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列出性别平等的问题，每年进行重申和强调，例如在2020年5月19日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1]发布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中，目标5是“实现性别平等并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力”。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关系，人是具有社会性别属性，因此性别与地理学就有天然的联系。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传统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60年代的女性运动获得灵感，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文化与空间的尺度转向使得女性主义地理学从人文地理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以空间和性别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发展的跨学科地理学^[2]。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性别和地理如何相互产生和转化，以及性别分化和异性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并与其他范畴区别相互交织和自然化。

女性地理学的研究指出，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别与空间的关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情景是分不开的，如果说西方性别研究是跟随三次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而来，中国的性别问题有其特殊性。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将维护妇女权益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到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庄严承诺；从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到将妇女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规划纲要；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入党代会报告，我国在加快实现男女平等的进程。2011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确定了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七个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的策略措施^①。2020年10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四点主张：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②。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的深入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呈现出时空并置的复杂多元发展情势^[3]。性别与空间的关系也因此有其特点。

我国推动性别平等方面的举措在全球层面上有目共睹，但国内女性地理学在性别视角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中国发展女性地理学有丰富的土壤，也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目前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展望。本文关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进展主要集中在大陆内地。本研究利用关键词“女性/性别地理学”“女性/性别+空间”“女性/性别+地方”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进行查找相关文献，同时利用关键词“femi nist/geography + China”“female/women/gender + space/place + China”在Elsevier Science Direct全文学术期刊、Web of Science、Taylor & Francis、SAGE期刊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搜集文献80篇，筛除书评、硕博士论文15篇，港澳台文献5篇^[4-8]，介绍西方女性地理学进展的文献综述4篇^[9-11]，剩下相关文献56篇，其中外文有6篇，中文50篇。本文以研究问题为导向，采用主题分析法，将其分为女性与城乡空间、就业空间、家庭空间、女性人才与地理、文学艺术空间、旅游空间六个主题介绍目前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在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性别制度下女性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具有不同体现，即在封建社会时期，集权制城市中女性空间呈现附属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二元城市中女性空间呈现隔离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城市的性别空间呈现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消费性城市的女性空间呈现主导型^[12]。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城市社会差异扩大、城市双职工比例高等原因，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女性日常生活具有独特性，与西方女性时空行为研究内容存在差别^[13]。如中国城市中存在多样类型的女性，她们的行为方式与空间的表现具有独特性，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可望总结出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14]。

城市空间的性别属性使得性别空间活动存在差异，女性的空间活动范围相较于男性受限，但女性可以发挥能动性，通过自身的行动重构城市空间。女性可以通过休闲体育活动挑战原有空间的性别秩序，解构二元空间的对立关系，改变男/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从而在城市建构起女性的社会空间。居民小区满足了女性所需要的方便性、低（或无）消费性、安全性以及交流的需求，休闲体育活动成为女性借助的工具以实现她们从私域向公域的空间过渡；公园广场作为休闲体育活动为女性在城市创造的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女性实现对美、健康、社交和自我发展的需求；商务区的休闲体育活动空间满足了当地女性对物质、精神和社会地位的全方位需求，为女性带来更加丰富的生活。但同时，女性通过休闲体育活动建构社会空间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休息体育结构）、文化因素、群体（同伴）因素、个体因素的制约^[15]。城市的中产阶层化、性别比例与城市空间也有交叉，女性群体的人口统计变化如离婚、结婚年龄高龄化、单身普遍化使得城市住宅供需均衡发生改变，住宅套数需求量增加，套内面积减小，同时女性消费场所和活动的空间植入共同促进了内城空间的转型和空间再塑^[16]。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的提升拉动了女性的消费水平，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机会，体现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在消费空间的行为延续了传统角色定位，再现和建构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地位^[17]。

就乡村而言，传统的乡村被费孝通先生界定为“乡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主导着大多数家庭的内部分工。这里的传统乡村指的是陆地家庭，海上渔民家庭由于男女共同生活在多重空间合一的船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空间界限不是很明显，因此家庭的性别关系和分工与陆地家庭存在明显不同^[18]。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逐渐向后乡土社会转变，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正式公共空间萎缩、非正式公共空间凸显的大致趋势，重构了包括乡村社区记忆、乡村社会交换、乡村经济交换、乡村民间组织等在内的村庄秩序^[19]。非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为妇女介入提供了契机，妇女权利意识增强，角色由被动转向主动，养老服务中心的建立凸显了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由广场舞衍生出的妇女议事会和妇女服务队提升了女性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地位和话语权，体现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社会生态的改变^[20]。在福建惠安，大部分男性从事渔业或外出，女性承担所有农副业和家务，扮演经济支柱和家庭主心骨的角色，成为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各种社会活动的主体，在当地建构了包括生产文化景观、生活文化景观、社会组织景观在内的惠安女文化景观^[21]。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女性通过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乡村事务，为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纠纷调解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实现主体性身份的转变^[22]。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出现了女性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增多的现象。女性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后，个人形象、择偶观和婚姻观发生变化，获得技能和资源、象征性的社会资本，但仍遭受歧视，未能改变国家、市场、地方身份、性别和阶级建构的不平等^[23]。尤其当女性终结空间流动、返回乡村后，女性的传统角色再次浮现，重归到传统秩序中，城乡流动过程给女性带来的认识到实践变化犹如昙花一现，并未对传统父权制造成根本性冲击^[24]。同时，流动女性的家庭的城乡流动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性别决策过程和对性别关系改变的公平和满意度感知，家庭性别关系更加平等^[25]。根据女性流动人口在家庭劳动分工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可分为传统型家庭、互助型家庭、依存型家庭和独立型家庭^[26]。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格局。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受家庭经济条件和抚养压力显著影响，而家乡耕地、外出时工资水平及村办企业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影响更显著，女性回流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依旧明显^[27]。

现有的研究表明，城市中的女性可以通过空间实践在微观尺度和宏观尺度上重构城市空间。随着乡村向后乡土社会转变，非正式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女性参与乡村治理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女性暂时性获得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源，返乡后重归传统性别秩序，并与男性回流劳动力存在就业的性别差异。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可靠，因为中国乡村的差异比城市大，女性从城市返乡后的情况应该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贫困程度不同，情境不同，其他领域的研究表明，返乡女性可以改变当地的性别秩序，因此需要对返乡女性再做研究，探索其内在机理。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兴起后，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人地关系，重构女性身份和生存空间，其中包括构建衡量不同性别之间及女性内部差异性的指标体系。鉴于目前源于不用学科的指标体系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且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曾通刚等^[28]通过借助人类发展指数，利用2006—2016年数据从健康、教育、就业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评估模型，发现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存在空间区域差异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从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及西南地区递增，且呈现较强的稳定性，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就业的空间分布来看，以广东省为例，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女性就业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29]。性别隔离在旅游从业人员中表现更明显，女性在行业和职位上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多从事旅游一线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等底层工作，而男性多集中在管理岗位。由于女性除工作外需要照顾家庭，本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进入旅游业，移民旅游从业人员男性居多，女性从业者相比男性空间辐射范围更小，就业空间分布更集中^[30]。同时，不同行业女性存在行为空间差异，如广州餐饮业和茶艺表演业两个女性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行为空间结构总体上类似，但由于两者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的差异，导致在空间尺度构成、出行活动的距离分布和出行频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反过来进一步对两个女性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限制和促进的不同作用^[31]。在女性的就业空间实践过程中，女性身份也被不断建构与重塑。在潮汕钩花案例中，钩花行业经历了女性空间实践的公共化、家庭空间的经济化、以身体为尺度的钩花表演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钩花女工的女性身份经历了“经济人—作坊主人—文化传承者”的演变过程^[32]。女性身份的塑造也存在群体内部差异，工作场所的语境使得不同群体的女性存在身份认同差异。例如，在学校食堂的微观工作场所中，窗口女工和勤杂女工生产两种不同的认同机制，前者被完全纳入高强度的赶工中，在场所的紧张感中产生工作满足感；后者对自己的农村身份更加敏感，反向建构并强化她们的自我污名化意识^[33]。

受近现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影响，近现代女性人才出现数量增加和影响领域扩大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地区^[34]。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群体，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进一步塑造了教育空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地理学中的女性地位得到了一定的上升，但在地理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手册和进展报告的作者中，以及手册和期刊编委会的编辑中，承担“看门人”（gatekeepers）的角色比例仍然很低^[35]。并且，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高学历背景主要被男性视为一项提高孩子抚养质量的指标，相反地，女性却没有将她们潜在的配偶对象的学历与孩子抚养相关联，说明中国家庭中传统性别角色的延续和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工^[36]。

在旅游学界中，女性旅游研究者群体表现出以副高职称为主、以普通高校及部分重点院校为主的金字塔形结构^[37]。尽管年轻学者中的女性数量已经超过男性，但在学术产出的数量以及研究内容上与男性存在较大差异^[38]。关于旅游学术圈的性别差异，Xu等通过对30位旅游女性学者的访谈，仅7位对旅游学术界中的性别不平等的现状表示出不满意和沮丧，能自发地提到性别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因素。究其原因，影响女性学者性别意识的因素有她们所处的阶段、个人经历、家庭环境、旅游学术界的特征^[39]。如何提高女性学者的学术产出，使之与其人数和学术地位相匹配，是学术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家”是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国内地理研究中的“家”研究大多集中在房屋政策、社区变革、社区居民通勤和日常同行和房屋改造话题，忽视对日常的家庭空间、家庭生活轨迹及其所表征的空间尺度研究^[40]。近年来，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由亲子关系为轴心的扩大家庭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转变和性别观念的变迁，女性与家庭空间的话题得到关注。

按照形式主义的分割，社会被划分为“公共”和“私人”领域，家庭被天然认为是私人领域。妇女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因隐蔽于公共视线之外，而极易被视为“自然化的”“女性化的”“私人的”，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承认^[41]。除了在家庭空间领域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女性的出行范围也以家庭化活动为中心。尽管女性出行频次高于男性，但出行的距离、时间和速度都要低于男性^[42]。这种出行目的结构差异揭示了隐形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同时建成环境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因此需要在空间规划、制定城市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置考虑性别平等，为女性出行提供更公平的生活和出行环境^[43]。

人文地理往往从宏观的尺度进行研究，而日常生活视角关注生活细节方面的东西，文学作品可以刻画其真实性。国家女性话语经历了五四时期女性挑战封建文化的男权观，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再到90年代“恋物癖”成为女性写作的特色^[44]。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地理学”转向，空间的敏感和再思成为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特性，性别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被更多地放置到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中去探讨。如同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女性与城市互为指涉和表征^[45]。类似地，在《觉醒》中，作者通过女主角的一系列空间的变化，分析她如何通过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搬出大房子—出轨—走进大海）以寻求灵魂解放^[46]。在文学作品中，女性经常被比喻、描写成一种自然物象，从而物化为一种“风景”。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获得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逐渐冲出家庭的局限，大大扩展了女性出行的空间。但女性的活动空间仍主要局限于家庭，性别分工和女性主体性的选择成为重要影响因素^[47]。同样在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整体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和“失语”状态，即使有个别的女性挑战性别秩序，也未能改变整个剧情的风格。虽然女性被认为是私领域的主角，但男性却被看作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主导者。空间弱化了女性的地位，但女性的自身行为也在不断强化着这种空间压迫^[48]。

女性主义地理学批评既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扩充和发展，借鉴地理学和空间哲学的相关理论，以女性主义和空间为批评视角，通过对女性书写和男性创作进行解读，反思女性在空间中的处境与经历，通过批判和颠覆父权制思想，以重建女性的身份和生存空间^[49]。以厨房为例，女性需要在这一私密空间中对抗男权、传统女性、现代女性三种压迫与攻击。只有社会空间中性别平等的观点被成功确立，女性拥有主体价值与独立位置，才能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50]。

文学注意生活中的细节，并不是因为文学而使细节显得重要，而是因为文学等艺术可以保留下这些细节，可以让细节成为永恒，甚至让那些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的人获得启示。女性的研究也是分学科的状态，地理学的性别研究、文学的性别研究、社会学的性别研究等等，由于学科分割，认识的女性并不是一个整全的女性。女性作为这个世界上被认识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存在，既是适应社会的主体，也是改造社会的主体^[51]。在女性研究方面，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应是构建以中国女性为主体的地理研究，以中国为主位，以女性为主体。

旅游业本身是性别社会的产物，其过程在其构建、呈现和消费中具有性别差异^[52]。在国内的民族风情旅游中，广西通过旅游宣传手册、画报、电视和网络信息等各种推介手段，将”刘三姐”形象打造为宣传焦点，对游客的旅游行为具有指示作用^[53]。女性在变动的劳动世界中不仅仅被“配置”、被“结构”进某种劳动分工的体制之中，也有改变结构化的力量。女性参与到旅游业中，冲击了家庭领域的性别藩篱，使得家庭领域内的劳动生活方式、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家庭权力发生转变，帮助她们从家庭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参与社会交往、闲暇活动和村庄事务管理的话语权增强，冲击了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提高女性社会参与机会^[54]。

空间、身体和性别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命题，空间具有性别属性，作为空间内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身体和空间具有天然的联系^[55]。1970年代以来，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受到人文地理学的关注。身体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身体的性别、性征等问题上的探讨，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充斥的权利统治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解身体的独特视角^[56]。国外关于身体空间的研究很丰富，比如身体与城市互为视角，将身体作为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途径^[57]。目前国内地理学中的身体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如传统节庆活动中身体实践与地方意义的建构^[58]、城市空间中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与空间建构^[59]，从女性/性别角度研究较少，但旅游空间中特别关注“身体”。

在旅游目的地，性别化的身体是展演性的，即身体的行动、姿态、实践大体都可以解释为展演性的，展演性是重复的、引用的实践，话语正是借助它来对身体发生作用的。女性从业者通过发挥个体能动性，通过身体展演声音、情感、服饰等多维度的女性特质，重构空间权力秩序，赋予公共空间以性别色彩，塑造了性别景观^[60]。在旅游演艺场景中，女性表演者的身体经由组织制度化的时空运作被规训为市场的性别化消费品。以广西L演出剧场为例，年轻未婚的身份是女性表演者被招募时的有利条件，她们经过学校—剧场双重制度性的时间安排、宿舍—学校—剧场的空间控制，被置于学校和剧场的双重凝视下，在身体接受训练过程中将身体“标准”内化形成自我惯习，进一步型塑身体。最终，女性表演者在舞台上展现温柔、性感、感性及休闲的女性气质，实质上展演的是传统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角色^[61]。

从目前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来看，主要关注中国社会中性别的问题。首先，在女性与城乡方面，性别角色与城市空间相互建构，女性随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同时通过发挥能动性重构城市空间。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冲击了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性别分工，女性通过参与村落公共空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提升了话语权和地位，实现主体身份转变。随着城镇化进程，女性在城乡、省域间的流动增多，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以及返乡后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二，就女性与就业而言，女性就业与男性相比存在性别隔离，且女性群体存在内部差异。在工作场所内，女性通过空间实践重塑身份和身份认同。第三，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女性的学科地位上升，女性人才空间分布上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但仍无法摆脱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第四，在女性与家庭空间方面，女性所做的家务劳动价值被忽视，且出行范围以家庭为中心。第五，在女性与文学地理方面，文学作品中女性空间描写折射出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影视作品女性仍为“失语”状态。最后，在女性与旅游方面，旅游业本身就是性别建构的，旅游就业给女性带来了机会的同时，女性可以通过身体展示女性特质塑造性别景观。

在西方女性地理学中，国际地理组织如IGU、AAG、IBG等重要的国际地理组织中已有女性、性别等相关研究小组，且1994年学术期刊《性别、地方与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创刊，这本期刊的副标题“女性主义地理学期刊”（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体现了创办者开拓新学科的鲜明意识，主要的地理学刊物如《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每年都有文章在回顾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内涵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认为身体是个地方；强调空间的性别化和对女性身份的认同^[62]。与之相比，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主要来自于社会关怀和问题导向，更关注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客观指标，如女性的福利、就业等。

未来，我国女性主义地理学要继续关注社会现实，提炼“中国情境”，总体上要继续推进性别平等。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性别平等作为目标之一，它涉及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性别平等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健康和教育减少贫困和增加人力资本，实现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增强抗灾能力，并确保社区更加和平和包容^[63]。结合SDG30，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及国家的政策，未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可以特别关注地理、性别、可持续交叉领域的问题：

（1）女性、就业与地方、空间交叉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妇女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经济资源，也是消除女性贫困的重要手段。在城市中，女性就业群体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经济收入增加，逐步重构城市空间和性别关系，但重构的结果以及如何重构的过程值得研究。并且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分异，女性精英群体和女性边缘群体对城市空间使用、身份认同等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关注女性群体的特殊需求，女性群体不同阶段的特殊需求，以及不同群体的女性的特殊需求。在乡村中要关注乡土社会中本身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冲击，比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导致她们比男性转移相对滞后^[64]。此外，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2019年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1% ^③。女性凭借性别优势在数量比例上超过男性，构成了旅游劳动力的主力，但旅游女性从业者所面临的职业性别隔离、低报酬、晋升“天花板效应”以及女性个体的能动性值得关注。

（2）女性、教育与地方、空间交叉问题。教育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教育发展存在于空间，又作用于空间，教育地理现象普遍存在^[65]。教育空间广义上指增进人们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品德活动的空间，狭义上指学校教育空间^[66]。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群体，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进一步塑造了教育空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国内，要保障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异和保证女性平等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增收能力。着重构建中国化的教育地理学研究体系，加深教育与空间关系的研究^[67]，尤其在研究对象上侧重性别研究。

（3）女性与健康。女性发展脆弱性模型中包含健康、教育、就业三个维度，目前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方面都有研究涉及，但健康方面关注较少。西方社会文化转型下的健康地理学从女性主义出发，研究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生活^[68]，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聚焦不平等的健康地理配置，即贫富、性别、文化差异导致的医疗保健配置上的不公平^[69]。目前我国的女性与健康主要停留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在性别差异的健康分布区域以及女性参与健康政策制定的研究缺乏。对于老年女性，康养中的性别差异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Xu & Wang^[70]从性别视角对三亚康养的季节性老人研究表明，三亚女性季节性老年移民的日常活动更丰富、更有意义，得到的情感支持也更多，因此获得的利益也比男性更多，而这些差异与她们的性别角色有关。

（4）资源和环境。自然系统（土地和水）与人类性别活动之间动态相关，这些相关性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对于女性的工作和时间安排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受到水的可用性、可及性、质量和稳定性限制的情况下，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体验具有同等的影响^[71]。在处理资源和环境问题上，女性知识的包容性、互惠性和直觉性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72]，甚至女性可以成为推动变革跨国企业和社区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动力。

发展我们本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背景下，性别发展有怎样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也就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接地气地思考中国经验，形成我们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或者对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在中国情境下进行再定义。同时还要解决问题，推动改变我们社会性别现状的基本力量，需要女性学者自我意识的提升，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看问题的角度自觉从性别观点出发，揭示社会结构中运行的性别机制，挖掘被遮蔽的性别知识的价值，并解决现实问题，更好地扎根本土社会。我国地理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代表人物，如老一辈的女性地理学家如刘恩兰、李孝芳、周淑贞、严重敏、翟宁淑，当前活跃的女性地理学家如闫小培、胡建英、赵艳、勾晓华、牛书丽、刘闯、陈雯、周素红等人，她们为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2011-08-08）. http://www.scio.gov.cn/ztk/xwfb/46/11/Document/976066/976066_8.htm。

② 新华网.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10-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01/c_1126568081.htm。

③ 中国旅游研究院.2019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2020-3-10）. http://www.ctaweb.org/html/2020-3/2020-3-10-16-48-64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