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城乡间、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人口流动强度不断提高，整体上迈入人口流动性社会^[1-4]。大规模、高强度和差异化的人口流动过程势必对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产生广泛、强劲而独特的影响，进而导致区域城镇体系、城乡结构及社会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5-9]。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级单元成为我国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层级，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空间^{[10, 11]}。县级单元内部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县域城镇化水平，深刻影响着我国中小城镇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12]。由此，亟需科学认识和把握中西部地区县级单元内部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为基层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就近城镇化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受到众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从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学者们一直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总体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内陆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持续加强、空间分异特征愈加明显^[13-17]。从省级单元来看，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及北京等省市是主要的人口流入中心^[18-24]；从城市尺度来看，地级及以上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吸引了绝大部分流动人口^[25-30]；从县级尺度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以及直辖市、省会、首府等区域所辖县市是主要的人口集聚中心^{[4, 7]}。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国家和地方户籍管理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机会、地区收入与差距、基础设施和流动人口的个体属性、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网络等是影响人口流动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31-36]。并且，上述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类型的区域人口流动过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同^{[37, 38]}。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但是现有人口流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尺度上，迄今研究多以省级、县级为空间尺度，缺乏从村域微观尺度对县级单元内部人口流动格局进行研究。地理现象和过程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特征是尺度依存的，大尺度人口流动空间分布规律往往会掩盖区域内部的异质性，是无法直接向乡镇、行政村等层面进行尺度转换的^[39]。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当前大部分研究多以人口流动规模大、强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对人口流动规模小、活跃度低的西部高原山地区域关注较少。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人口流动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关注省域、县域等宏观人口流动机制或个体人口流动决策机理，对县域内部村域微观尺度人口流动格局影响机理的探讨较少。县(市) 是我国经济社会功能最完整和最全面的基本行政单元，而行政村(社区居委会) 是我国行政管理的最小单元^[39]，因此选择典型县域开展村域尺度人口流动机理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口流动空间规律的相关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云南玉龙县为研究区，以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依据2015年云南省玉龙县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成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特征；进而揭示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的作用机制，为西部地区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就近城镇化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首先利用人口流动强度(population floating intensity，PFI) 和人口流动活跃度(population floating activity，PFA) 等2个指标^[4]，分别对玉龙县的人口流动方向和人口流动活跃程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两个指标，划分人口流动村域类型，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构建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究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采用人口流动强度(PFI) 和人口流动活跃度(PFA) 分别表征区域人口流动的方向以及区域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全面反映区域人口流动特征。其中，人口流动强度是净流入人口(即人口流入规模—人口流出规模) 与未发生流动人口(即本地户籍常住人口) 的比值，人口流动强度越高，代表着区域净流入人口比率越高；人口流动强度能够辨识出人口净流入区(人口流入规模大于人口流出规模) 和人口净流出区(人口流入规模小于人口流出规模)。人口流动活跃度是总流动人口(即人口流入规模+人口流出规模) 与未发生流动人口(即本地户籍常住人口) 的比值，人口流动活跃度越高，代表着区域人口流动活跃度越高，能够辨识出人口流动活跃区和人口流动非活跃区。

本文综合采用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两个指标构成复合指标，将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划分为4类：非活跃型行政村(人口流动活跃度＜α)、平衡活跃型行政村(人口流动活跃度≥α且β₁＜人口流动强度＜β₂)、净流入活跃型行政村(人口流动活跃度≥α且人口流动强度≥β₂)、净流出活跃型行政村(人口流动活跃度≥α且人口流动强度≤β₁)。本文依据已有研究提出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阈值，即人口流动活跃度阈值α取1/9，人口流动强度阈值β₁=-1/9，β₂=1/9^[4]。

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受到自然地理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区位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1-36]。本文通过构建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关于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自然地理特征选择地形起伏度(RDLS) 指标，即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最高点海拔高度与最低点海拔高度的差值。经济发展状况选择人均耕地(CL) 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口(WA) 两个指标，其中人均耕地面积表征村域农业发展条件，反映了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二、三产业从业人口表征了村域非农就业机会。社会发展水平选择城乡类型(UR) 指标，具体划分为中心城镇的行政村、一般城镇的行政村和一般行政村3种类型，分别赋值2、1和0。交通区位条件选择到交通主干道距离(TRA) 指标。因变量是人口流动村域类型(PFT)，划分为非活跃型、平衡活跃型、净流入活跃型和净流出活跃型4类，分别赋值为0、1、2和3。此外为了消除部分异方差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和交通便捷性等变量均采用其对数值。

玉龙县位于云南省丽江市，辖16个乡(镇)，97个村委会，6个居委会，幅员面积6392.6 km² (图 1)。玉龙县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区。玉龙县境内最高海拔5596 m，最低海拔1219 m，地形地貌复杂，主要有山地、平坝和河谷等3类地貌，其中山区面积为95.5%，坝区及河谷面积占总面积的4.5%。玉龙县是以纳西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人口流动极不活跃。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玉龙县常住人口为22.91万人，户籍人口为23.78万人，纳西族占总人口的55%，人口净迁移率为-3.8%，总迁移率为9.48%。受限于地形地貌条件，玉龙县大部分区域农业发展条件不利，2017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仅为19.7%；得益于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旅游交通区位，玉龙旅游业发展迅速，2017年旅游综合收入136.7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1321.2万人次。

图 1(Fig. 1)

图 1 云南玉龙县地理位置和分村行政区划 Fig.1 The Lo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Village Scale of Yulo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本文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2015年云南省玉龙县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村)；人均耕地、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5年玉龙县各乡(镇) 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地理空间数据云；行政区划和边界数据由云南省玉龙县民政局提供。

人口流动强度能够辨识出人口净流出区和人口净流入区，反映了村域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本文根据人口净流动系数阈值将村域人口流动强度划分为3种类型：人口净流出型(人口净流动强度＜-1/9)、人口平衡流动型(-1/9＜人口净流动强度＜1/9) 和人口净流入型(人口净流动强度>1/ 9)。计算结果表明，玉龙县约八成的行政村是人口平衡流动型；人口净流入型数量极少，仅3个村；人口净流出型共计19个，占全部村的18.4%。

从空间分布来看，即人口流动强度呈现"中心净流入、四周净流出、东西部流动方向显著不同"格局(图 2)。作为县域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黄山镇是主要的人口净流入区，流入人口3290人，占全县流入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流出人口42人，仅占全县流出人口的0.28%。从黄山镇向周边区域，人口流动强度呈现由净流入逐步转向净流出的态势，且县域东西部呈现明显差异，县域西部的行政村以人口平衡流动为主，而县域东部的行政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其中，东部的宝山乡和奉科镇是主要的人口净流出区，流出人口分别为3767人和2362人，占全县流出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25.42%和15.95%，二者合计占全县流出人口总量的四成以上；流入人口分别为350人和180人，仅占全县流入人口的5.53%和2.84%。西部的所有乡镇以及县域中东部的太安乡、拉市镇、白沙镇和龙蟠乡等4个乡镇90%以上行政村的人口流动强度介于-1/9和1/9之间。

图 2(Fig. 2)

图 2 云南省玉龙县分行政村人口流动强度 Fig.2 The Intensity of Population Floating at the Village Scale in Yul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人口流动活跃度，能够辨识出人口流动活跃区和人口流动非活跃区。根据人口流动活跃度阈值可以将村域人口流动活跃度划分为两个类型：人口流动活跃型(人口流动活跃度>1/9) 和人口流动非活跃区(人口流动活跃度＜1/ 9)。计算结果表明，玉龙县四分之三的行政村是人口流动非活跃区，人口流动活跃区数量较少，仅25个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24.3%。

从空间分布来看，玉龙县人口流动活跃度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图 3)。县域东部的奉科镇、宝山乡、大具乡、鸣音镇和县政府驻地黄山镇是主要的人口流动活跃区。这些区域的高人口流动活跃度主要源于其高人口流失率或高人口集聚度。与此相对，县域西部和南部所有乡镇以及县域东部的龙蟠乡、白沙镇、拉市镇和太安乡是人口流动非活跃型的主要分布区。这些人口流动非活跃区的共同点在于自然灾害较少、地势相对平坦和人均耕地较多。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良导致这些村域人口流出率较低，同时，农业自身较低的就业人口吸纳能力和中国传统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这些行政村人口流入率也较低。

图 3(Fig. 3)

图 3 云南省玉龙县分行政村人口流动活跃度 Fig.3 The Activity of Population Floating at the Village Scale in Yul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综合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两个指标，根据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划分方法，可以划分出玉龙县人口流动的4类村域类型(图 4a)。非活跃型是玉龙县最主要的人口流动村域类型，非活跃型行政村共78个，占全部行政村的比例超过3/4，主要分布在县域西部和南部；净流出活跃型行政村共19个，主要分布在县域东北部的奉科、宝山、大具、鸣音等乡镇；净流入活跃型行政村仅3个，集中在县政府驻地黄山镇；平衡活跃型行政村也仅3个，包括巨甸镇巨甸村、鸣音镇鸣音村和塔城乡塔城村，主要是远离县城的乡镇政府驻地所在村，呈分散分布。

图 4(Fig. 4)

图 4 云南省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曲线图和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模式 Fig.4 The Spatial Curv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ating in Yul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由上述分析可知，玉龙县各行政村的人口流动村域类型随着距县政府驻地的空间距离而变化。为了探究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本文以人口流动强度/人口流动活跃度为X轴，以到县城距离为Z轴，绘制出玉龙县103个行政村人口流动强度/人口流动活跃度散点图，并利用移动平均法拟合出玉龙县人口流动强度/人口流动活跃度空间曲线变化图(图 4c)。从人口流动强度来看，人口流动强度空间曲线有1个峰值和1个谷值：其中，峰值位于县政府驻地，谷值位于距县政府驻地约75 km处。从人口流动活跃度来看，人口流动活跃度空间曲线有2个峰值：第1个峰值位于县政府驻地，第二个峰值位于距县政府驻地约75 km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人口流动强度还是人口流动活跃度，县域东部边缘区各行政村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呈分散分布，一部分行政村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均接近0，另一部分行政村人口流动强度远远低于0，人口流动活跃度高达25%以上，由此，县域边缘区的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

根据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分布图(图 4a) 和人口流动空间曲线图(图 4c)，本文抽象出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模式图(图 4b)。由图 4b可知，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整体呈"圈层+扇形"模式。具体来看，第一个圈层是净流入活跃型行政村(距县政府驻地＜10 km)，主要位于县城周边，是县域行政经济文化的核心；第二个圈层是非活跃型行政村(10 km＜距县政府驻地＜60 km)；第三个圈层(距县政府驻地>60 km)，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仍是非活跃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西部；另一部分是净流出活跃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东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玉龙县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玉龙县是相对独立、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地理单元，玉龙县形状的不规则性和县城位置的偏位并没有减弱县城对整个县域的辐射能力；运用同心圆构建的缓冲区来测度村域人口流动的地域格局差异基本合理。

为深入剖析村域尺度玉龙县人口流动格局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村域为基本空间单元，分别以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等2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识别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特征的关键影响因子。其次，利用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模型，识别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的关键影响因素。由于玉龙县净流入活跃型行政村和平衡活跃型行政村数量极少，本文只对净流出活跃型和非活跃型2类人口流动村域类型构建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地形起伏度、城乡类型、人均耕地面积、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和交通便捷性均对村域尺度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表 1)。基于此，以非活跃型为参照组，净流出活跃型为因变量，地形起伏度、城乡类型、人均耕地面积、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和交通便捷性为自变量，构建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对数似然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具体影响因素对村域尺度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的作用力如下：

表 1(Tab. 1

表 1 云南省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Tab.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ating in Yulong County of Yunan Province

表 1 云南省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Tab.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ating in Yulong County of Yunan Province

(1) 经济因素作用力。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对村域人口流动活跃度具有显著影响(p＜0.1)，而对于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空间类型分异没有显著影响(p>0.1)。人均耕地面积对村域人口流动活跃度、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均具有显著影响(p＜0.1)。模型3结果表明，相对于非活跃型，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村域成为净流出活跃型的概率相应降低0.18。

(2) 交通因素作用力。本研究选用村域质心到交通主干道的距离表征区域交通便捷性。结果表明，交通便捷性对村域人口流动空间类型分异具有显著影响(p＜0.1)。村域交通越不便捷，人口流失率越高、人口流动越活跃，村域成为净流出活跃型的概率越高。模型3结果表明，相对于非活跃型，村域质心距交通主干道的距离每增加1%，村域成为净流出活跃型的概率相应提高0.37。

(3) 社会因素作用力。村域城乡等级(中心城镇的行政村、一般镇的行政村、一般行政村) 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地方政府可支配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村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村域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口流失率越低、人口集聚能力越强。模型3结果表明，相对于非活跃型，村域城乡等级越高，村域成为净流出活跃型的概率越低。但是，相对于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村域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的影响较为微弱，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p>0.1)。

(4) 自然因素作用力。玉龙县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典型的高原山地区域，地形地貌条件是制约村域农业生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发展的重要自然因素。本研究选用地形起伏度表征区域自然条件优劣。研究结果表明，地形起伏度越大，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越低，村域成为净流出活跃型的概率越高。但是，相对于社会经济要素，自然要素对于村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作用较为微弱，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p>0.1)。

本文综合考虑经济因素、交通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等4个层面的因子，构建了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模型，识别出村域尺度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的关键影响因子，并估算其对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特征的影响程度(图 5)。

图 5(Fig. 5)

图 5 云南玉龙县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机理 Fig.5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ating in Yul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人口集聚区的种种积极因素形成"拉力"，把外地居民吸引进来；人口流失区的种种消极因素形成"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7]。村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形成人口流动的根本动力，决定了县级行政单元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图 5)。玉龙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分异和"中部高、东西两翼低"梯度差异，由此形成了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和由东西部向中部流动的格局。县域中部村域地形平缓、旅游资源富集、交通区位优越、与丽江古城区高度同城化发展，是玉龙县经济发展的高点。与此相反，县域东部村域以高山峡谷地形为主，农业发展条件恶劣、旅游业发展缓慢、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人口流失程度高。县域西部村域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良、农业收益逐年增加、人口流出意愿下降、人口流失数量减少，同时农业吸纳劳动力容量有限，成为人口流动非活跃区。

交通条件是人口从流出地向流入地空间流动的中间媒介，村域交通便捷性对人口流动行为决策和实现均起着关键性作用^[34]，将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进一步细分(图 5)。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取代传统交通设施成为区域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作为典型西部高原山地区，玉龙县传统交通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现代信息技术的空间覆盖度和人口普及率远高于传统交通方式。这导致玉龙县居民能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接受到大量外界社会文化信息，但是无法与外界进行充分的物质交流，尤其对于玉龙县交通不便村域，信息流与物质流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成为当地村民人口流出的巨大推力。从人口流动行为决策来看，村域交通便捷性较低，与外界进行的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流差距越大，人口流出意愿越强烈，成为净流出活跃区的概率越大。从人口流动行为实现来看，村域交通便捷度较高，越容易实现人口流动，人口集聚能力越强，成为净流入活跃区的概率越大。

村域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资源等，是影响村域人口集聚能力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影响下的人口流动空间分异格局(图 5)。其中，村域行政等级对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长期持续影响，间接并影响着区域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吸引力^[36]。依据行政等级，玉龙县域城镇体系可由上向下依次划分为"中心城镇(县政府驻地) —一般城镇(镇政府驻地) —乡村"等3个等级。其中，中心城镇的行政等级最高，拥有最多的公共服务资源，城镇化水平最高，中心城镇的行政村是县域一级人口集聚区，呈现单核式的净流入活跃型区域。一般城镇是广大农村地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集聚区，满足农民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需求，一般城镇的行政村是县域的次级人口集聚区，呈现多点分散式分布。普通乡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匮乏、生活水平最差，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区域。

自然环境要素决定着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海拔高度、坡度、地形起伏度、水资源、适宜建设用地等自然条件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状况和生产成本。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和400 m、800 m等降水线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具有决定性作用^[40]。但是，部分研究认为，自然地理特征对于全国尺度分县市流动人口空间类型分异的影响较弱^[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村域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微弱(图 5)，这一结论与全国县域尺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根本动力仍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自然要素相对于经济要素的作用要小很多。这表明，自然环境要素是区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通过作用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进而间接对区域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1) 玉龙县村域尺度人口流动特征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具体表现在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等2个方面。从人口流动强度来看，呈现"中心净流入、四周净流出、东西部流动方向显著不同"的格局；从人口流动活跃度来看，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

(2) 玉龙县村域尺度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整体呈"圈层+ 扇形"模式。具体来看，第一个圈层是净流入活跃型(距县政府驻地＜10 km)，分布在县政府驻地周边，是县域行政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第二个圈层是非活跃型(10 km＜距县政府驻地＜60 km)，分布平坝区，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区；第三个圈层(距县政府驻地>60 km)，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布在平坝区的非活跃型，一类是分布在高山峡谷区的净流出活跃型。

(3) 村域人口流动空间格局是经济因素、交通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流动空间类型分异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村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的内在动力，决定了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交通因素是村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的外在动力，引导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细分格局；社会因素是村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的辅助动力，强化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的固有格局；自然因素是村域人口流动空间分异特征的非显著因素，对人口流动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微弱。

本文以村域为基本空间尺度，以云南玉龙县为研究区域，深入分析了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理，为基层地方政府及其人口管理部门制定区域人口集疏政策和城镇化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有效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人口流动不活跃县域，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均较低，城镇化进程缓慢、异地城镇化水平较低。但是，人口流动不活跃县域内部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存在明显的人口流动活跃区，是推进就近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区域，也是加快整个县域城镇化进程的突破点。下一步，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工作，获取更加精细的村级社会经济数据和个体人口迁移相关信息，提高人口流动村域类型机理模型的精确度和解释力，将是未来村域微尺度人口流动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