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音乐演出是指在音乐演出过程中音乐创作者、音乐表演者和观众处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一种音乐演出，其通过音乐、歌唱和现场表演的形式向人们传达音乐人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情感。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政策、粉丝经济等因素对音乐产业的促进，现场音乐演出变得“流行起来”。根据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①发布的《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收入为48.57亿元，演出的场次、观众、票房的涨幅分别达到30%、14%、13%。2013—2017年全国现场音乐演出场次逐年增多，增长幅度均保持在10%以上。现场音乐演出的消费主力持续为25至39岁中青年群体，消费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趋势，其作为大众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音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

现场音乐演出是一种音乐地理现象，也是音乐产业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较早开始研究音乐地理。20世纪中期，匈牙利学者萨波奇·本采明确提出音乐与地理间的关系，正式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音乐文化和风格的盛衰。1968年，彼得·豪夫·纳什对16种音乐活动绘制了地图并进行了分析，标志着开始关注音乐的空间属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地理学领域张述林、马勇等较早对音乐地理的内涵、主要研究领域、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究^{[1, 2]}。音乐学领域乔建中、薛艺兵、蔡际洲等以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音乐文化地理分布、音乐地理学方法论和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等为主题开展了音乐地理学研究^[3-6]。黄虎对国内外音乐地理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对音乐地理的研究较少^[7]，对音乐产业^[8]、声音景观^[9-12]、音乐全球化^[13]、城市音乐等主题的地理学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关注^[14-17]。在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音乐演出市场的分析^[18]、音乐产业的发展评价^[19-21]和音乐演出与人、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22]的研究等方面。刘晨、蔡晓梅认为音乐现场是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23]。王曼曼、张敏认为音乐节空间的实践由社会关系所主导，空间的表征集中于音乐节现场的物质空间和即兴空间，而表征性空间贯穿于现场表演过程中，具有延续性^[24]。

当前有关音乐地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学科发展、理论建设、区划方面上，研究主要以民歌为主，除民歌外其他音乐活动的研究较少。同时，现有有关音乐产业的研究对现场音乐产业的研究不足，有关现场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一类型现场音乐演出现场的“地方”背景下，音乐演出与观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且囿于传统统计数据中有关音乐演出相关数据的缺乏，在地理学视角下对全国范围内现场音乐演出的地域差异性及其成因的关注度不够。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网页信息的爬取，获取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ArcGIS可视化表达等方法，以及变异系数、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iener）^{[25, 26]}等指标，分析不同尺度下中国现场音乐演出规模与演出风格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现场音乐演出地域分异性成因，丰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完善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研究，以期为我国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发展及城市相关产业规划等提供参考依据。

现场音乐演出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现场音乐演出主要的票务平台，如大麦网、永乐票务、摩天轮票务等均未包含历史数据，但秀动网（www.showstart.com）存在历史数据，且其现场音乐演出信息丰富。笔者于2018年9月对秀动网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原始演出信息包含演出的名称、演出时间、演出场地、场地地址以及每场演出的演出风格。其中，“演出时间”体现现场音乐演出的时间特征。“演出场地”与“场地地址”表明现场音乐演出所在的地址信息与所在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下文中将其称为“城市”）信息。“演出风格”主要反映音乐艺人的信息或其在某场现场音乐演出中整体呈现出的音乐风格。秀动网将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风格分为民谣、摇滚、流行等17种类型。由于每场演出所涉及的音乐元素可能是多元的，音乐风格也是包罗万象的。根据音乐学科对有关音乐历史与风格的研究，金属、朋克、后摇（后摇滚乐）均属于摇滚乐，节奏布鲁斯（R&B）属于布鲁斯，将这些同音乐风格的演出进行合并。同时，演出风格为古典的演出数量为零，将该种演出风格予以剔除。最终，本文将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风格划分为民谣、摇滚、流行、嘻哈（说唱）、电子、爵士、世界音乐、唱作人、布鲁斯、雷鬼、二次元、核和乡村等13类。随后，给演出数据添加经纬度信息并进行逐一检查，将重复或信息缺失的数据进行剔除。根据《2018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2017年现场音乐演出为15449场，本文采集整理后获得的演出信息数据为1.17万条，占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总数的75.99%，能较好的反映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其中，由于数据不全，本文空间分析中不含港澳台地区。文中的地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http://bzdt.ch.mnr.gov.cn/）审核通过的标准地图底图绘制而成。

根据每场现场音乐演出的分布情况，对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进行统计。整体的空间特征主要从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月季特征和演出风格特征来进行分析，可以得以下特征：

(1) 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在月季分布上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在时间上，由各个月份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数统计图（图 1左）得出，11、12月是现场音乐演出数量最多的两个月份，多数音乐艺人会在这段时间即新年前进行密集的全国巡演，同时该时段涉及到元旦全国大多数地方都会有跨年演出。其次，春秋两季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仅次于12月份，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从观众角度来说，春秋季节温度适宜娱乐活动的开展，相应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也较多；另一方面，从音乐艺人或者演出承办方来说，大部分的现场音乐演出是小型的室内表演，室内空间的温度高低是每场演出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 1(Fig. 1)

图 1 各个月份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数（左）和各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数（右） Fig.1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in Each Month (Left) and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in Each Type of Performance Style (Right)

(2) 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风格主要集中在民谣和摇滚。根据各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数统计图（图 1右）发现：不同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差异巨大。每场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风格主要由音乐艺人或音乐表演者的主要音乐类型决定的。而音乐本身的音乐属性、不同地域类型文化特征、音乐产业发展状况等综合因素复杂交错形成了各地对各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的不同需求。在本文划定的13类现场音乐演出风格中，演出数量差异巨大，民谣和摇滚两类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占比极为突出，分别占总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33.91%和28.77%。民谣类型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最多达3981场，而乡村类型的音乐演出数量最少为7场。

在区域尺度上研究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分布特征与分布差异，进一步研究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地带性差异。按照中国三大区域^②划分^[27]，将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进行分类整理，从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特征、区域分布差异特征和各类型演出风格差异特征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三大区域层面空间特征如下：

(1) 在数量分布上，三大区域梯度特征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分别为8154场、2104场、1481场，占比分别为69.46%、17.92%、12.62%，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图 2）。东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来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且人口更为稠密，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发展相对较好，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也相对较多。

图 2(Fig. 2)

图 2 三大区域各类型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数 Fig.2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in Each Performance Style of the Three Regions

(2) 三大区域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省间差异小于城市间差异。在分布差异上，以城市为基本单元，计算三大区域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变异系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分别为4.15、3.00、3.33，说明东部地区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最多且其区域内部的差异也最大，中部地区的现场音乐产出数量次之但区域内部的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的现场音乐产出数量最少但区域内部的差异比中部略高。以省为基本单元，得到三大区域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09、0.55、0.73，三大区域的变异系数的数值在省级层面上均小于城市层面的，这说明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省间的差异要小于城市间的差异。

(3) 在演出风格上，东部地区各类型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均处于绝对优势，数量均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除嘻哈、电子、雷鬼、布鲁斯、乡村等演出风格外，其各类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均高于西部地区。部分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在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并不存在，如中部地区没有二次元类型的现场音乐演出，西部地区没有乡村类型的现场音乐演出。

现场音乐演出涵盖了全部省份。根据省域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统计，各省份间虽然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差异巨大但是不存在演出数量为零的省份。省域尺度上的空间特征主要从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和演出风格分异两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特征如下：

(1) 省域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征。考虑到自然断点法划分的结果不明显，运用几何间隔法将各省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由高到低分成一至五，共五个等级（图 3左）。处在第一级的是北京，呈现出“一枝独大”的现象，北京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远高于其它研究单元。处在第二级的是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均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省份。上海紧随其后处在第三级的顶端，处在第三级还有安徽省、福建省、吉林省以及甘肃省、山西省、陕西省等内陆省份。同时，西部地区除广西省和四川省外其余省份均处于第四级或第五级。

图 3(Fig. 3)

图 3 省域尺度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左）和多样化指数（右） Fig.3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at Provincial Scale (Left) and Diversity Index (Right)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http://bzdt.ch.mnr.gov.cn/）审核通过的1:4200万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49）。

(2) 省域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程度与数量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在演出风格分布方面，计算中国省级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指数，运用几何间隔法将省级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指数由高到低分成一至五个等级（图 3右），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现场音乐演出多样化指数等级高的省份其演出数量的级别也较高，如，北京市、江苏省、广东省具有最高的演出多样化指数，同时其现场音乐演出数量也位于前列，如，青海省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垫底，同时其演出多样化指数也处在最低的级别。但少部分省份却呈现出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等级与多样化等级不一致的现象，如，吉林省、云南省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处于中等水平但其演出多样化指数却处于较低水平，而内蒙古自治州、贵州省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处于较高水平但其演出多样化指数却处于中等水平。

根据每场演出所在的城市进行统计，探究在城市尺度上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特征。在城市尺度上主要从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城市覆盖度和演出风格分异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特征如下：

(1) 在城市层面上，中国现场音乐演出分布在全国的205个城市，且城市间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在差异巨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其中，北京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远高于其它城市，占全部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25.22%。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2960）、上海（580）、广州（555）、杭州（466）、深圳（425），累计占比达42.47%。运用几何间隔法将城市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由大到小分成一至五级（图 5左）。整体上来看，中国城市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呈现出“金字塔”结构。级别越高，对应的城市数量越少，前三级别25个城市占据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76.87%，而第五级别的157个城市只占据了10.31%。同时，全国的省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现场音乐演出数量为9544场，占全部现场音乐演出的81.30%。这说明，城市的等级越高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相对较好，相应的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发展越优良。全国各省内部仅有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州、四川省三个省份的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占比低于50.00%，其余省份内部的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的演出数量占比均过半。

图 5(Fig. 5)

图 5 城市尺度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左）和多样化指数（右） Fig.5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at City Scale (Left) and Diversity Index (Right)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http://bzdt.ch.mnr.gov.cn/）审核通过的1: 4200万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49）。

(2) 现场音乐演出覆盖全国205个城市，摇滚和民谣是覆盖城市最多的演出类型。在整体的现场音乐演出的城市覆盖度^[28]方面，对每种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进行统计（图 4），统计后发现，中国现场音乐演出分布在205个城市，其中民谣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涉及的城市最多为183个，乡村风格的现场演出数量最少，只在北京、西安、济南有演出。民谣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占全部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的比重高于摇滚，但摇滚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涉及的城市数量却比民谣多30个城市。这说明，不同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所涉及的城市数量可能与演出数量有关系，但也不直接相关，可能还与演出风格本身属性有一定的关系，如摇滚、民谣等音乐作品较多，受众范围也较广。

图 4(Fig. 4)

图 4 分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与其所涉及的城市数量 Fig.4 The Number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Performance Styles and the Number of Cities They Involved

(3) 城市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指数差异较大，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根据香农—威纳指数公式，计算中国城市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指数，根据几何间隔法把该值由高到低分成一至五，共五个等级（图 5右）。第一级的城市现场音乐演出多样化指数高出第五级近100倍，且其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部分城市现场音乐演出数量过少且存在演出多样化指数值不存在的现象。同时，每个省份内部各城市的演出多样化指数差异很大，大都存在两至三种的多样化指数等级。不过，整体来说由东到西城市的多样化指数等级在逐渐下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多样化指数均处在第一级，其不仅现场音乐演出场数多而且演出多样化指数也相对较大。武汉、长沙、深圳、广州、杭州等南方的城市现场音乐演出多样化指数也为第一级，这几个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相应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风格也更为多样。

在地理环境地域分异的影响下，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与不同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不管是在区域尺度还是在各级行政区尺度上均表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性。现场音乐演出活动依托一定的演出基础条件，演出主体、演出场所和演出市场等的差异影响地区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和城市等级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现场音乐演出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现场音乐演出作为音乐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分，其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分布特征必然受到地区音乐根植性与文化包容性等文化环境、音乐文化产业驱动等政策环境的作用。因此，本文从现场音乐演出基础与市场差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地方音乐根植性与文化包容性以及音乐文化产业相关政策驱动等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其如何影响现场音乐演出空间分布特征（图 6）。

图 6(Fig. 6)

图 6 现场音乐演出空间分布特征成因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ve Music Performances

现场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与演出的基础和市场状况密切相关。现场音乐演出依托一定的表演场所和演出空间，音乐演出场馆的数量分布状况或者说某一地区的音乐现场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某一地区音乐现场得以形成和良好运营是当地现场音乐演出行业发展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音乐现场的数量越多可能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越多。同时，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声音，人类的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现场音乐演出的开展依赖音乐人的表演，表演主体可能是本地的音乐人也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地方的音乐场所数量越多，音乐人计划演出的可能性越大，该地的音乐市场状况可能就越好。此外，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也和现场音乐演出的市场状况有关。在现场音乐演出市场状况较好的地方，其现场音乐演出的场数自然较多，且某个地方的现场音乐演出的市场状况与该地的人口、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然而，现场音乐演出的市场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某位艺人的音乐演出是否有广泛的追逐者、某种类型的现场音乐是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某地的音乐现场是否火爆，这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机遇，同时，商业领域的支持和媒体领域的推广也起到关键的作用。如2017年《中国有嘻哈》节目的播出，嘻哈音乐文化在中国市场得以发展，刺激了我国的现场音乐演出市场，为音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随着各个城市音乐产业法规的制定，传媒渠道的丰富和完善，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现场音乐演出市场状况，进而表现出各地不同的现场音乐演出的类型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的城市或省会城市等其现场音乐演出的基础条件较好，市场较为广阔，具有更多的现场音乐演出活动。

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越高，现场音乐演出的市场越广阔，更多的投资商与表演者乐意选择该地开展现场音乐演出。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为3.09:1.47:1，这和相应的演出数量比值5.51:1.42:1的趋势趋同。同时，城市行政级别越高，意味着城市的资源支配能力更强，政治资源、政策和信息优势更明显，基础设施也更完善，更有助于现场音乐的发展。由于现场音乐演出超八成集中在省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计划单列市，将这些重点城市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和GDP做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在0.01级别的双尾检验下，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22。说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有很强的关联性。所以，总体上看，现场音乐的演出活动多集中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地区。

在地方音乐根植性与文化包容性方面，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现场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与某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地方文化根植性以及本区民众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有很大关联。从观众角度来说，地方民族音乐的根植性以及地方群众的文化包容性会影响到其是否会去参观现场音乐演出，而观演人数将会决定该地现场音乐演出的场数。从表演者角度来说，其音乐现场主要的演出风格、对艺术再创作或演绎的水平，以及各地不同地方文化背景下现场观众的反映都会对现场音乐演出有一定的影响，继而对现场音乐演出的表演场次产生影响。从现场音乐演出的演出空间或场所角度来说，由于音乐对观众的意义来自于当时的情景，音乐和空间将会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产生某种共鸣，所以即使是表演同一个节目对观众来说，其演出空间或场所布置的不同、位置的不同以及音乐艺人现场的表演也会是不同的。从现场音乐演出内容方面来看，不同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由于其主要音乐类型的音乐本质属性不同将会对现场演出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如摇滚乐或者民谣乐，由于其传唱度较高且较易与其他类型的音乐进行融合，在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会有更多的该类型的现场音乐演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文化包容性水平的不同以及现场音乐演出风格的不同分别造就了地区不同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和各类型演出的演出数量。

政策对现场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影响着我国现场音乐演出的市场状况与“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对包括现场音乐演出在内的文化的需求，进而对我国现场音乐演出空间特征产生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各类旨在以音乐艺术为纽带促进与世界不同文明和音乐界的沟通与交流的各种音乐演出活动得已开展，如，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公司的《春华秋实——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小型剧（节）目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巡演》，在宁夏、湖南、湖北、四川等6省演出20余场；深圳的“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活动，在22天时间里41个国家和地区的809位世界知名音乐家为深圳市民带来23场高水准的精彩演出及7场配套艺术延伸活动。在地区层面上的音乐演出活动的审批政策与演出惠民政策也各不相同，具有政策优势、资金优势的东部地区，其现场音乐的演出活动要多于西部地区，未来特别是西部地区应多出台相应的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政策措施，引导、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从而为音乐文化的扩散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利用秀动网上获取的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据，分析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整体特征和区域、省域、城市三层尺度上的空间特征，并探讨了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特征成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①整体上来看，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在月季分布与演出风格类型上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征，月季分布上11、12月份演出数量达到峰值，整体上演出风格以民谣和摇滚为主。②区域尺度上，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演出数量呈现出省间差异小于城市间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演出风格呈现出东部地区各类型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均处于绝对优势、数量均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空间特征。③省域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涵盖了全部省份，数量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征，且演出类型多样化程度与数量分布情况基本一致的特征。④城市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覆盖全国205个城市，演出数量的分布差异巨大，演出数量呈现出北京“一枝独大”的现象，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州首府）和副省级城市紧随其后，全国的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占全部现场音乐演出的81.30%。同时，城市尺度上现场音乐演出类型多样化指数差异较大，空间分布较为分散。⑤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与不同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的数量分布存在巨大的地域分异性，这是在不同尺度上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音乐文化产业相关政策驱动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场音乐演出基础的发展基底的异质性基础上，现场音乐演出产业整体市场的变化与地方市场的差异，以及地方文化包容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我国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特征。

通过对2017年现场音乐演出数据的分析，研究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特征，并从演出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四个维度分析其空间特征形成的原因。本研究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的音乐地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音乐的不足，拓展了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体系。另一方面，本研究丰富了对现场音乐演出行业发展状况的分析与评价研究。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现场音乐演出活动虽然变得“火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现场音乐演出的总量与各类型演出风格的演出数量在全国各地区的地域差异性；现场音乐演出活动高度集聚在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地区，而其他地区的演出活动相对较不活跃。研究认为为更好的促进现场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缩减地区间现场音乐演出行业的发展差异，未来应加大对现场音乐演出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该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提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缩减地区间发展差异，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着重提升演出活动较不活跃地区的音乐演出场馆等演艺活动空间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建设，从而吸引更多的现场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

本文虽然对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分布及成因有了一定的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在现场音乐演出的数据方面，由于现场音乐演出的数据较难获得，演出总量与实际的现场音乐演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数值可能存在更大的偏差。本文的研究数据仅为一年，缺乏对各类演出风格演唱音乐演出的时序变化研究。在现场音乐演出的空间分布成因方面，由于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演化规律与形成机制较为复杂，现有地域差异性及其成因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继续深化现场音乐演出空间特征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和形成机理的研究，不断丰富完善音乐地理的研究内容，进而为城市音乐产业与演艺事业发展献言献策。

注释：

①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http://www.idaolue.com/Data/）是北京宏道大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机构，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是国内惟一专注于演艺产业的研究机构、惟一拥有动态演出数据库的研究机构，惟一持续演艺事件监测的研究机构。

② 东部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天津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贵州、广西、四川、云南、西藏、重庆等11个省市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