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随着出游人数的不断增多，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频现，给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暴露出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也使旅游业界、学界将管理重点和研究热点聚焦在"如何提升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议题上。然而，目前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尚未充分明确[1]，通过心理变量的发现和建构以探究游客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明晰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2]成为研究的关键[3, 4]。已有不少学者分别从认知层面[5]和情感层面[4, 6]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讨论，但综合考虑"认知"和"情感"双因素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较为缺乏。已有文献显示，情感因素比认知因素更能够解释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自然共情"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特殊情感联结，是人类一种典型的情感体验，适用于进一步验证人类情感因素的价值。基于此，本文构建出一个由"心理契约""自然共情" 和"亲环境行为"三者组成的"情感—认知"概念模型来研究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期能够解释游客亲环境行为中情感和认知的双重价值。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亲环境行为亲环境行为是人类为了保护环境和阻止环境恶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活动[7]，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Stern最早给亲环境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7]，此后不同学者从自身学科领域出发，试图对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针对亲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研究，学界一度出现了"理性主导"的研究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与Schwartz的规范激活理论。计划行为理论[8]认为：个体的行为由个体行为意图决定，个体行为意图又受其"态度""主观规范" 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规范激活理论[9]认为：个体的行为与个体规范相一致，个体规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两大经典行为理论，亲环境行为也一度被认为是一种以理性要素驱动的行为。由此，在这样一个以理性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氛围中，环境关注度[3]、主观规范[10]等理性认知因素，不断被纳入到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体系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理性认知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5, 11]。这些研究结果质疑了理性认知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也使得学者们将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从之前聚焦理性变量转变为关注情感变量的影响作用与机理。
早在1997年Robinson[12]就强调了从个体情感心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个体亲环境行为十分关键。近两年，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被视为游客亲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突破口[13]。不少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情感因素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解释作用显著[14, 15]。研究也发现，自然共情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有重大预测作用，个体的自然共情水平越高，越能产生环境保护意愿、越愿意进行保护动物等亲环境行为[16]。从其本质上来看，人们与大自然的连接性越强，越有可能产生亲环境行为[17]。
1.2 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指的是，在双方关系中，某一方个体对双方交换关系中需要履行"义务"的一种主观理解[18]。心理契约理论最早被用来描述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隐性关系[19]。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20]，心理契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营销学等领域[21]，研究对象也拓宽到"买方和卖方" [22]、"房东和租户"以及"老师与学生"[23]等任何一种双方关系中。
目前运用心理契约理论来探究旅游情境下"买方与卖方"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游客和导游[24]、游客和乡村旅游景区[25]之间关系的探讨，都是心理契约在旅游领域的宝贵尝试。作为"买方"的游客，常常基于自身理解，对作为"卖方"的景区提供的旅游服务具有一定要求。例如，游客希望自己在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时，景区可以保证游憩环境卫生良好、游憩地的安全设备齐全、服务人员热情友好等等，并认为这是基于自身购买了产品、形成了"买方与卖方"的双边关系后，景区在彼此交换关系中应该履行的一种"义务"。这些需求便成为游客在购买了相应的景区产品后，对"卖方"产生的一种隐性心理期待[25]。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心理契约的二维度结构，即代表理性认知的"交易型"心理契约与代表感性情感的"关系型"心理契约[26]。"交易型心理契约"关注短期的、具体的、经济上的交互关系，强调主体在理性认知层面对彼此之间关系的理解；"关系型心理契约"则关注长期的、广泛的、社交上的交互关系，是一种较高涉入水平的情感投入，强调主体在情感层对彼此之间关系的理解[27]。在旅游情境下，游客"交易型心理契约"表现的是游客与景区之间直接的利益互惠感知，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衡量景区是否提供了与其售卖价格相匹配的产品与服务；游客"关系型心理契约"表现的则是游客与景区之间一种间接、长期的情感交互，游客以是否感知到良好的情绪、情感作为维持"关系型心理契约"平衡的重要依据。由于短期满意的积累往往会促成长期的满意[28]，因此，代表短期交互关系的"交易型心理契约"会影响到代表长期交互关系的"关系型心理契约"的形成[28, 29]。
心理契约的平衡与否对个体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心理契约未得到平衡的个体往往会产生多方面的消极行为，如行为背离[30]、报复组织[31]等等。相反，个体对于心理契约的感知平衡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即：心理契约达到平衡的个体有更强烈的意愿进行亲环境行为[31]。由此，提出H1—H3假设：
H1：游客交易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游客关系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游客交易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对关系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自然共情"自然共情"源于心理学研究对"共情"概念的拓展，是指人类感受并共享自然的一种情绪体验。自然共情的实质是人类能够用心灵感知大自然情感的一种高级情感表现，它不仅能够很好地反映人类自身的情感状态，还能直观地反映人类个体对大自然的情感水平[32]。而这种情感水平会影响到其对大自然的行为表现。自然共情这种"感受并共享自然的情绪体验"能够对个体的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6]、激发人类的亲环境行为[6, 33]。国外研究者发现，共情甚至可以对人类亲环境行为的方式进行预测[34]。
自然共情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情感心理反映，游览活动会使游客产生一系列心理上的复杂情感过程，而自然情境也会改变游客的情感心理[35]。从心理契约的视角来看，当负面、消极的因素超出了游客心理契约平衡的边界，就会导致游客心理契约失衡。自然情境引发游客情绪上的波动，其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总和就是游客的自然共情。人类越能积极地感知到大自然，便越能消除其他消极的情感，进而影响到最终心理契约的平衡。由此，提出H4—H6假设：
H4：游客自然共情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5：游客交易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对自然共情有显著正向影响
H6：游客关系型心理契约平衡感知对自然共情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案例地简介婺源县隶属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是中国著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2000年婺源县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年游客接待量已达2100万人次[36]。这些数量庞大的游客群体对婺源县景区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2014年，婺源县篁岭景区内多株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被游客折枝、剥皮，而其中一棵千年树龄的红豆杉古树甚至被游客剥的只剩下薄薄的一小片树皮。此外，每年春季，婺源油菜花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但与此同时，游客故意折断花枝、抛洒花瓣、踩踏油菜花田、随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旅游现象也屡见不鲜，生态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在冲击着婺源县的旅游产业，制约了婺源县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36]。
2.2 数据收集本研究综合调研了婺源县域内篁岭、李坑、水墨上河、梦里老家小镇、熹园和江湾6个景区。研究的所有量表均在前人成熟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中，亲环境行为量表参考邱宏亮等[37]、刘如菲[38]和贾衍菊等[39]的研究。心理契约量表方面，采用Rousseau[40]的狭义心理契约概念界定，将狭义心理契约概念中的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替换成游客与景区管理者，并突出游客方的感知；同时采用秦晓芳对旅游情境下心理契约的维度定位，并参考了Rousseau、罗海成[21]、孙雪梅[41]、秦晓芳[25]等的研究。自然共情量表在宗阳[42]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李文明等的量表[6]进行语言修饰而得。以上4个量表问项全部采用1—5级的LIKERT量表计分。预调研于2019年3月5日在婺源县域内随机进行，正式调研于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7日在上述6大景区进行。同时，为丰富样本数据来源，研究于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3月28日进行了相应的线上调研。Mccormick认为样本数的理想值需要达到问卷题项数的10倍[43]。本研究问卷实际题项为28道，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1份，样本有效率为94.93%，符合样本数的理想值。
3 数据分析与发现 3.1 样本概况如表 1所示，在281个样本数据中，男、女游客比例大致相当，72.6%游客的学历为本科及以上，73.67%的游客为非团队游客，来自江西省的游客占比达62.99%，职业为学生的人群占比48.04%。本研究通过SPSS软件对所有题项进行峰值和偏度分析，剔除Q1变量，其余数据峰度绝对值均在1到3之间，符合正态分布。
|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of Tourist Sample |
研究使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数据信度，运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检验数据效度，并运用组合信度CR值和平均提炼方差AVE值检验内部结构变量内部一致性，以此来保证样本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水平。如表 2所示，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均大于0.6，显示出样本数据的高信度[44]；量表整体KMO值与四个潜变量KMO值均大于0.7，显示出样本数据的高效度；四大潜在变量CR值均大于0.7，除亲环境行为变量外，其他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同时整体量表数据经SPSS因子分析检测显示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符合本研究量表四大潜变量的研究设计。综上，在剔除亲环境行为变量Q1后，样本数据通过信效度检验，且显示出较高的信效度水平。
|
|
表 2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Measurement Model Analysis |
在AMOS中导入281份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卡方指标CMIN/DF为2.336 (＜3)，符合模型优良要求；绝对拟合指标RMR值为0.041 (＜0.05)，表明实测矩阵与模型矩阵差异很小，达到可接受的理想值；增值拟合度指标TLI为0.909 (>0.9)，CFI为0.922 (>0.9)，IFI为0.923 (>0.9)，均达到理想值；综合拟合度指标PGFI为0.684 (>0.5)，PNFI为0.745 (>0.5)，达到理想值；但绝对、增值、拟合指标仍有部分未符合模型优良要求。综上，模型匹配度大体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模型的拟合优良度还有待提高。
|
|
表 3 模型指标 Tab.3 Model Indicator Data |
研究综合采用"模型扩展"和"模型约束"两种修正方式来对初始模型进行改良和优化。"扩展模型"采取MI系数修正法，对同一个潜变量下测量变量的误差项进行路径释放，即增加误差项之间的共变关系。"模型约束"采用CR系数进行修正，对同属于一个潜变量的测量变量，进行测量变量到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约束，即对同一个潜变量下测量题项的路径参数设定相同的路径系数，进行限制性约束来简化模型。经过MI系数累计5次的修正以及CR系数7次修正之后，模型适配度达到最优，修正后的模型命名为Model C。如表 3所示，Model C指标数值在三大适配度指标(绝对适配、增值适配、综合适配) 上均达到理想值水平，CMIN/DF为1.527 (＜3)，GFI为0.924 (>0.9)，RMEA为0.043 (＜0.05)，NFI为0.917 (>0.9)，且其AIC值与ECVI值均显著优于原模型。
3.4 假设检验结果基于路径分析，如图 1与表 4所示，自然共情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被接受)，"关系型心理契约"对"游客亲环境行为"与"自然共情"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2、H5被接受)，"交易型心理契约"无论对"游客亲环境行为" 还是"自然共情"的影响均不显著(H1、H4被拒绝)；而"交易型心理契约"对"关系型心理契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6被接受)。
|
图 1 最终机理模型 Fig.1 Final Research Model |
|
|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Hypotheses Test |
本研究建立了情感与认知双维度的模型框架来解释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前因，并揭示了理性认知因素对解释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有限性。具体研究结论：①"自然共情"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游客的自然共情水平越高、与景区方之间的情感关系越好，就越有可能作出亲环境行为；②关系型心理契约对自然共情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即游客与景区方的情感关系越紧密、越积极，游客的自然共情水平就会越高。③交易型心理契约对亲环境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关系型心理契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与景区之间经济层面的互惠关系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但与游客和景区方之间的情感关系呈显著正相关。
景区管理主体通过"情感途径"可有效地促进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由于代表情感维度的"关系型心理契约"和"自然共情"变量均是正向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关系型心理契约"能够通过"自然共情"间接地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所以，游客与景区方的情感关联越密切，游客与大自然的自然共情水平就越高。景区管理主体无法直接通过"认知途径"有效激发游客亲环境行为。由于代表认知维度的交易型心理契约变量对亲环境行为与自然共情均不产生显著性影响，所以，对于亲环境行为而言，理性层面的认知因素无法对其产生影响。
4.2 讨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利益的交换活动支配，且都可归结为一种交换行为[45]。本研究表明，在游客与环境互动的行为模型中，游客与景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考虑利益关系的社会交换关系。游客在旅游地的环境行为或许是一种"基于标准"或"超标准"而展开的系列动作。其中，游客亲环境行为属于"超标准"行为，即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不受物质层面利益的影响，只有当游客从景区组织或景区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情感上的支持与关怀，才会表现出亲环境行为。
在一般的个体行为模型中，个体行为可由理性行为理论[9]、社会交换理论[45]与计划行为理论[46]来解释，其行为动机受大脑认知系统主导，即人们在内心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作出行为。这类行为模型放置在旅游情境中，就归属于"基于标准"的行为模型。在理想条件下，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若研究者考虑到所有可能影响游客利益的因素，便可以预测到个体行为的产生。由此，该类"基于标准"的行为具有高预测性、理性与确定性等特性。
不属于"基于标准"行为模型的行为是游客的"超标准行为"。超标准行为凌驾于标准行为框架之上，其不受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中相关因素的约束，而受大脑中情感系统主导，在理性层面考虑的损益预期影响很弱或几乎没有。本研究的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游客参与环境活动的一种行为，研究结果显示这类行为不受理性因素影响。一切只以情感交流为宗旨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之为"超标准行为"，如不自觉爱护小动物的抚摸行为、情侣间表达爱意的亲昵、照顾行为等。相应地，超标准行为具有较低的预测性、感性与不确定性等特质。在行为违背的结果方面，违背"超标准行为"的后果往往是相对模糊的、间接的、不可量化的，其主要表现为弱化与关联方的情感联结。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游客亲环境行为是一种"超标准行为"，只有当景区管理者为游客提供人性化服务与情感关怀时，才能显著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反之，景区基础设施完善、餐饮住宿定价合理被游客认为是付费之后理应享受到的服务，不会直接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
4.3 管理启示 4.3.1 诱导自然共情，加大情感关联"自然共情"是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一大重要因素。婺源景区管理者若寄希望于游客实施亲环境行为来助力景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游客群体在游览活动中的"自然共情"。婺源景区管理者可考虑在旅游目的地内实施"自然诱导共情"来提高游客整体的自然共情水平。第一，可在游览线路上设置符合景区自然、文化主题的系列环保标识牌，通过标识系统的视觉刺激来达到诱导自然共情的作用。如在李坑景区、江湾景区和篁岭景区等古村落型景区中，串联设置以古村落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标识系统，将"古村落保护"的主题明晰化、特色化，通过标识牌的视觉刺激，来诱导游客关注古村落环境与建筑，进而产生共情的心理。第二，通过景区形象拟人化的方式来诱导游客产生自然共情。例如，婺源县旅游主管部门可以牵头联合婺源县域内所有A级景区，开发设计一套以"油菜花""乡愁""古村"等核心要素的景区环保卡通人物形象，将景区形象拟人化，并将拟人化后的卡通形象放置在游客游览的沿途自然环境中，通过唤醒游客对身处大自然情境中卡通人物的情感，来调动游客的自然共情。如此，可通过拟人化的方式将"环保""大自然""亲环境"等抽象概念具象化，帮助游客更饶有兴趣地增强环境情感、吸收环保知识、做出环保行为。
4.3.2 建立大数据库，追踪情感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与游客情感高度关联的"关系型心理契约"。因此，景区管理者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游客画像以及游客情感需求数据库，通过提供友好、贴心、耐心的人性化服务，来实现与游客的情感互动。第一，婺源县全县作为3A级全域旅游景区，可建立起一套联动县域内所有景点和景区的旅游大数据库，并在旅游大数据中设置专项的情感需求项目，用来收集和存储游客的情感类需求，进而实现各景区、景点之间游客情感需求数据的互联互通。第二，针对收集到的情感需求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结合人口统计学特征、游玩方式等信息，描绘出游客的独特情感画像，对情感画像进行分类管理。第三，开发具有地方IP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如定制油菜花书签、古村落摆件工艺品等，用凝结有地方特征与情感的物品或符号联结游客的情感。
4.3.3 开发定制项目，创造情感联结为游客提供需要情感注入的亲自然旅游体验项目。第一，景区可根据当地特色的植物物种推出标识牌订制活动。如游客可认领婺源县域景区内的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由于红豆杉树龄长，景区可为情侣游客、夫妻游客、挚友游客等特殊对象定制具有"长久""永恒"等象征含义的定制化树木标牌，并允许游客在定制的树木标牌上为树木命名或写上自己独属的祝福语与愿望，以此引导游客主动对旅游目的地投入情感。第二，景区可结合核心旅游产品打造旅游景观命名的定制活动。如婺源县域内的景区可于每年特定时期开展"油菜花田命名"系列活动，各大景区将油菜花田分块划分，游客可在节庆活动期间认领属于自己的油菜花田，并参与到油菜花田的种植、命名、设计、宣传和展示过程中。从而引导游客主动投入精力与情感、获得个体与油菜花田的特殊情感联系。第三，可积极发挥土地附着物的旅游功能，推出"游客记忆林种植"订制项目。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地的特色，在林业用地的指定区域内打造"游客记忆林"，开展游客树木种植体验活动。在"游客记忆林"内，游客可通过亲手种植、浇水、施肥、命名等来增强对旅游地的情感记忆。此类与当地特色自然资源、自然情景和自然景观结合的订制活动，能够"从无到有"地构建景区与游客的情感连接点，从而起到加深游客对旅游地情感的作用。
4.4 局限与展望本研究虽然验证了关系型心理契约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正向影响以及自然共情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游客在旅游地的情感类型多种多样，除游客与景区管理方的情感关系、游客对旅游地大自然的情感联系外，游客与同行者、非同行游客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重要情感部分。本研究只探讨了游客与景区方的情感关系和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关联，在情感研究的全面性方面尚有不足。第二，本研究尝试在旅游情境下引入"自然共情"和"心理契约"来探究二者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还有待更多的验证。第三，本研究的自然共情量表主要是参考宗阳学者的量表并借鉴李文明等的量表设计而成。然而目前针对游客的自然共情的研究非常少，针对不同情境下的自然共情研究更少，量表的适用性尚弱，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量表进行修订完善以编制出更加符合特定情境的自然共情量表。
| [1] |
邱宏亮, 范钧, 赵磊.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 旅游学刊, 2018, 33(11): 122-138. [Qiu Hongliang, Fan Jun, Zhao Lei.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study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 literature review[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11): 122-138.] |
| [2] |
王建明, 吴龙昌. 亲环境行为研究中情感的类别、维度及其作用机理[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12): 2153-2166. [Wang Jianming, Wu Longchang. The categories, dimensions and mechanisms of emotions in the studie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3(12): 2153-2166.] |
| [3] |
何学欢, 胡东滨, 粟路军. 旅游地居民感知公平、关系质量与环境责任行为[J]. 旅游学刊, 2018, 33(9): 117-131. [He Xuehuan, Hu Dongbin, Su Lujun. Destination residents' perceived justice, relational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9): 117-13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9.016] |
| [4] |
罗文斌, 张小花, 钟诚, 等.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5): 161-169. [Luo Wenbin, Zhang Xiaohua, Zhong Che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in urban natural scenic spot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5): 161-169.] |
| [5] |
黄涛, 刘晶岚, 唐宁, 等. 价值观、景区政策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基于TPB的拓展模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10): 88-94. [Huang Tao, Liu Jinglan, Tang Nin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values and scenic spot's policies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32(10): 88-94.] |
| [6] |
李文明, 殷程强, 唐文跃, 等. 观鸟旅游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以自然共情与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J]. 经济地理, 2019, 39(1): 215-224. [Li Wenming, Yin Chengqiang, Tang Wenyue, et al.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bird-watching tourists: Taking natural empathy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 215-224.] |
| [7] |
Stern P C. New environmental theories: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0, 56(3): 407-424. DOI:10.1111/0022-4537.00175 |
| [8] |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DOI:10.1016/0749-5978(91)90020-T |
| [9] |
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7, 10(1): 221-279. |
| [10] |
邱宏亮. 基于TPB拓展模型的出境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研究[J]. 旅游学刊, 2017, 32(6): 75-85. [Qiu Hongliang. Developing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to predict outbound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6): 75-85.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12] |
| [11] |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Murphy S A. The 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Linking individuals'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5): 715-740. DOI:10.1177/0013916508318748 |
| [12] |
Morrison E W, Robinson S L. When employees feel betrayed: A model of how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develop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1): 226-256. DOI:10.5465/amr.1997.9707180265 |
| [13] |
Koenig-Lewis N, Palmer A, Dermody J, et al. Consumers' evaluations of ecological packaging-rational and emotional approach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4, 37: 94-105. DOI:10.1016/j.jenvp.2013.11.009 |
| [14] |
Kanchanapibul M, Lacka E, Wang X, et 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 66: 528-536. DOI:10.1016/j.jclepro.2013.10.062 |
| [15] |
Meneses M, Pasqualino J C, Castells 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urban wastewater reuse: Treatment alternatives and applications[J]. Chemosphere, 2010, 81(2): 266-272. DOI:10.1016/j.chemosphere.2010.05.053 |
| [16] |
Davis J L, Le B, Coy A E. Building a model of commitmen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predict ecological behavior and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3): 257-265. DOI:10.1016/j.jenvp.2011.01.004 |
| [17] |
Mayer F S, Frantz C M P. The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scale: A measure of individuals' feeling in community with natur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4): 503-515. DOI:10.1016/j.jenvp.2004.10.001 |
| [18] |
Robinson S L, Kraatz M S, Rousseau D M. Changing obliga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 longitudinal stud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1): 137-152. |
| [19] |
Argyris C.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0, 26(1): 457-458. |
| [20] |
Lusch R F, Brown J R. Interdependency, contracting, and relational behavior in marketing channel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4): 19-38. DOI:10.1177/002224299606000404 |
| [21] |
罗海成. 营销情境中的心理契约及其测量[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5(6): 37-41, 47. [Luo Haicheng.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its measurement in marketing context[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05(6): 37-41, 47. DOI:10.3969/j.issn.1000-2154.2005.06.008] |
| [22] |
Blancero D M, Johnson S A. A process model of discretionary service behavior: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customer feedback to manage service agents[J]. Journal of Quality Management, 2001, 6(2): 307-329. DOI:10.1016/S1084-8568(01)00042-6 |
| [23] |
Roehling M V.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construc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1997, 3(2): 204-217. DOI:10.1108/13552529710171993 |
| [24] |
李军. 心理契约与导游小费制度[J]. 旅游学刊, 2007, 22(9): 41-44. [Li Ju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tour guide tip system[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9): 41-44.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07.09.012] |
| [25] |
秦晓芳. 基于心理契约的山西省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调查研究[J]. 经济师, 2014(4): 218-219. [Qin Xiaofang. Survey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in rural scenic spots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s[J]. China Economist, 2014(4): 218-219. DOI:10.3969/j.issn.1004-4914.2014.04.109] |
| [26] |
孙娟, 李艳军. 公平感知对农资零售商知识转移的影响: 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138-146, 160. [Sun Juan, Li Yanjun. Fairness perception affects agricultural material retailers' knowledge transfer: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mediating effect[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9(3): 138-146, 160.] |
| [27] |
Pavlou P A, Gefen 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in online marketplaces: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oderating role[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5, 16(4): 372-399. DOI:10.1287/isre.1050.0065 |
| [28] |
梁雯, 张伟. 物流服务参与及其感知质量对消费者心理契约的影响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6, 29(3): 68-74. [Liang Wen, Zhang Wei. Study on influence of logistics service involvement and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on consumer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6, 29(3): 68-74. DOI:10.3969/j.issn.1672-2817.2016.03.010] |
| [29] |
单汨源, 邓青瑞, 张人龙. 基于顾客心理契约的服务保证与消费者行为意向关系研究[J]. 商业研究, 2014(10): 100-105. [Shan Miyuan, Deng Qingrui, Zhang Renlong.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rvice guarantee and consumers' behavior intention based on custom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Commercial Research, 2014(10): 100-105. DOI:10.3969/j.issn.1001-148X.2014.10.015] |
| [30] |
王娟, 张喆, 范文娜. 高绩效工作系统、心理契约违背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J]. 管理工程学报, 2018, 32(2): 8-16. [Wang Juan, Zhang Zhe, Fan Wenna.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8, 32(2): 8-16.] |
| [31] |
游梦琪. 环保激励对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心理契约的调节作用[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8: 51. [You Mengqi.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entive on Employee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D]. Wuha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8: 51.]
|
| [32] |
Sobel D. Beyond ecophobia: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J]. Nature Study, 1999, 49(September): 4-12. |
| [33] |
Berenguer J. The effect of empathy in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7, 39(2): 269-283. |
| [34] |
Preylo B D, Arikawa H. Comparison of vegetarians and non-vegetarians on pet attitude and empathy[J]. Anthrozoös, 2008, 21(4): 387-395. |
| [35] |
刘俊升, 周颖. 移情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概述[J]. 心理科学, 2008, 31(4): 917-921. [Liu Junsheng, Zhou Ying. The mechanism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empathy[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1(4): 917-921.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8.04.034] |
| [36] |
陈伟华, 李萍. 婺源景区旅游公路两侧重金属污染情况分析[J]. 公路, 2018, 63(1): 140-145. [Chen Weihua, Li Ping. Analysi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on both sides of highway in Wuyuan scenic areas[J]. Highway, 2018, 63(1): 140-145.] |
| [37] |
邱宏亮, 吴雪飞, 范钧, 等. 旅游地意象对地方依恋与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以浙江省湘湖旅游度假区为例[J]. 中国旅游评论, 2014(2): 81-98. [Qiu Hongliang, Wu Xuefei, Fan Jun, et al. The impacts of destination image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tourists' revisit intention: A case of Zhejiang Xianghu tourist resort[J]. China Tourism Review, 2014(2): 81-98.] |
| [38] |
刘如菲. 游客环境行为分析及其对可持续旅游选择性营销的启示——以九寨沟为例[J]. 人文地理, 2010, 25(6): 114-119. [Liu Rufei. Selective market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Jiuzhaigou[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6): 114-119.] |
| [39] |
贾衍菊, 林德荣.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7): 161-169. [Jia Yanju, Lin Derong. Influence factors and effect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based on place theor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7): 161-169.] |
| [40] |
Rousseau D M. Psychological and implied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J].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1989, 2(2): 121-139. |
| [41] |
孙雪梅. 员工帮助计划(EAP)对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6: 41. [Sun Xuemei.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AP o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Knowledge Employee[D].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2016: 47.]
|
| [42] |
宗阳, 王广新. 自然拟人化与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自然共情的中介作用[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7, 5(11): 654-664. [Zong Yang, Wang Guangxin. Anthropomorphism of nature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athy with nature[J].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2017, 5(11): 654-664.] |
| [43] |
Mccormick R E, Tinsley M. Athletics versus academics? Evidence from SAT sco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5): 1103-1116. |
| [44] |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 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55. [Wu Minglo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MOS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55.]
|
| [45] |
Cropanzano R, Mitchell M 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31(6): 874-900. |
| [46] |
党宁, 吴必虎, 张雯霞. 计划行为还是理性行为?上海居民近城游憩行为研究[J]. 人文地理, 2017, 32(6): 137-145. [Dang Ning, Wu Bihu, Zhang Wenxia. Planned behavior or reasoned action? The study on Shanghai residents' suburban recreation behaviors[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6): 137-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