客户、社会公益的权益维护，排名最后的是对政府和环境的社会责任^[30]。而各行业企业的实证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尚不统一^[5]，有限的实证中，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员工薪酬待遇以及客户满意度等方面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被重视，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容易被企业所忽略，而企业的慈善行为对于企业绩效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31]。

在嵌入理论中，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和地域嵌入涉及的具体要素包括法律、制度、管制、宗教和习俗等；地方的产业和经济联系^{[24, 25]}；本地劳动力招募、工资和权益保障^[14]；环境与生态保护^[25]；弱势群体和公益事业的关怀；地方基础设施改善；企业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建设等若干方面^[13]。全球生产网络在多尺度空间与地方进行多维度的嵌入和战略耦合，因此有必要从多维空间尺度审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全球与国家尺度层面，国家和地方的法律和管制制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3]。主要表现在跨国企业投资和经营受国家法律、制度和管制等相关约束，是网络嵌入和地域嵌入的重要方面；跨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法律责任层面，即要尊重所在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管制、宗教和习俗等；在地方和社区尺度层面，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联系、地方就业岗位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和环境生态保护是全球生产网络嵌入地方的重要因素，也是跨国企业履行经济责任、慈善责任和伦理责任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尺度层面，本地员工招募及员工利益保障、企业管理体系、企业文化建设既是社会嵌入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经济责任、伦理责任中的重要方面^[32]（见图 2）。

图 2(Fig. 2)

图 2 嵌入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衔接耦合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Corporate

华为公司创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2019年华为公司约有19.4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亿人口，销售收入达8588亿元人民币^②，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案例之一。根据华为某部管理人员：“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与美国打压的影响下，华为的开放理念和国际化战略没有丝毫动摇”（访谈人员编号：M1），其在多维空间尺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也值得总结与借鉴。

本文案例研究所用第一手数据主要是通过对华为公司3位均具有10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的深度集体访谈方式获得，访谈内容涉及华为公司海外扩张过程、在全球与国家、地方与社区、企业等不同尺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等内容；第二手数据包括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16、2017、2018、2019、2020年度报告、华为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华为公司官方发布资料和其官网介绍资料、已经发表的涉及案例企业的相关研究文献等。

（1）华为的国际化进程受地缘政治和国家管制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上诞生了400多家电信企业，90年代中期国际大型电信企业也纷纷开始进驻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华为开始寻求全球化出路。从华为全球化的路径来看，华为选择了从东欧-发展中国家-欧美的循序渐进策略（图 3）。1995年，华为在香港筹建“华为香港”分公司，负责国际供应链和外汇结算，香港成为华为步入国际市场的第一个落脚点。1997年开始，华为正式开启全球化进程，早期华为的国际业务多选择在和我国外交关系比较好、国家通讯管控政策限制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展开，率先开拓了俄罗斯市场。随后在拉美地区开始以巴西为中心开拓市场。2000年之后开始在其他区域全面拓展，包括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2004年，华为将海外市场拓展重点转向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在英国Basingstoke设立欧洲总部并和当地主流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逐步开拓欧洲市场。2006年华为进入日本市场。近几年华为5G技术受美国管控政策压制，在美国和其同盟国家和地区推广就受到政府与管制政策的严重影响，推广缓慢。可以说华为国际化的进程就是企业在各国家法律与管制政策管制下的推广业务的过程。在遵守集团合规指引的基础上，华为各子公司结合当地法律及执法实践，识别与评估合规风险、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一国一策”地实施合规管理，确保合规遵从^②。

图 3(Fig. 3)

图 3 华为全球化扩张过程与空间布局示意图 Fig.3 Process and Spatial Layout of Huawei's Global Expansion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16)1667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2）与全球和地方伙伴合作推进其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进程中，华为坚持“开放合作、共建共享”理念（访谈人员编号：M1），积极与全球和地方伙伴合作是华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其与全球和地方伙伴合作的方式主要包括：在地方设立地区总部、研究中心和各级功能机构、与地方研究院共建联合创新中心等。在欧洲与超过1000家伙伴密切合作，共同开发创新解决方案^②。这种合作一方面有助于华为企业与地方政府、地方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拓展地方业务，另一方面有助于带动地方事业的全面发展。到2019年，华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组建了1个全球总部（中国深圳坂田）、8个地区总部、6个财务共享中心、36个联合创新中心、16个研究院/所（研发中心），设立了匈牙利欧洲物流中心、巴西制造基地、波兰网络运营中心，3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9个技术支持中心等职能机构（图 3），并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准制订，成为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民营企业之一（访谈人员编号：M1）。

（1）华为增加就业岗位，不断吸纳一定比例当地员工，带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华为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海外员工本地化进程。员工的本地化有利于公司深入了解各地文化，促进当地人口的就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访谈人员编号：M2）。截至2019年底，华为在海外聘用的员工总数超过3.7万人，华为海外员工本地化率（图 4）虽然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但平均本地化率依然达到67%，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③，并为本地员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带动地方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图 4(Fig. 4)

图 4 2015-2019年华为海外员工平均本地化率 Fig.4 Localization Rate of Huawei's Overseas Employees in 2015-2019 注：1.资料据华为历年年报整理；2.海外员工本地化率=海外聘用的本地员工人数/海外员工总人数*100%

（2）在企业所在社区，华为致力于为所在社区创造价值。华为坚持“在当地，为当地”的企业责任理念，每个海外机构均设有部门负责社会公益和社区慈善活动，结合当地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社区公益活动（访谈人员编号：M1）。2019年，华为与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和区域组织等伙伴合作，在全球开展了170多项社区公益和慈善活动，内容涉及社区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提升等方面^③。华为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和行业特点，以ICT技术为纽带，通过构筑完整的基础软件生态，为全球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人们提供通讯技术保障、平等优质教育、培育输送人才、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社区和居民健康等多样方式（表 2），支持所在的地方和社区提升和发展，提高了地方和社区居民对华为企业的认识和接受度，推动海外业务运营与地方的融合发展。

表 2(Tab. 2

表 2 华为在海外的部分社区公益活动列表 Tab.2 List of Part of Huawei's Overseas Public Activities in Community Level

表 2 华为在海外的部分社区公益活动列表 Tab.2 List of Part of Huawei's Overseas Public Activities in Community Level

（1）华为保障员工收入和权益，促进本地化。华为长期积极推动海外员工本地化并注重本地员工培养和技术水平提高。华为为本地员工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公司内部还为本地人才配置导师、提供系统性的培训赋能；利用iLearning等在线平台，提供超过4000门在线英语及其他语种网课；通过本地员工入职培训、外籍管理者培训、各领域高级技术专家培训等，持续加强对员工技能水平、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的提升（图 5）。华为还通过与当地优质医院资源建立连接，为员工建立专业和完善的健康和安全保障体系。

图 5(Fig. 5)

图 5 华为为海外员工提供的线上学习资源情况 Fig.5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Provided by Huawei for Overseas Employees 注：数据来源于华为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

（2）华为通过建立适应地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促进公司内部多元文化的融合。华为的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地域法律、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容易造成社会融入困难。一方面，在海外机构的管理上并不是将华为国内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简单移植到投资国，而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形成员工多样化的价值发挥模式，不断增强企业的植根性。通过外派人员和本地人才的交流合作，促进文化融合，实现企业与地方共赢；另一方面，华为《关爱员工政策》明确了公司关爱员工的总体原则及要求，海外子公司基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定并发布了本地化的政策，致力于持续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尊重、多元的用工环境。比如，华为规定在招聘、晋升、薪酬等方面不应有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国籍、年龄、怀孕或残疾等方面的歧视，并且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和提升本地人才；华为在公司园区内，设立了祈祷室，满足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信仰的员工的需求；“We are family”中外团队融合、“为爱奔跑”等大型主题活动，积极营造活泼、健康的工作氛围，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③。

（3）华为保持开放沟通态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2019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华为加大了与社会的开放沟通：发布《华为2019年年报》；4500多名中外记者、3000多位专家学者、1000多批次政府团组访问公司；公司高管对外发言，高密度地与外界进行开放、坦诚的持续沟通；开放股权与治理信息，展示华为的股权结构、员工持股计划、治理架构和机制等；面对诉讼案件，华为坚持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正当权益^②。华为这种开放沟通的若干举措，增加企业透明度，也属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有利于华为打消国际疑虑，更好地开展国际化运营。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不能有效指导当前中国跨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运营问题，本文借鉴经济地理学“嵌入理论”，衔接和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

（1）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更加广泛，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增长明显。根据跨国企业参与运营的程度和资本的使用方式，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四种形式，其与地方的嵌入程度不同；当前中国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存在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

（2）构建嵌入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衔接和理论框架。嵌入理论涉及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劳动力、制度等各方面，与企业社会责任中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等方面契合度高，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不同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中对四种责任的权重大小判断，提出在多维空间尺度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需有侧重。

（3）全球与国家尺度，中国跨国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其国际化进程受地缘政治和国家管制影响显著，建议企业通过与全球和地方伙伴适度合作，有助于推进其全球化进程；地方和社区尺度，跨国企业主要通过履行经济和慈善责任融入和带动社区发展，涉及地方就业岗位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教育和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提供和改善、弱势群体关注等要素；企业尺度，跨国企业主要通过经济和伦理责任履行促进其本土化进程，涉及企业管理体系、员工利益保护和发展、企业地方文化融合等内容。另外，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保持公开透明态势。

本研究在经济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下^[12]，提出多维空间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嵌入理论的衔接框架，并贡献了中国跨国企业在多维空间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案例实证。从企业社会理论层面，研究提出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除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5]、行业和区域差异^[20]、评价体系^[30]外，还应从社会、网络和地域嵌入的“制度与文化”要素考虑，针对不同空间尺度有所侧重，细化和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内涵和可操作性。但这种多维空间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边界并不是绝对明确和清晰，即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下，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企业社会责任依然有交叉和重叠。另外，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也有所区别，需要更多的案例实证。为帮助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出台针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注释：

① 本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03-2019年度）.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 2020-3-04。

② 数据来自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2019?ic_medium=hwdc&ic_source=corp_banner1_annualreport, 2020-03-04。

③ 数据来自华为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https://www.huawei.com/cn/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report, 20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