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是地理学核心概念之一^[1]。对分析对象空间范围的界定及最小分析单元的选取是解决每个地理研究问题的前提，最优分析尺度的选取和不同尺度间规律的整合等尺度议题也是地理学讨论的焦点。例如，地理学者关于应该基于有独特性的区域还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变量（如空间距离）^[2]、从个体的地理过程（如迁居行为）还是整体的地理结构（如城市社会分区）^[3]角度理解地理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具体到地理学三大子学科，识别生态景观的尺度、选取最优时空尺度的抽样方式及不同尺度研究成果的转换是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4-10]；城市体系中规模—位序分布的尺度不变性^[11-13]和政治地理过程中的各种尺度政治^[14-19]是人文地理学中长期讨论的议题；遥感影像的分辨率选择^[20]、尺度转换^{[21, 22]}以及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23, 24]}则长期是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幸福地理学是近年来人文地理学中新兴的研究方向，重点关注不同区域居民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和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25]。与其他地理学问题类似，研究幸福感的地理分布和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时，必然面临地理环境的分析尺度选取和不同尺度的规律整合等问题。然而，现有幸福感研究尚未关注和讨论尺度问题。为此，本文拟基于已有关于尺度概念和尺度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幸福地理学研究中涉及的各类时空间尺度以及面临的尺度错位等研究陷阱，从而一方面加强幸福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性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为选取合理的地理环境分析尺度和整合不同尺度上的研究结论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提高现有研究成果在政策设计中的实用价值，为设定合理的政策干预空间尺度和避免政策设计中的不公平性提供参考。

虽然尺度是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地理学目前对尺度的内涵仍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26]。Montello归纳了地理学中三种尺度类型^[27]。第一，关于尺度最简单明确的含义是制图学尺度（cartographic scale）——一般指比例尺，即某类属性在地图上的大小与其在真实世界中大小的比例。第二，对尺度最复杂、也较有争议的理解是分析尺度（analytical scale），既包括测量单元的大小（粒度或分辨率）^{[28, 29]}，也包括分析对象的幅度——即制图或数据分析涵盖或聚合的范围，且二者之间存在类似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关系——在技术和精力受限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需要在研究单元的精细度与研究对象的范围之间进行取舍。第三，地理现象和过程往往还存在其自身的现象尺度（phenomenon scale）或李双成等所界定的本征尺度（intrinsic scale）^[30]，即人文或自然地理的结构或过程本来存在的范围。如景观生态学中的群落^[31]和地理景观单元^[32]、城市地理学中的城市体系^[33]或非正规族裔聚居区^{[34, 35]}都有固有的空间范围和分布规律。此外，Manson提出了一个从相对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尺度认知论连续统或谱系^[36]。刘云刚和王丰龙提出了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的三层尺度概念框架^[15]。王丰龙和刘云刚后又结合物理学中的维度和线性代数的向量空间等概念，进一步将尺度理解为在某些维度上对地理现象的结构或关系的二次抽象^[37]。

总的来说，与Brenner对尺度政治的划分^[38]类似，尺度存在“单数”和“复数”的含义。其中，前者是对自然或人文地理现象的整体性空间划分，主要指代空间的“范围”或“大小”（如“全球—地方”），进而引申出表征或度量空间范围或大小的标尺（如比例尺）；后者指对空间按某种建构的属性或维度（一次抽象）划分的序列位置或级别（二次抽象），如按空间的管辖权划分的垂直管理层级（省—市—县）或按空间在网络中的位置划分的中心度级别（枢纽—边缘）。前者更多出现于自然地理或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强调尺度的客观存在性和相关科学规律的变换演绎（如尺度转换和尺度不变性）；后者更多出现于人文地理研究中，强调尺度的社会建构特征和相关的权力争夺过程（如尺度政治）。不过，两类尺度都具有相对性和人为性特征，如果没有比较就不存在绝对的“大”尺度，不同尺度之间的级别也只是出于分析或表达需要而对连续的空间现象或过程人为割裂划分后形成的。

地理学中的尺度理论主要围绕尺度选择和尺度转换或尺度重构（rescaling）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问题展开^[39]。其中，“尺度转换”在自然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较为常用，指数据或信息在不同尺度上的转换和不同时空层次上过程的联结^{[30, 39]}；“尺度重构”在人文地理学中更为常用，主要指各类领域空间或组织级别等尺度配置（configuration）的调整和变动。尺度转换或尺度重构都包括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过程，不过在前者的语境下指通过聚合（aggregation）或分解（disaggregation）等形式将数据或分析结论扩展到更宏观或更微观尺度的过程，在后者的语境下则主要指领域范围或组织层级的扩大/提升或缩小/降低。

尺度选择和尺度变换在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上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问题。①在现实尺度上，讨论较多的是本征尺度的划分界定和地理规律的尺度不变性（invariance）。一方面，很多地理概念缺乏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如经济地理学中的集群^[40]、城市地理学中的邻里（neighborhood）^[41]和城市^[42]。因此，有研究尝试基于算法或调查对这些地理概念的具体空间尺度加以界定^{[43, 44]}。另一方面，很多地理现象或关系仅存在某些空间尺度上，即存在具有过程或特征相似性的尺度域^[45]。如很多研究表明城市体系内城市的规模与其位序之间存在分形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具有尺度依赖性——城市规模—位序的双对数拟合线不仅本身就往往存在某段无标度区^[46]，而且其系数（分形维数）乃至形状可能随着所研究城市体系的地理范围（如从省到全国乃至全球）和城市规模标准（如从仅考虑10万人以上的城市到所有人类聚居点）的变化而变化^[47]。②在分析尺度上，讨论较多的是跨尺度分析导致的不确定性，如被广泛讨论的MAUP和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MAUP最早被Gehlke和Biehl^[48]提出，由Openshaw^[23]引入地理学，指某些地理现象或关系的分析结论会随着研究粒度和区域划分方式的不同而变化。目前，MAUP在地理信息系统^[49]、自然地理学^[50]和人文地理学^[51]中都有广泛讨论。如有研究发现，如果根据人口实际分布划定的边界而非行政边界来界定城市，则城市的规模—位序结构会偏离通常假定的Zipf分布^[52]。生态学谬误最早由Selvin^[53]提出，同样由Openshaw^[54]引入地理学，指基于个体的分析结论与基于群体的分析结论相悖。生态学谬误在流行病学中讨论得比较多^{[55, 56]}。此外，关美宝等通过引入时间维度和反思真实影响个体活动或特征的地理背景范围，提出了不确定地理背景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UGCoP）^[57]。③在实践尺度上，讨论最多的是尺度政治。尺度政治指基于尺度重构的政治博弈和权力争夺^{[14, 26]}，是国内外政治地理学较为重要的理论，已经被用于诸如社会事件^[16]、行政区划调整^[17]和“一带一路”^[58]等多尺度议题的分析。

本文将这些因为超越尺度适用范围或选择了不匹配尺度而导致的研究结论偏误以及在选择合理的分析或决策尺度时存在困难或悖论的情况统称为尺度陷阱（scalar trap）。尺度陷阱概念与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59, 60]}类似，但是指代范围更广。“陷阱”一词具有双重特征——一是隐蔽性，即这些尺度问题容易被忽视进而产生认识的误区；二是困难性，即对合理尺度的发现和选择仍依赖基于当前尺度的分析结论或政策效应，因而难以完全跳出尺度的局限或充分论证尺度选择的合理性。但是，意识到尺度陷阱的存在有助于提醒研究者时刻注意其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稳健性和正确性，并选择更简约经济的粒度与范围得出更具一般性的结论，以及洞察乃至预防基于尺度争夺的政治化冲突。

本节首先归纳影响幸福感形成变化的尺度类型，进而基于现有地理学关于尺度问题的理论性讨论指出幸福感研究中面临的尺度问题，尤其是尺度陷阱。

如引言中所指出，在研究地理环境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必然会涉及前面归纳的各类地理尺度。不过，幸福感研究中还涉及两类特殊过程，因而需要同时关注其他尺度类型。一方面，由于人们多通过其自身的各类活动暴露（exposure）于地理环境或被地理环境中的设施和机会促成（facilitation）或限制（constraint），进而形成幸福感，因此行为或活动是理解幸福感的形成变化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视角^[25]。一些学者认为，幸福不是源自成就或财富，而是人类活动的副产品^[61]。很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活动对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如Lyubomirsky等在归纳心理学相关研究后指出，活动能够解释人们之间40%的幸福感差异^[62]；王冬根等的研究表明，日常活动类型和时长等会影响幸福感^[63-66]。为此，在研究地理环境与幸福感的交互作用时，需要考虑人们日常活动所经历的空间——即活动空间^{[67, 68]}，并参考行为地理学研究中关于尺度问题的讨论。如微观尺度上个人行为的时空格局和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往往与宏观尺度上空间分析和区位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错位^[3]，因此需要检视个人与群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宏观与微观尺度上的研究结论的差异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此外，个人日常行为所处的地理空间往往是多样的、动态的、个体化的，与常见的固有空间划分（如社区、城市）不一致^[69]，因此需要确定个人具体的活动空间范围^[70]，根据个人的时空行为路径分析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71]。

另一方面，由于短期幸福感和长期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因此考察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时，还需要关注幸福感形成的时间尺度。一般认为，幸福感具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如活动片段（episode）、日尺度（daily）、近三个月和整个生命历程等^[72]。短期的幸福感度量相对准确，但是受即时的情绪影响较大、波动性较强；长期的幸福感往往是短期情感体验累加后通过记忆和判断等心理过程形成的^{[73, 74]}，因此更为稳定，但是受生命事件和认知因素的影响较大^[75]。由于不同时间尺度的幸福感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因个人的迁移历程和记忆强度等而异，因此幸福地理学研究需要关注时间尺度。不过，除物理学的信号时频分析（Time-Frequency Analysis）^{① [76]}和社会科学的追踪调查分析^[77]中有所涉及外，目前对时间尺度问题的专门讨论不多，地理学更多将时间和空间整合为时空间分析尺度讨论相关问题^[36]。

在综合这些影响地理环境与幸福感关系的各类尺度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图 1所示的理论框架。其中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环境暴露等直接影响幸福感，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个人日常活动间接影响幸福感；伴随日常活动中的个人短期幸福感随着时间的累积形成长期的幸福感，进而通过群体的累加形成社会福祉。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对地理环境的界定和衡量首先涉及其现实尺度和分析尺度。如在研究幸福感的空间差异时，需要以某一空间尺度为汇总和比较分析的单元（如国家、城市、邻里等）；在分析地理环境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时，各类影响因素既有其现实的空间尺度（如社区、活动空间等），也涉及不同的界定方式——如以地理因素本身的空间范围还是个体不同活动所在区位为中心划定的缓冲区为分析尺度。个人的短期幸福感汇聚成其长期幸福感时，既涉及不同幸福体验持续的时间长度，也涉及相应体验距离当前的时长。最后，人们会通过想象、谈判、迁移、争夺等形式在个体、家庭、城市乃至全球尺度上建构、划分或抢夺对自己有利的生活或生存空间，进而出现提升幸福感的政治实践和尺度政治。鉴于时间尺度可通过“时空间”方法整合到分析尺度中，接下来本文分别从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方面考察幸福地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尺度陷阱。

图 1(Fig. 1)

图 1 行为视角下地理环境影响幸福感的理论框架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SWB Based on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在现实尺度上，幸福地理学研究涉及以下几方面尺度陷阱。首先，在分析幸福感的地理差异时涉及对个体幸福感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汇总平均的过程。此时面临的难题是：①个体的幸福感能否加总为区域平均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感往往通过对每个人在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这类李克特量表中选择的得分度量，而不同人对“非常幸福”的评价不同，那么区域层面上的平均和比较会存在争议。②如果个体的幸福感能够加总，那么如何比较区域幸福感的差异？现有研究往往直接比较不同地区被调查者幸福感的平均值^[78]或计算模型中区域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79]。但是，由于每个受访者来自不同地区，那么是否应该根据他们所在的更低尺度区域的人口总量进行加权平均或运用考虑空间权重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③无论是简单取平均值还是根据更低尺度的区域特征进行加权分析，都还涉及加总到哪一级尺度和采取什么尺度上的空间权重的问题——如是否从社区到区县逐级加权平均到地级市尺度。

其次，分析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相应地理环境对应的本征尺度。如我们经常分析居住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但是对“居住环境”的具体空间范围界定存在争议。即使将其细化为家（home）或邻里（neighborhood），常人对二者空间范围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80]，不同研究者对邻里空间范围的具体界定也有不同方案^{[41, 81]}——如普查区（census tract）、居住小区、十五分钟步行半径或个人主观感知的邻里范围。同时，由于不同人暴露在邻里环境中的时间和在邻里范围内从事的具体活动不同，因此邻里环境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和过程都不同。如果忽略掉这些差异，容易出现关美宝等在分析环境暴露与健康关系时提出的邻里效应平均化问题（neighborhood effect averaging problem, NEAP）^[82]。如果用活动空间衡量地理环境，那么如何选择活动空间形状（如线状还是面状）及活动路径周围的缓冲区大小、如何界定基于ICT或电视的虚拟环境的地理尺度，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最后，关于地理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论往往有其成立的尺度条件，即不同尺度上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大部分研究发现国家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83]，但是邻里尺度上个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反而可能通过社会比较降低个人的幸福感^{[25, 84]}。再如，尽管城市尺度上较高的医疗设施密度往往会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但是住在医院附近的居民可能因为医院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等反而不那么幸福。类似地，虽然城市尺度上的绿色空间面积一般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85]，但是绿色植被覆盖度非常高的欠发达农村地区居民幸福感不一定高^[86]。

在分析尺度上，主要存在两大类尺度陷阱。一个是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地理因素时采用的时空间尺度与真正影响幸福感的地理环境的尺度存在错位。首先，由于时空行为是地理环境影响幸福感的重要过程，因此关美宝提出的不确定地理背景问题在幸福地理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人们与地理环境的交互程度及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对所有被观察者都以其居住地为圆心设置相同的缓冲区或采用统一的空间尺度单元（如邻里）进行分析，那么所分析的地理环境尺度可能并非真正影响幸福感的地理环境范围——如人的幸福感可能受其日常活动空间而非所在邻里环境的影响更大^[87]。第二，人们基于不同尺度的数据得出的地理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差异。由于很多地理环境因素的效应都存在MAUP问题，因此基于不同尺度所得出影响幸福感的地理环境因素很可能不同——如Millward等发现，在按城乡空间分成的4个地带上和在区域整体上得出的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同^[88]。此时如何选取适宜的分析尺度存在困难——如果仅报告有显著效应的尺度上的分析结果，结论可能具有选择性偏误。此外，人们对于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幸福感的评判标准也可能不同，如短期内的休闲活动或享受大餐往往会带来很高的愉悦程度，但是长期来说可能顺心的工作和通过艰苦努力达到人生的阶段性目标更能够带来幸福感和生命的意义^[89]。相应地，影响不同时间尺度幸福感的地理环境因素也可能不同——人们短期内往往注重活动环境的舒适度和设施可达性等，长期来说则可能更注重区域内的工作机会和风土人情与自身品味的契合程度等。最后，很多关于地理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论有其适用的尺度范围。如城市人口密度可能仅在某些区域或国家中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此时，需要明确分析结论成立的尺度域，避免将结论过分外推到其他尺度。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整合和关联不同时空间尺度上的研究结论。首先，由于人们在评判自身整体的幸福感时涉及一系列记忆提取和认知处理过程^{[74, 90]}，因此不同时间尺度的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很可能不同。一般认为，幸福感同时受长期稳定的性格、过去的经历和近期的情绪影响^[91]，但是往往受近期的情感^[92]和那些较为强烈的体验影响最大^[93]，且可能忽略这些体验持续的时长。卡尼曼等就发现人们甚至会偏好一段更长但末端相对不那么难受的体验^[94]。那么，在研究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时，是否应该更多考察人们近期和曾经触发强烈情感体验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否应该基于非线性的模型将地理环境的短期效应与其长期效应整合起来？其次，人们对环境的了解程度及其感受会随着所处情境、居留时间和人生阅历而变化。正如地方感的研究所揭示，人对环境的情感既复杂又会随着时间长短而变化。心理学家也发现，人们对很多事件会产生情感适应（hedonic adaptation），即在事件发生一两年后幸福感会基本回复到之前的水平^{[95, 96]}。同时，由于人们对环境往往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因此存在钱钟书所写的“围城”效应或卡尼曼所谓聚焦幻觉（focusing illusion）^[97]，即人们在迁往向往的地方后发现那里并不能带来想要的幸福。这提醒我们在分析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可能要考虑其是否体验过与之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研究时处在环境内部还是外部。最后，不同社会群体内部和整个人口尺度上的研究结论也可能不同。如人们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其幸福感、需求和偏好都存在很大差异^[98]，那么地理环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的话如何选取合适的社会群体尺度开展分析？又如何基于不同群体的研究结论得出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发现？

目前的幸福感研究较少探讨关于实践尺度的相关问题。但是，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仅受个人行动的影响，还涉及各种政治实践，因而在实践尺度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尺度陷阱。第一，由于对幸福感的追求是在特定时空间和社会尺度下做出的，因此受所在尺度限制而必然面临不同人之间的取舍，甚至有可能产生政治争夺。如居住迁移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很多家庭成员的迁移属于绑定迁移（tied migration）^{[99, 100]}，因此迁移前后的地理环境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影响不同^[101]。此时，以谁的生活圈或通勤圈为主导尺度、谁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提升往往会变成一种家庭内部的尺度政治。再如，汽车所有权会显著影响人的移动性^[102]和活动空间半径，因此汽车所有者与无车者改善幸福感时所能够接触的地理环境尺度存在很大差异。此时，谁有资格和能力获得更广阔的地理环境来提升幸福感成为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问题。

第二，人们会通过各种尺度重构手段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人们常常通过移民、绅士化乃至领土扩张等尺度上推策略改变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或生存空间），进而提升自身的幸福感。此外，人们还会通过与不同空间范围（如同乡、邻居）和社会地位（如穷人）的群体选择性地比较提升自身的幸福感^[103]。这些通过改变客观或主观尺度提升幸福感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尺度政治，并置于尺度政治理论框架下理解分析。

最后，目前已经出现很多基于国家幸福账户^[104]或社区快乐账户^[105]等指导国家或城市政府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社会或规划政策研究。但是，如果关于地理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在不同尺度上存在差异，如何选择改善幸福感的空间干预尺度会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微观尺度上的幸福感研究结论（如基于个人的活动空间）一般更为清晰、因果机制也更为稳健，但是与宏观（如社区或城市）尺度上的研究相比政策性往往较弱，难以设计成普适、公平的城市规划政策。再如，某些地理环境因素对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如男性和女性对公园环境的安全性需求不同，此时如何权衡不同群体居民对环境改变的权利、如何确定干预的空间尺度也变成一个尺度政治问题。

本文基于地理学中的尺度理论和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成果，系统反思了幸福地理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陷阱。具体而言，在现实尺度方面，需要考虑对区域幸福感水平的汇总方法，及影响幸福感的地理因素本身和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或成立的特定尺度。在分析尺度方面，既要合理处理研究结论的尺度变异性和不同时空间尺度上研究结论的整合问题，也要防止幸福感形成变化的尺度与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地理环境尺度之间出现错位。在实践尺度方面，个人会通过家庭内部成员间取舍、社会比较等尺度重构方式提升幸福感，而政府在试图改善居民幸福感时需要选择合理的空间干预尺度。

本文的价值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通过指出这些尺度陷阱的存在，深化和拓展了幸福地理学研究。意识到本文提出的各类尺度陷阱的存在，有助于未来研究更好地探究地理环境与幸福感自身及二者关系存在的真实尺度，认真审视研究中采取的分析尺度，强化对地理环境与幸福感因果关系的分析，开展跨尺度研究并加强对相同议题跨尺度研究结论的比较和整合，进而加强分析结论的普适性和稳健性。此外，此前的幸福感研究多从心理学和行为地理学角度展开，忽略了幸福感的政策效应及其涉及的政治地理议题，本研究有助于未来研究从政治地理角度展开更多样的研究，并妥善解决个人和政府在提升幸福感中的尺度政治争端。

本文的另一个贡献在于，首次归纳整合了地理学三大子学科中对尺度问题的理论讨论，并基于“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实践尺度”的尺度概念体系构建了分析尺度陷阱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国内此前的研究往往仅局限在某个地理学子学科内，如自然地理研究更多讨论景观生态学现象或过程的本征尺度和多尺度研究结论的整合；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更多尝试提高遥感数据的精度和划分合理的分析单元；人文地理研究更多围绕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讨论与尺度相关的认识论和权力问题。自然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偏重“自然”的地理空间和定量模型，而人文地理的讨论注重认知概念和理论思辨，彼此之间交流讨论不多。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无疑有助于促进地理学不同子学科之间围绕尺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相关理论性思辨也能够推广应用到健康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其他地理学子学科。

限于篇幅，本文更多提出了一系列研究问题和理论思考，但没有给出尺度陷阱的解决方案。不过，想要解决本文提出的尺度问题，除了需要深化地理学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研究外，还应多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首先，可以多参考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实际上，物理性质的突变^[106]和宏微观物理规律的差异是物理学研究长期面临的问题，为此物理学结合分形几何等数学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尺度的理论视角^[107]，并将尺度思维用于理解生物学和城市科学等与地理学相关的领域^[108]。这些识别和解决多尺度科学规律的做法可供地理学参考。第二，可以引进统计学和数据科学中的算法和模型。很多尺度错位现象可以通过一些变量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反映出来。因此，可以采用一些基于数据挖掘的非线性统计模型^[109]，寻找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尺度不变域。最后，可以参考政治哲学和博弈论等方面的研究，为解决尺度政治争端提供思路。当然，从哲学角度看，尺度的界定和选取必然受人类认知局限^②和权力的影响，因此尺度问题是一个几乎会永远存在、也始终值得关注的难题，虽然能够通过严谨的分析增强科学依据，但是无法被消除或彻底解决。

注释：

① 时频分析往往将信号特征抽象为不同时间处在不同相位的波函数，进而基于傅里叶变换或小波（wavelets）变换等将波函数转换为在时域上不同频率和初始相位的三角函数的线性组合或积分，从而实现了信号的历时变化规律与频率分布的对应，对信号在时域上的尺度压缩就等价于在频域上的尺度扩展。

② Montello（2001）认为，尺度的选择更多代表了人们认识事物时采取的集中化和普遍化的努力，人们既需要通过选择重要的方面来获得深入的研究，又需要将结论推广到更普遍的情况，而这两种努力常常会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