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目标。政策层面，促进社会融合源于对社会排斥的关注^[1]。实践上，社会融合的重点是通过弥合社会排斥因素，聚焦融合路径，实现安全、稳定和公正的社会，其强调对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享有机会和资源获得能力的提升^[1]。在社会排斥的诸多分析视角中，空间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2]。故此，从社会排斥特征出发，厘清社会排斥产生的空间逻辑，对推进多主体、多层面和多尺度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伴随经济全球化，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重组，区域和城乡发展失衡，城市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悬殊、失业和社会失范等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是更为不均衡发展的地理空间，其空间表现为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城市“双城化”和弱势群体社会空间的隔离与边缘化^[3]。尤其是以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为代表的群体在居住空间，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获得、商业服务进入等方面表现出被边缘化的特征。同时，空间的差异性反映了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悬殊，隔离、排斥、歧视现象逐渐显露，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沟通、互动和融合。

近年，中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外社会排斥研究已发展出多角度、多领域、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态势，而国内社会排斥研究仍多集中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4]。伴随社会学“空间转向”和地理学“社会转向”，地理学对此问题的研究值得期待。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与“空间”（space），“隔离”（segregation/isolation）、“空间隔离”（spatial segregation）、“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等关键词展开并列搜索，并聚焦近10年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平台，国外文献主要来源于SAGE期刊全文数据库和Springerlink数据库中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期刊。在参阅文献基础上，本研究沿循理论辨析——内容归纳——实践启示主线，致力于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创新：一是从理论上厘清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内在逻辑；二是通过梳理空间隔离视角下社会排斥新近研究进展，以期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提供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社会排斥理论与国际社会致力于消除贫困问题密不可分。该理论的发展使欧洲学者对贫困问题或者窘迫境遇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贫困理论到剥夺理论，再到社会排斥理论的几次大的转变^[3]。1974年法国学者莱昂诺提出“社会排斥”概念，以反映未享受社会保险覆盖的人群，如残疾人、老人、吸毒者和单亲父母等。此后，欧美学者对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目前，社会排斥的含义如其适用范围一样复杂，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5]，其概念存在差异。世界卫生组织在SEKN报告中指出，排斥（Exclusion）被视为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干预的、多维度动态过程，涉及个人、家庭、团体、社区、国家和全球区域各个尺度，其结果是资源分配不公，被排斥主体无法获得某些发展能力和权利，对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6]。根据中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概念的解释^{[7, 8]}，本研究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人或群体因所需资源和发展机会被剥夺，产生社会交往活动障碍——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参与、社会权利，社会交往等多个维度，并表现出空间隔离的状态。

基于对概念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排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多维度和累积性。有限的资源获取和安全保障与被排斥主体受教育水平、技能程度、健康状况、政治权力等多因素有关，并反映在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和金融排斥等多维度上。此外，被排斥主体在某一维度上遭受排斥，会导致他在其他维度也遭受排斥，即社会排斥存在叠加效应。②层次性与尺度性。被排斥对象既存在于个体，也存在于群体、组织、行业和部门之间。个体的排斥存在于社会承认差别的体现；群体性排斥产生的原因来自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两者相互交织，并通过社会等级性（个体与群体）与空间差异性（区域、城市、邻里和社区）的关联相互作用。③动态性及相对性。该特点反映了社会排斥在过程和结果上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排斥主体存在时间延续性和变化性的特点^[9-12]。

起初，空间仅作为社会排斥多维测算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英国牛津大学编制的多重剥夺指数（IMD）中包含的“地理服务”，被用以衡量构成基本生活商品和服务的可达性。该指标认为，如果个人缺乏标准化的市场产品、服务和设施，则认定他是被排斥的^[13]。虽然存在替代物品，但地理位置的访问路径（如每个空间单元的计数）是不完整的，即这些路径恰恰反映了资源可达性背后的个体差异^[14]。也就是说，被排除在外的社区与有限的就业机会、教育和政治领域的边际参与，以及获得城市福利和社会支持服务机会多少有关^[15]。

伴随“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双向推动，传统的地理空间因而被赋予了主观色彩，并被认为参与了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生产^[16]。在此范式影响下，空间视角下的社会排斥研究从宏观尺度转向微观尺度。西布利指出对排斥的分析，不仅需要考虑政策法规和社会控制等宏观方面，更需要考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他者”受到的排挤和约束^[17]。个人或家庭的时空活动为社会排斥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以人为本的视角^[18]。当前，大量研究已表明社会排斥与疾病、暴力、卖淫、流浪、吸毒、迁居、债务、教育程度、失业等问题存在因果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发生学解释更侧重于个人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可达。

因此，社会排斥的空间维度特征，即社会排斥的空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剥夺和排斥存在空间集聚性；城市空间的异质性特征是产生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空间模式反映社会关系”的观点为空间透析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二是社会排斥产生的空间流动性障碍。（非均衡）空间是（差异化）个体选择的结果，导致居住边缘化群体在资源获得性方面存在空间障碍。故此，社会排斥问题可转化为将空间可达性和时间可扩展性作为参与活动、获取资源和信息的必要条件。地理学定量分析和可视化表达为描述多维社会问题提供了方法，并通过分析能将社会排斥的时空拓展生动地表达出来^[19]。

隔离由地理隔离和生物隔离构成，地理隔离是导致生物隔离的基础^[20]。该定义指向地理环境因对生物体产生了流动性障碍，而带来物种分化的结果。在隔离研究中，有许多涉及隔离或与之相关的概念，如居住隔离、社会空间分异、居住分离、经济不平衡和隔离、社会隔离和空间分离、社会空间分裂、社会极化和社会经济隔离等。本研究因侧重点不同，故不再对上述概念进行辨析，并以“空间隔离”的概念统称。这种概念的延伸一方面更有利于表达城市社会经济特征与物质空间状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排斥的特征和空间维度相对应，既反映了隔离状态的绝对空间内涵，也反映了因隔离带来流动性障碍的相对空间内涵。基于此，借鉴居住隔离和社会空间分异的概念^{[3, 21, 22]}，本研究认为空间隔离是不同属性社会群体的空间投影；在过程上，它表达了城市社会经济关系分化推动物质环境分化的过程，强调个体或群体不断分化和相对集中的演化过程；在结果上，它反映了城市弱势群体，因邻里属性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机会获得障碍，导致生存机会减少、日常生活障碍和社会排斥。

结合空间隔离概念与社会排斥空间维度特征，本研究认为社会排斥的空间逻辑在于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两者的内在关联。社会—空间辩证观点认为，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23]。故此，一方面，社会排斥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边缘/弱势群体经常聚集在特定的位置，如rookerly（破旧而拥挤的住宅群），skid row（失业者和酒徒聚集的破烂肮脏的地方），slums（城市的贫民区、贫民窟、非常肮脏的地方）、squatter（非法聚落、非法占有区）^[3]。另一方面，边缘化区域或被隔离空间加剧了社会排斥。不平衡的城市空间生产是造成城市社会极化的主要推动力。社会极化带来空间极化，城市居住空间随之变得“分化”和“碎化”。随着社会极化和居住分异的加深，各种相互排斥的“双城”、“碎城”和“多极城市”的城市社会空间形态正逐步形成^[3]。在此过程中，弱势群体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身心健康等因素的多维度叠加，逐渐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并物化为存在结构性障碍的居住空间。此类居住空间由于基本服务设施缺乏、就近就业岗位不足、教育资源短缺、居住条件及周边人居环境较差、非法或非正规聚居、公共交通覆盖率较低、犯罪高发等特点成为受社会排斥的空间（图 1）。

图 1(Fig. 1)

图 1 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内在关联 Fig.1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居住隔离是社会排斥现象的空间表征，也是加剧社会排斥程度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对居住隔离的定义主要来源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居住隔离通常是指群体在空间上的非随机分布，并且形成以某些社会特征为基础的系统性居住模式^[24]；该定义指向宏观尺度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映射，涉及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的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居住隔离是指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收入财富分化出现的富人社区（高档住宅区、别墅区）、平民社区（介于高档与贫民社区中间的住宅区）和贫民社区（棚户区、公租房小区）之间的分隔现象^[25]。该定义指向微观尺度对居住隔离的地区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本质上，居住隔离指向了分化的社会阶层需求与差异化商品住宅供给之间的矛盾。由于市场机制介入，城市空间资源重组，城市非均衡发展以及社会空间极化现象加剧，邻里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居住空间开始超越商品本身属性，成为标注身份、地位，暗示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社区商品。人们通过支付意愿及其邻里竞租过程进入到各种不同的社区。该过程反映了对社区及其周围公共服务和居住空间质量的选择。因此，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邻里互动将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和区隔^[25]，阻碍了社会融合，并可能导致社会碎片化^[26]。

当前，西方居住隔离研究已进入多模型多视角阶段。国内的居住隔离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27]。国外关于居住隔离研究已多用于种族隔离、收入、医疗和教育不公平所引发的社会排斥问题^[28]。国内居住隔离研究基本沿循两条路径。一是基于普查数据，使用传统的隔离指数计算空间隔离，以阐述不同属性社会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29, 30]}；这种研究更关注静态居住空间中群体的不均衡社会分布，而较少关注与其他人进行有限的社会交往所导致的隔离。这种只针对住宅空间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忽略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空间分割的变化，而仅仅关注住宅区域的隔离^[31]。此外，使用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在表示特定群体的社会和空间隔离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32]，它掩盖了个人之于社会的隔离情况^[33]。二是基于调查数据，探讨个体行为引发的宏观层面结果——即相异家庭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出的隔离状态，并反映该结果带来的社会空间效应。例如，冯云廷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下，作为外生效应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效应的社会资本收益及其对社区的期望，是引起居民家庭在城市社区空间上分层的重要原因，而迁居流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住隔离分化的严重程度^[34]。叶怡君等人对毗邻隔离住区的社会空间效应展开研究，此类住区因旧式社区组团及新建商品房无序并置，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失衡，道路互不连通等物质景观特征，造成住区空间碎片化，居民缺乏归属感，阶层两极分化等空间—心理—社会隔离的负效应^[35]。

流动性排斥（Mobility exclusion），是指由于在获得发展机会、服务和社交方面存在可达性较差的原因，而使人们无法参与社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过程^[36]。实践上，交通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7, 38]}，并由此引发通勤、教育、培训、寻医、购物、娱乐和文体等活动成本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对交通与社会排斥的关注是以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高度流通为前提条件的^[39]。当今，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规划，一方面加剧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分割；另一方面，伴随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居民对于交通工具的依赖性与日俱增，成为他们考虑工作、居住和休闲等活动的重要因素。交通工具的可获得性、交通可达性、交通成本、社会安全、出行意愿等因素影响了现实的流动。

流动性排斥研究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求解以反映导致社会排斥的条件。交通是英国社会排斥办公室早期研究领域之一，当前基于交通的社会排斥分析在欧美国家已相对成熟。本质上，该方法是通过描述家庭时空活动可达性，反映社会排斥的关键技术，其有助于理解内在环境和外部条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指出不合理的交通资源配置会导致弱势群体受到空间隔离，继而被边缘化。此类研究中，Church确定的交通与社会排斥七维度研究框架（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基础设施、身体状况、环境安全、空间隔离和时间安排）被广泛引用^[40]。

我国学者对交通与社会排斥的研究可追溯到2005年潘海啸教授发表的《中国城市机动性20年发展的回顾》一文，自此交通的社会性问题在我国开始较多涉及^[4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弱势群体面临的交通公平与社会排斥问题研究逐渐增加。主要内容涉及交通环境变化与居民出行效率、交通公平性与交通弱势群体社会排斥等相关研究，并尝试提出解决我国城市交通中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问题的对策建议^{[42, 43]}，以实现城市交通资源配置的底线公平目标^[44]。

基于空间可达性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流动性排斥研究较多表达了空间集聚状态下的群体性特征。但是，现实中的被排斥群体并非都是集聚的，他们可能分散于其他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基于上述方式的社会排斥分析不能保证所有潜在群体都能被识别和定位^[45]，基于个体空间行为——活动空间的分析成为社会排斥研究的重要参照，是研判社会排斥的补充条件。从社会空间辩证法看，活动空间可用来衡量“隔离”，因为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会地理空间可以经历不同程度的隔离，这比传统上用居住空间来衡量隔离提供了更加综合的途径^[46]。当前，研究多聚焦于不同性别、收入等人群在活动空间上的差异特征，并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锚点的空间属性等寻求差异解释，进而借用活动空间提供的具象时空测度，从空间与时间维度理解社会排斥^[47-49]。

因此，基于时间地理学的时空活动分析能有效揭示社会排斥在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上的耦合关系。其基本认识是，一个人的有限社交网络是其日常活动的各种限制（时间或空间）的结果^{[50, 51]}，而其隔离程度则与其经济地位、种族以及日常交往有关^[52]。因此，可以通过时间地理学的时空活动分析来阐明社会排斥^[53]。从概念上讲，时间地理学所设想的活动时空路径束可以捕捉到个体间社会交往的差异。故此，基于个体行为的时空路径束成为研究边缘群体社会排斥的主要研究内容^{[54, 55]}。

伴随社会排斥研究从侧重于“地”的居住空间研究范式向侧重于“人”的行为空间研究范式的发展，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排斥研究仍属于国际前沿议题。虽然中西方学者在前提假设和方法上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但都是对传统的基于居住隔离的社会排斥研究的突破。从个体行为数据出发，基于“即使居住在同一地点的不同个体，其日常活动与生活方式也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前提假设^[56]，一些研究侧重于对不同群体活动空间或社交网络差异性的时空轨迹分析。例如，Lee等提出了社会空间隔离测度的4种可视化方法^[57]。也有研究从社会交往视角出发，通过活动空间交互特征探讨社会隔离。例如，Farber等提出了社交潜力（Social Interaction Potential）的概念和测度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城市的社会隔离特征进行研究^[58]。还有研究聚焦新型数据（手机定位数据、GPS轨迹、社交网络数据等）从时间维度对隔离展开研究。例如，Silm等在分异指数和接触指数的基础上，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对隔离存在的时间尺度进行了分析^[59]。总之，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隔离方法尚处在探索阶段，只有少数前沿研究对社区居民活动空间的隔离程度进行了定量测量^[60]。当前，国内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排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学者就我国城市社区开展实证研究。例如，Wang等人从活动空间的广度、强度、多样性和排他性4个维度出发，构建活动空间的测度指标，并通过聚类分析从日常活动的角度出发对居民进行分类^[48]。塔娜等通过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刻画了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分析了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61]。

伴随中西方城市新贫困问题的出现^{[62, 63]}，了解边缘群体行为对于有效减贫方案设计至关重要。因为，消除贫困不仅涉及整体性增长和针对性政策转移的问题，还涉及结构性力量的失衡，例如排斥、歧视和剥夺权利；获得服务和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治理缺失和腐败等。在许多情况下，边缘化是贫困的根源所在^[64]。边缘性是一个多层面、多学科的概念，融合了贫困，歧视和社会排斥；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获得服务、市场和技术的机会。边缘性包含了对贫困、价值观和愿望的主观感知的理解，上述内容均可用来衡量贫困^[65]。

边缘性（Marginality）内蕴了社会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辩证统一。边缘性的社会维度侧重于人类学解释，例如人口、宗教、文化、社会结构（种姓、等级制度、阶级、种族、性别）、个人或集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并聚焦于社会排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等现实问题。边缘性的空间维度立足于“位置”概念，指向远离发展中心，处于系统边缘或较难融入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边缘空间与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外围空间不同。边缘空间更强调空间的“孤立性”，具有紧密的内部关系，但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具有独自生活节奏，相对与世隔绝^[66]，也被称为“死角”地区。

2010年，国际地理联盟“全球化、边缘化：区域及地方响应”委员会（C08-27）重启对“边缘性”问题的地理学解释^[67]。近期，西方地理学家对边缘性问题的解释立足于两种观点：一是基于人文地理学区域研究传统，认为边缘区域是对“中心—外围”空间系统的补充，形成了“中心—外围—边缘”空间系统视角，以建构对区域多层级、多尺度和多中心的解释^[68]；二是基于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传统，将边缘空间视为独立于“中心—外围”空间系统的“孤岛”。其边缘性是制度、文化作用于空间，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结果。目前，国外地理学家对边缘空间测度、边缘空间效应和边缘空间机理等问题^[69-71]仍处于激烈讨论中。上述问题的难点在于对“边缘”的界定，即边缘的相对性和边缘化过程的动态性。当前，我国地理学家对边缘性的地理学界定——如边缘区域（Peripheral Region），多基于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空间系统观点^[72]，与当前国际社会的边缘地理（Marginal Geography）研究尚有不同。

西方学者在寻求社会排斥研究时空维度相结合、多维度和多尺度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面给予了丰富的方法和案例参考。社会排斥研究的空间维度聚焦于资源和机会的非均衡配置及流动性障碍带来的边缘化过程。总的来看，西方学者近期对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被排斥主体识别方面来看，传统的空间隔离和社会排斥研究强调收入、阶层和种族等特征群体的空间分类，即关注人的属性。这一传统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邻里空间的结构特征，例如犯罪、工作可达性和学校质量等^[73]。社会空间辩证观点认为，人们的居住空间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偏好。进一步，不同空间类型之间的社会流动可以洞察社会空间阶层结构的开放性以及人们离开劣势空间的能力。此外，大城市表现的多元属性身份的混杂将减少由某一主要特征产生的空间隔离^[74]。故此，从邻里的结构性特征中辨识潜在的被排斥主体，强调了社会排斥产生的物质基础，并对社会排斥的空间效应分析和路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相互作用机制来看。宏观层面，城市空间的非均衡性特征决定了资源和机会的非均衡性分配，是产生社会排斥的物质基础；中观层面，无论是被迫性，还是自愿的城市内部迁居行为都与个人或家庭的财富、身份、地位、民族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属性密切相关，个体差异的空间选择和非均衡的城市空间相互匹配；微观层面，邻里空间的结构性缺陷导致个人或家庭因流动性障碍造成资源和机会的获得性缺失，逐渐被社会边缘化。总之，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之间是自上而下的作用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从研究目的来看，西方学者致力于消除产生社会排斥的空间障碍，以实现社会融合的最终目的。在明确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相互作用路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排斥的邻里效应分析和邻里空间结构模拟预测分析，以实现边缘空间结构优化，促进边缘群体社会融合。

当前，我国社会排斥的时空维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活动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时空路径和时空制约研究和微观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虽然涉及对社会排斥的论述，但在社会排斥空间隔离路径，社会排斥空间效应，社会空间隔离机制等方面缺乏系统论证，具体地：①空间隔离研究缺乏对物质空间基础的足够重视，即对地区是否表现出隔离现象未做出明确判定；②社会空间隔离研究多基于自上而下的宏观尺度建构，未能较好揭示物质空间变动和社会空间变化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③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之间未建立明确联系，尤其是中、微观尺度下的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机制研究仍需推进。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处于不断转型、重构的演变进程中，社会空间分化与极化是当代城市社会空间最主要的特征^[75]。在此进程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的产业空间烙印、不同规划理念叠加出的空间摩擦、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空间破碎、不同利益主体对城市规划的空间干预进一步加剧空间隔离，阻碍了城市社会空间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扩张导致本土农民边缘化，以及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等问题的存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重要议题提出了挑战。基于此，从“融合”这一人类永恒的价值导向来看，具有如下启示。

首先，理论上应发挥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基于多尺度、不同空间类型背景下社会排斥的实证分析，建构从社会空间隔离向社会空间融合过渡的理论认知与分析框架。空间融合是社会融合进程的重要一步^[76]，它提供了一种连接各类发展机会的条件，没有空间的融合，其他融合均难以发生^[77]。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是逐渐消除社会排斥因素的过程和结果。而从空间隔离到空间融合的过渡事实上是一个资源获取与转换的过程。一直以来，社会排斥研究多从群体属性出发，忽视了边缘化空间内承载的被排斥主体的多元化特征。不同于社会学及其他学科对于社会阶层的关注，地理学更关注社会排斥现象背后的空间差异和机制。研究表明，不同城市^[78]、城市内部不同区域^[79]，以及社区内部^[80]，都会存在社会融合水平的差异。故此，如何从消除社会排斥条件出发，建构多尺度及不同空间类型下，从空间隔离到空间融合，再到社会融合的清晰路径和互动机制是社会空间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研究认为从居住空间入手是厘清上述逻辑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合适的居住空间是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关键变量，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在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建构上，要以社会融合为最终目标，融合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以邻里质量评价、邻里空间效应和居住空间寻找和选择分析为手段，试图建构空间隔离判定、社会空间效应分析，及其与社会排斥的关联机制；以城市规划理论为基础，科学预测空间隔离条件变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形成社会空间融合的理论认知与实践体系（图 2）。

图 2(Fig. 2)

图 2 社会空间融合的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n Socio-spatial Integration

其次，技术上应体现综合性、系统性、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具体方法。社会空间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社会阶层在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的过程。基于空间同化理论，在空间同化必然性的预设下，即承认空间融合上升趋势的前提下，家庭出于自愿迁移的目的，做出的迁移决策并实施新住房寻找和选择的过程，其实质是对居住空间质量的区别化对待，内蕴了家庭对居住地的选择偏好。因此，通过居住迁移决策模型和住房搜寻空间模型对边缘群体居住迁移空间进行模拟，可映射空间隔离和社会排斥的有机联系，是解释由空间隔离向空间融合过渡机制的有效方法。当然，过渡机制存在的前提是迁入地的空间隔离程度是否改善，其涉及对迁出地和迁入地邻里质量和邻里结构效应的比较分析。邻里质量测度^[81]和邻里结构效应分析^[82]可运用其中。

最后，实践上应针对当前我国城市转型中的突出问题，在协调发展理念指引下，推动社区内、社区间和各功能区之间多尺度社会和谐发展。我国的快速城镇化正在持续形成规模外延扩张和功能内涵提升有机结合的城市空间过程。在此驱动下，以开发区、大学城、城市新区、新商业空间等为代表的新城市空间及其人地关系矛盾问题愈加受到重视，如开发区犯罪^[83]，城市边缘区贫困^[84]、社会排斥和就业^[85]等。随着城市土地利用景观的剧烈变动，产业结构转型使得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逐渐分化，进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排斥现象愈发明显^[86]。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排斥，比如当地居民与外地居民之间的排斥^[87]。这些问题在新城市空间和边缘空间内表现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