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2. 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27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推崇的石油农业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绿色革命”[1]在迅速提高农业产出的同时，也引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诸多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对其深刻反思所引发的新环保运动，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潮。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先后倡导并实践了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农业、再生农业、外部资源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新的农业发展模式。1984年，Douglas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可持续性的概念[2]，这是学界对可持续农业发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SAD）理念的最早探索。美国发起的可持续农业与教育法案（SARE）、高效率可持续农业（HFSA）、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ISA），日本的“自然农业”，法国的“环保农业”，德国、英国的“生物农业”，印度、墨西哥等后发国家倡导的低成本高效农业，以及韩国、泰国发起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式[1]等，都是对SAD的有益尝试。SAD被认为是技术可行性强、经济活力强、社会接受度高、环境不退化的农业发展方式[3]。
农业只是农业和农村复合系统的一部分[4]，SAD的发展本质决定了其无法脱离乡村经济社会系统而独立存在。加之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乡村地区已逐渐成为能够提供各种便利、持续开展新型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5]。因此SAD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实现与可持续农村发展（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以下简称SRD）的有机结合[6]。
1991年4月，FAO在荷兰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上发布了《关于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登博斯宣言和行动纲领》，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以下简称SARD）的概念、定义、评价指标和战略目标。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21世纪议程》中亦将SARD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写入了议程的第14章。综合登博斯宣言和21世纪议程的相关内容可知，SARD是以“三农”所涉及“三生”问题为研究主题，以农业、农村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基本原则，要求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多重效益，赋予“三农”同等发展机会的先进理念[1, 6-8]。综上可知，SARD的贯彻实施可有效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农产品消费问题和乡村贫困问题，其发展方式可能因地因时而异[9]。不同国家和地区对SARD的理解和认知不尽相同，但其发展要旨完全相同，皆认为SARD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方式，提升乡村生计韧性，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建构可持续的乡村社区。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乡村地区农地弃耕抛荒，“空心村”、“癌症村”等“乡村病”现象日趋加剧，并由此引发了农业衰退和农村衰落。据此，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战略”，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皆旨在全面振兴乡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比较来看，西方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ARD）理念目标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因此，SARD理念可为我国“乡村病”的消除、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路径保障。此外，从我国农业政策发展实践历程来看，自1991年11月第一次中国可持续农业工作会后，原农业部等三部委基于国内不同农业类型区，选建了29个SARD示范县。经过20多年的探索，2017年12月，原农业部又联合多部委确立了40个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可见，国内SARD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其理论研究亟待强化。
SARD研究学科交叉性强，一直是社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关注的领域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界SARD研究不断兼容并包、吐故纳新，其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日趋综合化。比较来看，基于可视化分析的SARD综述性研究亟待跟进。据此，文中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SARD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明晰的文献知识图谱结构展现SARD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并在沿用传统文献分析法分析重点文献的基础上，评述了SARD研究进展。鉴于SARD最早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倡导的，因此在梳理国外SARD研究进展与趋势的同时，合并梳理自新农村建设任务开展以来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的发文情况，以期为国内SARD研究及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和启示。
2 基于CiteSpace的SARD知识图谱分析CiteSpace软件在借助视觉思维可视化体现某一专题领域关键和前沿的信息，梳理该专题研究热点、研究脉络、演进历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10]。本文选用CiteSpace5.6. R5辅助开展SARD文献计量分析。首先，在Web of Science网站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基于高级检索功能，以“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或含“sustainable agriculture”并含“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或含“sustainable countryside development”或含“sustainable village development”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段为1990—2020年，语种选“English”，文献类型选“article”，共得文献1960篇；其次，基于上述检索结果，实施统计分析，以了解SARD研究历年发文量、发文学科等基本情况；最后，基于CiteSpace软件实施SARD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化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SARD研究的研究热点、演进历程。运行软件时，时间参数区中，分析时间跨度为1990—2020年，时间切片为1a，连线强度选cosine，剪切方法（pruning）选取寻径功能（pathfinder），其他网络配置功能区中的参数默认系统选定设置，软件运行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
2.1 发文量及其国别与学科分布自1991年SARD概念提出以来，以此为研究主题的发文量呈持续增长趋势，但2006年前缓慢增长，2006—2014年间增速加快，2015年以来相关文献迅速增长（见图 1）。中国以286篇居139个发文国家的榜首，占比14.6%。尤其是自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内学者紧跟政策导向，在《Land Use Policy》、《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ustainability》和《Renew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SARD实证研究成果。从发文国别来看，美国发文量与中国相当（总发文量为276篇，占比为14.08%），其后依次为英国（178篇）、印度（133篇）、意大利（131篇）、荷兰（122篇）、德国（114篇）、澳大利亚（99篇）、西班牙（80篇）、加拿大（69篇）。上述10个国家发文量占比达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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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发文数量 Fig.1 The Account of SARD Articles from 1990 to 2020 |
从SARD文献的学科类别来看，发文量位居前六的学科依次为环境科学和生态学（800篇）、农学（446篇）、科学技术及其他主题（343篇）、地理学（185篇）、企业经济学（183篇）、公共管理学（116篇）（见图 2）。工程学等其他学科视角的发文量均低于100篇。值得注意的是，各学科的发文量统计多有交叉，说明SARD主题研究常基于多学科视角展开，具有跨学科协同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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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20年SARD研究发文量位居前20位的学科 Fig.2 Top 20 Categories of SARD Articles from 1990 to 2020 |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显示（见图 3），意大利国家农业研究委员会的Salvati发文量最多（7篇）；发文量3—4篇的学者有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Subedi、Fullen，意大利国际地中海高级农业研究中心的Palmisano、罗马阿皮安扎大学的Carlucci、巴里大学的Roma，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Knickel，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周扬、王永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郑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由此可知，SARD研究中作者间的关系多表现为地理邻近性驱动下各机构内的合作网络，如意大利国家农业研究委员会的Salvati与Carlucci，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Subedi和Fullen，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与龙花楼、周扬、王永生等。此外，亦有国内科研机构之间或其与国外机构之间因项目形成的跨境合作网络，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欧阳志云、肖燚与西安交通大学李聪等人的合作，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Subedi、Fullen与云南农业大学吴伯志之间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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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3 Co-citation Knowledge Map of Authors about SARD from 1990 to 2020 注：因SARD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较为分散，故文中将CiteSpace分析结果导入VOSviewer软件中，绘制了可视化效果更清晰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量位居首位（108篇），其他发文量≥ 10篇的研究机构依次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43篇）、中国农业大学（24篇）、北京师范大学（18篇）、德国洪堡大学（12篇）、美国康奈尔大学（12篇）、德国莱布尼兹中心农业景观研究所（10篇）、英国利兹大学（10篇）（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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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4 Co-citation Knowledge Map of Institutions About SARD from 1990 to 2020 |
总体来看，SARD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与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结构呈大分散、小聚集特征，国家或区域内部小簇群式的合作结构较多，但是尚未形成紧密的跨境合作网络。
2.3 文献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可揭示文献被引的数量特征及其规律[10]。基于CiteSpace的共被引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5），近30年来的SARD研究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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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共被引知识图谱 Fig.5 Co-citation Knowledge Map of References about SARD from 1990 to 2020 |
第一，SARD理论与方法研究。包括如可持续的集约型发展（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分析，如可持续农业学习与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方法等研究，如地中海农业生态系统（mediterranean agroecosystem）；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农户生计（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特别是城市乡村移民（internal migration）生计；农户行为研究（farmer behavior）等。
第二，多元视角下的SARD实证性研究。包括如LUCC视角下的SARD研究，涉及土地整治（land consolidation）、土地制度变革（land system change）、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生态系统多重属性研究（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及其与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管理的整合性研究（prosperous forest landscape）等；环境治理视角下的SARD研究，如巴西亚马逊平原森林砍伐（Brazilian Amazon deforestation）、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生态环境质量（eco-environmental quality）、碳减排策略（carbon mitigation strategies）、土壤盐渍化（soil salinization）；多功能农业（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视角下的SARD研究；知识经纪（knowledge brokerage）视角下的SARD研究；制度创新（informal institution）视角下的SARD研究；多主体治理（multi-actor governance）视角、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relationship）视角，以及企业合作等视角（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下的SARD研究；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视角下的SARD研究；工艺村（craft village）研究等。
2.4 研究热点与阶段划分 2.4.1 研究热点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文献计量分析中可借助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展现拟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向[10]。1990—2020年SARD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6），出现频次≥90次的关键词依次为农业（agriculture，305次）、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219次）、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188次）、管理（management，186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168次）、影响（impact，154次）、政策（policy + agricultural policy，158次）、系统（system，142次）、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 drought + climate，113次）、保护（conservation，110次）、中国（China，110次）、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92次）。此外，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还有土地整治、农户生计、贫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景观、非洲、区域、适应、城市化、策略、弹性、社区、脆弱性、挑战、管治、效率、创新、发展中国家等。关键词出现频次≥10次的文献占比为77.87%，出现频次介于10— 50次之间的文献占比35.27%。可见，SARD文献关键词的中心度低，多元化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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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6 Co-citation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About SARD from 1990 to 2020 |
CiteSpace中的突变检测（Burst detection）可用于探测研究时段内某一关键词突现或兴起的情况，继而可据此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演进历程[10]。近30年来SARD文献关键词突现强度显示（见表 1）。关键词突现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自SARD概念提出至2007年之前其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学科多元化特征并不显著，2008年后上述特征开始凸显，2017年以来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迁移（migration）、城市化（urbanization）、转型（transformation）、女性（women）、效率（efficiency）、管治（governance）、创新（innovation）等关键词成为了SARD研究的新热点。此外，从关键词突现持续时长来看，农业系统、森林砍伐、巴西、可持续农业、保护、生物性燃料、网络、多样性、可持续乡村发展、国家等关键词居SARD研究文献的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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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0—2020年SARD研究文献排序居前28位的突现关键词（按突现强度排序） Tab.1 The Top 28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SARD from 1990 to 2020 (Sorted by Strengths of Burst) |
经比对分析图 1、图 4、图 5、表 1，并结合相关文献梳理，可将SARD研究演进历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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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0—2020年SARD研究的主题演变与阶段划分 Tab.2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Theme and It's Development Stage of SARD |
阶段Ⅰ（1991—1996年）：SARD研究的起步期。该阶段研究的政策导向性不明显，所涉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不够；SAD与SRD研究各自展开，尚未耦合形成主题明确的SARD研究；总发文量并不多，但研究主题的集中度高，主要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发展、管理、持续性、政策、保护、中国等主题开展研究。此外，地方和性别等主题词的出现，表明SARD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了文化转向。
阶段Ⅱ（1997—2007年）：SARD研究的成长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学者们对可持续农业的关注度骤增，研究主题的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交叉研究逐渐增多，SAD研究体系日趋完整，且其与SRD的融合性研究日渐增多。在该阶段，学者们更为关注粮食安全、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农户生计、贫困、景观、农户、技术、经济、生物多样性等主题；研究尺度开始从全球、国家、区域层面下沉到微观的农场和农户层面。此外，1998年以来的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持续推进，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SARD的耦合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乡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陆续开展。
阶段Ⅲ（2008年—）：SARD研究的成熟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特征及学科的交叉融合更趋明显，多重胁迫下的SARD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涌现；学者开始聚焦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策略、恢复力、脆弱性、挑战等主题开展SARD研究，SARD领域的研究者数量和相关成果不断增多，SARD发文量2015年破百、2017年破二百；2017年以来，管治（governance）、创新（innovation）、质量（quality）、福利（benefit）、移民（migration）、效率（efficiency）等成为SARD研究的热点词汇。
3 SARD研究述评近30年来SARD研究特征可归纳为如下6个方面（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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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90—2020年SARD研究特征 Fig.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from 1990 to 2020 |
在持续关注后发国家粮食安全、消除贫困[11-14]等基本生计战略的同时，SARD的研究开始强调人类健康[15]、营养均衡[16]、MFA[17]，乡村繁荣与农户福祉[18]、农业和农村恢复力[18-20]、乡村振兴[21-23]等更高层次的目标。通过政策制定与优化[24]，提升农户生计韧性和可持续性[25, 7]，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28, 29]、乡村地方重组[30, 31]、乡村重构[32-34]，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
3.2 研究视角突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最初SARD研究多基于地理学、农学、社会学、经济学、景观学等单一学科视角，探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35, 3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乡村重建理念的兴起，加之受到经济地理学文化、制度转向等的影响，SARD研究的学科交叉融合特征日趋明显，农业生态学[37]、文化地理学[38]、生态经济学[39, 40]、经济地理学[41]、社会生态学[42]等视角的研究均已展开。此外，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特定议题的探讨也日益增多，如SARD中种族、阶级和职业构成的影响[43]、社会资本引入与非洲地区的SARD[44]、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效应[45]等。
3.3 研究主题聚焦农业多功能性随着SARD研究的深入，农业除农产品供给等生产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也得到了关注，1993年，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概念首次出现在欧洲理事会官方文件中。其认为应在积极拓展农业生产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在平衡生态、改良景观、传承文化、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提供休闲娱乐及与之相关的乡村就业、增收等方面的多元化功能[46, 47]。可见MFA是提升农业竞争力、助推SARD的重要基石。据此，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探究了MFA的概念[48-50]；开展了基于MFA的西欧SARD范式构建[51]、澳大利亚乡村转型动力机制研究[52]，以及其环境效应与减贫效应[53, 54]、与乡村繁荣的关系[17]等研究。概而言之，MFA可在加快农业转型[47, 55]、提升乡村经济发展弹性、增强农户生计韧性、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4 研究内容趋向关注“再地方化”SARD研究中的“再地方化”是指尽可能摒除“去地方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借助MFA理念审视地方文化、传统技术创新性回归的作用[56]。通过因地制宜挖掘并重塑地方传统，力求促成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互补[57]，在实现传统创新性回归的同时[56]，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包括：宗教信仰与可持续农业[57]，欧盟国家农耕制度和传统文化知识的创新回归与SARD[58]，地方知识与撒哈拉以南后发国家SARD发展潜力的提升[59]，基于地方文化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与SARD[60]，欧盟国家CAP影响下传统耕作制度、传统的工艺活动回归与SARD[58]，基于福祉视角的乡村景观改造、地方文化保护与SARD[61]，农户福祉视角下乡村文化价值与SARD[62]，以及社会正义框架下乡村文化价值与SARD[62]等。
3.5 研究空间尺度下沉至农场层面2000年以来，西方学者认识到农场是贯彻SARD发展理念最基本的场所和最微观的单元[18, 63]。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农场尺度的SARD研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SARD影响因素分析及评价。如欧盟国家农场多样化农业活动及其退出策略的空间影响因素[64]，农户创新决策采纳的影响因素分析[65]；CAP政策下农场发展水平评价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66]，欧盟国家森林农场地理覆盖、社会生态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67]，基于范围经济的农户和农场多样化决策有效性评价[68]等。第二，SARD政策效应分析。除大量关于MFA、欧盟CPA等政策影响的分析外，研究还涉及水资源和农业政策的时空效应[69]、有机农场的社会和生态效应[70]、林场养护管理和政策的影响[71]、巴尔干半岛四国农民应对乡村发展政策的情景对比[72]等。
3.6 研究方式强调参与式发展SARD涉及农户、合作社、企业、政府、科研人员等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因而应是更广泛领域的公众参与式发展。美国学者对农业发展方式选择[73]的研究，较早涉及了多元利益主体。随后，可持续农业参与式教育[74]、可持续农业参与式发展[74]、热带农业生产中的外部力量及社区参与[75]、可持续农业推广与教育[76]、公众参与下美国乡村发展基金使用及其监管等研究陆续开展。欧盟学者关注了CAP影响下的农户经济社会网络与SARD[68]、多利益主体参与下的农林业政策制定[77]和有机农场与粮食生产创新网络构建[78]、南欧边缘区移民对地方政策制定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79]。中国学者则开展了村域多利益主体与乡村复兴[80]、社会工作者参与的合作社建设与SARD[81]等研究。相关研究还涉及多利益主体参与下的乡村社区恢复力、繁荣和福祉、知识和创新、治理等[18, 20]。此外，由于乡村社区的发展有赖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SARD研究[82]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4 展望综上所述，国内SARD研究需沿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
（1）多重驱动力影响下的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国内地理学者应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从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交叉性研究视角，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重大项目、政策制度等单一驱动力或多重驱动力耦合影响下的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应特别加强微观尺度的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不同驱动力对农业和农村可持续的作用机理、效应，探究多重驱动力耦合作用下的区域SARD响应及其优化调控研究路径。
（2）多尺度下农业和农村多功能性的耦合研究。在我国，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关注多功能农业，应在恢复力等视角下农业多功能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农村多功能性研究及两者耦合关系的研究。基于在县域、市域、省域等不同尺度，测度农业和农村多功能性及其耦合协调度，刻画其时空格局演化并识别制约两者多功能性发挥的障碍因素，针对性地提出相应优化策略。
（3）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下的SARD模式与路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多基于农户、合作社、政府等单一视角展开，因此亟需从由研究人员、企业、合作社、教育培训机构、社会工作者等组成的行动者网络视角出发，探讨多利益攸关主体在农业技术扩散与知识创新、农村社区恢复力提升与治理、乡村价值生产与农民福祉增进、SARD相关政策制定及实施评估等中的角色、作用、关系及协同模式与路径。
（4）不同农区SARD协调机制和制度创新研究。国内SARD研究中，农业或农村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关于两者协调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应结合国家农业战略格局和现代农业区划方案，分别开展东北平原等7个农产品主产区或农业一级区SARD协调机制研究。同时，针对国有垦区、大城市郊区、农牧交错带等典型或特殊农区（农业带），探讨其SARD的制度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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