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关系及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乡村城镇化和农业外部劳动力市场持续扩大，务农机会成本增高、非农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1]，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经济部门就业^[2]。乡村小农户生计完成了由严重依赖耕地的农业生计向农业副业化生计、非农生计转型^{[3, 4]}。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依然显著^[5]，农业地位下降、乡村人口流失、环境污染、耕地利用边际化及农民增收难等共性问题突出^{[1, 6, 7]}。小农户生计分层分化加剧，农民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迅速^[8]。小农户作为乡村社会经济基本组织经营单元，依然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客观主体。截至2015年底，经营耕地面积小于0.67 ha、2 ha的小农户分别有2.1亿户和2.55亿户，占农户总数的79.6%和96.1%^{[9, 10]}。

目前，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农民增收难^[7]、乡村耕地、农田水利设施利用边际化^{[1, 11, 12]}，“乡村病”、乡村贫困及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13, 14]}等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问题凸显。党和国家审时度势，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与城乡协同发展^{[5, 15-20]}、山区乡村小农户耕地利用边际化^{[1, 21]}、乡村小农户土地利用格局变化^{[22, 23]}与土地利用转型^{[14, 17, 24-31]}、乡村地域类型识别、乡村与县域聚落格局演化过程^[32-36]、乡村重构理论与过程^[37-41]，土地市场与管理制度^{[29, 42]}、乡村转型发展模式与途径^{[43, 44]}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乡村城镇化、小农户生计转型分化，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人口构成、土地利用、人居环境及乡村景观等变化显著，重塑了乡村“三生”空间和乡村地域社会经济系统。乡村农业生产再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生产低效、农民就业不充分、乡村居业协同度低等问题日益凸显，其根本原因是乡村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无法很好地融入城市经济发展。小农户生计被动游离于城市经济外，无法充分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福祉。因此，针对乡村小农户实施小农户振兴研究就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文章针对乡村生产要素流失严重，小农户振兴可持续发展内驱动力不足、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基于小农户振兴概念内涵解析，探讨小农户振兴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讨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振兴重点研究内容，以期为小农户振兴提供一定参考。

FAO（1995）将农户定义为：“一个在单一管理模式下的农业生产经济单位，包括所有家畜和全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无论土地的权属、法律形式或规模如何^[45]。”世界银行（World Bank）将土地经营规模2 ha以下的农户划定为小农户^[46]。小农户指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或农场，与小农概念相关。小农指代一种生产关系^[47]，两者存在明显不同。受资源禀赋、社会制度、人文传统、经济发展及技术特征等因素影响，各国对小农户概念的界定差别较大。但均明确了其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的特征，除经营规模较小外，当前小农户一词还暗含着农户经营活动主要由家庭劳动力完成，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弱等内涵。根据小农户生计与农业生产相关性高低，可分为生计非农型农户、农业兼业型农户和农业专业型农户。小农户生产指以家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为单位开展生产，或仅主要依靠家庭内部劳动力，从中获取的实物或现金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有较高比例^[45]。目前，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48]，生产中除生产规模较小，主要使用自有劳动力外，其它生产要素等基本市场化，具备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小农户已成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微观主体，本质上属于农户经济。基于国情，文章讨论的小农户是指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土地经营规模较小，主要依靠家庭自有劳动力组织生产，农业相关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有相当比例，农业是家庭生计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农业经营微观主体。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功能提升的系统性过程^{[15, 49]}，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小农户振兴。小农户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和价值主体，在乡村尺度上小农户振兴决定了乡村转型发展。小农户振兴，即为适应当前城乡地域系统社会经济结构、空间功能及格局重构，通过对影响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缘要素的调控管理，实现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并与城乡地域系统结构—功能演化协调发展的过程，其核心是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小农户振兴的根本是提升农户获取发展机会与资源的能力，促进农户生计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形成农户生计内部和外部驱动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解决小农户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福祉的根本问题。小农户是乡村的基本组成单元。小农户生计发展决定了乡村人口、社区关系，乡村工农业经济、服务业，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和乡村水土资源等演变发展。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推动了乡村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耦合发展（图 1）。小农户生计是建立在小农户能力、资产（拥有的物质资源、权利）和行动力之上的维持生活持续需要的手段或方式^[50-52]，并在小农户可行能力下反复实践中不断跃迁形成的动态平衡。通过小农户振兴，整体上实现小农户收入不低于同期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使农民、农业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选择。构建城乡等值发展空间，促进城乡人口、产业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驱动新的人口、资金、产业、技术等流入乡村，在根本上遏制乡村生产要素流失，解决乡村空心化等乡村病。农户生计转型升级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内核，直接驱动乡村人—地—业的演化发展。同时，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承等多重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转型升级直接推动了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影响乡村自然生态系统演化，进而推动乡村地域系统形态、结构—功能演化（图 1）。

图 1(Fig. 1)

图 1 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重构振兴耦合关系 Fig.1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Peasant Household Livelihood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农户生计是农户对市场、政策变化响应和参与方式、途径的集中体现，是农户与外部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驱动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直接作用于小农户，表现为以人口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生活消费结构等变化为表征的生计转型。乡村反映了当地人历代繁衍生息过程中适应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文化习俗及信仰^[53]，是小农户生计与环境联结关系的综合体现。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多尺度、多层级、多类型地域多体系统^{[15, 39, 49]}，其功能—结构及形态变迁是系统内核与外缘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7, 54]}。小农户是乡村地域空间、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等乡村结构—功能及形态建构主体。农户生计转型推动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核心要素改变，进而重构乡村空间、社会与经济结构，重塑乡村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驱动乡村演化发展。与之对应，乡村发展出现增长繁荣、停滞、衰退乃至消亡的演化结果（图 2）。

图 2(Fig. 2)

图 2 小农户生计转型升级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关系 Fig.2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Upgrad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小农户是乡村的细胞。农户生计转型决定了乡村人口结构、土地利用、产业发展，进行影响乡村结构—功能演化，并驱动乡村转型发展。农户生计转型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可划分为初始期、发展趋稳期、稳定期与衰落期等阶段。在村落尺度上一般表现为乡村转型发展的起步、繁荣稳定、衰退乃至消亡等阶段。乡村转型发展则驱动了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演化。小农户是乡村最活跃、开放的发展因素，工业化、城镇化驱动的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直接推动小农户生计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生产要素加速交互流动并重组，小农户生计、乡村要素结构、空间格局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城市经济联结日益紧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城镇规模急剧扩大，驱动城郊乡村迅速实现土地、人口和经济城镇化；非城郊乡村受距离衰减作用，城镇化主要通过驱动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流传导，实现对小农户生计、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外源”驱动力。同时，也是影响驱动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分异的主导因素^[5]。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乡村生态、社会、经济等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农户、土地、产业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要素。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直接影响乡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与乡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的协调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发展的“内源”驱动力，进行影响区域城乡地域系统发展。乡村地域系统可为城市地域系统提供大量物质与非物质发展要素。城市地域系统为乡村地域系统提供资本流、技术流及信息流等，推动农户生计转型、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发展。因此，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特征与乡村内部要素重构整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外部需求紧密联系，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关系发展紧密联系，演化过程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图 3）。

图 3(Fig. 3)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计、农业生产与城乡关系的阶段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Farmers' Livelihoo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sinc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水平发展定位、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差异显著，使区域城乡地域系统类型、要素组成、结构—功能、发展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模式存在显著分异。小农户振兴应结合区域条件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针对小农户生计转型、城乡地域系统的类型、要素组成、结构—功能、发展特征与模式，分区分类，按“村域—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三个层面，明晰不同尺度下小农户生计转型演化发展、结构—功能变迁与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的耦合关系（图 4）。重点关注乡村地域系统中乡村产业体系、社会功能再组织化及生态环境建设与小农户振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共性规律。培育并激活小农户生计转型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三产”融合，重塑乡村机能，重构乡村，构建创新“小农户生计—村域—乡村群—城乡（地域）”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实现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同时，从生态、社会、经济及制度等多方面为小农户振兴提供政策体系支持。

图 4(Fig. 4)

图 4 小农户生计与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的耦合关系 Fig.4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lihood of Small Farmers and Urban-Rural Regional Systems

小农户振兴是乡村地域结构—功能演化的重要内源驱动因素。乡村地域系统具有多尺度、多层级、多类型的基本特征^[49]，在生态环境、村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流动和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地域分异。小农户振兴要因地制宜，注意与区域城乡地域系统发展的现实需求相衔接，分区分类有序推进。小农户生计是在特定乡村（镇）地域一定时间内，由农户自身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习俗等内外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小农户生计转型决定了乡村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方式，是乡村人地关系系统演化的主导驱动力，对乡村地域结构—功能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城乡地域系统的演化发展。小农户生计转型是在农户自身条件和乡村资源等内生影响因素及区域发展定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外生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小农户生计转型是构建“乡村—乡村群—城镇”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中国乡村发展地域差异格局显著，城郊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区、丘陵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等乡村发展相对落后。不同地域乡村地域系统中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内生影响因素、外生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小农户振兴应具有多样化的地域路径与模式。小农户生计转型类型划分是制定区域乡村振兴规划、发展路径与模式的重要依据。同时，乡村、城镇地域类型划分是制定探求差异化小农户振兴战略规划、路径与模式的前置条件和基础。

小农户为乡村产业提供人力、土地及生产资料等资源要素和一定消费市场，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主体。乡村产业体系是联结农户生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是乡村人居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中，受城乡发展要素流动、市场经济、生产技术革新、制度政策改革等影响，乡村地域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和经营主体都发生了深刻变化^[39]，乡村农业新形态、农业新业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大量涌现。乡村产业体系振兴，以乡村产业培育为核心重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力，主动改造活化乡村传统产业、积极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39]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乡村产业体系振兴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乡村小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间的矛盾，将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实现小农户生计、农村社会经济与城市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全球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化现代物流产生的“空间压缩”，为实现城乡经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物理基础。基于信息化互联网平台和高效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产业的“产供销纵向产业化价值链”和以乡村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集观光旅游、农事体验和康复疗养为一体的“农业横向融合产业化价值链”，重塑乡村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联结关系^[16]，建构乡村产业与市场消费终端于一体的“全价值链”创新发展模式，推动城乡经济深度融合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户生计转型往往缺乏明确规划，存在路径依赖，偏好在旧有生计基础上从事低风险生计^[55-57]。生计转型的路径依赖使小农户生计转型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原有生计路径^[58]，这种惯性生计既可是有效率的，也可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59]，甚至导致生计转型失败。乡村产业为小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对农户生计转型具有直接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农户生计转型及其方向。乡村产业体系可视为小农户生计的集中体现，如淘宝专业村等，是小农户对外界环境变化在生计策略响应上的综合体现。

乡村产业体系振兴可以一个或多个村域为组织单元、以农户等经营主体为细胞。按照不同地但同类的原则，划分农业主导型、劳务输出型、旅游休闲服务型等乡村产业类型，根据“村域—乡村群—城乡融合体”结构—功能特征，因地制宜、由点到面，分区分类、有序推进，建设多层位、多元化、专业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乡村产业体系振兴既要考虑小农户已有生计，又要跳出小农户已有生计路径依赖的禁锢，注重培植与发展适应现代大生产的农业新业态新形态。

乡村社会关系、社会机能重塑是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社会转型中后期，小农户生计分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副业化、农村人口“相对老龄化”等问题突出^{[2, 3]}。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新乡贤、城市乡村创业者、“兴乡事业者”等新型乡村发展主体日益多元化。但人多地少、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形成了以小农户为绝对主体的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小农户依然是乡村社会文化制度最重要的建构和价值主体，是乡村社会功能再组织化，重塑乡村机能的根本。

乡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乡村发展价值的多元需求，加速了乡村社会机能削弱和乡村社会关系重构^[60]。乡村社会组织化降低，乡村机能削弱，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灌溉等乡村基础设施荒废、耕地利用边际化及乡村性丧失等问题，阻碍了小农户生计转型及乡村振兴。乡村机能削弱加速了非农生计小农户耕地向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乡村发展主体的流转集中，加速乡村社会结构主体重构。基于乡村发展多元主体与多样化价值需求，通过多元改革创新，如乡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等，构建形成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乡村发展主体等乡村多元发展主体有机协同的乡村振兴新机制。构建以村落为基本单元的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等乡村资源管理新体系、新制度，重塑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机能，精确小农户振兴制度供给，提高乡村治理、资源管理水平及效率，为小农户振兴、乡村振兴提供制度支撑。

小农户是实现乡村生态修复治理及其成效巩固、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小农户意愿和行为对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和成效巩固至关重要^{[56, 61, 62]}。小农户生计决定了乡村人们对环境的基本作用方式，是乡村生态环境演化的核心驱动力。目前，小农户生计已基本完成由温饱生计向收益生计的转向，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需建立在小农户收益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基于耕地、农业生产、乡村多功能特性，拓展耕地、农业和乡村在生态产品供给、健康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功能边界，创新农业新形态、新组织模式、乡村新业态经济。构建农业生态产品（功能）资产化转换机制、体制，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业、订单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田园综合体、农旅结合、民宿度假、田园康养、文创产业等乡村经济多元新业态及其有机融合，推动乡村三产融合，实现小农户振兴与乡村宜居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中国山地丘陵区、生态脆弱区多是经济落后区、集中贫困区和生态关键区的复合叠加区，是小农户振兴的重点难点地区。同时是国土开发格局中以生态产品供给为主体功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63]。实现小农户振兴与生态功能保值增值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复合叠加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基础问题。主体生态功能定位对区域工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生态要求，生态功能的稳定增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发展成本，小农户生计转型也面临更高的生态要求。中国生态修复建设不仅仅是生态工程建设，更是解决乡村发展、农户生计转型升级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蕴含着实现生态恢复、农户生计脱贫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重视生态资产资本化，构建生态产品（功能）资本化转换机制、体制，为小农户生计转型创造新途径。加强乡村发展的科技、资金投入，精准政策制度供给，强化新技术推广、技术培训，提高小农户振兴的生态环境效益、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小农户生计转型及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地域差异显著，形成了具有特定要素构成、结构—功能的城乡地域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地域多体系统，具有多尺度、多层级、多类型的特征^{[15, 49]}。小农户生计转型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受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的影响，同时小农户生计又是构成乡村地域结构—功能的细胞。因此，明确乡村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地域类型、特征、分异格局、内生动力和转型演化机理，揭示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在区域乡村地域系统中的定位、功能、格局演变过程，是制定实施小农户振兴政策支持体系的前提。此外，应结合区域国家功能定位、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城乡关系，在明确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类型、结构、转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小农户生计转型地域类型、特征，精确制度供给，制定促进小农户生产组织化、规模化，并与市场经济有机衔接的政策体系支持。

小农户生计多元化、乡村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等因素触发乡村耕地撂荒，农业灌溉等基础设施废弃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资源管理成为助推小农户振兴的重要基础。在小农户生计及经营方式多元化背景下，小农户同质性丧失，生产协作离散化。农户作为乡村独立决策经营单元，基于个人福利决策，在乡村灌溉、道路、环境等公共性资源管理上易出现个人理性策略与集体非理性结局的悖论。因此，如何实施乡村资源管理就成为小农户振兴及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乡村资源管理可以村落或资源利用关联紧密的村域为基本单元，明确乡村资源管理主体并实现其组织化，因地制宜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资源管理体制，推动乡村资源管理机能重组。同时夯实乡村特色资源型产业、特色地域产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乡村发展成本，为提升乡村内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提供基础。

中国城乡关系地域格局差异显著，决定了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地域差异性与复杂性。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不同类但等值”及其区域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特征。构建小农户生计转型诊断分类评价指标体系、诊断模型，识别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地域类型，明晰其与区域城乡关系格局的联系，揭示小农户生计转型演化内在机理、过程与规律，以及对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的适应性响应。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构建不仅要重视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机融合，更要关注小农户生计转型与城市经济的有机衔接。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构建，要充分考虑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的区域特性，以区域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关系特征为基础，结合乡村生态环境本底、资源禀赋、发展特征，明确小农户振兴目标定位。充分利用新时期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物流网络平台等发展新载体，改造激活乡村传统产业，积极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发展新路径与新模式，大力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定制农业等各类特色农业。推进乡村以农产品产加供销为代表的纵向一体化产业工程和以田园综合体、乡镇产业有机体为代表的横向一体化产业工程“两个一体化”工程建设，建构打造乡村生产“全价值链”发展模式，形成小农户振兴内源驱动力。同时，因地制宜、有序分类推进，寻求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可操性的差异化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重点解决乡村小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实现小农户与城市经济的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小农户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小农户生计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紧密关联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组织根本的生产要素，对低文化水平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小农户振兴规划既要充分考虑宏观知识经济的要求，又要根据小农户属性及区域发展条件，因地制宜、有序推进、重点突出、分类施策。根据乡村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乡村发展主体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类型村镇小农户振兴规划。打破村域界线限制，以小农户生计转型集群为单元，建设包括小农户生计转型可持续发展能力诊断，生计转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区域小农户生计转型典型模式提炼，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公共设施配置与共享机制，以及配套扶植政策等内容的小农户振兴规划与政策支持体系。小农户振兴规划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乡村发展主体在小农户振兴中的载体作用，建立“小农户生计转型（村域再组织化）—（多村域）小农户产业集群—乡村地域转型振兴”发展综合体系，构建完善乡村生产的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和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等配套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振兴规划要与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乃至国土空间规划等协同衔接。探明区域小农户振兴目标定位、顺序，重视宏观层面制度、规划政策与微观层面小农户生计转型间的传导及其对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此外，山地丘陵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小农户振兴是影响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其振兴规划与政策的制定，要充分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开展特定区域小农户振兴专项规划研究。

（1）小农户是建构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及形态的主体。小农户生计转型驱动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演化重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小农户振兴，即在城乡地域系统社会经济形态、空间结构—功能重构背景下，通过对影响小农户生计转型的内部要素和外缘要素的调控管理，实现小农户生计转型及其与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结构—功能演化的融合可持续发展。

（2）小农户振兴的根本目标是使农民、农业生产成为与城市就业“不同类但等值”的职业选择。通过实现小农户生计转型，促进城乡人口、产业、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动，加速优质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加速构建城乡等值发展空间，吸引人口、资金、产业、技术、人才等流入乡村，从根本上遏制乡村优质生产要素流失，解决乡村空心化、耕地利用边际化等乡村发展问题。整体上实现小农户收入不低于同期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使农民、农业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选择。

（3）小农户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内核。小农户生计对外界变化响应最为敏感，与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联结最紧密，是驱动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内源驱动因素。小农户生计在不同尺度不同层级上与区域乡村地域系统、区域城乡地域系统存在不同的耦合关系，是构建“乡村—乡村地域—城镇地域”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小农户振兴与乡村产业体系振兴、社会功能再组织化、生态环境转型及乡村地域、城镇地域结构—功能演化具有紧密联系，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价值主体。

（4）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背景下，未来应加强小农户振兴与乡村资源管理，小农户振兴地域类型与特征，小农户振兴规划与政策，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中国城乡关系具有地域性、多维性显著的特点。小农户生计在不同尺度地域结构—功能系统中具有特定的空间分异、结构—功能演化过程。小农户振兴必须充分考虑地域结构—功能的差异性及动态演化背景。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要充分发挥小城镇、中小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不同节点对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直接带动作用，促进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与城市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农户生计转型及乡村振兴“内源”驱动发展机制。文章重点讨论了小农户振兴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以及未来小农户振兴重点研究领域，没有深入探讨其他乡村发展主体，以及小农户与其他乡村发展主体间的协同发展过程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小农户振兴是一个综合性复杂性问题。在城乡要素交互作用日益增强，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小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耕地利用重构，多功能多元价值乡村、农业发展与小农户生计转型，乡村发展新主体与乡村重构等诸多问题尚待明确，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强。未来重点围绕村域尺度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展，明确各利益主体、价值主体的需求，精确制度供给，寻求新的乡村发展路径，创新乡村振兴发展理论与模式。加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发展与城市经济融合研究，构建城乡“不同类但等值”的发展空间，实现城乡等值与均衡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