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中国最小的社会形态，也是中华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乡村地区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乡村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和依托。国际上开展乡村旅游的初衷是拯救乡村经济危机，学者们也最先关注了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1]。但乡村旅游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并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困境，许多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正遭受着人为的破坏，部分传统村落和文化遗存日渐消亡^[2-4]。在深度全球化、市场化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地区日益凸显的文化空白现象深刻影响着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完整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进行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反思和困境突破，指出开展旅游对乡村文化及文化真实性的影响，对存续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寻求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5]}。

学界对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涉及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等层面，既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3, 6, 7]}，撇开争论与分歧，以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当前更应聚焦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理论和现实逻辑^[7-9]。然而，当前旅游地理学科对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旅游开发如何作用乡村文化变迁的过程和机理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薄弱。作为许多乡村社区的主导产业，旅游已成为乡村文化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加之乡村旅游地的开放性，乡村文化系统更容易受到多种外部因子的影响而产生文化胁迫，造成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地域沦为城市人的“娱乐场”、旅游者的“消费场”和开发者的“逐利场”^{[8, 9]}。

Steinberg将生态学领域的胁迫概念表述为系统受外部因子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的偏移或改变，是引起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产生反应或功能失调的作用过程^[10]。考虑到胁迫不止存在于生态学、环境学等领域，在旅游人地关系中也存在着胁迫过程的发生与发展^{[9, 10]}，本文认为可以将胁迫视角作为乡村旅游地文化消极影响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程度、过程与机理等。由此，本文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胁迫生态学理论提出当前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进而构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期建立胁迫视角下相对完整有序的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脉络和体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领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相关内容，丰富文化旅游和乡村地理研究的科学内涵。

为了更好地了解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因此对该领域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国内外文献分别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以核心期刊为主，检索截止时间设定为2018年。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检索，中文主题词设定为“乡村旅游”+“文化”或“乡村/村落/农村”+“旅游影响”或“乡村文化”+“旅游影响”或“文化影响”+“乡村旅游”。相应地，英文主题词设定为“rural/farm/village tourism” + “culture”或“country/rural/village” + “tourism impact/effect”或“rural culture”+“tourism impact/effect”或“cultural impact”+“rural/farm/village tourism”。检索结果经去重、清洗后，共得到有效文献中文1744篇、英文2143篇，国内文献在总量上虽少于国外，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近年来，国内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热度较高，2018年发文量已高于国外（见图 1）。

图 1(Fig. 1)

图 1 国内外相关文献数量统计 Fig.1 The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注：2000年以前发文数量较少，故合并表达。

国内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发文数量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5年以前的研究起步阶段”、“2006—2012年的稳步提升阶段”和“2013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具体为：2005年以前学界主要关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及乡村旅游的经济和环境效应，较少涉及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的关系探讨；2006— 2012年学者们逐渐重视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同化、商品化和原真性问题，发现旅游不仅只有积极效应，还会为乡村地区或传统村落带来环境污染、偷窃、赌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破坏当地的文化景观^[7]；2013年至今，乡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和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引起了学界的文化觉醒，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逐渐深入，景观变迁、生计转变、价值共创、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可持续再生等一系列概念受到重视^[6-9]。

关键词是值得信赖的指标，运用陈超美团队开发的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11]（见表 1）。研究发现，出现频次较高的除了标志性词语tourism（494）、rural tourism（415）外，management（215）、impact（173）、community（155）、conservation（140）、rural development（131）、perception（130）、agriculture（123）、model（113）等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可知国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与管理、社区、保护、乡村开发、感知、农业和模式等主题密切相关^{[2, 7]}。社区是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的对象和尺度，又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而管理、保护、开发则是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农业资源的利用、主客旅游感知、旅游开发模式等也同样是国际学者关注的焦点^{[12, 13]}。

表 1(Tab. 1

表 1 国内外相关文献关键词频统计 Tab.1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Keywords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表 1 国内外相关文献关键词频统计 Tab.1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Keywords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国内关键词图谱中共有节点298个，连线515个，网络密度0.0116，三者均低于国外，表明国外关于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的研究主题间联系更加密切。除了乡村旅游（628）外，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还有可持续发展（61）、新农村建设（48）、旅游影响（48）、旅游开发（42）、乡村振兴（34）、社区参与（34）、影响因素（30）、乡村文化（30）、传统村落（29）等。乡村旅游被视为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9]，但在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旅游开发（特别是对传统村落）带来的文化效应，尤其是居民的态度和社区参与的程度等内容，其目的均是为了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6]。

乡村文化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旅游开发又对乡村文化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6, 12-14]}，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总的来看，学界在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影响方面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一是持积极的态度，认为乡村旅游促进了文化交流、保护和复兴，提升了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15-17]。二是持消极的态度，认为旅游开发带来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旅游化，扭曲了乡村文化的真实性，破坏了乡村文化的传承机制并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消亡^{[18, 19]}。三是持中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旅游是把双刃剑，乡村文化变迁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适度的旅游开发能促进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而过度的旅游开发则使乡村文化举步维艰^{[20, 21]}。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旅游开发对乡村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的影响。

旅游开发对乡村物质文化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能够将乡村开发为旅游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村地区大多保存了相对完整的物质文化景观，这些物质景观不仅是游客体验的对象，还是乡村发展旅游的基础，更是乡村地区的核心旅游吸引物^{[7, 8]}。Young首次提出了旅游化和景观变迁的概念模型来解释旅游带来的乡村物质文化景观变化^[22]。随后，商品化^[23]、景观污染和视觉污染^[19]、围城效应^[24]等旅游开发给乡村物质文化带来的这些消极效应先后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研究认为，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形式上，旅游开发正在改变着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景观，不仅带来各种不和谐的景观风貌，还加速了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消亡^{[7, 25, 26]}，而这些改变也是不可逆转的。同时，有学者认为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村镇中无法规避或影响甚微，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和低密度的旅游活动等可能是控制旅游商业化、保护乡村文化景观的最佳方式^{[14, 2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不仅提升了古村落的村容村貌，还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物质环境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28-30]。为了凸显地方性，力避陷入商业化和模式化等困境，谢彦君提出应该依据“姆庇之家”的理念打造乡村旅游景观^[31]。

旅游开发对乡村行为文化的影响。村落建筑、街巷空间等只是乡村文化的外显，乡村物质文化只有在当地村民独特的行为文化（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陪衬下，才能形成“天人合一”的景观吸引。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乡村传统式的行为文化，乡村旅游带来的强势文化冲击着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盲目地模仿城市人的消费习惯、改变固有生活习俗，以致民俗风情同质化、民俗习惯庸俗化、传统文化商业化，甚至带来文化冲击、异化或衰退、语言变化等现象^{[7, 18, 32, 33]}。还有学者认为参与旅游业打破了乡村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邻里和家庭关系等），破坏了旅游业改善当地生计和振兴乡村经济的潜力，并带来各种利益冲突^{[34, 35]}。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交流与保护，使传统艺术和手工艺得到保存、传承和复兴^[36-38]。旅游开发被认为并不会对乡村地区传统的社会关系造成冲击^[39]，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的合理路径和有效模式，可以补偿乡村文化过度商业化的冲击，弥补传统文化自然流失的缺陷^[40]。

旅游开发对乡村精神文化的影响。旅游开发对村民的精神生活也会产生持续的影响，这类影响同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消极影响来看，旅游开发会影响个人及家庭的价值体系^[41]，不仅不会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自信^[42]，反而会带来精神文化冲击^[43]，使乡村原有的纯朴民风发生改变，并扭曲本土文化，影响文化认同^[44]。赵红梅认为民族旅游会导致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工具性认同并弱化族群性^[45]。Shen等认为乡村旅游弱化了乡村性^[8]。从积极影响来看，乡村旅游不仅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不同人群间的理解，有助于保持文化认同、文化信仰和仪式向下一代的传播^{[21, 46]}，还可以增强居民的民间自豪感，发展良好的文化示范效应，并丰富乡村的精神世界^{[46, 47]}。针对乡村精神文化衰落或被衰落的现象，Gao和Wu基于可持续乡村旅游的目标，构建了包含加强文化认同和唤醒集体记忆的传统村庄复兴模式^[17]，吕龙等从文化记忆视角探索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类型、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为乡村旅游地文化恢复与重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48, 49]}。

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已成为跨多个学科的多维研究领域，已有成果无论是从理论视角上，还是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该领域仍有不足，具体如下：①理论上，缺乏基于文化胁迫视角的研究框架。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是一个涉及时空间和社会的复杂过程，目前研究主要涉及文化涵化、旅游地生命周期等理论^{[17, 21]}，虽然已有理论对文化影响方面均从某一视角给出了合理解释，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且远远多于正面效应。同时，胁迫生态学理论恰以关注和阐释负面效应见长，且已在多个领域展现出适用性^[10]，当前尚缺乏基于上述理论的乡村旅游文化影响研究框架。②内容上，乡村旅游文化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当前研究偏重于从单一要素关注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7, 39]}，但乡村文化是一个涵盖物质、行为和精神的复杂系统，而学界正是缺乏对旅游开发如何影响其变迁的系统性研究^[9]。此外，已有研究多以某一时间截面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单一对象为例^{[39, 49]}，弱化了结论的理论价值，因此有必要利用空间换时间的思维，对比分析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及同一乡村旅游地内部乡村文化系统及其子系统间的文化影响效应、共同演化逻辑和机理。③方法上，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影响的量化表达薄弱。乡村旅游文化影响客观存在，但当前研究多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侧重于通过居民的主观感知进行文化影响的量化表达，研究紧扣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这一核心命题，以主观感知反映客观事实^{[21, 30]}。学界已认识到旅游开发给乡村文化带来的消极效应，所以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乡村文化胁迫量表，结合质性研究、数学建模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定量化、时空化，表达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和旅游胁迫下的乡村文化变迁^[13]。

胁迫的概念起源于生态学，用来指使当前有机体显著偏离其最适宜生长条件（基本生态位）的所有环境条件^[50]，而胁迫效应指系统受外部胁迫因子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偏移或改变，通常被认为是不利的或消极的影响，这也是胁迫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10, 50-52]}。胁迫是生物所处不利环境的总称^{[53, 54]}，Steinberg也这样阐述：“胁迫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如工作量过大、失业、缺乏成功、解决不了的家庭问题等”^[10]。胁迫生态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具有控制论特性，能够与胁迫相抗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段内缓解胁迫的影响，若胁迫超过其自稳能力，生态系统将进一步退化甚至发生不可逆转的崩溃。根据生态系统在外部胁迫因子胁迫下的症候群和症状，可以判断生态系统的受胁程度，进而可为生态系统的诊断和管理提供理论参考^{[10, 53]}。胁迫有正向胁迫与逆向胁迫之分，其中正向胁迫并不影响生态系统的生存力和可持续力，它重复发生且已成为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如草原上的火烧等。逆向胁迫涵盖营养循环变化、初级生产力下降、物种多样性变化等征兆。一般来讲，胁迫通常指的是给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逆向胁迫^{[10, 53-55]}。

胁迫生态学理论对判断系统所受影响的程度，防止系统退化、崩溃，指导系统管理、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10, 55]}。当前，该理论已经从生态学逐渐溢出到了环境科学、城市研究和管理学科等多个领域，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适用性和科学性^[56-58]。任杰等发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胁迫大于自然灾害^[58]。刘彦随和方创琳探讨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类型的胁迫转换^[59]。邹仁爱和陈俊鸿创新性地提出了城市胁迫发展理论^[60]。乔标等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间的交互胁迫^[61]。方创琳等认为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胁迫效应研究是实现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迫切需要^[62]。Ramassmy、Ren和Yang、李存芳等发现企业的跨区转移对转入地的胁迫效应是显著的^[63-65]。旅游学界对胁迫理论的关注初见端倪，当前研究侧重于探讨旅游开发的环境胁迫，认为旅游对生态系统的胁迫可以分为资源胁迫和环境干扰两方面，如旅游开发导致农林用地和水域等生态空间转变为旅游空间，旅游活动和污染输出造成空气、水体和土壤的环境恶化等^{[55, 66-68]}。

乡村文化是农民在乡村地域长期从事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物质、行为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由包含点、线、面要素的各种文化基因组成^{[4, 9, 69]}。研究人与文化以及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也即符号系统，所有文化必是符号化的存在。作为独立的生态系统，乡村文化有着自身的起源、发展与未来，并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同样具有控制论特性和脆弱性^[4]。本研究认为，乡村文化系统在受到旅游开发、城镇化等一系列外部因子胁迫后，同样能够与其相抗衡，经历与生态系统一致的胁迫路径，表现出乡村文化特有的受胁症状，并在不同的乡村旅游地经历着相异的胁迫过程。基于胁迫生态学理论，本研究将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胁迫反应过程划分为预警阶段、抗衡阶段和耗竭阶段（如图 2所示）。其中预警阶段反映了文化活力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文化遗传参数的修改，这一文化生态应激反应抵制了旅游开发的初级干扰并使文化恢复原状成为可能。抗衡阶段的特征在于文化防御机制的激活，这一激活过程中发生了文化变异，包括强化自身或适应现有胁迫环境。耗竭阶段很明显，胁迫超越文化系统的最大抵抗力，径直走向文化崩溃，并最终导致文化消亡。

图 2(Fig. 2)

图 2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 Fig.2 The Stress Mod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Culture 注：箭头的灰色阴影代表不同的文化基因在不同胁迫阶段的特定表达；该图为作者据Steinberg提及的经典胁迫阶段模型绘制[10]。

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的本质特征^[70]。根据吴传钧等提出的人地关系相关理论，黄震方等对旅游人地关系理论的内涵和框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揭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功能结构、时空演化、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和调控途径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13]。基于以上思路，将包含系统论和阶段论的胁迫生态学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相结合，提出当前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定量测度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产生的胁迫效应并揭示其变迁特征与过程？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机理如何？旅游胁迫下乡村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为测度旅游开发的乡村文化影响提供方法借鉴，为把握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变迁规律、揭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影响路径和机理提供理论支撑，为实现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价值提供模式参考。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产生胁迫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先天具有社会属性。时空间是社会实践和文化现象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有其独立性和内在逻辑，也是文化先验存在的基本分类，故由时间和空间建构的乡村旅游地文化才有存续的意义^{[9, 13, 48]}。乡村文化不仅只是向游客推介的故事，还包含了乡村的物质空间、行为世界及精神内核^[4]。然而，人类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旅游影响往往只涉及目的地的文化变迁效应，更多的是从个体或群体视角出发，通过感知、认同、满意度、价值判断和行为倾向等调查旅游开发对行为或精神文化的影响^{[6, 39, 70]}。本研究通过构建包含社会、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研究框架（见图 3），将文化影响从社会维度扩展到时空维度，既拓展了生态学领域胁迫的概念，又实现了对已有旅游影响研究的补充，助力乡村旅游影响和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

图 3(Fig. 3)

图 3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研究框架 Fig.3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Str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Culture

该维度表达了文化胁迫的社会实践框架，涉及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相关联的“人”。文化胁迫的时空格局及演化与个体的感知、行为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是“人—地”互动的结果^[13]，故文化胁迫是个体的精神逻辑和行为逻辑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作用于物质空间后发生的，更多的是一种内生性演化过程。感知的是“人”对大量感觉信息进行综合加工后形成的有机体^[71]，个体的旅游影响感知则是反映旅游影响因素和效应的一种社会知觉，包括对自我和他者，以及对物质、行为和精神文化变迁的感知和判断^{[20, 21]}。“人”的社会行为是感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20, 70]}，不同个体的感知和行为受到不同因素的控制，进而导致行为结果的差异，这一现实反映在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层面，即旅游开发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包括居民、村委会、外来投资者、旅游者等。这些“人”既是乡村文化的缔造者和体验者，又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但由于它们各自属性的差异及所处位置的不同，因此具有差异化的感知和行为，及特有的权利和相互间复杂的权利关系。它们各自的感知水平、行为差异、实践过程和彼此间的互动逻辑共同影响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演化路径和方向，并由此构成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的现实社会框架。与以往旅游文化影响研究同时关注旅游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不同，基于胁迫生态理论对“人”的乡村文化胁迫感知、行为的测量和研究是将乡村文化视为一个系统，侧重于更加全面地发现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效应（且并不否定旅游带来的益处），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发现乡村旅游地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该维度表达了乡村文化胁迫空间载体的构成、状态、格局和演化，反映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乡村文化初创成型、受到干扰、恢复强化、适应或耗竭的物质环境变化，即与乡村文化胁迫相关联的“地”。本研究遵循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更多地聚焦于空间的社会层面，将空间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空间^{[29, 30]}。表现在乡村旅游地，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过程即可视为人类实践在特定地域内生产并使用空间的动态过程，是各种关系和社会实践的产物^{[9, 39]}。首先，这种空间是真实性的，体现在由点、线、面要素构成的乡村文化胁迫对象的物质载体上，这些物质载体包括村落格局、民居建筑、古街古巷、仪式空间、记忆场所等^[49]。无论是物质、行为还是精神文化，它们都有对应的、相对固定的空间载体或场所^[48]。其次，这种空间是社会性的，是乡村文化在旅游开发胁迫下建构出来的社会空间，具有象征性、功能性和生产性^[39]。旅游要素的导入使乡村文化不断地被消解和重建，这一过程不是空间中的生产，而是空间自身的生产，所以乡村文化胁迫研究不能只关注文化胁迫在哪，还应该关注文化胁迫的格局、过程和机理。研究拟运用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PGIS）和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法，通过将问卷调研获取的“人”的乡村文化胁迫感知水平赋值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乡村文化空间载体或场所，结合访谈和史料内容分析，定量化、时空化表达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最后，这种空间具有异质性，不仅体现为单一空间内部各文化胁迫载体和胁迫程度的差异，还体现为异质空间下文化胁迫阶段、路径和过程的差异。乡村旅游地发展具有阶段论和周期论^{[7, 1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乡村旅游地，乡村文化的受胁程度与胁迫演化过程及机理也必会呈现出异样的空间逻辑和规律。

该维度表达了乡村文化胁迫发生、发展的时间属性、阶段特征和动态过程，是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人地关系”表征。胁迫概念本身就具有时间属性，乡村文化系统在初创形成以后，伴随着旅游的导入，经历干扰、恢复、强化、调整或适应、耗竭等连续变化过程^{[9, 13]}，使乡村文化表现出或预警、或抗衡、或耗竭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不仅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主体感知具有时间特征，表现出时间距离性和代际差异性，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载体也处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由轻到重的胁迫程度或由低到高的胁迫阶段。正是由于乡村文化胁迫具有时间层面的连续性和异质性，本研究才认为能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进行共时性的测度和评价，才能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特征、胁迫过程进行历时性地分析和归纳，发现更具一般性的乡村文化胁迫演化规律和更加普适性的乡村文化胁迫机理，进而才能够在理论层面更具前瞻性地提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和对策建议以指导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快速城镇化下，我国的乡村文化正在发生嬗变，如何在乡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保护与传承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9]。本文通过回顾和评述国内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相关文献，将胁迫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地人地关系研究，构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容体系，得出如下结论：

（1）国内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关注点也存在显著差异，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然而近几年国内研究发展迅猛、热度较高^{[7, 9]}。当前研究虽在理论、内容和方法等层面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基于文化胁迫视角的理论研究框架缺乏、文化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及量化表达薄弱等问题。

（2）乡村文化系统受胁症状已得到学界关注^{[32, 35]}，鉴于胁迫理论对判断系统受胁程度，防止系统萎缩，指导系统管理、恢复和重建等的重要作用^{[10, 55]}，将其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提出包含预警、抗衡和耗竭阶段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并认为解决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等问题对指导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在胁迫生态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指导下，结合问题导向，把文化影响从社会维度扩展到时空维度，构建涵盖社会、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三维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将文化胁迫定量化、时空化表达，并重点解读各维度表达的理论内涵和关注焦点。

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是两个相互依赖性强、关联度大的系统，但随着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基质被开发为旅游活动的热力区域，以及大量的乡村文化载体被开发为商业化景观^{[55, 68]}，乡村旅游地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和展现村民行为逻辑的乡村文化正在变迁、衰落，甚至消亡。尽管当前学者从物质、行为和精神文化层面持续关注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且普遍认同旅游开发带来的消极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5, 48]}，但基于胁迫视角的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认为，文旅融合背景下完成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测度、胁迫格局演化和胁迫机理阐释，进而提出乡村旅游地文化发展模式，对更好地理解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互动关系，指导乡村旅游地文化健康发展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