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持续增长的消费力，吸引了旅游产业的目光，虽然企业将老年消费者视为旅游者中细分市场的历史只有30多年^[1]，但随着各类针对性的旅游服务产品的推出，全球范围内老年旅游的规模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老年旅游者”（Old/Senior Tourist）群体。这里的老年旅游者一般指的是年龄在50岁或55岁（亦有研究指60岁及65）以上的旅游活动参与群体^[2]，在时间、经济和健康水平上的提升，使他们成为了旅游市场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出游时间相对较长，淡季出游的特征明显，给旅游产业所带来的价值非凡^[3-5]。他们多以追求幸福、逃避日常生活、怀旧、终身学习等为主要出游动机^{[6, 7]}，但同时也受到身体状况、家庭责任等因素的限制^[8-12]。

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的现象称之为“老年旅游”（Senior Tourism）。研究表明老年旅游行为与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联系，对提升他们生活满意度等意义显著^{[13, 14]}。实证研究证明参与旅游活动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积极情绪^[15-17]，重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17, 18]}，也为他们构建和稳固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19]，与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密切相关。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老年旅游”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往习惯的持续。Peterson等人对美国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他们在老年后“仍然”想要旅游^[20]，并且此时的他们似乎拥有比“未老”时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时间等有利出游条件，加之发达国家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大幅提升，持续的出游习惯和意愿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释放；而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老年旅游则更多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老年人新兴消费现象^[15]。

老年旅游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首先兴起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首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着密切关系^[21]。而随着20世纪末以来人口老龄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速扩张^[22]。对于“老龄化”的认识也在逐渐改变并走向成熟，老龄社会的价值首先在产业层面受到关注，尤其是针对性的产业，如养老与康养保健等老年人专属产品发展迅速^[23]，旅游业则紧随其后，这也引发了旅游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形成了针对老年旅游现象的专门研究。第一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老年旅游者研究论文产生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24]，开启了老年旅游研究的序章。它的形成与彼时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老年旅游的研究，老年旅游逐渐形成了一套与老年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体系。

老年旅游无论是从市场关注还是学科研究来看，最具特色的都应当是老年人这一群体，他们正走向人生最成熟的阶段，同时面临着人生巨大的转折与变化，可能会随之产生一系列的“老龄化问题”^[25]；他们的消费和行为既带有生长环境的烙印，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因此他们也曾经长期的被误解为“只对价格诱因做出反应的观光消费者”，而被禁锢在包价游和其它被监管的旅行方式之中^[26]。他们对于旅游行为的看法也独具年龄特色，旅游之于老年人，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参与活动、丰富社交、增加见识、提升自我实现感和满足感的一种机会，这在老年人的动机等研究中有着丰富的成果^[27]。国外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关注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从经济层面，也从社会和心理层面关心出游对于人生老年期的意义，而这样的研究成果有时候未能完全的反映在产业实践中，正如Ylanne所说，“旅游业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试图建立一个老龄化社会的积极形象，但同时又否认伴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长的健康不良的现实”^[28]，他们更倾向于了解富有出游能力和机会的“活力老人”，缺乏出游条件的老年群体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的关注对象。

老年旅游研究从最初的现象揭示很快就转向了以老年人为核心的人群研究^[29]，但对于这一“主体”的认识是有一个视角转变和切入过程的。整体经历了“群体剥离”（老年旅游者从旅游者的研究中分离出来）——“行为聚焦”（老年旅游者的出游相关行为表现）——“心理聚焦”（老年旅游者的出游心理与心理变化）这样的过程，目前依然还属于心理研究的热点阶段，对于老年旅游者的心理关注和出游行为的积极心理意义研究占据了当前的主流^[30]。诞生了一批具有研究和政策引导意义的成果，首先是明确了出游行为对老年人的积极意义，为老年期的心理健康、生命发展以及寻找精神意义提供了居家生活中所不具备的条件与机会^[15]；其次就目前的研究政策引导而言，Social Tourism（社会旅游）作为一项老年人旅游的支持计划，在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实施，这是对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研究的回应和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研究的响应。就目前的研究内容来说，主要有两种倾向（图 1），一种是偏向市场管理方向的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围绕客群研究的老年人出游动机、老年人旅游消费选择习惯、老年人出游特征、老年人出游的限制因素研究，以及围绕客群与目的地综合探讨的目的地感知、行为影响因素、出游满意度和目的地影响研究等几个主要研究主题^[31-34]；另一种是偏向积极老龄化方向的系列研究成果，可分为旅游对老年人的精神发展、生活质量、幸福感的影响等分支研究主题，以及老年人的宗教旅游、教育旅游、房车旅行等独特出游方式或经历等分支研究主题^{[17, 13, 35-38]}。

图 1(Fig. 1)

图 1 老年旅游研究树状图谱 Fig.1 Tree Map of Senior Tourism Research

老年旅游研究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对老年人群认识或者看法的差异，早期的研究多将老年人视为一个统一且一致性的群体，但很快就有学者发现老年旅游者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通过动机、行为等可以将他们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一观点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证实以及更多学者的肯定^[39]；此后新的问题又进一步出现，老年人的旅游与非老年人的旅游之间又将如何划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相关研究中引入了老年学的诸多理论和视角，为解释老年人群与非老年人群之间异同出现的原因提供了支持^{[40, 41]}；在最新的研究中，因为老龄化现象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开始形成了不同经济区域和不同地理文化区域之间老年旅游者表现差异的探讨，跨文化和地域背景的研究思想逐渐开始进入老年旅游的研究之中^{[4, 42]}。

老年旅游者在表面看来更多保持的是群体的特性，个体的个性化显现并不突出^[43]。从老年旅游者的出游表现来看，包价游是他们目前较为主流的出游方式，以面向自然和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观光休闲群体占据了出游的较大比例。随着老年旅游人群数量的急剧攀升，对此所形成的印象也就愈加深刻^[44]。这方面引起了老年旅游相关学者的注意，认为这是因为对老年群体的“某种偏见”所造成的思维约束。其中You和O'Leary通过动机的角度将英国的老年旅游者划分为了“Passive Visitors”（被动旅游者）、“Enthusiastic Go-Getter”（热情参与者）和“The Culture Hounds”（文化猎奇者），他们之间在人口特征、活动参与和“旅行哲学”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45]；同样的，在Mercede的研究中也是据此思维将家庭旅游和非家庭旅游的老年人依据动机进行了类型的重新整理，当与孙辈共同旅行时，表现为“Family Lovers”（家庭依恋者）、“Multi-Purpose Seekers”（多目的地寻求者）、“Knowledge Hunters”（知识探求者）等三种类型，而在单独旅行时，则表现为“Escapists”（逃避者）、“Enjoy Seekers”（享受的寻求者）、“Novelty Seekers”（新奇的寻求者）、“Historical And Natural Explorers”（历史与自然的探索者）等四种类型^[46]。不仅是在动机上，在老年人的旅游方式和偏好的选择中，老年人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不一样的诉求和表达，在传统旅游业的眼光中，认为老年人受限于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的衰退以及新技术的鸿沟等因素，更倾向于以包价游的方式进入观光型和休闲型旅游目的地^{[47, 48]}，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出游方式和行为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可以在高龄阶段仍然保持参与登山、皮划艇等极具挑战性的运动，同样他们也越来越多的追求以自由行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旅行梦想^[49]，这些人包括欧洲和北美的退休候鸟（Retired Snowbirds）、澳大利亚的银发游牧族（Grey Nomads）等^[50-52]。在目的地上，他们也并非完全愿意被禁锢在“安全范围”之内，他们也会去到秘鲁进行一场冒险的探索之旅^[53]，这些都正极大的改变着人们对于老年旅游者的传统且单一的认知。老年旅游者群体内部分异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它代表老年人中出现了新兴旅行方式，展现了老年旅游市场异质化、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二是体现了老年人对于“自我实现”价值的追求，是对老年群体形象的进一步积极扭转，为老年阶段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三是对于“未老人群”有示范作用，有利于他们排解对将来老年阶段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老年生活有更多憧憬与规划。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确定是老年旅游者有着诸多的争论，有些是以年龄为判断，依据有联合国的老年标准、各自国家的老年标准等，因此50、55、60、65岁等几个年龄段成为很多研究中确定是否为老年旅游者的重要年龄界限^{[6, 7, 54]}。但这也受到了部分的质疑，认为年龄的划分过于片面和直接^[55]，另外也有以退休与否等其它因素作为判断依据，争议依然存在，因此又有学者引入了一系列的自评系统来进行老年人的相关状态判断，包括自评健康、认知年龄（总体判断要小于实际年龄）等^{[3, 56]}。而从目前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老年旅游者的研究纳入到了生命周期的判断中，包括个体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是将老年人完整人生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作为判断依据，而不是将老年与非老年进行简单的二元切割^[57]。

Huber的研究从生命周期的旅行限制角度探讨了老年旅游者在不同生命发展阶段中受到不同出游限制的影响而表现出的出游频次以及选择的差异^[58]。在Chen的研究中对年龄（或世代因素）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是从横纵两个界面去进行老年人的出游相关因素的测试。一是基于同一群体的不同生命周期比较，这是纵向的时间轴线；二是横向比较，研究处于不同世代（国外将老年人依据出生时代的不同划分为沉默世代和婴儿潮世代等）老年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老年人群体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内的旅行动机态度和或目的地选择标准并不会因为自己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们会因为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而对旅行障碍有不同的感知；同时随着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的持续优化，年轻的老年人比早期世代的老年人在同样年龄时出游更加活跃，但他们在年龄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趋向均质化^[2]。

伴随着老年旅游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涌现，老年旅游研究的视角也开始走出传统的西方发达社会，进入全球范围的研究者视野，研究的关注与老龄化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延伸的趋势；从文化环境背景上看，正由传统的西方个体主义社会文化的区域向集体主义社会文化的区域拓展。在发达与非发达经济体之间，更多表现出的是经济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对老年旅游的支持程度和老年旅游现象出现阶段上的差异^[43]。相较于经济上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表现的更为显著，在Wijaya的印度尼西亚老年人出国旅游研究中加入了属于印度尼西亚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对出游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包括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出游的支持等^[42]。而与西方文化背景差异表现显著的中国老年人也同样受到了学者的关注^{[6, 12, 15, 59]}。

中国作为老年旅游的新兴市场，也受到了诸多国际学者的关注，中国老年旅游者的国际研究开始于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作为中国老龄化发展较早的区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Huang等探讨了台湾老年旅游者的行为^[4]，Jang等则利用经典的推拉动机分析了台湾老年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形成了一个与西方较为相似的动机结构体系，其中“知识追求”和“卫生与安全”是其中重要的两个推拉动机^[7]，但这种利用西方社会的固有动机模型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受访者可能会剥夺表达中国老年人出游动机的机会，这一现象得到了Hsu等中国学者的关注，并以上海和北京两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为案例地，通过27次的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提出老年人的旅游动机模型，形成了外部条件（社会发展、个人经济、时间与健康）和内部需求（逃避日常、社交、寻求知识、家国情怀、个人奖励与怀旧）所组成的动机结构^[6]。模型代表了对中国社会变化中的老年人休闲旅游想法的关照与关心，具有重要意义。另外Le-Serre比较了中国和法国老年游客的动机差异，中国老年人表现出了更多的怀旧和爱国主义的内容，这些是法国老年旅游者所不具备的^[60]。

老年人因其年龄阶段和社会身份的特性，受到了多学科的关注，通过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形成了专门的老年学研究体系，包括老年社会学、老年心理学等^{[61, 62]}。老年旅游研究则是对老年人所有活动中的旅游活动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所进行的研究，目前来看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倾向，其中主要是以旅游学科为本位并引入其它学科相关理论知识；另外一种是以包括老年学等其它学科专业视角来探讨老年旅游现象，但总体有限。

旅游学科是较早关注老年旅游现象的学科之一。研究重点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独特性，利用旅游学科研究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现象的揭示，并实现理论研究中老年人群体类型的补充，其中旅游相关理论的应用包括推拉动机理论（Push And Pull）、旅游生涯梯度理论/旅游生涯理论（Travel Career Ladder/Travel Career Theory）和休闲限制理论（Leisure Constrain Theory）等^[63-66]。推拉动机主要从个体需求和目的地吸引两方面来测试老年人的动机结构和动机作用强度，得出了针对不用国家和地区的诸多老年人出游推拉动机因子研究结果（表 1），基本形成了老年人出游动机的几个关键构成，包括积极心理的追求（体现在情绪和精神上的满足）、健康的追求、社交的满足、怀旧的动机以及丰富见闻提升自我效能感等^[63]。而Pearce的旅游生涯理论认为游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更新他们的旅游兴趣并寻求持续的刺激，这意味着老年人出游“需求”的满足和旅游带来的收益会随着出游行为结束后逐渐衰退，这就需要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出游频率，同时旅游生涯的梯度性又证明旅游者会习惯性的去更新和提升自己的出游目标，以获得更大的出游收益。休闲限制理论的应用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生命周期特点，探讨限制因素结构在老年旅游者中的表现及差异^{[62, 63]}。

表 1(Tab. 1

表 1 相关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梳理 Tab.1 Related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表 1 相关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梳理 Tab.1 Related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但部分老年旅游研究学者发现老年旅游研究首先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去了解“老年人”，因为单纯的旅游研究可以揭示老年旅游的现象，但有时却难以解释现象发生的机制^[30]。因此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老年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表 1），其中包括生命周期理论、世代理论、持续理论等多个相关理论被引入用于解释老年人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独特现象等，这让老年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充分体现了出来^[57]。

老年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其他学科也表现出对老年人旅游现象的一定关注。其中老年学科是较早加入到老年旅游研究中来的，其中代表性的《老龄化与社会》（Ageing And Society）等期刊开始尝试探讨老年旅游对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作用和意义、对生活满意度增强的价值以及应用老年学理论对老年旅游者行为的解释等，其中以积极老龄化和积极心理学视角的探讨相对较多，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其它相关学科。另外还有较多的研究介入方向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分析老年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习惯等，以消费行为学和心理学等相关方面知识进行老年人旅游消费现象的分析和解释^{[67, 68]}。老年旅游的研究不仅是有了更多视角的关注，同时在收据收集与分析的方法上也变的更加多元（表 1），除了一般的统计分析手段以外，还运用了参与观察法、方法—目的链、扎根理论等其它的适宜方法以应对老年旅游研究的多元化发展^{[33, 48]}。

反观当前的老年旅游研究，无论是现象还是群体的讨论，关注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了“人”这一侧，较少的论及与“地”的关系，更多的从人的角度去找寻老年旅游者行为表现的原因和结果。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Losada利用地理加权主成分（GWPCA）分析的方法对西班牙老年人的出游表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在出游的计划、时间和对目的地属性的关注有着明显的空间分异，这是为数不多的包含地理思维的老年旅游研究，将空间或地域引入了老年旅游的研究，但研究依旧饱含了“实证主义”方法对现象的解读，又由于缺少人的因素，因此难以更好的理解这种格局以及判断这种格局的合理性^[69]。这里并非为了批判实证主义，而是在实证主义理念下，主客二元论的认知基础并不符合老年旅游的研究。理由有三，一是老年人对“自我”的认知程度正不断提升。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自我价值和自尊的实现，这在老年旅游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即使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出游大多时候就是这种“自我”追求的展现，因此老年人的行为很多时候并非都是“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主观性）；其次老年人的精神发展层次是人的一生中最为成熟的阶段。对于“世界”的认知很多时候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这一理解是多样的，是依据个体经验得来的认识，对于旅游行为和旅游目的地选择而言亦是如此（多样性）；第三，老年人心理和行为表现离不开空间或地方，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所在。文化背景和政策等也同样影响他们对“地方”的感觉和记忆（联结性）^[70-72]。这三点不仅证明了老年旅游在“实证主义”研究上的不适用性，同时也表明老年旅游研究适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的指导。这既为老年旅游研究提供了新的“人地关系”思维方向，也会促使人文地理学进一步拓展“人”的研究群体类型^[73]。

正如段义孚所理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那样，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其对人类智慧和意识领域的关注^[74]，而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目前在老年旅游现象上的关注是明显不够的。老年旅游作为一个广泛产生的且对老年人具有诸多现实意义的现象，人文主义地理学并未作出相应的贡献。反之因为心理学的早早介入，已经逐渐形成一种老年旅游现象的心理学研究氛围，而就目前心理学研究中老年人出游价值的研究成果而言，通过引入幸福感、积极心理学等多种心理学概念，证实了老年旅游与老年人积极心理表现之间的关系，但并未能回答为何旅游会带来积极心理的表现，这是心理学未能触及也较难触及的部分。而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探讨人地关系的理念之一，通过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价值论的联通和一体化，将有助于老年旅游找到新的研究发展方向。

有益于将单纯的老年人旅游行为研究放置到“意义空间”中进行探讨。将“行为”的认识提升到“空间中行为”的认识，这里的空间指的是“意义空间”^[72]，也就是主体的认识经验中的空间，在空间环境中去看待老年人的诸多出游行为的心理表现，可以形成对老年人出游行为表现的深入探究。

有益于解决目前老年旅游研究的诸多困惑。如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去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识别旅游的作用等？又比如在李雪峰等人的研究中，结果显示更高的旅游活动水平并未带来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等这样的类似Easterlin悖论。这些都未能获得很好的解释，缺少了认识过程的探索和“空间”的思考^[75]。

探讨出游之于老年人的“人地关系”理解。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看来，在消除了实证主义对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价值论的严格限制以后，地方充孕着感觉、记忆、意义；这样的生活世界的分析需要一种整体的、通感的、直觉的方法以更完整地理解人们与地方是如何联结的^[33]。在这样的思维引领下看待老年旅游，可以认为老年旅游是老年人基于日常“生活世界”需求而产生的与异地出游“生活世界”的联结。在这里基于老年人出游动机的研究成果考量，认为“出游”与“日常”生活世界应当是一体和联结的，并不提倡以二元论的视角去将他们切割开来，而且在这样的联结中我们会在“出游”中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应当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有关的。

探讨老年旅游中“地方”的意义。当把具有“意义空间”属性的地方引入老年旅游的研究，将可以进一步解释老年人动机的产生及“地方”的作用，从源头找到地方的介入意义；还可以从老年人的“地方”认识中找到出游价值产生的根本意义，寻找幸福感产生的“获得感”根基，是对“地方认识”中不足的弥补和个体发展的追求等。

帮助找到老年旅游研究的心理学、社会学、老年学等在旅游上的衔接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加入在老年人家庭社会研究、老年人心理研究、老年人旅游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以人文主义地理学“意义空间”为主体，以日常生活“意义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老年人心理形成和家庭社会环境塑造，判断老年人出游的心理动机（如知识追求、情感追求等）和环境动机（如独居、退休等家庭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出游行为形成实际获得，通过行为影响对意义空间的态度，并体现在幸福感等相应的心理内容上（图 2）。

图 2(Fig. 2)

图 2 人文主义地理学老年旅游研究思路框架 Fig.2 Humanism Geography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enior Tourism

帮助找到老年旅游研究的“主—客观”平衡点。利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去研究老年旅游，既能避免实证主义地理学过度的主客观二元分立与剥夺“人的存在”意义，又可以避免单一心理学科的主观性判断容易出现的Easterlin悖论等问题。

促进出游情境与日常生活情境间的一体化。在当前国内的旅游研究中，也提出了“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但其主要指的是在出游情境下的幸福感等情绪与情感收获^{[76, 77]}，这并不适用于老年人的出游价值研究，老年人研究更应该突出出游对日常生活情境带来的改善，是一种累积起来的收获，应当突出出游与日常空间感知情境一体化融合的研究。

围绕西方老年旅游研究成果，研究既对其做了综述，又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做出研究展望，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框架。对国内老年旅游研究来说，未来进一步研究应该紧扣多学科融合的思路，从老年人出发，以探索性的眼光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旅游现象、行为和机理，而不是一味的跟随西方的研究节奏；其次还需注意回归学科研究本位，找到人文地理学者的独特关注视角，致力于为老年旅游研究做出新的学科理论贡献；另外还需强化老年旅游研究的深度，将研究的思维触角尽量延伸至本质、机制层面，形成一套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视角相融合的丰富研究体系，为将学科研究成果应用到老年社会福利、老年旅游商业管理和服务等实践层面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