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独立活动性（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CIM）能够反映出客观环境因素对于儿童行为活动的影响，体现儿童的真实活动能力^[1]。对比研究表明，儿童独立活动时，其体力活动量较有家长陪伴时明显增强^[2]。提升儿童独立活动水平有利于增进其体力活动、减少肥胖几率、提高身体健康水平^{[3, 4]}。儿童在独立活动过程中的一系列自主探索与环境适应行为，也有益于促进同伴交往，增进其与外界环境的学习与接触机会，增加个人认同与社会能力，对儿童的心理与社会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5-9]。此外，由于儿童独立活动性提升带来的公众对于机动交通依赖的降低，也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有利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0, 11]}。

尽管儿童独立活动性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认同，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一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显著下降趋势。1990年，Hillman等人出版了题为《错误行为……一项针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One False Move…A Study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的著作，研究对比了1990年与1971年英国儿童的独立活动性状况，发现了该数据的明显下降趋势——儿童独立上下学比例由80%降低到9%^[12]，并引发了大量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不同国家（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就此议题展开研究。机动化的城市环境极大地限制了儿童的独立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在邻里环境中自由活动的机会。小汽车的普及、交通流量的增加、家长对于儿童安全的担忧和儿童的任性是儿童独立活动性受限的主要原因，日益复杂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出行便利性的要求、交通环境质量下降等也对其具有影响^[13]。

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蔓延与小汽车依赖引发的公众健康问题逐渐显现，儿童肥胖现象及其他健康问题引起了诸多领域的关注，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为促进儿童积极出行、改善静态生活方式提供了全新思路。当前，包括公共健康、交通规划、城市地理、环境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在内的诸多学者对儿童独立活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儿童独立活动性现状调研与比较、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作用效果、优化与改进措施等方面。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儿童独立活动性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十分匮乏。对此，本文通过对国外儿童独立活动性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别从基本概念、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数据测度以及实践研究四个方面介绍国外成果，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内容，以期为我国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启发与借鉴。

儿童独立活动性指的是儿童在没有成人监管情况下公共空间活动的自由度^[12]。这一指标反映了儿童自身对于居住环境的探索程度，并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如儿童独自（或与同龄人一起）上下学、独立去邻里周边的各类场所、独立过马路、独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从儿童视角来看，其在城市（或乡村）环境中独立活动机会的多少成为了反映环境品质的重要指标，体现了环境对于儿童的友好程度^{[14, 15]}。

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最初源于学者对于城市机动化环境下儿童安全问题的关注。英国的调研数据表明，1986年儿童交通事故伤亡率仅为1923年的一半，但这一表象背后隐藏的是儿童独立出行比例显著下降的现实困境——家长出于对儿童交通安全的忧虑，限制了儿童的活动^[16]。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证实了儿童独立活动性与健康行为及健康结果方面的相关性，具有较高独立活动性的儿童往往拥有更高的体力活动量，并在邻里时空活动范围方面具有更强的探索能力^{[17, 18]}。如何调和与解决儿童安全与健康之间的矛盾冲突，鼓励儿童的独立自主活动，提升其独立活动程度，成为了当前面临的难题。

儿童独立活动性具有明显的“家长主导”特征。由于儿童在生理、心理与自身能力等方面与成年人的差异性，儿童的活动决策不仅受到外在客观环境与儿童自身意愿的影响，还会更多受到家长的管束与制约。家长们对于儿童独立外出往往抱有谨慎的态度——孩子在独立活动中可能面临的交通安全、陌生人危险、性骚扰与暴力等的担忧成为了家长们的主要忧虑内容^[19]。因此，家长们会常常根据儿童自身能力、客观环境等多方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鼓励或限制儿童独立活动。同时，儿童独立活动性的高低不仅体现了家长在儿童外出活动方面的决策结果，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家长们的态度与倾向。Stark等人根据调研过程中家长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态度的不同，将家长划分为了三类——促进者、务实者与保护者，发现儿童的独立活动性及出行方式与家长类型显著关联，“促进者”的孩子往往独立活动程度更高^[20]。

儿童独立活动性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全面了解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机制及其干预方式，学者们通过建立概念模型的方式解释其中复杂的作用过程。其中，社会生态学模型作为探讨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经典模型，为解析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儿童在行为决策方面的特异性，学者们探讨了多维度因素对于其独立活动性的影响路径。Panter等人关注了家长在儿童出行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综合考虑儿童年龄、性别及出行距离的影响效用，建立了环境影响儿童出行决策的概念模型^[21]。这一模型着重探讨了物质环境要素对于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影响因素涉及邻里特征、出行目的地特征以及路径特征，但并未谈及其他层面因素以及因素间的作用关系。Badland等人从政策与社会文化、邻里环境、家庭环境、个体特征、行为模式五个层面综合分析了影响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因素（如图 1），并解析了不同维度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建立了系统性的框架模型^[17]。这一模型充分考虑了不同要素间的潜在联系，将要素间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等一同纳入到模型体系中，为日后这一方向的深入探讨建立了框架支撑，也为后续干预手段与改良措施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模型中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较为繁复，难以直接用于应用指导，也并未正视家长决策对于儿童行为活动的重要性。Qiu和Zhu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生态学模型中社区层面影响因素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重要性，建立了概念模型（如图 2），影响要素涉及社区与住房环境、社会环境、家长个人因素以及儿童自身因素，其中社会环境因素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中介效应^[22]。这一框架显著简化了概念模型的复杂程度，建立了更为直观的影响路径，并进一步明确了家长决策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核心作用。

图 1(Fig. 1)

图 1 儿童独立活动性影响概念模型[17] Fig.1 A Systemetic Model of Multi-level Factors Influencing CIM

图 2(Fig. 2)

图 2 社区层面要素对儿童独立活动性影响的概念模型[22] Fig.2 A Conceptual Model of Factors Related to CIM Within Community Level

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当前儿童独立活动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以欧洲国家居多（如英国、德国等国），这主要与20世纪后期新童年社会学^①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有关。调研对象为学龄儿童或其家长，也有研究结合二者资料，综合获取数据。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社会文化特征、建成环境、家庭特征、家长感知、儿童自身特征等多个层面。研究分析方法主要有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以及统计分析方法^[23]——横向对比指针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环境下的样本比较，纵向对比指不同时间维度下的差异比较，统计分析指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检验影响因素，评估作用效果。实证研究的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国外儿童独立活动性实证研究概况 Tab.1 A Brief Summary of CIM in Oversea Empirical Studies

表 1 国外儿童独立活动性实证研究概况 Tab.1 A Brief Summary of CIM in Oversea Empirical Studies

这些研究中的影响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因素可概括为4类：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儿童自身因素，具体要素如表 2所示。

表 2(Tab. 2

表 2 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儿童独立活动性影响因素 Tab.2 Factors Related with CIM in Empirical Studies

表 2 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儿童独立活动性影响因素 Tab.2 Factors Related with CIM in Empirical Studies

（1）建成环境因素

建成环境指的是供人类活动的人为建设与改造的各类建筑物及场所^{[23, 46]}。实证研究中的建成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化程度、邻里环境特征与场所环境特征3方面内容。其中，城市化程度体现了城市扩张对于儿童活动自主水平的潜在影响，其反映的是宏观层面建成环境因素的作用效果。具体来说，城市化程度表现为诸如城市、城郊、乡村等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性，有学者通过对比不同城乡环境下的调研数据，证实了城市化进程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负面影响^{[1, 24, 30, 33, 36, 43]}。

邻里环境特征方面，影响因素包括住区位置（如邻近商业中心、繁华街道）、住区类型（如住宅/公寓、公共/私有）、居住密度、用地混合度等内容，其体现了中观尺度的规划层面因素对于儿童活动的影响。根据要素类型来分，可将其分为邻里一般性环境要素与交通环境要素两种类型。这些要素主要反映了建成环境的通达性水平^[23]，更高的密度与混合度往往意味着出行距离的减少^[47]，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路径与目的地选择性，进而为儿童独立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另外，一些研究表明，道路连通性更好时会为儿童独立活动性带来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交通流量增加与交通暴露问题的产生致使交通安全水平降低，从而制约了儿童独立活动^{[38, 41]}。

场所环境反映了微观尺度的设施供给与环境品质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体现了环境设计对儿童独立活动的作用^[23]。场所环境要素主要通过影响活动体验而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相关要素包括了慢行设施配置情况、步行环境与目的地环境品质等客观建成环境要素。例如，有研究证实了良好的目的地环境品质（根据步行路径、绿化、便利设施、照明等客观因素综合测算）有助于促进儿童独立活动^[41]。此外，客观建成环境还会通过主观感知间接影响个体行为，如街道涂鸦会降低主观安全感进而影响活动选择与决策。部分研究从家长或儿童的主观环境感知（如街道安全性、目的地吸引力）角度探讨了建成环境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关系，并证实了其影响作用（如文献[28]，[31]）。

（2）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方面，影响因素涉及了社会背景、社会政策和邻里氛围。其中，社会背景体现在国别与社会人口特征方面，跨国家的对比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儿童独立活动性存在明显差异——芬兰儿童较英、德等国相比拥有更高的独立活动性^{[12, 24]}。社会政策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家长工作单位的制度要求，如学校类型（半天/全天制）与通勤时间规定。这方面因素常通过影响儿童活动时间而间接影响独立活动性。例如，学校放学较早而家长尚未下班时，儿童往往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儿童外出独立活动^[20]。邻里氛围主要指社区邻里间的熟悉程度与氛围感，邻里氛围更加和谐友好、儿童拥有更多熟识朋友等，将有利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提升^{[7, 35, 38, 44]}。

（3）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作为影响个体成长的微观环境，对儿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48]。家庭环境因素主要涉及家庭条件、家庭资源、家长态度、家庭成员情况方面。研究表明，家长教育水平、种族、语言等要素对儿童独立活动性具有显著影响^{[28, 42]}。家庭资源方面，家庭汽车拥有量越高时，儿童积极出行的可能性降低，其独立活动性就相对较低^{[27, 33, 38, 40]}；而家庭拥有宠物狗时，儿童独立活动水平就相对较高^[37]。家庭成员方面，家长的行为与态度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具有重要影响，家长对于儿童独立活动能力越有信心，儿童独立活动程度也就越高。此外，家长的体力活动量、出行偏好以及儿童拥有哥哥（或姐姐）情况，也对儿童独立活动性具有一定影响，这也侧面反映了家庭生活方式对于儿童活动的潜在影响^{[7, 32, 34]}。

（4）儿童自身因素

儿童自身因素方面，对独立活动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儿童年龄、性别、行为偏好等。研究表明，儿童独立活动性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年龄越大的儿童，其独立活动性也就越高。一般来说，男孩较女孩相比更早开始独立外出；相同年龄的男孩与女孩相比，一般拥有更高的独立活动性^{[1, 5, 40, 43]}。同时，性别差异对于具体的独立活动类型也有明显影响，例如，男孩更常去公园活动，而女孩则偏好于去商店^[5]。儿童日常出行偏好也对于独立活动性有一定影响，更喜爱（或更频繁）慢行出行的儿童，其独立活动性也就更高^{[20, 44]}。此外，是否拥有手机也是独立活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手机的儿童的独立活动性相对更高，这可能是由于携带手机更便于家长与孩子间的沟通联络，增加了家长对儿童的放心程度，进而鼓励了儿童的独立出行^{[30, 45]}。

多维度因素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儿童独立活动与否的决策结果。同时，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关系。例如，更加完善的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邻里融合，并为家长带来更多信心，从而削弱家长对于儿童活动的控制程度；更好的邻里治安与社区治理情况反过来也有助于提升邻里建成环境品质，为儿童的积极出行与独立活动提供更多机会。

总的来看，这些因素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儿童独立活动性产生效用（如图 3）。其中，需要明确几个关键作用环节：环境支持、家长许可与儿童主观态度。①环境支持——充分的环境支持是儿童独立活动的重要前提，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儿童的出行机会。不同层面的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着环境对于儿童独立活动的支持水平，产生着促进或抑制作用。相对不利的环境支持条件——如缺少步行设施、家庭日常机动出行等，会成为儿童独立活动决策的制约因素；积极的环境支持条件——如邻里关系友好、儿童拥有邻里伙伴、家中饲养宠物狗等，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决策带来正面影响。②儿童态度——儿童积极的主观意愿是其进行独立活动的先决条件。良好的环境支持将对独立活动意愿的产生带来积极作用，进而促进其独立活动水平的提升，反之则会抑制儿童独立活动的倾向。同时，儿童自身条件（如年龄、交通技能掌握情况等）也是影响儿童主观意愿的重要因素。③家长许可——家长通过综合衡量环境支持水平与儿童自身特征，获得对儿童独立活动与否的判断。最终，在家长许可与儿童态度的共同决策下，儿童获得了能否独立活动的评判结果，也只有当二者都提供积极回应时，儿童才可以真正实现独立活动。

图 3(Fig. 3)

图 3 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环境支持与决策模型 Fig.3 An Environment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CIM

为判断儿童独立活动程度，既往研究采用两种思路来对儿童独立活动性进行测度：①活动许可（即家长许可，mobility licence/ parental licence），②真实活动性（actual mobility）。6—12岁儿童处于能否获得独立活动“许可”的关键年龄^[10]，大部分研究围绕这一年龄段儿童展开，也有研究针对青少年^②群体或对比不同年龄儿童的差异性。

活动许可指的是家长对于儿童独立活动的准许情况。家长对儿童独立活动往往抱有审慎态度，为此，给予孩子以特殊“许可”——批准他们在特定方面的独立自主活动，成为了家长常常采用的手段。这一指标是家长结合多方考虑的综合判断，也侧面反映了儿童自身的成熟度以及他们独立在外时的处事能力。常用的测度方法是询问调研对象（家长或儿童）儿童被允许独立活动的一系列具体事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方式是询问6方面许可内容：①独立上下学，②独立过主干道，③独立去学校以外（步行范围内）的其他场所，④独立乘坐公交车，⑤骑自行车上路，⑥天黑后独立外出。根据“许可”勾选数量的多少，可判断儿童独立活动水平。Hillman等人在首次进行儿童独立活动性研究时便采用了这一测度方式，并为大量学者沿用至今^{[12, 49]}。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根据被允许独立去往不同类型目的地（邻里范围内）数量的差异，来判断儿童的独立活动程度。常用的目的地类型包括公园、游戏场地、体育活动场地、朋友家、邻里商铺、公交车站等。

真实活动性指的是儿童实际生活中的活动情况，其可以相对客观、真实地反映儿童的独立活动水平。根据儿童近期通学出行以及周末活动情况，可以对儿童的真实活动性进行判断。其中，儿童通学出行以儿童近期（或当天）通学方式来衡量，周末活动情况多依据儿童在前一个周末实际独立参与活动或去往目的地的数量进行测算。此外，也有研究从儿童独立活动的时间（活动时长）与空间（活动距离与范围）维度入手，衡量独立活动水平^[50]。

既往研究中，研究者多根据具体情况获取其中一种指标数据来衡量儿童独立活动水平，也有少量研究同时获取两方面数据，对其进行比较与相关分析研究，并证实了活动许可用于预测儿童独立活动性方面的可靠性^[40]。两种指标的主要特征如表 3所示。

表 3(Tab. 3

表 3 “活动许可”与“真实活动性”指标的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ity Licence and Actual Mobility

表 3 “活动许可”与“真实活动性”指标的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ity Licence and Actual Mobility

这两种类型指标为科学衡量儿童独立活动程度提供了依据。一般来说，研究多以单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当研究同时获取两种指标时，以真实活动性为主要依据（如文献[30]，[40]）。另外，也有学者尝试建立综合性指标。例如，Villanueva等人就将两方面数据依据一定函数关系进行整合计算，构建了独立活动性指数（independent mobility index），为综合评判儿童独立活动性提供了思路^[34]。

在数据获取方法方面，当前研究主要采用调研问卷、访谈等方式，通过对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询，获得活动许可或真实活动情况。同时，也有学者采用出行日记（travel diary）、GPS、加速计、计步器等方式获得更为准确、详实的儿童活动数据，从而更加客观地进行判断^[51]。根据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可将儿童独立活动性数据可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类。主观数据指家长与儿童的感知及估算数据（如儿童自我报告数据），这类数据具有相对容易获取、可了解对象主观态度与感知情况等特点，但由于个体估计存在误差，易造成获取数据不准确的情况^[52]。其中，问卷与访谈方式为了解大规模的样本信息提供了相对经济、便捷的获取思路，在众多研究中获得应用^[53]。客观数据指通过直接观察、GPS、加速计等方法获取的数据，这类数据更为客观、准确，但获取途径较困难、操作程序更为复杂。既有研究中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判断的数据多为主观数据，随着近年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主客观数据相结合成为了重要趋势。从数据来源来看，大部分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取数据。此外，也有少量研究根据周期性国家出行调查（National Travel Survey）^③来获得相关数据^[54]。

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应用来看，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可以为儿童日常活动范围内的综合环境改善提供建议，如增加儿童常用目的地的可达性、增强社区治安与维护、增进邻里氛围感等。其二，可以为儿童出行相关的活动组织、政策制定等提供思路，如通过多种类型活动鼓励学生积极通学、调整学生上下学政策为他们提供独立活动机会等。

在实践探索方面，各国采取了多种类型措施鼓励儿童积极通学、保障出行活动安全，为儿童独立活动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支持性环境。相关典型实践包括“安全通学路径”、“我们独自上学”、“步行校车”、“免费公交出行”等（见表 4），不同项目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例如，“安全通学路径”项目从交通环境的整体改善角度，保障儿童出行安全，进而鼓励他们选择更加积极的通学方式；“步行校车”从活动引导角度，降低儿童对于家长接送的依赖，改善其日常出行习惯；“免费公交出行”从减少交通费用对儿童出行的约束角度，帮助儿童实现更加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提升其独立活动水平。从实施效果来看，这些实践为儿童的积极出行与独立活动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例如，针对新西兰“步行校车”的评估结果表明，儿童在参与项目后变得更加独立、自信，交通出行相关技能水平获得了提升，并带来了社区感增强、健康状况改善等综合效益^[55]；伦敦在实施“免费公交出行”政策后，12—17岁儿童的公交出行率提高了35%，儿童独立活动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其日常活动领域也获得了大幅拓展^[56]。

表 4(Tab. 4

表 4 提升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相关实践 Tab.4 Interventions for Promoting CIM

表 4 提升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相关实践 Tab.4 Interventions for Promoting CIM

国外学者针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已发展二十余年。随着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的日益完善，目前已建立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框架，并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但从当前研究进展来看，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尚存不足。目前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数据间的统计学关系，对于影响因素与儿童独立活动性间的因果关系解释较弱，应进一步加强影响机制研究的严谨性与可靠性。另外，不同影响因素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具有差异化的作用路径，并可能存在着因素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即便同一因素对于不同年龄、性别、家庭背景儿童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影响效果还需进一步明确。

（2）测度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作为反映儿童独立活动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儿童独立活动性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综合衡量。其中，不同评价要素对于儿童独立活动性的贡献程度并非等效的（如儿童独立通学与其独立过主干道所体现的独立活动水平并不相同），或者至少目前未被证明是等效的，这就需要在权衡不同评价要素重要性的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从而增强测度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同时，这也有利于增进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与一致性。另外，由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儿童在出行方式、目的地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具体指标要素的选取方面也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修订与调整。

（3）缺少将理论研究转化为设计实践的有效途径。目前面临着如何将“做什么”的问题转化成“怎么做”、“做多少”的问题。尽管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理论研究较为深入，但如何从当前理论研究成果中提炼出可以指导设计实践的具体方法，并对实施项目进行有效的验证与评价，为实践工作提供有力抓手，成为下一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

随着我国人居环境领域对儿童关注程度逐渐加大，儿童独立活动性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当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交通规划、城市环境设计和公共健康领域。其中，针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仍十分匮乏——胡肖涵对深圳红荔社区儿童独立活动性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其特征与环境影响效用^[57]；部分学者在关于儿童通学行为的研究中，也探讨了儿童出行方式与独立活动性之间的联系^{[58, 59]}，但目前主要停留在现状调研与现象描述层面。除此之外，大量研究围绕着与之相关的儿童通学行为、出行方式、体力活动等方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对国内外儿童通学与体力活动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60-62]，儿童出行活动现状调查^[63-66]，儿童积极出行与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67-70]，以及基于儿童出行活动的空间环境改善等^[71-73]。但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成果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均存在明显缺口，尚未形成较完善的研究体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提出启示。

（1）开展立足本土的系统性研究

当前针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研究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研究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指导我国建设实践。因此，应在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前提下，建立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开展现状调研，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积累本土化的研究经验。其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内外国情差异，我国儿童面临着一系列特殊问题。从城市空间规划与物质环境建设层面来看，我国在城镇化水平、城市（乡）空间分布特征、社区建设模式、儿童相关环境配套设施供需状况等均与国外具有较大区别，一些大城市还存在着居住空间扩张与职住分离现象^[74]；从家庭层面来看，伴随着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家庭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化与小型化趋势，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以及家庭中的隔代陪护情况日益凸显^[75]；从教育资源供给层面来看，我国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情况、学区划分特点等方面都面临着与国外截然不同的情况，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而引发的跨学区择校现象等层出不穷。同时，一些潜在要素——诸如社会文化观念、教育理念与模式、学生课业压力、课余时间安排等，也可能成为重要影响因素。这些都使得我国儿童独立活动性研究更具复杂性与特殊性。深入了解与比较这一系列差异性，是理解与进一步开展儿童独立活动性相关工作的重要基础。另外，由于国内不同地区、城市所面临的儿童问题有所区别，在社会政策、资源配置、气候环境、空间分布特征与环境建设重点等方面也存在显著不同，在研究过程中也需注重挖掘不同地区的特点并进行横向对比。

（2）强化研究的应用性与指导性

重视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关注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成果的转化。儿童独立活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对规划实践与环境改善提供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然而，已有研究缺少对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的规划与环境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的优化与改进措施等应用方面的研究探索，在评估与反馈方面也相对欠缺，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未来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之间各环节研究的连贯性与联系性，加强相关研究的精细度与应用性，进而实现研究对实践的有力指引。

（3）探索多领域项目合作与实践

积极探索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学术团体等多方协同合作，推进儿童独立活动性相关行动与项目的实施。当前，各国开展了形式各异的鼓励儿童慢行出行与独立活动的尝试，尽管不同项目的表现形式与具体措施有所差异，但均体现了不同组织间的密切配合与协作。例如，意大利的“我们独自上学”项目是在罗马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由罗马市政府形成的跨部门小组（包括环境部、儿童政策部、公共教育部等）协同地方警察局、学校、非营利组织、当地商铺等共同完成，期间还需要政府代表、家长、社区志愿者等的配合参与^[76]；在“步行校车”项目中，虽然各国在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机构、执行框架、具体步骤等存在一定差异，但均采取了各级政府、社区、学校等共同合作，由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等途径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其可持续性。未来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引导多方参与协作，共同探索相关项目实践。同时，也应注重实践的本土化与适应性，使其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4）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引导

政策支持与社会文化引导是实践得以良好施行的必要保障。各国在实践过程中通过采取推行儿童出行相关政策、培养儿童安全意识、对社会公众的教育与宣传等一系列措施，为儿童独立活动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实践过程中，应参考国外经验，积极探索适应国内形势的政策制度与文化宣传模式。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国外早已认可了儿童积极出行与独立活动的重要价值，而国内公众在这方面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这就需要尤为关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公众意识的培育，增进公众在此方面的了解与认同，从而为相关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土壤。

注释：

① 20世纪80年代，新童年社会学于英国兴起。其认可了儿童的主体性，为研究儿童与童年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并引发了地理学家对于儿童研究的进一步关注。

②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年龄范围为0—17周岁，青少年是指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期阶段，一般从12、13岁开始，因而文中所指青少年也属于儿童的一部分。

③ 国家出行调查（National Travel Survey）是一项针对个人及家庭出行行为的全国性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家庭信息以及典型出行情况（包括出行起始点与目的地，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同行人等信息），美国、英国、德国、丹麦、挪威等国均进行过此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