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具有主体性，为主体所存在，地方的意义会随着主体不同而呈现动态变化^[1]。而语言是人类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生产和交流意义的重要媒介，它是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2]。地理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关注语言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段义孚认为语言是塑造“地方”的一个重要元素，并且具有创造和维持地方性的力量^[3]。人文主义认为人在空间中的实践能赋予空间意义，并建构地方性。由于不同主体的历史经历和能动目的不同，其构建和解读的地方性也有所不同^{[4, 5]}，强调主体实践的理念贯穿于地方构建的研究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后，地方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和话语，形成了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社会环境、个人身体、话语、变体和经验成为了语言和地方之间研究的连接点^[6]。作为语言和地理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景观成为了近年来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但从地理学视角开展的研究比较匮乏^[7-11]。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语言景观研究只关注单主体的空间实践行为，而通过地理学中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能细化不同主体在空间中的行为并对其解读。通过梳理国内外语言景观的研究，其中以构建语言景观的主导力量作为划分标准，综述以政府或官方为主的、民间（私人机构）为主的和多元主体互动构建的语言景观研究。

语言景观一般是指在公共区域中展示的语言文字，包括路牌、广告牌、路名、地名、商店招牌、政府建筑的指示牌等^[12]。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公开但非正式的文字符号也成为了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如临时张贴的海报等^[13]。语言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指示物^[14]，同时也是公共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15]。因此不少主体会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景观来实践其沟通交流和象征的作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认为语言景观的研究在语料和分析上不完备，而且研究理论视野不广、开掘不深，停留在定量统计的阶段，并未对语言景观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解读^[10]。

本文根据地方主体性的理论，将语言景观构建主体进行细分，并解读其空间实践的意义。在主体性理论中，主体通过语言景观的空间实践加以表现、抵抗、规训和压迫（见图 1），从而达到构建地方性的结果^[16]。因此，本文在主体分类下根据此框架对目前以语言景观作为对象的研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政府和官方机构主导的空间实践；第三部分是介绍自下而上创造语言景观的空间实践。第二和第三部分中的研究均从单主体角度出发研究语言景观，第四部分则介绍一些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的语言景观研究。

图 1(Fig. 1)

图 1 主体性与空间之关系 Fig.1 Subjectivity and Space

语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物化表征和权力话语，政府和统治者通过法律法规保护和巩固官方语言的地位和优势。国家主体通过立法等手段对公共标识中的语言选择、语言风格和交流风格进行指导和限制，甚至直接禁止其他语言在公共标语中出现。作为全球通用语之一的法语，法国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语言政策，规训空间内语言景观的统一性。法国的Toubon法律规定在公共标识上法语外的语言数量和大小，并规定所有语言都必须翻译为法语^[17]。同样地，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法语的地位，在1977年通过的101法案规定魁北克境内的广告牌必须单独使用法语，最终这个法案导致很多商业机构退出魁北克的市场。后来的86法案，对语言景观的限制进行放宽，如英语可以出现在商业广告中，但仍规定法语必须处于较凸显的位置。魁北克地区成为了语言景观和语言政策研究的典型案例^{[12, 18]}。政府主体以语言景观作为空间实践的中介，保证其官方语言的可见性，类似的语言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并非罕见，如以色列^[15]、白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泰国^{[20, 21]}、意大利^[22]、瑞典^[23]、中国澳门地区^{[24, 25]}和中国台湾地区^[26]。Sloboda发现白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街道名字、道路标识、警示标语、涂鸦和政治宣传都渗透着国家意识形态^[19]。通过语言景观，统治阶级将其意识形态灌注在空间实践中，或者指导民众的空间实践。换届执政时，语言政策可能不受影响，语言景观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变化（如澳门^{[24, 25]}），但有些地区则会因为执政者更换频繁导致语言景观经常产生变化（如台湾^[26]）。澳门在1999年回归后，其公共标识中依然保留葡语的官方语言地位^[24]。而Curtin在台北对语言景观的历时性研究发现，台湾语言景观以繁体汉语为主，但其罗马字的音译却在几十年间产生变化，体现了不同政党执政时的政治理念^[26]。

多数国家通过语言政策规定语言景观必须使用官方语言，甚至排斥其他通用语，有些国家语言政策却是鼓励当地语言与全球语言共同出现在语言景观上，以塑造国际化城市和游客友好的目的地形象，例如日本和北极圈内的北克洛特地区（North Calotte）。在日本，日语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并不认为日语的地位将受到很大威胁，反而致力于推动城市国际化形象，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双语语言标识的语言政策^[18]。Salo的研究指出北克洛特地区在响应国际化和旅游产业的要求下，建造具有国际化的旅游标识^[27]。这些地区以开放态度引导通用语在境内语言标识的使用，体现国家层面塑造国际化城市和目的地的意愿，使其地方性加入现代化、国家化以及欢迎外来者的元素。

也有一些情况下，政府主体为保护文化多元性，通过语言策略支持族群文化，保持少数族裔的语言活力。在这种语言政策下的地区，通常呈现较有族群特色的地方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政府主体主动保护（少数）族群文化并保证其族群语言的可见性，这类研究多产生于一些双（多）语地区或者族群飞地，例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28]、威尔士^{[29, 30]}、华盛顿特区唐人街^{[31, 32]}、中国云南丽江^[33]、意大利南提洛尔地区（South Tyrol）。有的地区由于语言政策，其族群语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由语言景观缔造的地方性非常显著。例如意大利南提洛尔地区二战后区内可继续保留德语使用，营造独有的地方性^[34]。埃塞俄比亚的不同联邦因为去中心化语言政策而保持了地方性的差异^[35]。社会语言学主要从语言景观的语言种类、语言使用比例和不同语言放置的位置来研究语言政策指导下，官方和私人标识是如何体现国家的思想，政策如何影响语言选择和使用。在这些地区，国家通过权力来保护当地某一种（或几种）语言优势。

总之，语言是一种文化载体和表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36]。因此大部分官方机构通过语言政策制定以达到保持语言活力和凸显族群身份认同的政策目的^[9]。语言服务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官方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规限，令语言标识凸显国家意识^[37]，国家力量主导的语言景观将其国家意识形态灌注到地方性中。

在实际生活中，有一些语言景观则是社区和居民根据自身意愿创作。语言景观的经典论文以东耶路撒冷的城市社区作为案例点，分析了该地的语言景观情况。该论文阐述了社区居民以语言景观来表达身份，例如在犹太人社区，希伯来—英语的标识占据了多数的公共和商业语言景观；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社区，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的语言景观为大多数；在东耶路撒冷社区，以阿拉伯语和英语语言景观为主^[15]。在中国，也有一些社区通过语言景观作为空间实践来表达自己的身份。李志刚等在研究广州小北黑人社区时发现，黑人聚居的小北一带出现了新的语言景观，例如以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为主的标识出现在商住楼、店铺和城中村^[38]。Hult则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瑞典某社区的语言景观情况，使用结点分析（Nexus Analysis）方法分析了该地的语言使用数据，并从多样化的语言景观中透视全球化影响下城市语言景观的现状^[23]。通过在用语言和语言景观表达族群性的研究并不多，在地方性和主体性的文章中也通常是一笔带过，并未从语言景观的功能上对其主体的空间实践进行分类和归纳。

语言景观或隐蔽地反抗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甚至有的会僭越法律法规。越过法律和道德边界、表达某些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的语言景观很少被学术所研究^[39]，涂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研究对象。它们使用具有特色的“语言+图形”的方式来表达某种亚文化，涂鸦的位置也与一般的语言景观有所区别，创作主体通常会选择在桥底、铁路和隧道等创作。涂鸦位置与身体的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身体频繁流动的地方来宣扬亚文化和构建亚文化群体的地方性。国家与地方间的认同差别也导致语言景观上的不一致，有研究发现西班牙华伦西亚地区语言使用与国家形态存在冲突^[40]。有的语言景观由于直接创造者并不认同官方语言政策，因此敷衍了事。在华盛顿唐人街上，唐人街管理委员会规定唐人街街区内的所有商业招牌都必须有中文，以此维持唐人街的华人文化特色。但有些国际品牌在遵循这一政策时，没有规范地将店名翻译，而是将某些促销字眼用中文显示，甚至出现语法错误。在外国人眼中中文的方块字体似乎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但对于懂中文的人而言，则是一种对政策的反抗^[32]。

由个体和非官方机构所建立以表达其主体性的语言景观被归纳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语言景观^[15]。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受上级行政力量干预较少，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因而缔造出文化多样的地方性或者具有异国情调的族裔飞地。语言作为象征系统，镶嵌在实物标识中，使“平白无奇”的空间呈现出独具特点的地方性。

为了招徕生意进获得商业利润，私人机构和社区居民创造了语言景观，例如店铺招牌、海报和宣传单等。目前很多语言景观研究在此方面都有较多的研究，语言的象征功能高于其交流功能，某种语言所蕴涵其使用者民族刻板印象也会通过其文字所体现出来。例如Kasanga对于柬埔寨金边地区语言景观的研究发现，在政策指导下，高棉语（Khmer）还是主导的语言，但英语、法语、德语和中文都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在一些中心商业街区。通过访谈发现，在商铺标识上使用不同语言，会使顾客联想到与其语言使用者相关的民族刻板印象^[41]。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加入英语到招牌或者产品包装上，更能够体现产品的质量良好和现代化^{[39, 42-46]}。在商业街区，店铺主人使用外国语言来隐喻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但在一些族裔飞地，少数族裔的语言被看作是一种蕴含了经济价值的文化象征^[47-52]。特别是在旅游的情景下，少数族裔语言的文字标识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产品被消费^{[53, 54]}。除了固定的语言景观，流动和临时性的语言景观也是自下而上创造的主要一部分。有研究者对澳门的商业海报进行研究并获得语言选择收到商业动机影响的结论^[55]。商业和私人机构的招牌、商业广告、海报等都是由社区居民等个体自由创作的语言景观，除了交流的功能，主要具有表达身份认同和理性商业的原因。

目前很多从地理学视角开展的研究都体现出多主体协商下的语言景观构建地方性。国内较为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关注于书法景观，特别是以书法景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地方性研究^[56-62]。由于主体性的差异，一些语言景观的制造者会迎合潜在的观众的感知而设置标语和招牌。特别在商业集中的旅游目的地，语言景观受到商品化的影响，其互动构建的成分更大，这些由主客互动而形成的语言景观对旅游目的地地方性也具有深刻的构建作用。Kallen对都柏林语言景观的研究发现语言景观是由创造者（店主）及其阅读者（游客）所双向建构的^[63]。有学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研究丽江“慢活”的地方建构，其中一部分是在店铺内一些跟“慢活”相关的标语，促成了游客对丽江慢生活的地方性感知，店主基于这样的标语字眼能吸引更多的顾客而设立的，这些语言景观是店家和游客互动下而形成的结果^[64]。在城市空间中的微观研究，有学者认为酒吧名字与酒吧内的文字符号是酒吧文化的表征^[65]。国内对于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研究中，也有一些与语言景观有密切联系，徐红罡和任燕对丽江的东巴文语言景观的研究，发现在政策和吸引游客的双重动机下，店铺招牌使用东巴文这样的语言景观对束河的地方性有建构作用，这也是政府、语言景观制造者和观看者多元主体互动下得到的地方性构建结果^[33]。

人文地理学关注地方也关注主体性，它强调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所建构出来的地方^[66]。由于人们的经历和目的不同，解读出的地方也不同^[5]。人文地理学这个思想与社会语言学家Scollon & Scollon提出需要使用结点分析研究语言景观的观点是类似的^{[67, 68]}。经济社会的全球化意味着开放、流动、趋向不稳定^[69]，流动性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70]。固定的语言景观受到各种流动因素影响而产生，如后资本主义时期语言被物化，并具有经济特性^[71]，景观建构也被认为是资本对景观所有权的一种动态竞争。语言景观不仅是一个地区语言使用的现状和语言政策的体现，更是一种在转变中的话语^[72]，在不同主体的协商和竞争中呈现的结果。

语言景观是语言学和地理学共同的研究对象，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取向进行研究，集中在语言政策、语言活力和身份认同等方面^{[10, 11, 73-75]}。语言景观作为一种文本，与地方呈现一种相互建构之关系，不少地理学者对文本与地方相互构建问题讨论^{[65, 76, 77]}。语言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产生于特定的空间中，同时也赋予空间意义，将语言景观作为符号考虑到空间和地方构建中具有必要性^{[78, 79]}。因此，探究语言使用现状和语言力量较量等主题可以逐渐转换到意识形态是如何镶嵌在景观中，语言景观本身又是如何被建构的。人文主义地理强调地方主体的主观创作^[80]，而地方的主体性是其中重要的分支^[66]。考察地方性如何在主体互动中被构建的话题在人文地理学中从未降温。本文通过归纳过往关于语言景观的文献，根据空间实践主体的框架进行梳理，获得以下结论和展望。

由于实践主体的经历和目标不同，其空间实践的方式和过程也有所不一样，主体性的差异导致空间被解读出来的地方性也存在差异，人文地理学强调关注个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所构建的地方。目前多数的研究集中于某一主体的空间实践及其体现的地方性构建结果，例如以各级政府作为实践主体的语言景观，呈现出较为统一的地方性；而以社区居民、不同文化（亚）群体作为实践主体的语言景观，则让空间呈现出多元化和各异的地方性。目前大量语言景观的研究主要以语言学科作为研究范式，从语言政策、语言选择以及语言使用的主体方面解读某地区的语言现象。双语或多语地区的语言现象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不侧重于主体意图的探究，更多是对二手数据和现场获取的图片信息进行分析和解读。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全面了解语言景观创建者的意图，也较少探究主体间互动的过程。通过语言景观呈现的地方性和主体性仅在表征层面上解读。

由于语言学范式所限，其研究对于空间主体的互动过程有所忽略。流动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对语言景观的空间实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流动的身体、资金、文化和信息等都与地方性构建过程密切相连。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并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80]。人文主义对地方性和地方主体的关注促使地理学取向的语言景观研究都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下的构建过程，通过实地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来考察各主体在语言景观创造和地方性构建中的角色、作用和互动结果。目前仅有部分的研究关注旅游目的地以语言景观作为空间实践的地方性构建过程。

语言景观的跨学科研究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过往的语言景观研究数量上看，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占大多数。在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上，语言景观可在语言权势、语言地位、语言政策和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继续深入研究，在不断推进理论发展时，也可关注语言政策及其实践之间的落差，形成有效的政策落实和评核机制，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地修改政策。未来研究可关注：第一，未来对地方性建构和地方主体性的研究时，可将语言景观作为地方性建构中一个方面考虑，而不仅仅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征来解读。语言景观之于全球多元主义具有实践意义，特别是旅游目的地应该多考察语言标识和文化符号的设置。景观是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重点，但从文化地理角度涉入的研究还不多。语言景观的象征性功能帮助塑造地理空间为社会空间，对城市景观和空间产生重塑作用，以保持和重构地方性^[11]。在肯定语言景观对地方性具有构建作用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地方性多元主体与语言景观之间的作用，并共同构建地方性。第二，当我们从地方性构建主体的角度来解读语言景观时，就必须将语言景观放置于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解读。目前在语言学中经常使用的定量调研方法并不足够。引入民族志和质性研究方法可更好地了解语言景观设置的意图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思想，了解潜在阅读者解读这些象征符号和交流符号时的认知和感受。地方性由多元主体建构，这些多元主体通常也是语言景观话语分析中关注的不同角色，因此跨学科研究语言景观显得必要和可行。第三，现代性和流动性促使旅游成为目前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语言景观在旅游情景下的研究也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结论。语言景观作为文本和文化符号，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更为深入的符号互动理论研究。在旅游场域下，可从语言商品化、语言原真性理论等方面发展；在实践层面上，未来研究对官方语言标识规范、语言景观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和语言标识国际化等方面均有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