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是自然界中雾、霾两种天气的复合表述,是指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PM2.5为主要成份)含量超标的大气污染现象,常发生于城市,属于一种灾害性天气。旅游业是一种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依赖严重的产业[1],频发的雾霾天气必将对旅游城市的空气质量、景观效果、旅游体验质量、旅游满意度、旅游者健康、旅游交通等产生极大影响,进而危及城市旅游经济与旅游形象。因而,有必要重点关注雾霾天气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献检索表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雾霾天气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和旅游者对雾霾天气的感知两个方面。在雾霾天气对区域旅游经济影响研究方面,Kasmo[2]和Sajjad[3]均认为,雾霾天气对地区旅游业具有显著负面影响。Anaman等研究表明,文莱1997与1998年发生的雾霾天气,致使本国旅游者减少28.7%,直接经济损失约800万文莱元[4]。徐冬等认为雾霾对旅游流(特别是入境旅游)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其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5]。高广阔[6]、谢佳慧[7]等研究也表明,雾霾天气对入境旅游流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刘嘉毅等认为空气污染程度每提升1%,中国入境旅游发展程度随之下降0.309%[8]。唐承财[9, 10]、唐洁尘[11]等研究认为雾霾天气致使入境旅游市场萎缩、旅游经济下滑,但影响具有滞后性与积累效应。阎友兵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入境游客损失轻重程度的空间分布与雾霾污染程度的空间分布大体上具有一致性[12];在旅游者对雾霾天气感知方面,张爱平等研究表明,游客对雾霾天气的风险感知呈现“身体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成本风险”的格局[13]。张晨等认为,雾霾天气是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的主要风险感知对象[14]。Zhang研究认为,旅京潜在游客因雾霾天气可能取消旅游计划或调整抵京时间[15]。而唐承财等研究认为,雾霾天气对北京入境游客的短期旅游计划影响较小[16]。李静等基于中外游客比较研究认为,外国游客的雾霾感知、风险感知等均低于中国游客[17]。Peng等认为国内游客中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北京雾霾天气影响较为敏感[18]。程励等认为雾霾对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倾向产生显著负面影响[19];其他方面,周梦杰等认为雾霾天气不仅影响旅游活动实践,同时也改变了旅游基础理论[20]。邹金慧等认为中国重要旅游城市的雾霾天气呈现季节性和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2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雾霾天气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分析发现,既有雾霾天气下旅游者响应研究多局限于游前或游中某个阶段,鲜有学者从游前、游中、游后三个阶段系统探究旅游者响应问题。另外,旅游者往往受诸多因素影响,其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有必要对比分析雾霾天气下旅游者的旅游意愿与具体行为,但目前却鲜有学者关注。本研究拟以西安为案例地,从游前、游中、游后三个阶段全面探究雾霾天气下旅游者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系统阐明游客对雾霾天气的响应特征与形成机理,科学指导旅游实践发展。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西安是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凭借丰富的高品质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成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和最佳旅游目的地,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如2016年西安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5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213亿元[22]。但近年来,受西安及周边区域工业粗放发展和冬季供暖能源结构影响,西安冬季频繁出现雾霾天气。据西安市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1月1日至3月19日,西安市城区共出现雾霾天气65天[23]。频繁发生的雾霾天气对西安旅游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西安旅游业的季节性。因而,以西安为案例地探究国内游客对雾霾天气的响应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数据获取与样本概况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与案例地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目标设计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认知与行为响应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游客人口学特征与客源地雾霾情况等信息;第二部分为雾霾天气下游客响应信息,涉及游前、游中、游后三个阶段,具体包括游客旅游意愿、旅游行为、旅游感知等三方面内容。
问卷调查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6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西安城墙景区等多个西安市著名景区展开,调研对象为国内游客。此次调研的12天中,西安共出现中重度和严重雾霾天气9天(表 1),中小学生因雾霾天气停课两次。其中,2017年1月5日西安出现有史有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指数(AQI)高达483,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深刻地体会到了雾霾天气对其旅游行为与旅游体验的影响。因而,本次调研结果能够有效反映游客对雾霾天气的真实认知与感受。本次调研共发放、回收问卷480份,有效问卷450份,有效率93.75%。问卷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统计信息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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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期间(2016.12.26—2017.1.6)西安空气质量数据 Tab.1 The Air Quality Data of Xi'a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2016.12.26—201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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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ouris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获取国内游客在西安雾霾天气背景下的旅游意愿、行为与感知等信息,运用统计分析法从旅游前、中、后三个阶段系统探究游客对雾霾天气的响应特征,通过游客的雾霾响应特征与各因素之间的卡方检验,剖析游客各阶段雾霾天气响应的影响因素并阐明其形成机理。
3 结果与分析雾霾天气不仅影响游客在旅游城市的游览过程,同时也对游客的游前决策和游后体验与经验等产生深刻影响。因而,现从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系统探究国内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状况。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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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游客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响应研究思路框图 Fig.1 The Technical Route of This Research |
旅游前,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客旅游决策时是否关注旅游城市雾霾天气;二是游客是否主动查询并知晓旅游城市近期的雾霾天气。因而,在此从游客雾霾天气的关注率和知晓率两个方面,分析游客在旅游前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状况。
3.1.1 游客出游前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分析旅游决策时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情况调查统计(表 3)显示,游客在选择西安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时,53.33%的游客考虑过西安近期是否有雾霾天气,而46.67%的游客则未考虑雾霾天气因素,两者比例较为接近。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旅游城市选择时关注雾霾天气的男、女游客分别占各自群体的51.28%和55.56%,女性游客雾霾天气关注率略高于男性游客群体,但并不存显著的性别差异;婚姻方面,单身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为41.25%,已婚群体的雾霾天气关注率较高,为58.75%;年龄方面,除18岁以下游客以外,其他年龄段游客均较为关注旅游城市的雾霾天气,各年龄段游客对雾霾天气的关注率整体呈现倒U型分布。其中,26—45岁游客对旅游城市的雾霾天气最为关注,其关注率达61.54%;学历方面,除初中及以下学历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关注率(关注率为47.82%)低于半数以外,其他学历段游客的关注率均超过半数;收入方面,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伴随收入增长而呈现上升态势。其中,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游客对雾霾天气关注率最低(关注率为37.14%),而月收入高于7500元的游客则关注率最高(关注率为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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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与知晓率统计 Tab.3 The Rate of Tourist's Consideration and Knowing Towards Haze in Tourism City |
对游客雾霾天气关注率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雾霾情况等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表 4),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与其婚姻状况呈正向显著相关关系,而与其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家乡霾情等因素则无显著相关关系。由此表明,在旅游城市选择时,游客对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主要受其婚姻状况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和家乡霾情等因素对游客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则无影响。但游客婚姻状况与其他人口学特征关系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年龄和月收入与其婚姻状况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综合分析其原因,已婚游客群体一般年龄较大且具有较高收入,对旅游品质具有较高要求,因而在旅游城市选择时较多关注旅游地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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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游客雾霾天气关注率与知晓率影响因素卡方检验 Tab.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Rate of Tourist's Consideration and Knowing |
游客出游前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知晓情况调查表明(表 3),游客对西安近期将出现雾霾天气的知晓率仅为44.67%,超过半数的游客在出游前并未查询了解西安近期天气状况。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51.28%的男性游客在出游前知道西安近期将出现雾霾天气,而女性游客的雾霾天气知晓率仅为37.5%;婚姻方面,53.25%的已婚游客知道西安近期将出现雾霾天气,而单身游客的雾霾天气知晓率仅为35.61%;年龄方面,18岁以下游客对西安近期将出现雾霾天气的知晓率(知晓率为27.27%)最低,而60岁以上游客的知晓率最高(知晓率为52.94%),整体呈现随年龄增长而知晓率越高趋势;学历方面,高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游客对西安近期出现雾霾天气的知晓率均较低(约为34%),而研究生学历游客的雾霾天气知晓率最高(59.09%);收入方面,月收入3501—4500元之间的游客对西安近期出现雾霾天气的知晓率最低(33.33%),而月收入4501—7500元之间的游客知晓率最高(55.56%)。
对游客出游前雾霾天气知晓率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的雾霾情况、旅游城市选择时的雾霾天气关注率等因素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表 4),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知晓率与其婚姻状况和雾霾关注率两个因素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其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家乡霾情等因素并无显著关系。由此表明,游客出游前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知晓率受其婚姻状况和旅游城市选择时雾霾天气的关注率等因素显著影响。分析其原因,婚姻状况是影响游客旅游城市选择时是否关注雾霾天气的主要因素,而在旅游城市选择时关注目的地雾霾天气的游客,相应会在出游前进一步查询并了解旅游城市近期的天气状况。
3.1.3 出游前游客雾霾天气关注率与知晓率比较分析游客出游前雾霾天气的关注率与知晓率比较显示(表 3),除18岁以下和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游客其雾霾天气知晓率高于关注率以外,其他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的游客均表现为: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关注率高于或等于知晓率。对旅游前知晓西安近期出现雾霾天气的游客进行分析,在旅游决策时关注城市雾霾天气的游客中,57.5%的游客知晓近期的雾霾天气;而旅游决策时未关注城市雾霾天气的游客中,知晓近期雾霾天气的游客比例为48.57%。综上表明,游客出游前的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之间存在一定偏差,但旅游决策时关注雾霾天气的游客其雾霾知晓率高于未关注群体。
3.2 旅游中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分析雾霾天气发生时,空气中富含大量细颗粒物(PM2.5),致使大气能见度下降并对人体呼吸系统等产生一定危害。因而,游客在旅游中遭遇雾霾天气时,其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往往因旅游体验效果与身体健康等原因而发生改变。分析认为,在旅游中遭遇雾霾天气,游客可能会出现“闭门不出”、“更改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长”、“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等四种旅游意愿;而游客具体旅游行为则可能表现为“闭门不出”、“更改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长”、“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及“行程无变化”等五种类型。由于本次调研地点为西安著名旅游景区,游客不存在“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行为,因而此次游客具体旅游行为调查选项设计为“闭门不出”、“更改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长”、“行程无变化”等四项。
3.2.1 雾霾天气下游客旅游意愿分析游客旅游意愿调查统计表明(表 5),在旅游中遭遇雾霾天气时,31.33%的游客倾向于通过“更改旅游景点”以降低雾霾天气对其旅游活动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即选择雾霾对景观品质、体验质量和身心健康影响相对较小的室内景点与郊外景点,而尽量减少室外景点游览),28%的游客倾向于通过“缩短游览时长”以减弱雾霾天气对其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另有22.67%和18%的游客倾向于通过“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和“闭门不出”的方式应对本次旅途中的雾霾天气影响。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男性与女性游客均倾向于通过“更改旅游景点”和“缩短游览时长”方式应对雾霾天气对旅游活动的影响。但相比男性游客,具有“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意愿的女性游客比重较高;婚姻方面,单身与已婚游客的旅游意愿均表现为“缩短游览时长>更改旅游景点>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闭门不出”,彼此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方面,18岁以下游客“更改旅游景点”意愿较为突出(比例为54.55%),18—25岁游客的旅游意愿倾向于“缩短游览时长”,26—60岁游客以“更改旅游景点”和“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意愿为主,6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意愿则以“闭门不出”为主;学历方面,各学历段游客不存显著差异,均以“更改旅游景点”和“缩短游览时长”意愿为主;月收入方面,各收入段游客以“更改旅游景点”和“缩短游览时长”意愿为主,但4501—7500元之间的中高收入游客的“离开旅游城市或结束行程”意愿也较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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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游客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统计(单位:%) Tab.5 Statistics of Tourist'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
游客旅游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出游前雾霾关注率和知晓率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表 6),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旅游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等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游客在雾霾天气下的旅游意愿并不受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出游前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等因素影响。分析原因,虽然雾霾天气对于室外景观质量、旅游体验、游客健康等具有较大影响,游客旅游意愿理应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但不同游客往往对于雾霾的影响与感知存在认知差异,且受旅游动机、旅游成本等其他主客观因素影响,游客的具体意愿则呈现极强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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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游客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影响因素卡方检验 Tab.6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Tourist's Willingness, Behavior |
游客实际旅游行为调查统计显示(表 5),41.33%的游客在本次西安之行中因雾霾天气而更改旅游景点,24.67%的游客缩短了景点游览时长,但仍有34%的游客却并未因雾霾天气而调整既定旅游行程,无游客在雾霾天气下选择“闭门不出”。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男性游客本次旅游行程无变化者居多,而女性游客则以“更改旅游景点”者为主,表明女性游客相较男性对雾霾天气更为敏感;婚姻方面,单身与已婚游客的旅游行为均表现为“更改景点>行程无变化>缩短游览时长>闭门不出”,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方面,各年龄段游客面对雾霾天气时其旅游行为多以“更改旅游景点”或“行程无变化”为主。其中,72.73%的18岁以下游客面对雾霾天气其旅游行为表现为“更改旅游景点”或“缩短游览时长”,而“行程无变化”者较少(27.27%)。18—45岁游客的旅游行为表现为“更改旅游景点>行程无变化>缩短游览时长>闭门不出”,46—60岁游客的旅游行为表现为“行程无变化>更改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长>闭门不出”,6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行为则表现为“更改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长>行程无变化>闭门不出”;学历方面,雾霾天气下各学历段游客的旅游行为均表现为“更改旅游景点>行程无变化>缩短游览时长>闭门不出”;月收入方面,各收入段游客的旅游行为均以“更改旅游景点”或“行程无变化”为主,其中月收入1501—3500元段游客的“更改旅游景点”行为比例远超其他行为选项。
游客旅游行为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出游前雾霾关注率和知晓率等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表 6),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的旅游行为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等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游客在遭遇雾霾天气时的旅游行为并不受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出游前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等因素影响。分析认为,与游客旅游意愿形成原因相似,游客实际旅游行也往往受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同样具有极强的随意性。
3.2.3 游客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比较分析雾霾天气下游客旅游意愿与实际旅游行为比较发现,游客在旅游意愿中选择“闭门不出”和“离开或结束旅游”选项的比例高达40.67%,但却在实际旅游行为中并未有游客选择“闭门不出”或“结束旅游行程”。相反,雾霾天气下未更改其旅游行程的游客却高达34%。由此表明,面对旅游城市的雾霾天气,游客的旅游意愿与其实际旅游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偏差。而雾霾天气下游客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卡方检验结果(表 6)也证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分析原因,旅游对于当前国内多数居民而言并非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需要时间、金钱、身体等多重条件共同具备后方可成行。因而,一旦各方条件具备而踏上旅程,在遭遇突发的非灾难性天气,即使其旅游意愿中有诸多不满,但游客仍愿意降低旅游体验质量以完成既定旅游目的,而非简单终止行程以确保其旅游体验质量;另外,选择冬季赴西安旅游的国内游客多以自然或文化观光为主要目的,少有休闲度假群体,因而游客对旅游体验品质期望相对较低,在旅游体验品质与旅游机会之间往往倾向于旅游机会。
3.3 旅游后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分析游客在旅游城市所遭遇的雾霾天气,不仅直接对其本次旅游活动的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此次经历也将以旅游经验的形式影响游客今后的旅游决策与旅游行为。因而,在此从旅游满意度与旅游经验两个方面,分析旅游后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状况。
3.3.1 游客旅游满意度分析本次游客旅游满意度调查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评测,以“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别对应1—5分评价标度。游客经历雾霾天气后的旅游满意度调查统计表明(表 7),全体调研对象的本次西安旅游满意度平均值为2.21,即游客对本次旅游活动的总体评价为“不满意”,距“满意”层次尚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男性游客对本次雾霾天气下的旅游活动的满意度略高于女性游客和总体平均值;婚姻方面,已婚游客的旅游满意度高于平均值,而单身游客的旅游满意度低于平均值;年龄方面,6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满意度最低,而18—25岁之间游客的旅游满意度最高,旅游满意度整体呈现倒U型特征;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游客的旅游满意度最高而高中专游客最低,整体呈现U型特征;月收入方面,3501—45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旅游满意度最低而4501—7500元之间的中高收入者群体旅游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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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游客旅游满意度与旅游经验统计 Tab.7 Statistics of Tourism Satisfaction and Experience |
经历雾霾天气后的游客旅游满意度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旅游中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等卡方检验结果(表 8)表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的旅游满意度与其旅游前的雾霾天气关注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游客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等因素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此表明,游客旅游满意度主要受其旅游前的雾霾天气关注率因素影响。分析原因,旅游决策时关注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游客,往往对旅游景观品质、旅游体验质量等存在较高期望。而旅游中所遭遇的雾霾天气又必然会降低游客的综合体验质量,从而形成较低的旅游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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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游客旅游满意度与旅游经验影响因素卡方检验 Tab.8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Tourism Satisfaction, Experience |
游客经历雾霾天气后所形成的旅游经验,主要体现于今后在旅游城市选择时对雾霾天气的关注和再次遭遇雾霾天气时的旅游行为两个方面。
(1)游客旅游后雾霾关注率分析
旅游前后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对比表明(表 7),游客在本次西安之行中经历雾霾天气以后,其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总体关注率达84.67%,较本次旅游城市选择时的雾霾天气关注率(53.33%)出现大幅提升。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男性与女性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均较旅游前雾霾关注率提升30%以上;婚姻方面,单身游客旅游后对雾霾天气的关注率达84.93%,且关注率提升幅度达43%以上;年龄方面,6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达100%,而18岁以下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最低,但却较本次旅游前雾霾关注率提升45.46%;学历方面,高中专与大学学历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最高(分别为87.76%和87.50%),而初中及以下学历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仍最低,但也较旅游前雾霾关注率提升21.74%;收入方面,月收入3501—45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游客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最高(97.78%)且雾霾关注率提升幅度最大,7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的旅游后雾霾关注率最低(66.67%)且与旅游前持平。
游客旅游后雾霾关注率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的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旅游中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旅游后的满意度等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 8),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游客旅游后的雾霾关注率与其旅游后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旅游后的雾霾关注率与其月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其他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的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旅游中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等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游客旅游后的雾霾天气关注率受其月收入和旅游满意度因素影响。分析原因,收入较低群体一般具有较低的年出游率,因而受旅游机会所限,此类游客往往对每次旅游活动具有较高期望。在本次旅游中经历雾霾天气影响后,此类游客必将在今后的旅游决策中较多地关注旅游城市的雾霾天气,从而确保每次旅游体验效果的最大化。相反,中高收入群体年出游率较高,且其出游时机往往受商务活动、休假时段等因素影响而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因而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相对不足。另外,本次旅游中受雾霾天气影响而形成较低旅游满意度的游客,其必然会在今后的旅游决策中较多地关注旅游地雾霾天气。
(2)游客旅游意愿行为分析
从“更改旅游目的地”、“缩短旅游行程”、“采用防雾霾措施”等三个方面,调查游客今后遭遇雾霾天气时的旅游意愿行为,结果统计表明(表 7),“更改旅游目的地”是游客旅游中再次遭遇雾霾天气时的首选,游客旅游意愿行为整体表现为“更改旅游目的地>采用防雾霾措施>缩短旅游行程”。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细分统计,性别方面,男女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均表现为“更改旅游目的地>采用防雾霾措施>缩短旅游行程”;婚姻方面,单身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表现为“采用防雾霾措施>缩短旅游行程>更改旅游目的地”,而已婚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正好相反;年龄方面,25岁以下游客以“采取防雾霾措施”为主,26—60岁之间游客以“更改旅游目的地”为主;学历方面,不同学历段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没有显著规律性;月收入方面,月收入1501元以上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均以“更改旅游目的地”为主,而月收入1500元以下游客的意愿行为则以“采取防雾霾措施”为主。
游客旅游意愿行为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的雾霾关注率与知晓率、旅游中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旅游后的满意度等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 8),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与出游前的雾霾天气关注率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游客的旅游意愿行为与其婚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与其他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的雾霾知晓率、旅游中的旅游意愿与旅游行为等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游客今后遭遇雾霾天气时的旅游意愿行为受其婚姻状况和本次出游前的雾霾关注率等因素影响。分析原因,已婚和出游前关注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游客群体,往往对旅游品质、身心健康具有较高要求与期望,因而在本次旅游中经历雾霾天气影响之后,游客必将通过“更改旅游目的地”方式确保旅游体验质量,或“采取防霾措施”、“缩短旅游行程”等方式减弱雾霾对其身心的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以西安为案例地,从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系统探究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响应状况,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国内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影响重视不足,且其旅游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偏差。分析认为,当前国内游客受旅游机会、旅游成本、个人认知等因素影响,不论是在旅游前、旅游中还是旅游后均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重视不足。而在具体旅游决策、游览、旅游经验等方面,游客的旅游意愿往往倾向于较优选择,但实际旅游行为却多选择无视或主动忽略雾霾天气影响。
(2)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过程响应呈现系统性特征。游客在出游前的雾霾关注率不仅显著影响其出游前的雾霾知晓率,同时也对其游后满意度、今后旅游意愿行为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游客在旅游中的雾霾体验感知对其旅游满意度和今后的雾霾关注率等也具有显著影响。综合而言,游客在不同旅游阶段对雾霾天气的响应特征存在着极强的内在关联性,并在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游客在旅游中遭遇突发雾霾天气时,其旅游意愿与实际行为具有极强的随意性。研究显示,旅游中遭遇雾霾天气时,游客旅游意愿与实际行为均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特征,且游客旅游意愿与实际行为均与其人口学特征、家乡霾情、旅游前雾霾关注率和知晓率等因素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4)游客雾霾关注率、知晓率及旅游意愿行为等均受其婚姻状况显著影响,而与其惯常生活环境无关。卡方检验表明,游客旅游前雾霾天气关注率、知晓率和游后意愿行为等均与其婚姻状况显著相关,而与游客的家乡霾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婚姻状况是游客雾霾关注率、知晓率及旅游意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游客惯常生活环境并不影响其旅游决策、旅游行为与旅游体验。
本研究通过游客旅游前、中、后的旅游意愿与行为调查与卡方检验表明,游客不仅在出游前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的关注率和知晓率不高,且在旅游中并未因雾霾天气而离开旅游城市或闭门不出,而本次旅游后仍有62%的游客将选择继续前往雾霾城市旅游。由此表明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关注不足或雾霾天气对游客旅游行为影响较小,本结论与唐承财[16]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但却与Zhang[15]、程励[19]等人研究结论相反。在雾霾天气背景下游客意愿与行为形成机理方面,Peng等认为国内游客中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雾霾天气较为敏感[18],但本次研究却显示,游客不论是在旅游前、旅游中还是旅游后,其旅游意愿、行为与其学历、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上述两方面研究所出现的相悖之处,孰是孰非有待于更深研究。另外,本次研究表明游客的旅游意愿与实际旅游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偏差,具体表现为游客在意愿上较为重视旅游城市雾霾天气但实际旅行中却较少因雾霾天气而改变行程。由于当前学者对雾霾背景下游客意愿与实际行为偏差研究关注较少,此结论也有待于更多学者验证。
4.2 管理启示本研究虽然表明国内游客对旅游城市雾霾天气影响普遍重视不足,即使在遭遇雾霾天气时仍继续开展既定旅游活动。但研究也同时表明,游客行为实属于旅游品质与旅游机会、经济成本博弈后的无奈之举,而且雾霾天气已对游客体验质量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伴随游客旅游消费升级与旅游空间拓展,雾霾天气必将影响游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因而,旅游城市必须采取措施减少雾霾天气对旅游活动影响。
(1)区域协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旅游城市雾霾发生频率与影响程度。雾霾是一种广域性灾害天气,需要旅游城市与区域主要城市协作努力、共同优化城市能源结构,从源头减少雾霾发生频率,并应用先进减霾技术与设施弱化主要景区雾霾浓度。
(2)及时推送景区雾霾数据,引导游客合理调整旅游行程。雾霾天气发生时,不同区域(如城市内部与郊区)往往因扩散条件不同而形成不同雾霾浓度。在各大景区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站并及时向游客推送实时雾霾数据,引导游客及时、合理地调整旅游行程,从而减少雾霾影响并提升体验质量与满意度
(3)加快智慧旅游景区建设速度,提高游客虚拟旅游比重。推进智慧景区建设,增加虚拟旅游体验项目,在突发严重雾霾天气时引导游客在室内先行开展虚拟旅游,从而在不降低体验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减少游客室外游览、体验时长。
(4)丰富室内景区旅游活动类型。室内景区受雾霾天气影响相对较小,且易于采取减霾措施降低影响,是雾霾天气发生时游客的最佳游览场所。但当前室内景区活动类型普遍单一,难以有效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今后宜在观光旅游项目基础上增加文化体验、休闲活动项目,以拓展游客活动类型并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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