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可持续性科学逐渐形成^[1]，其核心论题之一，涉及到人类—环境的适应性^[2]。而随着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兴起，适应性已成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从适应性的理论基础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研究^{[3, 4]}，国内外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对适应性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断完善。但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系统性分析导向，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社区层面^[5-8]。在对不同案例的分析中虽然突出了适应性尺度的差异性和系统的复杂性^[9]，但大多数研究仅关注社会、生态或农业、林业等单一系统，对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尺度间交互影响研究仍然较少。尽管文献与实践工作积累涌现了一系列适应性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但由于气候变化领域适应性研究对恢复力和脆弱性理论的依赖性，以及适应性定义的分歧，使其难以形成独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已有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中^{[10, 11]}，也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降尺度的模型分析潜在的大尺度气候变化风险影响并制定区域性的适应措施^{[5, 12, 13]}，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主要探讨某种类型参与者或组织的适应能力以及提高其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4, 14]}，而借助质性研究分析个体对风险影响的生计适应感知的关注较少。由于单纯的定量或定性分析存在局限性，因此亟需两者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准确刻画微观系统对外部风险的适应性过程和作用。

近年来，基于多重风险（干扰）压力背景的生计适应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涉及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等多要素变化对生计适应性的影响^{[15, 16]}。如政策和制度变革导致的经济压力或生计变化从而改变生计适应方式和适应能力^{[17, 18]}；为应对自然灾害（如飓风、洪涝）、水电开发以及扶贫政策作用下，政府倡导或农户自发的移民搬迁对生计适应性产生重要影响^[19-21]。同时，旅游发展影响下的农户如何适应以及失地农民的适应行为（能力）也得到了学者们研究关注^{[22, 23]}。此外，基于气候变化背景的生计适应性研究在农业系统、资源系统以及灾害评估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适应性分析框架与方法，但上述总体研究对微观社会系统（生计系统）适应外部风险变化的关注依然不足。尤其是大部分研究注重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对生计系统内部影响因素的探究^{[24, 25]}，运用数理模型等定量方法辨识农户适应行为及策略的影响因子^{[26, 27]}。从而造成目前生计适应性研究过多停留于对单一要素的解释，如生计系统外部压力或生计内部原因，缺少探究外部生态、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等对生计系统的综合影响，多数研究仅选择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系统内部指标替代外部因子，割裂了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研究结果科学性也有待考证。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强调“三农”问题，对促进农业生产、乡村发展、农户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温总理的“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到习总书记的“确保民勤不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甘肃民勤县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其生态环境状况不仅关系河西走廊区域生态质量更是该区域乡村转型与振兴的基础保障。而90年代以来水资源极匮乏，地下水水质恶化等，阻碍了民勤县乡村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风沙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失，尤其沙尘暴造成的危害逐渐加剧^[28]。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人地系统矛盾。面对人地关系矛盾与环境变化风险，当地政府实施了包括水资源控制、“关井压田”等一系列适应策略。在环境变化和政策变革双重扰动下，农户为适应环境变化和降低生计风险，生计活动逐渐发生转变^[29]。面对社会—生态系统重构，农户的生计适应行为选择、适应效果及其影响作用不仅关系着当地乡村稳定，也是民勤县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本文以民勤县绿洲地区为案例地，在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尝试构建农户生计适应作用分析框架，借助社会经济统计和农户调查数据，从系统综合视角出发，通过总结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在农户生计选择与感知效应分析基础上，利用数理模型辨识影响农户适应行为的系统内外部驱动因素，探究农户生计适应性影响机理，以期为民勤县乡村农户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振兴的适应策略调整提供实践启示。

2 理论分析框架

2009年，Ostrom在《Science》发表的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SESs）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认为SESs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应包含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管理系统和用户4个核心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并与关联的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反馈关系^[30]。在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SESs中的“生态系统”由于外在风险的扰动发生显著变化（可能改善或恶化）。公认的理论认为资源使用者永远不会自我组织来维持其资源，政府或是管理部门必须强加解决办法^{[30, 31]}。因此，SESs中的“社会系统”暗含决策者（管理系统）对资源系统和资源利用者的干预作用，形成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该框架的理解，本文构建了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背景下跨尺度的农户生计适应作用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该框架以生计系统为核心，将农户适应作用理解为与其关联的社会—生态系统对生计系统的影响关系。将生计系统视为微观独立子系统，且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与大尺度社会—生态系统密切关联，其核心是农户适应行为，它受外部系统风险（压力）（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管理等）的影响。同时，决策者在社会—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中的管理行动会干预农户生计选择。农户在综合影响下会采取必要的策略来调整生计适应行为，但由于生计系统的内部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机制，农户适应性同样受到生计系统内部生计资本（农户资本存量）影响；因此，农户生计适应作用是生计系统与外部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部影响的集合，其关键是厘清农户适应行为在外部变量影响下的适应作用及其与内部资本影响的交互效应。

3 研究区与数据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民勤县隶属甘肃武威市，西毗金昌，西北、东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南邻凉州区（图 2）。截至2016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为24.13万人，总面积1.59×10⁴ km²。民勤县三面环沙，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分别环绕其西北、东北部，石羊河冲积形成中部典型的狭长荒漠绿洲。民勤县为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差大、降水少、蒸发旺盛。干旱缺水、风大沙多是其基本特点。

民勤县水资源极度短缺引起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补给不足，地下水矿化度上升，水质逐渐恶化^{[32, 33]}。水资源短缺使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受到极大限制，长期使用矿化度高的地下水对农作物浇灌，引起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34]。年均8级大风日数为13天，春季的大风和沙尘暴常破坏地膜，刮倒作物幼苗，严重时可导致颗粒无收，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3.2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包括由民勤县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年鉴数据，各乡镇政府提供的《农业统计年报》，以及民勤县水务局等政府部门提供的内部数据资料。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农户数据。两次调查共选取67个行政村，样本选择均考虑到不同乡镇行政村空间分布密度、村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差异等，通过分层抽样和系统抽样的方法保证选取的调研村基本囊括全县不同的自然环境类型。通过随机抽样，尽量选择对家庭情况比较了解的中年户主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基于2015年4月预调查对研究区掌握的情况，课题组于2015年8月和2016年8月分别对民勤县核心灌区13个乡镇共67个村集中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87份，有效率为97.83%。本文研究数据涉及7个典型乡镇，共322份有效问卷数据。发放的问卷根据实验问卷回收效果进行修正，为保证问卷回收率与质量，运用问答式方法填写问卷。同时为深入了解案例村情况，对每个新增加的调查样本村加入了关键人物访谈（资深农户或村行政管理人员），访谈时间为40分钟左右。问卷内容涵盖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生计资本、农户适应行为三部分。访谈内容主要补充调查问卷难以获取的信息，同时需要访谈对象阐述个人观点。

3.3 研究方法

（1）为消除原始数据量纲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对正、负向指标分别处理。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指数法均为相关研究中常用的方法^[35]。本文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借助综合指数法计算农户生计资本指数。以上具体方法在此省略。

（2）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讨论影响农户适应行为的重要因素。将农户适应行为作为因变量，因变量的取值为[0, 1]，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为自变量。

y的条件概率为：

(1)

相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

(2)

式中：p为选择某种适应行为的概率，x₁，x₂，⋯，x_i为自变量，参数β₀，β₁，⋯，β_i为回归待定系数。

3.4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36]，根据案例地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际情况，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37, 38]}，构建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将农户生计资本分为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五大资本维度，从而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对农户生计适应行为选择的影响效应。

4 结果与分析 4.1 社会—生态系统变化与重构

为了适应恶化的环境，恢复民勤区域生态环境，谋求乡村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以民勤为核心的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变革，对乡村社会、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等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户生计在当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重构中面临着适应挑战。

（1）耕地压缩与水资源利用受限

由于生态恶化形势日益严峻，2007年当地政府与国家加大了民勤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采取了诸如“关井压田”、“压沙治沙”和“三禁”政策等生态治理措施。通过“关井压田”措施关闭灌溉机井并压减相应耕地，保留人均2.5亩耕地面积，从而缩减农业灌溉对水资源的消耗（图 3、图 4）。为进一步控制地表水和地下水超采使用，政府进行水权水价改革，制定详细的限额水资源分配和收费方案，对不同行业、区域用水定量配额，实现对水资源的严格控制。水、耕地资源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关井压田”、退耕还林和水资源控制，不仅压缩了农户自然资源，增加了灌溉水费，也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成本，生态环境恢复过程的水、土资源变化对农户生计产生了极大影响，农户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受到挑战。

（2）农业种植结构大幅调整

生态恢复需求迫使耕地压缩与水资源利用受限，也推动着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政府限制传统耗水农作物种植（部分作物收益好），引导种植节水经济作物（部分经济作物无市场），并大力倡导发展“设施农牧业”与“特色林果业”。设施农牧业包括日光温室种植和暖棚养殖，日光温室主要种植西红柿、商品瓜、人参果、韭菜等经济作物，暖棚以肉羊养殖为主，特色林果业以葡萄、枸杞和红枣为主要作物。在传统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新种植的经济作物一方面给部分农户带来了相对传统作物更高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销路等因素也面临着生计风险。

（3）政府引导与技术培训强化

为调动农户生态治理与转型发展积极性，政府在农业生产转型中对农户进行补贴，给予银行无息贷款等政策，特色林果种植中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设施农业提供大棚与暖棚建设物资等。其次，大力开展作物栽培技术培训，以及对节水设施和技术宣传，同时完善了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农户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生计转型的政策扶植与技术支持，对农户生计适应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政府政策扶植有效性与补偿力度有限，农户应对社会—生态系统重构仍以依赖自身适应能力为主导。

4.2 农户适应行为选择与感知

针对社会—生态系统发生重构中面临的生计挑战，农户如何选择生计适应策略应对变化风险成为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关键。本文将农户适应行为定义为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环境变化、管理制度、社会经济政策变革等）所采取的维持或保障家庭生存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根据农户调查数据中具体适应行为与特征，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7, 39]}，将其划分为五种适应类型（表 2），涉及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主动适应是指适应主体为应对外部环境风险并维持或保障家庭生计可持续，而不受外界干扰积极主动采取的生计方式。被动适应是指适应主体为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外界压力，被迫（被动）采取的生计方式。其中，主动适应包括传统农业调整、现代农业发展、生计多样化和社会援助四个方面。传统农业调整包括采用节水技术减少用水、改变作物类型和改变养殖品种。改变作物类型和采用节水技术减少用水是农户选择最多的两种适应行为，而选择改变养殖品种较少。绝大多数农户认为，传统农业的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尤其灌溉水费价格太高，市场不景气，难以维持生计。日光温室、暖棚养殖和特色林果等现代农业发展，受市场影响较大。选择日光温室种植的农户占28.57%，虽然其经济效益比传统种植更可观，但由于不同区域水质差异和市场等因素，湖区乡镇日光温室的发展受到限制。66.15%的受访农户选择暖棚养殖，由于肉羊的价格持续偏低，近几年效益不尽人意，农户肉羊养殖数量不断下降。仅11.49%的受访对象存在特色林果业种植，农户表示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

生计多样化中的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户重要的适应行为，占到了50%。农户认为以打工主导的多样化生计与种地相比能带来较高的收入，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社会援助包括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银行借贷和参加社会保险，均有约38%的农户选择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和银行借贷，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仅为5.9%。被动适应行为主要包括减少消费和移民搬迁，移民搬迁在调查对象中仅为1户，占0.31%，绝大部分中老年人表示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搬迁。农户认为在生计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由于自身认知的限制，不得不采取社会援助和被动适应行为。

4.3 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农户生计适应作用为生计系统与外部SESs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部影响的集合。其中，外部生态系统体现了自然环境变化、自然要素及相关生态治理应对措施对农户适应行为的影响，选取了反映案例区实际生境影响农户适应行为的关键因子，包括有效灌溉率、人均造林面积、塑料薄膜覆盖率和人均水资源配置量；经济系统反映了农业生产、农业发展程度及相关因素影响农户适应行为，具体包括单位面积农业总产量和农村生产用电比重等指标；社会系统体现了社会保障、科学技术等因子对农户适应行为的影响，其作用是为适应行为选择提供保障，选取了劳动力培训人数比重、参加新农合及社保人数、百人拥有农业科技人员数等指标。同时，由于在本文分析框架中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的内部影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40]，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生计资本的定义^[36]，选取农户生计五大资本作为影响农户适应行为的内部因素。因此，将农户适应行为作为因变量，农户生计资本、系统外部因素作为自变量，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生计资本对农户适应行为的内在影响和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效应。在13个适应行为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中，除“采用节水技术减少用水”、“移民搬迁”未通过检验，其余11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均大于77.3%，“HosmerLemeshow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整体说明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解释力（表 3）。

（1）耕地压缩与水资源匮乏迫使农户生计被动化

如表 3，自然资本中的耕地状况对减少消费的回归系数为-41.327，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水资源支出与有效灌溉率的交互作用对减少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耕地状况下降（即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质量下降）和农户水资源费用支出提高，促使农户选择减少消费适应行为的几率提升。耕地状况越差和水资源费用支出越高，导致农业收入减少，仅以农业种植为生计的农户将减少消费作为生计“节流”的一种适应方式。自然资本中的“退还关压”面积与有效灌溉率的交互作用对种植特色林果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4.449；同时，设施农牧业面积与有效灌溉率的交互作用对日光温室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种植特色林果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两个交互作用表明有效灌溉率促使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特色林果而不是日光温室种植。调查访谈中农户谈及，民勤县政府提倡以特色林果为主体的节水农业，农户有效灌溉率的保障建立在退耕还林和特色林果种植基础上。因此，保障有效灌溉率，农户在耕地压缩和农业转型引导中被动种植特色林果的可能性较高。

（2）人力资本与农技服务是有效适应行为的关键

如表 3所示，人力资本中男性劳动力对改变养殖品种和暖棚养殖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银行借贷有显著负向影响。传统农业调整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家庭男性劳动人口越多，选择改变养殖品种和暖棚养殖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劳动力越多，保障家庭收入来源的能力越强，因此选择银行借贷适应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而男性劳动力与有效灌溉率的交互作用对改变作物类型、改变养殖品种和暖棚养殖有显著负向影响，有效灌溉率对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存在较大影响，有效灌溉率较低，农户对传统耗水农业进行调整转型的可能性较大。受教育程度对种植特色林果的回归系数为-4.181，有显著负向影响；调查访谈中，农户普遍认为特色林果业由于销路因素，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对市场效益认知更深，因此选择种植特色林果的可能性较小。受教育程度与百人拥有农业科技人员数的交互作用对参加社会保险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2.223。农户在自身教育程度较高的同时，获得农业科技人员指导，对生计风险认知会更高，其选择参加社会保险去增加生计保障的适应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如表 3所示，健康状况与有效灌溉率、劳动力培训人数比重的交互作用对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劳动力培训人数比重的交互作用对银行借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有效灌溉保障或获得较多劳动力培训情况下，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户，更倾向主动寻求生计方式，选择向亲戚朋友求助或向银行借贷的被动行为可能性降低。

（3）金融资本是农户投入现代农业转型的基础

金融资本中的家庭资助机会对日光温室种植的回归影响系数为2.742，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助机会越大，说明农户家庭社会资源或扶植越多，而日光温室种植正需要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户选择日光温室种植的可能性越大。如表 3，收入状况及其与百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的交互作用对暖棚养殖和增加收入方式有显著负向影响。实地调查得知，近年来暖棚养殖市场效益开始下降，收益并未达到农户预期，农户的收入越高，暖棚养殖投入的可能性越小，大多数农户会继续选择原有较高收入方式，其增加收入方式的意愿也不大。

（4）社会网络与资源促进农户生计适应多元化

如表 3所示，社会资本中的领导潜力对外出打工适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培训人数比重的交互作用对外出打工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尤其在劳动力技术培训共同作用下，对农户获取有效的生计适应信息及劳动技能提升有积极影响，其选择外出务工适应行为的几率增加。此外，社会网络对改变作物类型、种植特色林果、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领导潜力对改变养殖品种；培训机会对暖棚养殖适应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丰富利于掌握政策信息与资源，而较多培训机会能提升认知与农业技术，推动农户选择传统农业调整与现代农业转型的适应行为。培训机会对银行借贷，社会网络与有效灌溉率、劳动力培训人数比重的交互作用对改变作物类型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如表 3）。表明政府培训机会为农户认知和获取更多有效生计信息提供了重要途径，其被动的银行借贷的可能性越小。而农户丰富社会网络，受水资源与政策扶持影响，一旦受较低的有效灌溉率和劳动力培训人数限制，其选择调整种植结构的适应行为几率也降低。

综合可知，系统外部因素中，有效灌溉率（水资源状况）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因素，左右农户生计适应选择。系统内部因素中，自然资本压缩（下降）迫使农户减少消费。家庭劳动力充足且认知度高的农户，倾向于传统农业调整和转型。而农户现代农业发展和增加收入方式等生计适应行为受金融资本差异影响。社会网络、领导潜力等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户具有良好的信息资源渠道，倾向于多样化的适应行为。

通过探究农户适应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及交互效应，本文认为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及影响机理是社会—生态系统重构与生计系统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图 5），其根本动因是利益主体动机分化和经济发展理性。①农户资本内部结构与储量的差异是影响农户面对外部系统变化适应行为选择多元化的内在动力，农户作为经济理性人，会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对市场信息、政策环境等做出反馈，选择收益更高的生计适应行为，但农户生计资本迥异，促使农户生计适应行为选择分化。②以生态恢复主导的政府计划性适应管理是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外在推力。耕地压缩、灌溉水资源控制，农业调整引导和技术培训等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效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适应行为选择。③生计资本及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动农户适应行为变化与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基本结论

本文在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的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分析基础上，探究了其生计适应性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①以生态治理恢复、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政府政策实施重构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推动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变化。②农户对农业调整为主的适应行为选择较多，被动适应行为选择较少。传统农业种植难以维持生计，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外出打工成为未来生计重要趋势。③系统外部因素中有效灌溉率（水资源状况）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因素，左右农户生计适应选择。系统内部因素中，农户适应行为选择主要受自然资本压缩、劳动力资本与认知水平、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影响。④农户资本内部结构与储量的差异是适应行为选择多元化的内在动力，以生态恢复主导的政府计划性适应管理是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外在推力。生计资本及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动农户适应行为发展与变化。

5.2 讨论与启示

本文在梳理整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生计适应作用跨尺度分析框架，旨在从外部系统环境和内部生计资本要素集合效应下探究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与以往探讨单一外部系统或单一生计资本要素对生计适应性的研究^{[17, 19, 22]}相比，更侧重关注外部社会—生态系统和内部生计资本交互效应对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的作用，从系统综合视角深化了单一要素或系统层面对农户生计适应性影响研究，为农户生计可持续领域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也为全球环境变化领域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借鉴。其次，农户作为乡村的基本单元，是我国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户生计适应及可持续问题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对未来干旱环境变化、资源匮乏等风险扰动，农户如何应对风险冲击，其生计适应行为如何变化，政府在决策与适应性管理中的角色扮演等都是未来乡村转型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外，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去理解跨尺度作用下农户生计适应影响机理，但侧重分析了外部社会—生态系统和内部资本要素对微观生计系统的影响，缺乏生计系统对社会—生态系统反馈作用关系的解析，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对生计适应行为外部影响因子分析基于宏观县域社会—生态系统整体要素考虑，而民勤县自然地理要素、环境变化和生态治理存在空间异质性，因而农户生计适应性影响因子在空间作用上可能也存在差异，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农户适应行为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异研究，对政府制定针对性农户适应引导策略、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此，针对本文研究的民勤县生态治理与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实践建议：①针对生态环境治理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问题，应寻求生态环境恢复政策与农户生计利益平衡，通过合理农业灌溉时间与区域科学配置，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持水价调节和水资源控制灵活性。同时，为解决当前特色林果业无经济效益的问题，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重视市场作用，引进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特色林果业品种，实现生态恢复和农户增收双赢。②农户适应能力来源于资产储量与资源的可获取性，针对传统农业生产收益低的问题，在保证生态恢复前提下，降低农户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户生计资源。如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银行无息贷款、补贴等政策扶持环境。③由于生计资本内部差异是农户生计适应行为选择的内在动力，农户自身应不断提高教育程度和自身认知能力，理性辨识政府政策及市场信息，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掌握社会资源信息，同时应选择多样化适应策略，避免被动和单一生计适应策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