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居民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其旅游满意度会影响到“主—客”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并对游客的体验及游后行为产生影响[2]。因此及时了解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可以使管理者发现旅游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提升当地居民对旅游的积极态度而推动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发展[3]，为此社区居民的旅游满意度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4]。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界多从生活质量[5, 6]、个人旅游收益[7, 8]、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9-11]等方面来研究居民旅游满意度，很少有学者以旅游共享和社区归属感作为居民旅游满意度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此外，职业、收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也是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重要方面[12-14]。研究方法方面，针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大都采用传统的基于线性的定量方法，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MR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是一种“自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分析方法。由于传统的线性对称定量方法很难清晰地阐述多个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影响下的非对称作用[15, 16]，也无法解释实证研究中异质性（指所研究的案例群体中，所选取的个体特征差异的程度）和逆向案例（即案例集中同时出现自变量正向和负向影响因变量的案例）的发生[17, 18]，因此在理论贡献方面解释力显得不足[19]。正如Woodside所说，并非数据中的所有情况都支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正或负的线性影响关系，可能存在多种前因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复杂影响[20]。因此，探索“人口统计学因素、旅游共享、社区归属和生活质量对旅游满意度的复杂性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复杂交互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以及实现高水平旅游满意度的等效路径有哪些？”显得很有价值。为此，本研究基于成都市三道堰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展开案例研究，采用基于模糊集的复杂性理论来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21]，系统和全面探究人口统计学因素、旅游共享、社区归属感和生活质量如何交互影响居民的旅游满意度。
2 理论背景与模型构建 2.1 理论背景 2.1.1 复杂性理论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复杂性理论被用来解释各学科中包含非线性、异质性和动态性过程的复杂现象，如组织行为学[22]、社会学[23]、市场营销[24]等。Hoffmann和Riley指出：复杂性理论并不是一种新的或者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相反，它是一组以非线性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建模的概念[25]。复杂性理论关注的是要素组合模式，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因果前置条件和结果条件之间的关系[21]，可以用来证明复杂系统中简单的线性方法不能解决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15]，帮助分析复杂的指标组合、逆向案例和非对称关系的复杂组合[2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Woodside提出了复杂性理论的六大原则[27]：原则1，一个简单的因素条件或许是必要的，但其对预测结果的高得分或低得分很少是充分的。原则2：一个包含两个或多个因素条件的复杂条件组合对预测结果的一致高得分是充分的。原则3，等效性原则，一个条件组合对预测结果的高得分是充分不必要的，不同的因果组合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原则4，因果不对称原则，预测结果高分的所有条件组合与预测结果低分的所有条件组合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分别是独一无二的条件组合。原则5，如果条件组合中的某一前因条件要对特定结果产生正向或反向的作用，这取决于条件组合中其他因素的存在或不存在。原则6，在对结果得分的预测中，某一条件组合仅表示一些而不是全部受访者的观点，所以，任何一个组合条件的覆盖度都应小于1。
近年来，复杂性理论也开始被应用到旅游相关领域[28]。Pappas等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旅游业和希腊的难民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三种组合配置即以难民为中心取向为特征的受访者的决策、强调游客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东道社区行为对旅游业的影响[29]。Afonso等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动机和参与对游客重返葡萄酒产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路径组合能够导致重返意愿[30]。Elbaz等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分析埃及旅行社的绩效，发现没有任何一项个人能力对于推动旅行社绩效来说是充分的，两种不同的员工能力组合可能会带来高绩效[31]。Olya和Gavilyan采用复杂性理论模拟了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居民对政府和旅游的信任对其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有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这取决于因果组合中其他因素的属性[32]，该研究为预测旅游中其他复杂问题建模提供了新的见解。
2.1.2 旅游共享发展理念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共享可以追溯到古代，是指在亲密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分享[33]。而关于共享理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享经济”方面，最早由Felson和Spaeth提出[34]，是指个人通过租赁、出借、交易、物物交换或交换商品、服务、运输解决方案、空间或金钱来参与共享活动[35]。在旅游领域中，共享理念尤为重要，因为共享发展，根本上是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它涉及到旅游地居民的根本利益。然而当前国内旅游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远未达到共享发展的程度[36]，因而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37]，建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旅游系统中的各个利益群体能够真正实现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38]，特别是与当地社区在社会、经济和生态成本与利益之间进行共享[39]。
经济方面的利益共享是许多社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增加就业机会[40, 41]、增加个人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等[5]。文化共享能够给当地的旅游社区带来很大的福利，如增加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42]、促进文化保护[43]，提高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44]等。旅游业所带来的环境设施共享，有助于改善该地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使当地居民在环境和设施方面受益[5, 45]，如升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41]、增加娱乐设施和娱乐机会[46]等。理念共享是从旅游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旅游业的战略地位和社会价值，增强社区居民发展旅游的自觉性。因为旅游开发成功与否取决于社区是否愿意积极支持其发展[47]，需要社区居民一起合作、广泛参与旅游规划和组织[48, 49]。政治共享方面，基于旅游发展和社会认同视角的社区赋权理论认为，赋权使社区能够从旅游业发展的机会中获益并从中获益[50]。Tosun指出，社区参与是一种教育和赋权过程，它是调整权力平衡的重要方法[51]。因此，Eshliki等提出，旅游开发可以在社区成员的参与下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态度和支持对乡村旅游发展至关重要[52]。由此，本研究将居民旅游共享感知分为经济共享、政治共享、文化共享、理念共享、环境设施共享等方面，并认为它们对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
2.1.3 社区归属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随着我国城镇化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产生了农村聚落大规模的“空心化”景观[53]，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转变为农村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空心化问题[54]。而乡村旅游具有良好的产业带动效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吸纳较多的本地剩余劳动力，为社区谋取利益，可以有效缓解农村的空心化问题。
社区归属感是指通过友谊、情感和社会参与等形式表现出的社交联系程度[55]。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社区居民作为旅游景区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较高的社区归属感，不仅有利于景区旅游保持地方性，而且对旅游景区开发[56]和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态度具有积极的影响[57]。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居民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社区归属感越强，对当地旅游发展越持消极态度[58, 59]。
2.1.4 生活质量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在当前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话题，并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依赖于个人感知和感受的主观体验[60]，经常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互换使用[61, 62]。鉴于生活体验的主观性，学者认为居民对社区生活满意度的感知测量可以更好地反映其实际的社区生活[63]。Woo等研究表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和支持[6]。可以说，较高的生活质量可以使居民对当地的旅游发展更满意[64]。
综上，现有的居民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所带来的经济、环境、文化影响等方面，少数文献从社区归属或生活质量来探讨居民旅游满意度，缺乏从旅游共享、社区归属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分析多个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本文拟从该角度进行探讨，以丰富现有的居民旅游满意度研究。
2.2 模型构建与对称方法不同，维恩图可用于建构基于复杂性理论的配置模型[22]。为探讨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的不同组合路径，本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和维恩图构建了居民旅游满意度概念模型（图 1）。模型B1和B2从旅游共享模拟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高分和低分；居民生活质量、社区归属和旅游共享一起被用作预测高水平旅游满意（模型C1）和低水平旅游满意（模型C2）。此外，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也是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3, 14]，因此，本研究将年龄、婚姻状况、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作为高（A1）和低旅游满意度（A2）的指标。同样，模型D1和D2以人口统计学、旅游共享、生活质量和社区归属感作为前因预测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高分和低分。具体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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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ourism Satisfaction 注：Eco代表经济共享、Pol代表政治共享、Env代表环境设施共享、Cul代表文化共享、Ide代表理念共享、Gendr代表性别、Age年龄、Edu受教育程度、Income家庭年收入、Matri婚姻状况、Comatt代表社区归属感、QOL生活质量、Toupart代表旅游满意度的高分、~Tousati代表旅游满意度的低分。 Model A1: Tousati = f (Matri, Income, Edu, Age, Gendr); Model A2: ~ Tousati = f (Matri, Income, Edu, Age, Gendr); Model B1: Tousati = f (Ide, Cul, Env, Pol, Eco); Model B2: ~ Tousati = f (Ide, Cul, Env, Pol, Eco); Model C1: Tousati = f (Comatt, QOL, Ide, Cul, Env, Pol, Eco); Model C2: ~ Tousati = f (Comatt, QOL, Ide, Cul, Env, Pol, Eco); Model D1: Tousati = f (Ide, Cul, Env, Pol, Eco, Comatt, QOL, Matri, Income, Edu, Age, Gendr); Model D2: ~ Tousati = f (Ide, Cul, Env, Pol, Eco, Comatt, QOL, Matri, Income, Edu, Age, Gendr) |
三道堰镇位于成都市西北，距成都市主城区22 km，因用竹篓截水做成三道相距很近的堰头导水灌田而得名，面积19.86 km2，辖6个村2个社区，常住人口3.2万人。惠里景区位于三道堰镇，依河而建，全长2 km，占地0.5 km2，重点打造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垂柳等乡村元素，是国家级AAAA景区，曾获“西部最美村落”称号，2014年的游客接待量为100余万人次。青杠树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东部，距成都市区16 km。全村有11个社，967户人家，2314余人，面积2.4 km2。2012年开始进入土地综合整治，进行美丽新村建设，先后发展各类农家乐、乡村客栈100余家，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2016年共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截止到2017年4月，人均收入23397元，增长率11%，当地村民充分体会到了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好处，对当地的旅游发展也充满了期望。
3.2 研究方法运用Ragin提出的模糊集比较分析方法（fsQCA），该方法兼顾了“组态比较”和“集合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变量的“质性”维度和“量化”维度结合起来[23]。fsQCA通过因果配置模型，为预测相同的结果提供了更精确的组合路径[65]。该方法结合SPSS24.0和Amos20.0进行分析，通过测量覆盖率和一致性分析导致期望结果的因果组合[28]。首先通过SPSS24.0软件进行信度、效度分析，完成对回收数据的筛选；接着使用SPSS24.0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提取因子；然后应用复杂性理论对所提出的构形模型进行非对称建模（图 1）；随后采用AMOS20.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收敛效度、区别效度和组合信度[66]，利用卡方（χ2）、自由度、相对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TuckerLewis指数（TLI）和均方根近似误差（RMSEA）等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对实证数据的适合度[67]。通过SPSS24.0的Cramer's v检验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来检查逆向案例的发生情况（反事实分析），以揭示前因与研究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这对基于复杂性理论所提出的概念模型的非对称建模是必不可少的一步[24]，最后采用fsQCA3.0进行数据分析。
3.3 变量测量与数据校正 3.3.1 变量的测量本研究的正式问卷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问卷的调查背景及相关情况说明；第二部分是居民的旅游共享感知量表；第三部分包括居民生活质量、社区归属、旅游满意度。所有的量表均采用Likert 5分制，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2分表示“比较不同意”，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比较同意”，5分表示“完全同意”；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学特征。
本研究依据上述旅游共享的理论研究，分别从经济共享、政治共享、环境设施共享、文化共享、理念共享5个方面对旅游共享进行解读。经济方面的利益共享量表主要依据Kim等[5]、Nunkoo和Ramkissoon[41]、Andereck等[42, 68]以及Ap等[69]进行设计；文化方面的利益共享量表依据Dyer[40]、Kim等[5]、Ap等[69]、Nunkoo和Ramkissoon[70]进行设计；环境设施方面的利益共享主要依据McCool和Martin[17]、Lankford和Howard[59]、Stylidis[71]和Park[72]等；理念共享主要依据Murray和Kline[48]、Ying等[49]；政治共享主要借鉴Goodwin的社区参与设计[73]。
生活质量既可以从客观维度来衡量，也可以从主观维度来反映个人的感受和看法[74]，而感知的影响可能比实际的影响更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75]。因此对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感知测量可以更好地反映其实际的社区生活[63]，由此本研究的居民生活质量的量表设计借鉴了Diener等[76]的研究进行设计；社区归属感的测量依据Goudy[55]和McCool和Martin[17]的相关研究。居民旅游满意度，主要依据Oliver[77]的期望差异模型和Huppertz等[78]的公平理论，从认知和情感等方面进行测量，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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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量维度和测量题项 Tab.1 Construct and Survey Items |
fsQCA分析的基础是布尔代数，要求分析数据是[0, 1]区间内的集合，但由于初始样本数据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需要将旅游共享、生活质量、社区归属和居民旅游满意度取平均值，然后参照Ragin提出的标准进行数据校准，将Likert5级量表得分中的5、3、1设为三个定性转折点（breakpoints）进行数据校准[79]，以经济共享变量为例，[0, 1]表示样本经济共享的模糊集得分分布情况，“1”表示样本居民对经济共享非常满意，0表示非常不满意。对于人口统计学中涉及的类别变量，本文采用Ragin提出的5%（fully out）、95%（fully in）以及交叉点50%（crossover point）的标准分别进行数据校准[79]，如将类别变量年龄15—24岁以下校准为0、25—34岁校准为0.25、35—44岁校准为0.5、45—60岁校准为0.75、61岁及以上校准为1。
3.4 数据收集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形成初始问卷后，为了进一步对问卷修改完善，笔者就问卷内容和结构多次与老师、硕博研究生进行讨论，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剔除了部分不好理解、设置不太合理的测量项，将较为合适的测量项予以保留，形成了最终的问卷。正式调研的时间为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11月7日，时间跨度5个月，包含了惠里景区和青杠树村的旅游淡季与旺季。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20份，问卷回收率93.33%，其中有效问卷问卷399份，有效率95%。
此次调研的399份有效问卷中，女性居民较多，占58.1%。年龄变量中，样本最多的是36—45岁的人，最少的是18—25岁的人，占13.6%。从学历来看，初中学历的样本量最大，占35.6%，其次是高中30.8%，本科以上的比例仅为7.0%，说明我们此次调研的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群体比例达54.4%，说明青杠树村居民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年收入在20万以上仅占2.8%。被调查对象中已婚居民的比例较高，占84.7%，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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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N=399） Tab.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mographic Statistics |
本研究采用SPSS24.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Cronbach's α系数用来测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根据Cortina等的建议，该值应大于0.7。本研究的Cronbach's α为0.956，说明该问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问卷的KMO=0.924，P=0.000 < 0.001，说明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极佳。采用SPSS24.0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法进行分析，最后提取出8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9.843%（社会科学中60%是可靠的），说明转换后的因子保留了原有变量大部分的信息，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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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潜变量系数与模型检验 Tab.3 Latent Variable Coefficient and Model Test |
使用AMOS20.0中的极大似然法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组合信度CR值都高于普遍接受的水平，说明测量的可靠性比较高[66]。AVE是计算潜在变量对测量变量解释能力的平均，Fornell和Larcker建议应大于0.5，0.3—0.5为可接受门槛，同时通过验证潜变量AVE值的均方根应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66]。由表 3可知，本文所有潜变量AVE值的均方根均大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此外，本研究的χ2=1344.56，df=629，χ2/df=2.14，CFI=0.925，IFI= 0.926，TLI=0.917，RMSEA=0.053，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较好。
4.2 反向案例分析根据Pappas等的研究，为了表明在同一个数据集中可能存在正向、负向或没有关系，需要进行反事实分析[29]。表 4显示政治共享与居民旅游满意度之间的交叉表，表明了正向和负向的反事实案例。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共享与旅游满意度的关系中出现了反事实案例，低政治共享感知会导致高旅游满意度（73例），而高政治共享感知也会导致低旅游满意度（3例）。因此，为了在社区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预测中纳入反事实案例，使用fsQCA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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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政治共享与旅游满意度的反向案例分析表 Tab.4 The Contrarian Case Analysis of Sharing Politics and Tourism Satisfaction |
在非对称方法中，一致性是纳入分析的条件组合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结果的发生，覆盖度指这些给定的条件或条件组合，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结果的出现[24]。一致性最好大于0.75，低于0.7可以忽略；覆盖度接近0.6比较满意，低于0.2可以忽略[79]，表 5显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和低水平居民旅游满意度预测的fsQCA分析结果，得到的8个构型模型解决方案的覆盖度和一致性均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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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旅游满意度结构模型的高分和低分 Tab.5 High Scores and Low scores of the Tourism Satisfaction Structure Model |
模型A1列出了产生高旅游满意度结果发生的5个人口统计学因素，最终得到5个条件组合。其中组合5的一致性程度最高（0.929），即高学历、高收入并且已婚的男性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满意度评价比较高。此外，年轻并且收入比较低的居民（A1-1）及年轻且高学历的居民（A1-2）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比较满意。但是低学历也能带来较高的满意度（A1-3和A1-4），且已婚的收入较低的女性居民倾向对当地旅游发展持积极的态度。低分模型A2的组合2和组合3可以合并为age* gendr，即年长的男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较低。年轻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居民对旅游发展也持消极的态度（A2-1）。年龄、收入、学历这三个变量在模型A1和模型A2中均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向，说明这三个变量在预测居民旅游满意度模型中的作用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模型B1、B2从居民旅游共享感知预测旅游满意度的高分和低分。从B1来看，居民的低政治共享感知、高环境设施共享感知和高理念共享感知组合能带来较高的旅游满意度（B1-1）。此外，高经济共享、高文化共享、高环境设施共享以及高理念共享组合，也能带来较高的居民旅游满意度（B1-2）。从旅游满意度的低分B2来看，居民的低文化共享（B2-1）或者高理念共享（B2-2），分别与低经济共享、低政治共享以及低环境设施共享组合，也会导致较低的居民旅游满意度。此外，低文化共享与高政治共享、高环境设施共享且理念共享组合，也能导致较低的旅游满意度（B2-3）。
从模型C1的5个组合可以看出，高环境设施共享和高理念共享在5个组合中均出现了，说明它们对实现旅游满意度非常重要，此外，社区归属和生活质量也非常重要，他们在5种组合中至少是一种高感知，才能实现居民旅游满意。从模型C2的5个组合来看，高居民生活质量与低社区归属（C2-3和C2-5）或者低居民生活质量与高社区归属组合（C2-1和C2-2）也能产生较低的居民满意度，说明二者只要有一个是低感知，那么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会较低，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高居民生活质量与高社区归属一定能带来较高的满意度（C2-4），因为这还取决于前因条件组合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D1的6个高旅游满意度模型来看，高经济共享、高环境设施共享、高文化共享、高理念共享、高生活质量以及高社区归属分别与低学历且低收入的已婚女性组合（D1- 1）或与年长的低学历及低收入的已婚居民组合（D1-3）或与低政治共享的年轻的低收入已婚女性组合（D1-4）或与低政治共享感知的年长的低学历女性已婚居民组合（D1- 5）或者与低政治共享的年轻高学历低收入未婚男性居民组合（D1-6），均能产生较高的居民旅游满意度。从组合D1-2来看，低政治共享、高环境设施共享、高文化共享、高理念共享、高生活质量以及高社区归属的年长的低学历低收入已婚居民对旅游的评价也比较高。有2个组合可以模拟低旅游满意度D2（表 5）。低经济共享感知、低政治共享感知的年长的低学历低收入已婚居民对旅游满意度的评价较低（D2-1），而对于年长、已婚的低学历女性居民来说，低政治感知感知会导致较低的旅游满意度（D2-2），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部分居民家庭条件比较好，希望更多的参与村里的旅游决策、旅游监督以及参与村里的旅游发展问题讨论中来。
图 2是因果算法的plot图，分别以C1-5和B2-1为例，条件组合eco *pol *env *cul*ide*QOL与相对应的结果高旅游满意度tousati之间为非对称关系，即充分不必要关系；而条件组合~eco *~pol *~env *~cul与相对应的结果低旅游满意度~tousati之间亦为非对称关系，即充分不必要关系，说明表 5中的条件组合都是相应结果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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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因果算法的plot图 Fig.2 Plot Diagrams Showing the Causal Algorithm |
虽然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无法证明其在不同数据集下对结果的预测度，因此需要进行预测效度分析[20, 24]。首先，将原始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在子样本1中对非对称关系建模进行fsQCA分析。然后，利用子样本2分析模拟结果条件（高水平旅游满意）的因果组合。高水平的旅游满意度预测效度结果见表 6，以旅游共享的五个维度作为因果前置条件。使用子样本1对假设模型分析的因果组合与总体样本fsQCA结果是一样的（表 5模型B1）。然后利用子样本2对子样本1中的因果组合1和2进行测试。根据子样本2中模型的两个XY图（图 3），得到了相似的不对称关系、一致性（0.909）和覆盖度（0.810），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构型模型具备在不同数据集预测结果条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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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预测效度结果 Tab.6 Predictive Validity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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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因果算法的plot图 Fig.3 Plot Diagrams Showing the Causal Algorithm |
本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对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复杂配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研究结果支持Woodside提出的复杂性理论的六大原则[27]。如表 5所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变量能够实现高或低旅游满意度，复杂性理论的原则1（一个简单的因素条件或许是必要的，但其对预测结果的高低得分是不充分的）得到支持。同时，不同的前因变量组合均能得到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高分，如表 5中模型A1、B1、C1和D1，因此，支持原则2（一个包含两个或多个因素条件的复杂条件组合对预测结果的一致高得分是充分的）。与对称方法不同的是，获得居民旅游满意度结果的高分或低分并不仅仅由一个因果组合来解释，原则3（一个条件组合对预测结果的高得分是充分不必要的）得到支持。
预测居民高水平满意度的结果条件的因果组合是独特的，并未反映居民低水平满意度结果条件的对立面，如表 5中的模型B1和B2，因此，支持原则4（预测结果高分的所有条件组合与预测结果低分的所有条件组合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分别是独一无二的条件组合）。复杂性理论对解释反事实案例的发生是必要的，如理念共享在不同的因果组合中，会对旅游满意度产生负向（B2- 2：~eco *~pol *~env *ide）和正向的影响（B1-1：~pol*env*ide），说明这些条件在预测居民旅游满意度的时候还取决于其他变量的作用，支持原则5（如果条件组合中的某一前因条件要对特定结果产生正向或反向的作用，这取决于条件组合中其他因素的存在或不存在）。此外，表 5所示的fsQCA分析结果表明，每个条件组合的覆盖度均小于1.00，所以支持原则6（在对结果的得分预测下，某一条件组合仅表示一些而不是全部受访者的观点，并且在任何单一条件组合中覆盖度都应小于1.00）。
5 结论与贡献 5.1 研究结论本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所构建的8个居民旅游满意度复杂模型得到了验证，分别得到了18条高旅游满意度和13条低旅游满意度因果组合路径，研究发现高水平和低水平旅游满意度的前因变量具有异质性和复杂性，这些前因变量在不同的旅游满意度预测中可能产生正向影响、负向影响或不出现，每个变量的作用取决于其他因素。具体如下：
第一，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旅游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13, 14]，低学历且低收入的女性对当地旅游的旅游比较满意，她们希望通过发展旅游业增加工作机会或提高技术技能，从而增加的经济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年轻的、高学历且高收入的女性居民却对旅游发展持消极的态度。此外，年长的男性居民对旅游满意度评价也较低。
第二，旅游带来的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感知[11, 80]以及感知权力等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满意度[81]，也有学者认为环境退化不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满意度，传统和规范的丧失对当地居民的满意度会产生负面影响[9]。本研究通过fsQCA分析发现，高环境共享和高理念共享且低政治共享能带来较高的旅游满意度；高经济共享、高环境共享和高理念且高文化共享也能使得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较高；居民的低经济共享感知、低政治共享感知且低环境设施感知分别与低文化共享感知和高理念共享感知组合，也会带来较低的旅游满意度。此外，高政治共享感知、高环境设施共享感知、高理念共享感知与低文化感知组合，使得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较低。经济共享感知因子对年龄较大的居民旅游满意度影响较大，而对于年长、已婚的低学历女性居民来说，政治感知因子反而对她们的影响比较大。
第三，旅游共享、生活质量和社区归属的不同组合路径均能实现居民旅游高满意度。低政治共享感知、高环境设施共享、高理念共享且高社区归属能够带来较高的居民旅游满意度，如果高环境设施共享感知、高文化共享感知、高理念共享感知且高生活质量组合，那么居民的旅游满意度也较高。此外，高社区归属感与低政治共享感知、高环境设施共享感知、高文化共享感知和高理念共享感知组合，也能产生居民高旅游满意度。但是如果生活质量和社区归属二者组合，只要其中有一个是低感知，那么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会较低。
5.2 研究贡献 5.2.1 理论贡献以往关于旅游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使用结构方程建模和多元回归分析，侧重于各种自变量对一个或多个因变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因果结构[20]。本研究采用非对称方法来研究居民旅游满意度，使该复杂问题到的了更完善和更详细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将旅游共享感知、社区归属和生活质量纳入居民旅游满意度复杂模型中，研究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单一因素足以实现居民高水平或低水平旅游满意度，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因素组合可能会带来高或低旅游满意度，研究的变量都是复杂的、多维的，为旅游研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发现导致高和低旅游满意度的因果组合是不对称的，该研究对居民旅游满意度预测因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深化了居民旅游满意度非对称性关系的研究。
5.2.2 现实意义理论和研究结果对于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居民的期望和行为以及影响他们的满意度来说非常重要。第一，年长的男性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较低，主要是很多旅游相关工作倾向于招聘女性。因此，当地政府和管理者应考虑为年长男性增加工作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旅游满意度；第二，经济共享感知因子对年龄较大的居民旅游满意度影响较大，因此旅游管理者应当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经济利益。而对于年长、已婚的低学历女性居民来说，政治感知因子反而对她们的影响比较大，旅游管理者应当提高她们的社区参与性，以提高这部分居民的旅游热情；第三，生活质量和社区归属二者组合，只要其中一个是低感知，就会带来较低的居民旅游满意度。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开发者一定要重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居民生活质量，让其有机会积极参与本村事务，增强居民的地方依恋，使其以更大的热情和激情投入到美丽乡村的旅游开发和建设当中；第四，本研究得到的18种高旅游满意度的组合路径，旅游管理和经营者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任何一种路径来提高当地居民的参与旅游的积极性，避免居民旅游不满的情况发生。
5.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仅对成都近郊的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满意度进行了探讨，对偏远的乡村旅游地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这项研究只考察了旅游共享感知、社区归属和生活质量因素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未来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研究可以考虑更多的前因变量，如地方感、社区支持感、旅游参与度、旅游支持度等，以探究不同的前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
| [1] |
Yu C P, Cole S T, Chancellor C. Resident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midwestern (USA) communities: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 and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perspective[J]. Sustainability, 2018, 10(3): 1-17. |
| [2] |
Murphy P E. Touirsm:A Community Approach[M]. London: Methuen, 1985: 30-38.
|
| [3] |
Gursoy D, Rutherford D G.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495-516. DOI:10.1016/j.annals.2003.08.008 |
| [4] |
Wang X, Zhen F, Zhang J H, et al. 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A case study of five poor villages in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9(5): 517-537. DOI:10.1080/10941665.2013.768283 |
| [5] |
Kim K, Uysal M, Sirgy M J.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 527-540. DOI:10.1016/j.tourman.2012.09.005 |
| [6] |
Woo E, Kim H, Uysal M.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0: 84-97. DOI:10.1016/j.annals.2014.11.001 |
| [7] |
Látková P, Vogt C A.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existing and fu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1): 50-67. DOI:10.1177/0047287510394193 |
| [8] |
Zhang Y, Cole S T, Chancellor C H. Residents' preferences for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from individual profiles[J].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13, 10(3): 267-284. DOI:10.1080/21568316.2012.747984 |
| [9] |
Xie H J, Bao J G, Kerstetter D L.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ourism impacts on satisfaction with tourism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resi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6(3): 241-249. DOI:10.1002/jtr.1922 |
| [10] |
Park D B, Nunkoo R, Yoon Y S. Rural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1): 112-133. DOI:10.1080/14616688.2014.959993 |
| [11] |
Ngowi R E, Jani D.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and their satisfaction:Evidence from Mount Kilimanjaro, Tanzani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8, 35(6): 731-742. |
| [12] |
汪侠, 吴小根, 章锦河, 等. 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以桂林市的5个贫困村落为例[J]. 旅游科学, 2011, 25(3): 49-60. [Wang Xia, Wu Xiaogen, Zhang Jinhe, et al. Difference and causal mechanism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A case study of 5 poor villages in Guilin[J]. Tourism Science, 2011, 25(3): 49-60.] |
| [13] |
Weaver D B, Lawton L J. Resident perceptions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2): 439-458. |
| [14] |
Fredline E, Faulkner B. Host community reactions:A cluster analysi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3): 763-784. |
| [15] |
Baggio R. Symptoms of complexity in a tourism system[J]. Tourism Analysis, 2007, 13(1): 1-20. |
| [16] |
王凤彬, 江鸿, 王璁. 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J]. 管理世界, 2014(12): 92-114. [Wang Fengbin, Jiang Hong, Wang Co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ol framework China's central SOEs:Is it strategy determined, institution driven, or dependence on the path? An attempt of a quality comparative analysis[J]. Management World, 2014(12): 92-114.] |
| [17] |
McCool S F, Martin S R.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3): 29-34. DOI:10.1177/004728759403200305 |
| [18] |
Sharpley R. Host perceptions of tourism:A review of the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2: 37-49. DOI:10.1016/j.tourman.2013.10.007 |
| [19] |
Xu B, Zheng H C, Xu Y, et al. Configurational paths to sponsor satisfaction in crowdfund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2): 915-927. |
| [20] |
Woodside A G. Moving beyo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algorithms:Calling for adoption of a paradigm shift from symmetric to asymmetric thinking in data analysis and crafting theo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4): 463-472. |
| [21] |
Olya H G T, Altinay L. Asymmetric modeling of intention to purchase tourism weather insurance and loyal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8): 2791-2800. |
| [22] |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
| [23] |
Ragin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20.
|
| [24] |
Wu P L, Yeh S S, Huan T C, et al. Applying complexity theory to deepen service dominant logic:Configural analysis of customer experience-and-outcome assessment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personal transform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8): 1647-1670. |
| [25] |
Hoffmann M J, Riley J.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science:Linearity or complexity in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J].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02, 24(2): 303-320. |
| [26] |
Pappas I O, Kourouthanassis P E, Giannakos M N, et al. Explaining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with fsQCA:The rol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2): 794-803. |
| [27] |
Woodside A G. Embrace·perform·model:Complexity theory, contrarian case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alit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12): 2495-2503. DOI:10.1016/j.jbusres.2014.07.006 |
| [28] |
Olya H G T, Mehran J. Modelling tourism expenditure using complexity theo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75: 147-158. |
| [29] |
Pappas N, Papatheodorou A. Tourism and the refugee crisis in Greece:Percep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of accommodation provid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31-41. |
| [30] |
Afonso C, Silva G M, Gonçalves H M, et al. The role of motivations and involvement in wine tourists' intention to return:SEM and fsQCA finding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9: 313-321. |
| [31] |
Elbaz A M, Haddoud M Y, Shehawy Y M. Nepotism, employees' competenc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tourism sector:A dual multivariat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7: 3-16. |
| [32] |
Olya H G T, Gavilyan Y. Configurational models to predict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7, 56(7): 893-912. |
| [33] |
Belk R. You are what you can access: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consumption onlin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8): 1595-1600. |
| [34] |
Felson M, Spae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 21: 614-624. |
| [35] |
Möhlmann M.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and the likelihood of using a sharing economy option again[J].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15, 14(3): 193-207. |
| [36] |
尚前浪, 陈刚. 社会资本视角下民族地方乡规民约与旅游社区治理——基于泸沽湖落水村的案例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8: 44-49. [Shang Qianlang, Chen Gang. Local ethn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ourism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A case study based on Luoshui Village in Lugu Lake[J].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2016, 8: 44-49.] |
| [37] |
Skinner H, Soomers P. Spiritual tourism on the island of Corfu:Positive impacts of niche tourism versus the challenges of contested spa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2019, 7(1): 21-39. |
| [38] |
王德刚, 邢鹤龄. 旅游利益论[J]. 旅游科学, 2011(2): 8-15. [Wang Degang, Xing Heling. Tourism interest theory[J]. Tourism Science, 2011(2): 8-15.] |
| [39] |
Swemmer L, Grant R, Annecke W, et al. Toward more effective benefit sharing in 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ks[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5, 28(1): 4-20. |
| [40] |
Dyer P, Gursoy D, Sharma B, et al. Structural modeling of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nd associated development on the sunshine coast, Austral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2): 409-422. |
| [41] |
Nunkoo R, Ramkissoon H.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upport model for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3): 964-988. |
| [42] |
Andereck K L, Nyaupane G P.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among residen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3): 248-260. |
| [43] |
Nunkoo R, Ramkissoon H. Power, trust, social exchange and community suppo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997-1023. |
| [44] |
Stronza A, Gordillo J. Community views of eco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448-468. |
| [45] |
Lee C K, Kang S K, Long P, et 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asino impacts:A comparativ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2): 189-201. |
| [46] |
Liu J, Var T. Residential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mpact in Hawaii[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6, 13(2): 193-214. |
| [47] |
Grybovych O, Hafermann D. Sustainable practices of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Lessons from a remote community[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0, 41(3): 354-369. |
| [48] |
Murray B A, Kline C. Rural tourism and the craft beer experience:Factors influencing brand loyalty in rural North Carolina, US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 23(8): 1-19. |
| [49] |
Ying T, Jiang J, Zhou Y. Networks,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destination effectivenes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hines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 23: 1318-1340. |
| [50] |
Saufi A, O'Brien D, Wilkins H. Inhibitors to hos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22(5): 801-820. |
| [51] |
Tosun C.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13-633. |
| [52] |
Eshliki S A, Kaboudi M. Community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lanning:A case study of Ramsar, Ira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36: 333-341. |
| [53] |
夏正智. 空心村现象的成因及治理对策[J]. 农业经济, 2016(5): 9-11. [Xia Zhengzhi.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ollow village phenomen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2016(5): 9-11.] |
| [54] |
姜绍静, 罗泮. 空心村问题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6): 51-58. [Jiang Shaojing, Luo Pan.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hollow villages[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6): 51-58.] |
| [55] |
Goudy W J.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rural region[J]. Rural Sociology, 1990, 55(2): 178-198. |
| [56] |
Stinner W F, Loon M V, Chung S W, et al.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J]. Rural Sociology, 1990, 55(4): 494-521. |
| [57] |
路幸福, 陆林. 乡村旅游发展的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 27(11): 1054-1056. [Lu Xingfu, Lu Li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1, 27(11): 1054-1056.] |
| [58] |
Ap J.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9(4): 665-690. |
| [59] |
Lankford S V, Howard D R. Developing a tourism attitude impact scal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1): 121-139. |
| [60] |
Andereck K L, Valentine K M, Vogt C A, et al.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5): 483-502. |
| [61] |
Uysal M, Sirgy M J, Woo E, et al.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 244-261. DOI:10.1016/j.tourman.2015.07.013 |
| [62] |
Sirgy M J, Rahtz D R, Cicic M, et al. A method for assessing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based services:A quality-of-life perspectiv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0, 49(3): 279-316. DOI:10.1023/A:1006990718673 |
| [63] |
Sirgy M J, Cornwell T.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Sirgy et al.'s measure of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56(2): 125-143. |
| [64] |
Woo E, Uysal M, Sirgy J. Tourism impact and stakeholders'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8, 42(2): 260-280. |
| [65] |
Yu H K, Huang M C, Huarng K H. Causal complex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energy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6): 2271-2276. |
| [66] |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
| [67] |
Browne M W, Cudeck R.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1992, 21(2): 230-258. |
| [68] |
Andereck K L, Valentine K M, Knopf R C, et 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4): 1056-1076. |
| [69] |
Ap J, Crompton J L.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11(37): 120-130. |
| [70] |
Nunkoo R, Ramkissoon H. Modeling community support for a proposed integrated resort projec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2): 257-277. |
| [71] |
Stylidis D. Residents' place image:A cluster analysis and its links to place attachment and support for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 2: 1-20. DOI:10.1080/09669582.2018.1435668 |
| [72] |
Park K, Lee J, Lee T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fu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community well-being and attachment[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22(2): 160-172. DOI:10.1080/10941665.2016.1208669 |
| [73] |
Goodwin, Harold. Local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around national parks: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2, 5(3): 338-360. |
| [74] |
Andereck K, Jurowski C.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M]//Jennings G, Nickerson N.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Oxford: Elsevier, 2006: 36-154.
|
| [75] |
Bricker K S, Daniels M J, Carmichael B A. 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M]//Jennings G, Nickerson N.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Oxford: Elsevier, 2006: 171-191.
|
| [76]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1): 71-75. |
| [77] |
Oliver R L.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0, 17(4): 460-469. DOI:10.2307/3150499 |
| [78] |
Huppertz J W, Arenson S J, Evans R H. An application of equity theory to buyer-seller exchange situ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8, 15(2): 250-260. DOI:10.2307/3151255 |
| [79] |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44-70.
|
| [80] |
Butler R W. Niche tourism (birdwatching) and its impacts on the well-being of a remote island and its resi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2019, 7(1): 5-20. |
| [81] |
Rasoolimanesh S M, Jaafar M, Barghi R. Effects of motivation, knowledge and perceived power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Application of Weber's theory in world heritage site destin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19(1): 6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