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地理”是女性主义地理学明显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女性主义思想或性别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性别地理对于“地理”的强调，突出的是空间（space）或地方（place）在性别含义生产过程中，与权力合作，对性别身体加以管控的作用，当然也包括不同性别人口的空间分布或性别不平等的空间体现。强调社会性别身份与权力构成的方式，通常运行于并通过空间而运行的观点^[1]，涉及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关注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权力运行和空间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不过，我们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对福柯主体理论基于“权力—知识”的框架^[2]运用，我们更偏重于“权力—空间”框架。

因此，我们并不特别详细说明权力通过空间、具体生产出什么“内容”的性别“知识”，而是突出权力通过空间生产和规划，如何影响、调整、改变或重塑（性别）主体在空间的安置和行动、以及性别体制的整体形成。我们对于空间或地理的强调，当然是因为“性别”或“主体”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即“主体性的空间必要性”^[3]。但我们并不因此就简单认为女性问题的解决，就是要通过女性参与、从女性体验出发、为女性设计、和规划让女性拥有安适其所的实体空间等类似于“空间决定论”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必然会落入突出女性独特性（或优越、或次等）的本质主义性别认识论的陷阱与争议。

我们基本上是以男女作为个体，而不是被过度分类或抽象的群体所具有的人类主体性或“人性（humanity）”这一共同性，而非传统意义上强调的性别差异性为基础，展开性别地理问题的思考。虽然我们也知道，这种性别模糊，可能会招来一种批评，认为我们削弱了女性视角，但我们依然更为关注性别在今天的女性主义研究领域，被主体性范畴所日益取代的学术论争^[4]。因此，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观点，强调“女性压迫不是一个女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问题”^[5]，从人的本质^[6]、从主体出发，展开讨论。

女性主义地理学最早关注的地理空间就是“城市空间”^[7]，本文特指19世纪的巴黎及其都市现代性。我们认为有关19世纪巴黎的城市规划和社会转型等相关问题的讨论，能够为1970—80年代以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地理学^[8]，奠定几乎全部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议题。因此我们在标题中特别突出“史前史”这一研究目标。我们试图从有关19世纪巴黎都市现代性的重要二手文献中，建立与第一波女权运动之历史事实的相互联接，从而发现并推导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史前史，及其所启发的未来研究方向。

正是基于转型剧烈的19世纪巴黎都市现代性（modernity）的历史语境，使得我们对于性别地理之“性别”概念的理解，必然涉及第一波女权运动基于启蒙理性、并受废奴运动激励、以争取选举权为目标的男女平等运动^[5]，强调基于“自然性别”或“生物性别（sex）”的男权制，对于（资产阶级）女性的压迫；也涉及1960—70年代以后“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作为抗争策略的性别操演（performativity）^[9]。当然也包括性别和其它诸如阶级、性取向（sexuality）、身体等范畴的交叉关系^[10]。正如我们在文中所要表明的，19世纪的性别地理问题，不仅被19世纪马克思的阶级范畴所阐释，而且被19世纪的理性和人性等概念所限定，超越了单一阐释^[4]，显示出女性或性别主体性在“人（主体）—地（城市）关系”^[11]中具体生成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考察19世纪都市现代性的性别地理，有别于其它书写女性主义地理学知识谱系的思路，例如，关注学科进展的描述^{[7, 11, 12]}、对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13]的强调、对不同空间尺度的性别议题（从身体到国家[14, 15）] 关注、讨论学界内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16, 17]}等等，这与我们强调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8, 18, 19]}作为材料组织的线索和书写方式有关。

我们将都市现代性之性别地理的讨论，置于19世纪的巴黎，超越了女性主义地理学诞生并成长于1970年代的历史地理状况。我们对于唯物主义的强调，主要体现在性别所寄居的不可化约的物质性身体^[20]和城市空间实体。对于女性主义地理学来说，身体是通过皮肤表面确定边界的最小空间和地方（place），而且先于身体的意义表征之前，身体就已经存在于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间^[21]。当然，最突出的身体物质性，就本文而言，就是福柯所揭示的父权制对于生物性别或性的生物本质的建构^[2]。我们希望通过19世纪巴黎都市现代性的性别地理的讨论，追溯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源头或史前史，找到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学术理论和政治行动两方面想象未来的推断基础。

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巴黎城记》 ^[19]中所特别关注的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改造和城市规划，还涉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受到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诗文启发而展开的有关“19世纪的首都”巴黎的研究、特别是其对巴黎拱廊街的研究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22]。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文本和思路，为我们思考和讨论19世纪巴黎的性别地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新意和启发。具体而言，我们将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讨论，涉及女性主义城市地理学最为关注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家庭（私人）空间的性别地理，以及19世纪巴黎最为独特的作为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的拱廊街的性别地理。

现代巴黎的诞生，离不开时任巴黎市长奥斯曼于1860年代对巴黎老城、古典巴黎或巴黎古代性^[22]，加以大拆大建的“创造性破坏”^[19]，及其重建巴黎的宏大规划。奥斯曼拆除的是古典巴黎“步行城市”之弯曲狭窄街道、居住空间拥挤、公共卫生恶化、霍乱疾病流行等资本主义早期快速城市化的“负面性”，涉及35万人的拆迁、1/5市中心街道的新建、以及20%的巴黎劳动力（受雇于建筑行业）^[23]。巴黎的城市改造，如同外科手术，切除和穿刺城市器官及其循环路线的病体^[19]。这种空间手术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舞台，并在随后的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过程中，不断重复，例如，“二战”后摩西（Robert Moses）市长对纽约的创造性破坏^[18]。

现代巴黎的典型标志是奥斯曼通过拆迁改造，建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它是一种能够满足加农炮直射要求、以便摧毁巴黎底层革命街垒战的景观大道。多条林荫大道构成放射性城市道路，形成迅速联通市中心、火车站与巴黎郊外的路网结构，包括沿用至今的城市下水道等基础设施。新巴黎遵循的是向心、扩散、对称、均衡、直线和整体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逻辑^[19]，以至于改变了老巴黎以弯曲的塞纳河为城市中轴的空间格局，并通过纪念碑、权力雕塑、公共仪式、路灯陈设、城市广场、公园喷泉、世博会、全景画、拱廊街等等，形成帝国巴黎权威形象的空间表征。展现宏大、有序、理性、透视、“崇高”的视觉美学，同时通过大型百货公司、歌剧院、高档咖啡店、城市街灯等消费空间的建设，形成消费性、视觉性的梦幻巴黎，实现对老巴黎可亲身触知之传统的彻底替代^[24]。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由此塑造出“一个城市两种空间两个阶级”^[19]，一方面是位于城市中心的、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消费空间和生活居住空间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巴黎；另一方面是通过拆迁而将老巴黎手工业群体赶出城市中心，同时运用税法和承诺，说服工业资本家将工厂搬迁到巴黎郊区平原而建成的巴黎郊区。苍白荒凉的郊区充满各类工厂、烟囱和混乱无序、以及奥斯曼的城市符号——孤零零的煤气灯^[25]。巴黎郊区的低廉租金和工作机会吸引了工人阶级和外省移民，集聚成一个保卫奢华之都的贫民窟，同时也构成了一个贫困工人阶级的“红色”革命地带^[22]。

这种现代都市“核心—边缘”的“城—郊”空间、阶级配置、财富差距和革命危机，是延续至今的“二元城市”^[26]的起源。奥斯曼由此通过空间策略，而将“危险阶级”、有害住房、工厂和工业等，从市中心驱逐出去^[19]。正如大卫·哈维指出，巴黎的商业都市主义理念、消费空间和景观建造，再生产了阶级关系和社会控制^[19]。我们认为城市空间的阶级分区，也将资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加以空间分隔和阶级归属，使得女性之间的女性认同，在都市现代性的最初时刻，就被阶级分化和分裂，仿佛预示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内部、女性之间的内在矛盾。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生产出“城—郊”两种空间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提供了一个作为隐喻的（时）空间，它是不可见的、已成废墟的、消失了的、老巴黎的幽灵空间，是被长期描绘为女性形象的老巴黎，一个受到残忍对待的女性，她“被开肠破肚、流血不止”，成为“投机者的猎物”和“贪婪消费的受害者”，是现代巴黎被遮蔽的、未被官方表征的、作为“妓院、医院、监狱、炼狱和地狱”的混合体^[19]，她以废墟和历史残迹的不可见方式，加入到都市现代性的生产和未来，意味着老旧传统的某种不可消除性，可用19世纪中期的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加以理解，现代性被他描述为“短暂、流变和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18]，突出了当时的巴黎，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双重背景之下，带来的新旧交替、稍纵即逝、突发流变的都市震撼和感知体验的矛盾性。就本文所关注的性别地理而言，这种短暂流变与永恒不变的矛盾结合，体现在基于生物性别的、将女性作为母性或家庭女性的男权制或父权制的传统要求，以废墟巴黎的方式，延续到现代巴黎，构成了一个先于阶级对立的“家庭性别体制”，这一体制在巴黎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型中，因城市职业女性的逐渐出现而需要面对“公共性别体制”时，出现了男女关系的空间冲突和变革。

“性别体制”强调的是围绕一个体系（如家庭领域、工作领域或公共领域）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27]。19世纪的巴黎女性，如果没有男性的经济依靠和人身依附，很难生存^[19]。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庭空间，成为家庭女性，发展出男权制的家庭性别体制。家庭女性观念延自前现代巴黎，强调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繁殖哺育功能、或生物本质主义的男女差异，但奥斯曼的现代巴黎，通过创造性毁灭和空间生产，形成“城—郊”结构，使得女性在阶级的意义上，又被分化为城市资产阶级女性和郊区无产阶级贫困女性，即“一个性别两个阶级两种空间”。我们在此关注的主要不是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压迫，而是城市尺度的空间、阶级、性别的交叉关系，及其所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女性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和无产阶级贫困女性主导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 nism)，作为两种不同的女性诉求和政治抗争方式。前者主要强调符号表征或性别操演，后者更倾向于革命行动。

“妇女专属于家庭，乃是资产阶级的信仰”^[19]。19世纪资产阶级的家庭女性，要求女性必须承担孕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母职工作。这种观念显然突出了女性作为母性（繁殖和养育孩子）的生物性别，同时也和资产阶级为建立不同于传统贵族的阶级标志的考虑有关。由于资产阶级无法沿用贵族基于血统的身份标志，转而强调以自身生命为阶级标志，例如，某种能够带来优生优育的异性恋夫妻的小家庭结构，从而区别于庞大混乱的贵族制家庭^[2]。

家庭空间因此被认为是女性最重要的价值体现空间。资产阶级家庭女性作为家庭物品的采购者或消费者，有别于工人阶级家庭女性作为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色。她们通过购买国家所提倡的、有利于繁荣法国出口的奢侈品和代表法国品味的家庭用品、通过女性身体的穿着打扮和家庭空间的装饰装潢等，承担着塑造和表达资产阶级之阶级品味的责任，形成有别于旧制度帝王贵族奢华风格，体现舒适、实用和耐用的资产阶级家庭形象^[28]。因此，资产阶级的家庭女性通过家庭消费和时装与家装的表达，展现出与阶级和国家一致的公共性。家庭私人空间因此并非完全私人，反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消费也因此并不逊于生产。不过，这种公共性是以牺牲女性自己的身体表达和自我意识为代价的，如19世纪普遍流行的女性束腰，和中国女性的裹脚一样，是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要求、规训和控制^{[2, 29]}。

资产阶级的家庭女性还延续了18世纪“启蒙女性”作为沙龙女主人的角色，在生养孩子和服务家庭的同时，组织各种各样的家庭宴会和沙龙活动。沙龙女主持往往被男性宾客当做良好的聆听者，有利于男性思想的清晰化，以及（男性）思想从口语形式到印刷文字的转化^[30]，隐含着女性在智力发展上不如男性的男权意识。但实际上，女性在传统母职范围之外，发展出老练的社交技能、文学、音乐、艺术修养以及家政能力^[28]，接触到男性主导的外部世界和城市世界，逐渐形成公民和政治意识。这也是第一波女权运动为什么会将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权等人权目标作为女权目标的重要原因。

因此，资产阶级女性发展起来的家庭空间，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而有一定的社交性和公共性。不过，女性的社交性往往被男性曲解为女性缺乏理性和智力的偏见，认为女性在体力、智力、道德关注和公共事务的投入，无法和男性相比^[19]，正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早期反对接收女性会员，乃是因为不承认女性也能开展严肃的地理科学考察、探险和研究，担心女性的加入，会让学会沦为“社交俱乐部”^{[11, 31]}。

资产阶级家庭女性不论是通过消费还是社交所关联的公共性，并未推动女性走出家庭、摆脱纯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性别体制。虽然在19世纪中后期兴起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女性越来越关心自己而非家庭或阶级形象，特别是离婚妇女和单身女性发展出自我实现的“新女性”，这些独立女性在家居装饰方面，甚至为彰显个性，而故意摆弄出与妓女有关的风格^[28]。

总体上，资产阶级女性和迫于贫困、不得不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阶级女性截然不同，正是后者从城市中心到郊区边缘、从消费空间到生产空间的转换，使得工人阶级的女性，摆脱了生物性别所限定的家庭性别体制，进入与工人阶级男性共同承受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系统性的阶级压迫。在这一外部体系的压迫中，工人阶级男性并不比工人阶级女性更有权力，这对于将家庭作为经济单元的19世纪工人来说，家庭内部的男权压迫因而也就难以成立。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恩格斯会认为资产阶级女性比工人阶级女性受到更大的性别压迫，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女性比工人阶级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6]。

资产阶级的家庭女性所主导的第一波女权运动，从1850年代延续到1920年代, 以获得女性选举权而结束^[27]，虽然对于选举权的强调，与废奴运动有一定关联，但她们如此关注被男权所限制的受教育权、财产权、婚姻自主权、投票权等问题，显然与她们所接触的启蒙理性和公民意识有关，这种理性强调的是18世纪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基于私人或个体主体性的发展（而非屈服于家庭、阶级、集体或国家等非个体性的、抽象的集体要求）^[32]，因此，资产阶级家庭女性所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以女权即人权^[27]的平等性为基础。我们认为这一女权思想，试图抛弃男女有别的生物性别范畴，更为强调女性的主体性、自主性和个体自由。这与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城市中产阶级舒适郊区的某些女性所批判的单调郊区生活和家庭压迫的体验，具有同源性，从而引发第二波女权运动特别注重个体化的文化表征或符号表达，以及随后各种亚文化运动和性（别）解放运动的兴起。

工人阶级家庭女性除了沿袭生物性别所要求的母性职责，还因生活贫困，从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工作，如缝纫、洗熨、女仆、修剪、装订、切割、人造花制作等等，补贴家用，成为无产中的无产者^[19]。但如上所述，她们也比资产阶级女性更迫切地完成了从家庭到城市和公共空间特别是职业场所的空间转换，出于对自己丈夫的支持，她们走上街头，成为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重要力量。“丈夫和妻子团结起来，抗击雇主剥削的现象，十分普遍”^[19]。

工人阶级女性的革命行动所基于的阶级认同，远多于她们对于同一性别的资产阶级女性的认同，恰恰说明了同一阶级的女性和男性，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不同阶级的女性差异较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6]。正如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自由引导人民”的女性画像，和同期法国巴黎送给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分别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前者突出的是工人阶级的、男性化的、或雌雄同体的女性形象，后者呈现的是资产阶级所认同的巴黎女性形象：身着古典服饰、举止适宜的静态人物形象^[19]。女性内部被阶级分化的状况，从第一波女权运动开始，产生持续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女权运动的困境，甚至在性别最初被阶级分化之后，还出现了被种族、国族、性取向、年龄、身体能力等等各种身份范畴无限分化的状况，影响了女性团结和女权运动的效果。

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在革命时期，发展出通过集体生产和消费、组织建立经济基础、实现女性解放的目标^[19]。这种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强调同工同酬、平等对待、为经济解放而团结互助^[19]，影响到19世纪的各种乌托邦设想，甚至21世纪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时代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女性主义，只不过后者在今天获得了新的作为职业女性^[27]的支持者，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支持。集体互助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构成19世纪普适主义的重要内容，激发出有关所有女性遭受相同压迫的姐妹情谊的话语，这是工人阶级的女性主义，为女权运动提供的积极遗产，时至今日因被各类认同范畴所分化，而影响式微。

我们认为不论是阶级情感，还是姐妹情谊，都属于抽象的集体情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因此，在1960—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之后，从殖民主义思潮发展出来的黑人女性主义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思想，并不认同于白人精英女性的姐妹团结，仿佛重复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女性内部分裂。阶级对女性的分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女性主义地理学，就阶级还是性别哪种身份更有阐释力的分歧性观点。

我们认为有关空间、阶级和性别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在知识谱系上，转化了女性主义研究方向，一方面加强了交叉身份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关注个体层面如身体、主体性、能动性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女性、性别或阶级等分析范畴。我们因此可以理解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为什么在戳穿美国富裕白人郊区、快乐家庭主妇的神话之时，却被新一代女权主义所隔阂^[5]，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中产阶级女性内部的分化，即女性身份日益个体化、差异化和碎片化，为女权运动提出新挑战。同时也说明了空间、阶级、性别等概念范畴的二元划分（ditrotomy)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直是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不朽话题，但早在19世纪的巴黎，就已通过本文从人类学的阈限性（linimality）概念借用而来的“阈限空间”得以预示。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与重建计划所致力营造的资产阶级新巴黎，并非完美无缺地、将所有性别规范加以安置和定位，反而存在一些本文所说的“阈限空间”，构成独特而富有挑战性的混合性别地理。最显著的就是都市漫游者和闲逛者所喜爱的“拱廊街”。作为都市现代性的重要意象，拱廊街兴起于1820年代，是大型百货商店的前身，甚至影响到奥斯曼时期一些重要公共建筑对其加以放大版的和现代化的模仿^[19]。

拱廊街在多方面展现出混合性、模糊性、过渡性、临界性、中间性等阈限性特点，是本雅明特别关注的城市空间研究主题。拱廊街使用当时最时新的玻璃和铸铁建材，通过一个遮风避雨的大屋顶即拱廊，和两边原本是露天的街面，共同构成封闭的线性室内闲逛空间。拱廊街还是最早用上汽灯的地方，多以大理石护墙，形成高雅华丽、光亮舒适的奢侈感觉。作为外部大街和室内居家的交界处，拱廊街是闲逛者的家外之家，在拱廊街漫游，如自家般自在。商家的墙面装饰仿佛自家客厅的油画，光滑的墙壁可当书写桌垫，报摊就是书房，咖啡馆露台就是庭院阳台。拱廊街构成一个微型世界，乃至城市本身^[22]。拱廊街的新旧融合及其所体现的“机器情欲”，甚至让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看到了乌托邦的建造形制^[22]。但拱廊街最终被投资更大的百货商店所取代，正好说明其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的过渡性和短暂性，及其对于同样具有过渡性或阈限性的一类城市人群“都市漫游者（flaneur）”的吸引力。

都市漫游者是都市现代性的典型特征，通常是资产阶级男性文人，如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作家、以及新闻记者、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等等构成。忙碌无暇的城市职员、专业人士和贫困无产阶级，都无法成为漫游者。漫游者重视外表修饰，通常与资产阶级的保守着装一致：着黑色外套、头戴高帽、手持雪茄、手杖或雨伞，但那不过是某种反讽模拟^[33]，以便将自身融没到都市人群、展开不被觉察的城市洞察。都市漫游者将城市当作“文本”，关注的是普通人所忽略的琐碎细节，将转型期城市空间随处可见的表面无意义事物，加以认知重组，获得视觉效应，发展出新的意义，洞穿城市幻像。都市漫游者具有不被主流规训的主体性。

奉行丹蒂主义（Dandyism）^[22]的破落贵族，或被称为“异常”男性的纨绔子弟、浪荡子，也是拱廊街的漫游者，从1820年代一致持续到19世纪末^[28]，生活在宫廷社会逐渐没落、新兴资产阶级日益上升的空隙时刻和转型期。丹蒂拒绝新兴资产阶级的男性规定，将自己的身体和居家，当做“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他们衣服考究、设计精细，也十分讲究手势、步伐和站立姿态。通过珠宝和服饰，在装饰身体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创造出美丽、昂贵、精心选择的室内环境，以此嘲弄资产阶级女性建构出来的阶级品位和家庭价值。他们用眼睛和脚，而不是金钱，消费大街和景色，是“异常”的男性和消费者。他们游荡在林荫大道和公共花园，通过“非生产性地”占用公共空间、或具身在场，显示他们对阶级、社会性别和异性恋规范的放弃与挑战。丹蒂富裕、有闲、优雅，不会把爱情当作特殊目标，也不会把财富当作本质事业，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有关金钱、家庭和贤妻良母的基本观念。丹蒂对于身体和家的独创性追求，展现了一种现代人罕见的、抵制庸俗和同质化的渴求。丹蒂举止轻松、自信和从容，混合着美貌、冷漠、决心和威慑力的神秘气息。波德莱尔将丹蒂当做被资本主义淹没的、人类骄傲的、最后一个代言人、最后一道英雄主义闪光^[22]。

随着都市现代性发展起来的商业文化、消费城市和奥斯曼的空间生产，作为阈限空间的拱廊街逐渐没落，同质化的消费者和观光客取代了漫游者和浪荡子。社会关系日益被商品抽象化，主体性的公共行动力逐渐消失。但都市漫游者在阈限空间和资产阶级公共空间，通过着装、身体行为、都市漫游，发起对主流规范和性别表征的挑战，仿佛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 Fredan）的著名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表征主义的女性主义。

如果说拱廊街作为阈限空间，容纳和展现了某种临界性的、居间性的、具有破坏阶级关系和性别规范的模糊男性，那么，不服从或不安于家庭母职的女性，不符合传统家庭性别体制的女性，往往被19世纪医学定义为女性专有的歇斯底里^[2]，具有性别认同不稳定的意象，被诸多正统的城市公共空间所排斥，要么被投入疯人院、精神病院、诊疗所、卫生所、传染病院等隔离空间，要么就与拾荒者、女同性恋、寡妇、妓女等等，构成女性游荡者^{[12, 34-36]}，流浪于都市街头。

大量匿名人群集聚的都市街头，为底层人群提供了某种以街头为家的、融合生产与生活的流动空间，加速了妓女身体的商品化及其赤贫状况^[29]，同时也因街头作为人群目光的共在空间^[37]，带来某种波德莱尔式的跨阶级和跨性别的情感认同。正如波德莱尔从妓女身上，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将文人比作妓女，两者都用自我剖白，换取冰冷金钱^[22]，诗人也如拾垃圾者，以相似的时空行为，忙活各自的行当^[22]。我们认为街头妓女、流浪汉、拾荒者、甚至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职业密谋家和波西米亚人，与生活在郊区贫民窟的工人阶级，一同构成现代巴黎“混乱”的混合底层，形成一种基于街头空间的视觉认同，而不是基于单一性别的身份认同，身体的空间呈现和汇聚本身，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跨性别和跨阶级的可能团结。

郊区其实也是一种阈限空间，郊区处于奢华之都和自然乡村之间的模糊地带，具有“双重性格”，充满都市梦想之人，只有在郊区，才能更清晰地明白资产阶级城市和传统自然乡村之间的鲜明对比，从而理解现代人暴殄天物的都市秘密^[25]。郊区本身所展现的工业化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预示了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与环保运动的交叉结盟^[27]。

我们认为郊区作为阈限空间，还预示了“二战”后西方城市的郊区城市化（suburbanization）^[26]，郊区不断扩大，城市中心衰退，反转了原有的“城—郊”二元结构。一方面，郊区被建构为中产阶级舒适家庭的女性空间，延续了资产阶级家庭女性的传统性别规范；另一方面，城市中心的衰退，引发绅士化改造（gentrification），带来某种混合空间和混合性别^[38]，如同拱廊街作为阈限空间的混合性，推动了第二波女性主义强调差异和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39]、或文化表征主义的女性主义^[40]，甚至关联到今天的同性恋空间和文创空间，将工作和生活聚合、理性和情感聚合，乃至后人类或赛博人将人与科技、人与非人的聚合。不论是拱廊街、郊区、还是大都市的街头或绅士化空间，都展现出阈限性和混合性，我们认为预示了女性主义地理学打破二元框架^[41]，思考聚合地理（assamblage geographies）^[42]与混合地理（hybrid geog raphies）^[43]的未来。

本文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性别地理议题的讨论，强调性别与城市空间或空间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考察的是两百多年前的都市现代性的巴黎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的性别地理问题，但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这一“过时”研究仍很“当代”，它能连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甚至21世纪的未来。正如奥斯曼对“古典巴黎”的创造性破坏，生产出“现代巴黎”的城市故事，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今天，从第一世界不断扩散并广泛复制到第二、第三世界。

通过引入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我们重组了有关19世纪巴黎及其都市现代性的研究文献，发现权力主体的空间生产及其对阶级和性别的交互调控与影响，不仅建构了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史前史，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女性主义地理学知识谱系的整体和未来，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试图在讨论部分，进一步思考现代性的空间生产与性别管控、及其导致的女性内部的分裂问题和长远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地理学从本质主义的二元论，走向后现代混合地理的理论困境与潜在机会，包括性别身体以（视觉）符号表征、还是革命行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表征主义的或行动主义的两种政治抗争方式。我们也将初步思考，在数字媒介和生命技术主导的后人类（世）的未来，能否找到性别研究困境的阿基米德外部支点^[44]。

依据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如罗斯（Gillian Rose）^{[44, 45]}和马西（Doreen Massy）^{[44, 46]}的观点推断，奥斯曼的现代巴黎，蕴含着西方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所塑造出来的理性主体、同时也是男性主体，对于城市和乡村、空间与地方、男性和女性的二元等级制的地理知识，这种知识或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往往将男性与进步、城市、空间、公共、政治、理性相关联，而将停滞、乡村、地方、家庭、非政治、非理性等与女性相关联，作为一种“性别无意识”，或许并不是奥斯曼或权力主体的主观意图，但却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例如，老巴黎往往就被当作停滞而过时的地方、“失落的母亲”等他者意象，被给予创造性破坏，并通过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新方式，打造出透视的、几何的、理性的、进步的、财富的、男性统治的新巴黎，以城市中心和郊区边缘的二元空间为特征，实现“一座城市两个巴黎（老巴黎的废墟vs新巴黎的林荫大道和百货商店）两种空间（宏大有序的城市消费中心vs混乱贫困的边缘生产郊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两类女性（资产阶级沙龙女性vs无产阶级贫困女性）”的社会—空间控制体系，显示出空间生产作为权力方式，对阶级和性别的调控作用、对女性内部的分化作用。

这种“城—郊”结构在“二战”后的西方城市的郊区城市化^[26]进程中，反转了19世纪的二元关系，“创造性破坏”被20世纪的绅士化改造和城市更新所取代，城市资产阶级女性与郊区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分裂，也被转化为20世纪中产阶级内部，生活在舒适郊区的女性与居住在衰退中心的女性之间的分裂，使得第二代女权运动远比第一代更为割裂、“倒退”和吊诡^[36]，新一代女权主义转而强调坚持男女有别、回归家庭的传统价值，与最初强调男女平等、走出家庭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两者都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生物性别观念。虽然在第二波女权运动时期，发展出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试图倡导去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以及性别、认同或身份的差异和多元，但差异和多元也同时削弱了女性（或性别）的能见度，性别概念消散在其他身份和差异之中，乃至后现代主义被激进女权主义怀疑为父权社会的“最后诡计”^[44]，构成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暧昧关系和理论困境^[47]。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差异和多元，都是在19世纪原有的二元基础上，通过交叉、分化、混合而产生出来的。19世纪的二元论^[41]作为某种关键概念，因此连接了女性主义知识谱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元论的顽固性，经常表现为只要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或生物性别，作为某种本质而被普遍接受、或无法广泛消除，那么，基于女性身体独特性（如怀孕、分娩、哺乳或生理期等）的权益要求，就会被女权主义用于家庭和公共空间的权益诉求，这样的女权运动往往会被批评为将主要在家庭空间起作用的生物性别，不适当地扩展到家庭以外的其他范围，引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如大卫·哈维^{[1, 48]}的批评，他注意到女性主义过于关注特定压迫形式，即女性压迫的重要性，而未严格考察权力在其中的辩证作用，因而带有思想上和分析上的狭隘与“庸俗”，政治上则会走入与其他权益运动相竞争（而非通过团结以便形成更大力量）的死胡同。这也是女权运动主流化之后（不再如其初期那么有吸引力）所面临的重要挑战^[27]。

不过，我们认为，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从早期的避孕药到试管婴儿、变性手术、基因编辑、生物控制、赛博人、甚至泛疫情时代的不期而来等等，都在使得女性的母性价值，逐渐被技术取代，或不再对家庭、男性、社会具有从前那般的显著意义，而男性的生物性别也将不再有如从前的霸权性。正如有关“LGBTIQ+ ”的研究，极大削弱了传统上基于生物性别和异性恋规范的性别压迫的论证。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社会，性别问题将被“尺度提升”为与性别无关的主体与主体之间、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以及赛博人主导的后人类（posthum an）^[49]主体性问题。与此同时，家庭空间和城市空间的生产，也将沿着智能技术的演化，发展出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随着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星球城市化^[50]的加剧，权力、空间与性别的关系，变成星际时代的性别问题。这时候的性别消散，与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和多元的强调所导致的性别消散，具有数量级或尺度上的不同意义，摆脱了基于男女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性别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认识论，进入到作为非人类的技术与人类肉身本质之间、或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想象的作为人机复合体的赛博格（Cyborg）^[51]的性别问题，它是一个超越人类、超越死亡、超越理论的一元论的后人类未来的性别问题^[49]，需要我们更大的想象力。

如果以上思考偏重于性别地理问题的“未来理论”，那么，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未来政治”，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这与女性主义地理学诞生之初，就和强调行动的批判地理学^[52]的同期发生有关。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19世纪的巴黎，不论是城市空间还是家庭空间，都发展起独特的视觉表达符号，赋予空间以涵义，构成表征主义的女性主义^[53]，例如，奥斯曼对于现代巴黎的空间表征，具有男性和理性的含义；资产阶级家庭女性通过时装和家装展现其阶级品味；单身或独立女性强调基于自我和个体主体性的身体和家装；都市漫游者和丹蒂浪荡者的服装和家装，则具有性别规范的挑战性等等。这种主要基于身体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视觉表征，我们认为预示了二十世纪之后各类亚文化和媒介表征的发展，可关联到巴特勒的性别展演概念，即强调作为装扮和表演的性别策略^[9]。这种基于身体及其空间在场的策略，作为表征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政治抗争策略，在今天的数字媒介和网络时代，具有新的生命力，只不过表征媒介已从原来的自然肉身和实体空间的物质性，转移到虚拟再现、社交网站、视觉或图像等等组合而成的非物质符号，不过，我们认为非物质性的视觉表征所获得的力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的强势主导下，面临严峻挑战，正如奥斯曼的大型百货商店，加剧了拱廊街及其都市漫游者的消失。数字表征主义的女权运动（如MeToo运动等）如何凭借虚拟空间产生持续的实在效果，值得深入探讨。

与19世纪都市现代性的表征主义的性别政治策略不同，工人阶级贫困女性发展出的行动主义的女性主义，强调亲身参与的革命方式，这种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一种基于团结互助和阶级情感的斗争方式。不过，我们认为阶级情感、革命行动、姐妹情义，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化了的、集体的、非个体性的东西，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如何将基于个体身体及其在城市空间之亲身在场和符号表征的抗争策略，与基于集体行动的革命抗争策略，加以结合，从而应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困境和批评，需要未来加以深入研究。

总之，我们对于女性主义地理学之理论与政治两个层面的未来思考，完全来自于本文所试图阐明的19世纪巴黎的都市现代性，作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史前史的具体分析。我们对于“性别”和“地理”的双重强调，区别于其它研究所关注的“现代性的性别”^[54]。我们认为19世纪巴黎所普遍流行的传统生物性别概念、或本质主义的生物性别体制，在今天的赛博人、生命控制和基因改造等未来科技影响下，在城市空间日益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人”的概念“非人化或去肉身化”、以及“地”的概念“非地化或去自然化”，在这一双重突变的未来情景，如何处理“非人—非地”构成的“人—地”关系问题，决定了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未来方向。

同时，19世纪巴黎的都市现代性所无法彻底消除的阈限空间，如巴黎拱廊街所吸引的都市漫游者，以及匿名人群集聚的都市街头和工人阶级边缘郊区的混和底层，由于空间和身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共时存在，赋予了将个体身体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跨阶级和跨性别的政治行动与符号表达的可能性，为女性主义地理学从二元论的过去，走向基于“权力—空间—性别—主体性—身体—表征—行动”的分析框架、以及学术界所日益开展的聚合集置地理学（assamblage geographies）^[42]的讨论，打开了从理论到政治、从过去到未来的多重思考空间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