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衡阳 421002
2.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史,对幸福存在的体验史[1]。旅游作为人类获得幸福的一种重要途径,已融入更多人的生活,继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发展已进入由数量向质量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其"幸福产业"的地位和社会功能更加突出,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3-5]。已有研究证实,旅游品质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旅游是国民生活质量提升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二是旅游能提升游客幸福感;三是旅游能提升目的地居民幸福感[6]。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旅游业的减速降温,使得公众旅游凝视的焦点悄然转向周边出游市场。这种新的转向为审视人们的日常旅居空间、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提供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研究机遇。旅游领域的幸福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7],随着旅游业社会功能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探讨旅游幸福感的涵义,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8]。其研究历程呈现出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对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批判与反思—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探索几个发展阶段[9]。现有旅游幸福感研究视角主要有"哲学视角""伦理学视角""心理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四种[10]。相关研究有以下特点:对外来旅游者关注多,对旅游地居民关注少[11];对外地长线游关注多,对本地周边游关注少[12, 13];对单一主体幸福感关注多,对多主体间的幸福感关注少[14, 15];对心理学视角下的主观幸福感引介多[16],对幸福感的本土化内涵及意义反思少;对旅游幸福感的模型指标建构多,达成的共识少[9, 17]。总之,现阶段旅游幸福感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仍存在一些局限。
基于上述旅游研究不足的反思,有必要重新检视以下问题:新冠疫情背景下,本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品质的感知如何?后疫情时代旅游品质提升与幸福感增强的逻辑是什么?由此,本研究借鉴多学科知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南衡阳为例,通过对衡阳居民本地周边出游市场的问卷调查,分析衡阳旅游品质感知的现状,并试图从主体间性视角下提出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旅游幸福感增强路径,以期为旅游幸福感提供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衡阳旅游业的高品质发展和人民幸福感增强提供实践指导。
2 研究区域背景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背景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下辖5区5县,代管2县级市。2018年,全市常住人口724.34万人。衡阳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抗战纪念城市,境内旅游资源较为丰富。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衡阳同湖南省各旅游地一样,经历了暂停和缓慢回升的过程。尽管从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2项总体指标来看,衡阳均处于湖南省前3位,但与其它市州相比,衡阳也是下跌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表 1),反映其客源市场结构的合理性与旅游市场的发育程度存在一些不足。
![]() |
表 1 疫情前后衡阳及各市州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对比(2020年1—7月) Tab.1 Comparison of Tourist Income and Tourist Trips of Hengyang and Other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2020.1—2020.7) |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有本地出游经历的衡阳居民(包括世居和移居居民)。受疫情影响,主要通过"问卷星"(https://www.wjx.cn/) 在线平台对社区居民、学生家长、学校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进行便利抽样。问卷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4月23到2020年6月23日,共收到问卷359份,剔除每月出游次数为0的问卷93份后,有效问卷为2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09%,达到了可作为研究结论的统计标准。样本的性别、年龄、职业、婚姻、居住时长等结构特征与衡阳市居民周边出游市场各类人口学统计特征基本相符,具有代表性(表 2)。
![]() |
表 2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
为综合评价衡阳旅游品质发展现状,并结合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参考相关成熟量表,编制了旅游功能感知、旅游时间感知[18]、旅游风险感知[19-21]、旅游意愿[22, 23]、旅游满意度[24-26]5个维度,共26个题项的量表[27]。此外,主观幸福感[28, 29]由4个题项构成(表 3)。有研究表明,7点量表所需样本量为5点量表的74.5%,能够节约大量的访问成本,尤其适合在线调查方式。因此,本研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30],1表示完全不认同,7表示完全认同。经SPSS26.0软件分析,KMO值为0.900,显著性水平为0.000,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5,各维度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均在0.80以上,有着较高信度和效度。
![]() |
表 3 调查问卷测量量表及题项 Tab.3 The Measurement Scale and Items of the Questionnaire |
分析发现,市民感知的衡阳旅游品质总体均值为4.43,处于中等水平。就具体的旅游功能而言,游客对旅游美食、旅游交通的评价较高,对旅游景区、住宿的评价居中,对休闲娱乐、旅游商品的评价靠后(表 4)。
![]() |
表 4 衡阳旅游品质感知描述性统计 Tab.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engyang Tourism Quality Perception |
因个别选项样本量有限,为提高统计结果的科学性,分析前对初始数据进行了重新归类并组(改为二分类变量)。运用SPSS26.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以旅游功能感知、旅游时间感知、旅游风险感知、旅游意愿与旅游满意度为检验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时间为二分类变量,通过Levene的F值方差同质性检验(方差检验结果均为同质)、显著性水平(双尾检测,P<0.05) 判断,比较各检验变量是否存在差异(表 5)。结果发现,女性和男性本地游客在旅游品质的感知方面无显著差异;已婚本地游客与未婚本地游客在旅游功能感知、旅游满意度方面有显著差异,且已婚高于未婚;居住时间10年以下本地游客与居住时间10年以上本地游客在旅游意愿和旅游满意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居住时间10年以上的本地游客高于10年以下的。
![]() |
表 5 旅游品质感知差异分析 Tab.5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ourism Quality Perception |
为探索旅游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旅游功能感知、旅游时间感知、旅游风险感知、旅游意愿和旅游满意度5个变量为自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强迫进入方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为: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940,说明自变量间彼此相互独立。VIF值介于1.517—2.913之间,变量间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R2值为0.507,表示5个自变量能解释主观幸福感50.7%的变异量。5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其中旅游时间感知、旅游功能感知、旅游满意度3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表 6)。标准化的回归模型为:主观幸福感=0.352×旅游时间感知+0.222×旅游功能感知+0.193×旅游满意度+0.064×旅游风险感知+0.039×旅游意愿。
![]() |
表 6 旅游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6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urism 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旅游地是外来游客的消费空间,更是当地居民的旅居空间。旅游业作为一项幸福产业,它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仅停留在外来旅游者身上,更应考虑和关注旅游地居民[31]。衡阳旅游过去强调外来客源市场的开拓,在后疫情背景下,有必要抓住"近程高频"周边游的发展机遇[32],提升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间共在的旅游幸福感。
这种共在的旅游幸福感,可由主体间性思想来阐释。主体性(subjectivity),反映的是主客对立关系。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力图回避主体性导致的"唯我论",反映的是主体与主体交往关系,也称为交往主体性、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涉及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和道德论等多个领域[33]。这种关系是从"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向"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 的模式转变[34],彰显的是一种生活的共在性和公共性、交往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利益的互惠性和公正性[35]。主体间性并不完全否定主体性以及"主体—客体"模式。依据主体间性思想,可形成由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互为主体,共在的旅游场域为中介的旅游幸福感解释框架(图 1)。这一框架对旅游发展走向公平正义有启示意义。
![]() |
图 1 基于主体间性的旅游幸福感解释框架 Fig.1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ourism Happiness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
鉴于目前国际和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本地居民周边出游市场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值得重点培育的旅游市场,也是推行旅游生活化、生活旅游化理念的最佳实践场所。流动性背景下,旅游实践解构了日常生活与旅游世界的二元对立和界限,旅游越来越不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是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流动形式交织起来成为一种日常实践[36]。如何增进本地居民的旅游幸福感?至少应强化以下三方面:一是鼓励当地居民生活旅游化。新冠疫情拉近了人们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加深了对眼前幸福的理解与珍惜。通过高品质近程旅游产品与项目的打造,吸引本地居民出游,培育区内旅游市场,形成幸福快乐的日常生活圈与旅游圈;二是增强当地居民的获得感。让旅游目的地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区建设、景区管理,同时不断改善当地人居环境,让当地居民认识到旅游业发展不再是物价上涨、外来文化冲击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是人与人在彼此交往关照中的成长互利;三是增强当地居民的认同感。要传承颂扬衡阳优秀历史文化,让当地居民充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争当"雁城"文化传播的民间大使。
4.2 继续夯实区际旅游市场,增进外来游客的旅游幸福感外来游客的多少是反映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当地生活品质的重要表征。外来游客的幸福感是旅游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受疫情影响,当前入境旅游几乎停滞不前,国内省际游、跨区域游是需要继续夯实的旅游市场。为增进外来游客的旅游幸福感,需要强化以下二点:一是增强外来游客的安全感。旅游安全关注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之间对旅游影响的各种可能风险因素,包括疾病、犯罪和交通事故等[37],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执行的首要任务[38]。衡阳一方面要从目的地形象层面营造总体安全感,另一方面还要从政策措施层面保障各景区景点的局部旅游安全;二是增强外来游客的体验感。体验是狄尔泰生命哲学的核心[39]。旅游体验是游客心理水平改变及心理结构调整的过程,表现为旅游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反映为旅游者个体的情感累积[40]。旅游者对个体自由和身心愉悦的渴求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在动机。因此,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景区还是街区,衡阳旅游需要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设施,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创新产品形式并提升服务品质,以增强旅游者的体验感。
4.3 精心打造共在旅游场域,共享诗意栖居的旅游幸福感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是主体间性思想的体现,是一种共在的人地关系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二人世界或多人世界,而是以他们共有的客体世界为前提的。海德格尔写道:"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享的世界" [41]。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与他人"共在",共在构成了现实交往关系和一起生活其中的社会。没有人与人的共在,也不可能有现实的交往生活。这种共在不同于前现代群体的共同性,它是建立在个人主体基础上的共在,是差异主体的共在与统一。旅游目的地是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等多元主体的共在空间,宜旅、宜居的"旅居"空间正是"诗意的栖居"思想的现实生活写照。为实现此目标,衡阳旅游要加强"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建设,提升人际的互信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通过共在的旅游场域为中介,形成"居民—共在的旅游场域—游客"的主体间性模式,促进居民与游客相互交往,彼此尊重,寻求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5 结论与讨论本研究通过对有本地出游经历的衡阳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衡阳旅游品质感知的现状,并从主体间性视角提出了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旅游幸福感增强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①衡阳旅游品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居民感知的衡阳旅游品质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在具体的旅游功能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旅游美食与旅游交通的评价最高。②居民对衡阳旅游品质的感知存在一些人口统计学差异。主要体现在婚姻状况、居住时长两方面。已婚居民在旅游功能、旅游满意度方面的评价比未婚高;居住时间10年以上的在旅游意愿、旅游满意度方面比10年以下的高。③旅游品质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旅游时间、旅游功能、旅游满意度三个方面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作用。④新冠疫情背景下,旅游发展价值导向与模式需要调整。旅游幸福感不应专属外来游客,更应惠及旅游目的地居民。当前要以本地居民近程出游为优先发展方向,实行由内而外的模式。⑤主体间性逻辑是阐释和增强旅游幸福感的有益探索,培育区内市场并不排斥区际旅游市场。主体间性反对主体性导致的"唯我论",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的共在性和公共性、交往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利益的互惠性和公正性。本地居民(主体) —共在的旅游场域(中介) —外来游客(主体) 构成的主体间性解释框架,是纠正以往厚此薄彼偏差,化解旅游地主体间矛盾,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探讨:首先,现有框架还有待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度解析。其次,本研究发现的一些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解析。如年长居民、长住居民对当地旅游满意度的感知得分较高,是因"日久生情"形成的"恋地情结",还是因年长游客的"孤陋寡闻"?又如,以往研究证实婚姻能够增进幸福感[42]。本研究中发现的已婚居民对当地旅游功能、旅游满意度的感知得分同样高于未婚居民,是否说明家庭出游、伴侣出游的方式能够消解旅途中的孤独感,增加愉悦体验?再次,由于调研时正处疫情期间,本研究收集的样本数量相对有限,造成个别样本结构存在一些不足。为提高统计结果的科学性,问卷采用了李克特7点量表、重新调整变量分类等方法,以求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待疫情结束后,可通过补充调查样本,辅以焦点访谈、半结构访谈等定性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总之,"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新冠疫情给国内外远距离旅游按下减速降温键的同时,也为旅游凝视转向近距离日常生活圈提供了新机遇,让本地周边出游成为新的焦点和热点。后疫情时期,以居民周边游、区内游为代表的近程旅游及其与幸福感的关系值得学界和业界特别关注。
[1] |
张天问, 吴明远.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51-60. [Zhang Tianwen, Wu Mingyuan. The constitution of tourism well-being based on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internet travel blog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0): 51-6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4.10.16] |
[2] |
妥艳媜. 旅游者幸福感为什么重要?[J]. 旅游学刊, 2015, 30(11): 16-18. [Tuo Yanzheng. Why is tourist well-being important?[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1): 16-18.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1.006] |
[3] |
张丹婷, 邢占军. 旅游与民众幸福感[J]. 旅游学刊, 2019, 34(7): 1-3. [Zhang Danting, Xing Zhanjun. Travel and people's well-being[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7): 1-3.] |
[4] |
Uysala M, Sirgyb M J, Wooc E, et al.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 244-261. DOI:10.1016/j.tourman.2015.07.013 |
[5] |
Rivera M, Croes R, Leeb S H.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A resident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6, 5(1): 5-15. |
[6] |
旅游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作用课题组. 旅游提升国民幸福: 一个分析框架及应用[J]. 旅游学刊, 2015, 30(10): 18-27. [Strategic rol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ourism increases national happines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0): 18-27.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0.002] |
[7] |
Lounsbury J W, Hoopes L L. A vacation from work: Changes in work and nonwork outcom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6, 71(3): 392. DOI:10.1037/0021-9010.71.3.392 |
[8] |
粟路军, 何学欢, 胡东滨. 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启示[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2): 83-92. [Su Lujun, He Xuehuan, Hu Dongbin. Research progress and enlightment of tourist's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6(2): 83-92. DOI:10.3969/j.issn.1000-5315.2019.02.012] |
[9] |
张晓, 刘明, 白长虹. 自然主义视角下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5): 37-51. [Zhang Xiao, Liu Ming, Bai Zhanghong. Research on the elements of tourists' well-being from a naturalism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5): 37-51.] |
[10] |
亢雄. 旅游幸福及其研究之价值、视角与前景[J]. 思想战线, 2012, 38(1): 105-109. [Kang Xiong. Tourism happiness and its research value, perspective and prospect[J]. Ideological Front, 2012, 38(1): 105-109. DOI:10.3969/j.issn.1001-778X.2012.01.023] |
[11] |
粟路军, 唐彬礼. 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 研究回顾与未来展望[J]. 旅游学刊, 2020, 35(6): 78-95. [Su Lujun, Tang Binli. Destination resident quality-of-lif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6): 78-95.] |
[12] |
钱建农. 后疫情时代的文旅变局[J]. 旅游学刊, 2020, 35(8): 3-5. [Qian Jiannong. Cultural and tourism change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8): 3-5.] |
[13] |
Uysal M, Perdue R, Sirgy M J. Handbook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nhancing the Lives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of Host Communities[M].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491-513.
|
[14] |
Chen Y, Cottam E, Lin Z. The effect of resident-tourist value co-creation on residents' well-being[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44(9): 30-37. |
[15] |
Nawijn J, Mitas O.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and their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1(5): 531-541. |
[16] |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DOI:10.1037/0033-2909.125.2.276 |
[17] |
黎志逸, 赵云, 程道品.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构建[J]. 商业时代, 2009(29): 104-106. [Li Zhiyi, Zhao Yun, Cheng Daopin.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for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J]. Commercial Age, 2009(29): 104-106.] |
[18] |
Heintzman P, Mannell R C. Spiritual functions of leisure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Coping with time pressure[J]. Leisure Sciences, 2003, 25(2/3): 207-230. |
[19] |
李静, Philip L Pearce, 吴必虎, 等. 雾霾对来京旅游者风险感知及旅游体验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外旅游者对比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10): 48-59. [Li Jing, Philip L Pearce, Wu Bihu, et al. The impact of smog on risk percep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ourists in Beijing[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0): 48-5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0.005] |
[20] |
Lepp A, Gibson H. Tourist roles, perceived risk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606-624. DOI:10.1016/S0160-7383(03)00024-0 |
[21] |
Roehl W S, Fesenmaier D R. Risk perceptions and pleasure travel: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2, 30(4): 17-26. DOI:10.1177/004728759203000403 |
[22] |
Zeithaml V A, Parasuraman L L B. 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service qual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2): 31-46. DOI:10.1177/002224299606000203 |
[23] |
胡田. 基于动机-机会-能力的银发旅游意愿影响因子实证研究[J]. 消费经济, 2018, 34(1): 44-51. [Hu Tian.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enior travel intention based on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framework[J]. Consumer Economics, 2018, 34(1): 44-51.] |
[24] |
张宏梅, 陆林. 游客涉入及其与旅游动机和游客满意度的结构关系——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 预测, 2010, 29(2): 64-69. [Zhang Hongmei, Lu Lin. Tourist involvement and it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with tourist motivation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A case study of inbound tourists in Guilin and Yangshuo[J]. Forecasting, 2010, 29(2): 64-69.] |
[25] |
汪侠, 顾朝林, 梅虎. 旅游景区顾客的满意度指数模型[J]. 地理学报, 2005, 60(5): 807-816. [Wang Xia, Gu Chaolin, Mei Hu. Tourist attract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5): 807-816. DOI:10.3321/j.issn:0375-5444.2005.05.012] |
[26] |
韩春鲜. 旅游感知价值和满意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J]. 人文地理, 2015, 30(3): 137-144. [Han Chunxian. Relationship of tourist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and tourist behavioral intention[J]. Human Geography, 2015, 30(3): 137-144.] |
[27] |
王心蕊, 孙九霞.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566-1580. [Wang Xinrui, Sun Jiuxia.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s from Guangzhou,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566-1580.] |
[28] |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29] |
Diener E, Emmons R A. The independ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7(5): 1105-1117. |
[30] |
李育辉, 谭北平, 王芸, 等. 不同等级数利克特量表的比较研究——以满意度研究为例[J]. 数据分析, 2006, 1(2): 159-173. [Li Yuhui, Tan Beiping, Wang Yun,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Likert scale: Take satisfaction stud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2006, 1(2): 159-173.] |
[31] |
梁学成. 全域旅游发展与旅游幸福感的增强逻辑[J]. 社会科学家, 2017(12): 90-94. [Liang Xuecheng. The enhancement logic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well-being[J]. Social Scientist, 2017(12): 90-94.] |
[32] |
戴斌. 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业振兴的主基调[J]. 人民论坛, 2020(22): 66-69. [Dai B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keynote of tourism revitalization[J]. People's Forum, 2020(22): 66-69.] |
[33] |
汤国荣, 章锦河, 周珺, 等. 文化间性理论进展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J]. 旅游学刊, 2018, 33(4): 13-23. [Tang Guorong, Zhang Jinhe, Zhou Jun, et al. The progress of intercultural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o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4): 13-23.] |
[34] |
郭湛.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3): 32-38. [Guo Zhan. On the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1(3): 32-38.] |
[35] |
冯建军. 主体间性与公民主体间性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6): 7-15. [Feng Jianjun. Intersubjectivity and citizen intersubjectivity education[J]. Journal of Hight Education, 2020, 41(6): 7-15.] |
[36] |
孙九霞. 共同体视角下的旅游体验新论[J]. 旅游学刊, 2019, 34(9): 10-12. [Sun Jiuxia. A new theory of tourism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9): 10-12.] |
[37] |
Pinhey T K, Iverson T J. Safety concerns of Japanese visitors to Guam[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994, 3(2): 87-94. |
[38] |
邹永广. 旅游安全评价: 研究现状与述评[J]. 旅游学刊, 2020, 35(7): 133-146. [Zou Yonggua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n tourism safety evalu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7): 133-146.] |
[39] |
孙小龙, 林璧属, 郜捷. 旅游体验质量评价述评: 研究进展、要素解读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8, 33(1): 143-151. [Sun Xiaolong, Lin Bishu, Gao Jie. A review on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tourism experience: Advances, elements and prospects[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1): 143-151.] |
[40] |
谢彦君. 基础旅游学[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248. [Xie Yanjun. Basic Tourism[M].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 2004: 248.]
|
[41] |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王庆节, 陈嘉映,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46-152. [Haidegger M. Existence and Time[M]. Wang Qingjie, Chen Jiaying, trans. Shanghai: Life, Reading and New Knowledge Sanlian Bookstore, 1987: 146-152.]
|
[42] |
袁正, 李玲. 婚姻与幸福感: 基于WVS的中国微观数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17(1): 24-35. [Yuan Zheng, Li Ling. Marriage and happiness: Chinese micro data based on WVS[J]. China Economic Studies, 2017(1): 2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