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存在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是身体”^[1]。身体是人们参与世界实践的重要途径与手段^[2-4]。旅游科学研究旅游世界，在旅游世界中，游客需要从一个地方跨越到另一个地方。作为物质性的身体，游客需要移动、睡眠、品尝、呼吸和消化等本能活动与新的外部环境进行持续互动。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游客在旅行过程中的身体实践又同时受到社会规范、习俗、价值观等的影响。可以说，旅游中的身体是物质性的身体和社会建构的身体的统一体^{[5, 6]}。旅游世界俨然成为一个身体的世界，身体是中介也是目的，是出发点也是归宿^[7]。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身体、活动空间和时间被表征和刻板化，而旅游活动为人们提供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拟剧空间和更具自然性的时间节奏，从而使得游客有机会挣脱日常社会建构的身体，重新返回生命自然状态的身体，并重新获得切身的存在感^[8]。然而一直以来，身体（body）和具身性（embodiment）并没有在旅游研究领域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的原因有三：①传统旅游研究过于追求和强调去身体化（disembodied）知识生产。这种去身体化传统认为身体是一种情绪、感觉和欲望，它会成为知识生产和追求真理的障碍^[9-12]；②旅游界学者们在从事旅游研究时，尽量避开身心二元论的探讨^[13]；③旅游研究中因过于注重视觉，而导致了对整个身体及其他感官研究的缺位^[1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文社科领域“身体转向（body turn）”、“感官转向（senses turn）”和“非表征转向（non-representation turn）”的到来，西方旅游研究开始纷纷关注到旅游者的身体和具身性话题，身体成为描述文化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具身性理论则强调身体、感知与外部嵌入的空间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身体和具身性理论视角的引入有助于解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人地关系问题。随着多数学者对旅游体验是身体的和具身性（embodied）观点的认可，旅游研究范式逐渐发生转变，从凝视（gaze）走向了身体^{[6, 15]}；从原真性（authenticity）走向了表演性（performance）^[16]；从表征（representation）走向了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17-19]。当前，“身体、具身性与情感”已成为国际旅游研究的七大主题之一^[20]，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旅游学科成为一个研究身体的特殊领域，旅游活动更是为身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旅游研究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表演性、具身性、情感和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21, 22]}。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旅游的本质，旅游学者需要认识到旅游者的身体是如何体验的，又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由此，不仅要探讨物质性的身体，更要关注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

文章首先对身体研究相关核心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概述，其次对旅游研究关注身体的几个发展阶段和相应特征作了回顾和总结，然后重点梳理归纳了研究主题。最后提出了基于身体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的理论性、实证性的研究路径和框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领域，以期促进国内旅游研究对身体相关议题的关注。

很早以前，人们便开始关注身体，但由于身体的似是而非性（paradoxical），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总是扑朔迷离。最早关注身体的领域是哲学，身体在西方哲学思潮中有着漫长而动荡的历史。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充满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真理^[23]。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最早将身心两者对立起来，在这样一种传统中，身体毫无疑问地处于被灵魂宰制的卑贱位置。之后身体在哲学中沉寂，从而走向宗教领域。公元4—5世纪，作为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将身体带入基督教之中，身体在基督教奥义中居于核心地位，苦行、冥想、祈祷、独身和斋戒等都是宗教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整个中世纪时期，身体都处于被压制和尘封的状态^[24]。17世纪，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将人的本质定位在一个抽象而超然的精神层面上，而身体被降格为附属的辅助角色。经过笛卡尔论证的身心二元论一直支配着西方文化思想，并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主流^[25]。由此，身体由受压制演变到被漠视的阶段，即漠视身体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26]。自19世纪，尼采才终结了身心二元论，认为身体不仅仅是肉体，它还是表达生命存在的实体^[27]，转而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获得重视^[26]。

20世纪，对于哲学、现象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女权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而言，身体成为了一个理论言述的重要切入点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28]。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强调人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嵌入身体，嵌入环境、历史、社会，并与整个世界连成一体。这是具身思想形成的开端^[29]。法国身体现象学的代表梅洛—庞蒂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在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中提出了“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他认为知识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或智力的，而是植根于我们所获取的感官运动的经验，例如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品尝到的和触摸到的东西^{[30, 31]}。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促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身体转向”。自此，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具身”和“具身性”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作为推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先驱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身体是空间的基础和起点，它既在空间中生产自己，也实现了从“身体的空间（the space of body）”到“空间中的身体（body-in-space）”的转变^[32]。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著作中，认为身体是权力的目标和对象，身体印刻着历史和权力的痕迹^[33]，并由此将身体引向政治领域。人文社科领域对身体研究的高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这股研究热潮是由女性主义学者引领的^[28]。其中，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挑战了传统身体的生物和社会二分法，认为身体是社会建构的^[34]。1994年，身体这一学术概念正式进入西方旅游研究领域，Veijola成为最早关注旅游领域中身体研究的学者^[6]。

身体、具身和具身性是身体研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对于身体概念的理论内涵，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Kitchin等认为身体可以从实体空间、情感空间、隐喻空间三种维度进行解读^[35]。总体上，对身体的论述与定义涉及两个维度：①物质维度：主要针对身体的生物、物理、生理等属性，指活生生的、新陈代谢着的、具有感官的肉体、躯体和生物机体以及身体所处的存在状态，例如病态、残疾态等^[36]；②社会维度：主要针对身体的社会、文化等属性，指被权力话语建构的，被抽象化、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身体^[37]。总的来说，学者们对身体的研究不仅关注社会建构与表征的身体，还关注真实的、物质的、占据着空间和地方的身体。

许多学者都将“身体”与“具身”两者混合使用，并未深入地探讨和严格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经常被交替使用，但又有所差别和侧重。从英文语境中的“body”和“embodied/embodiment”的词源和词性来看，“body”主要是作为名词，表示身体、躯体、尸体等；“embodied”是“embody”的过去式，“embody”是动词，具有表现、象征、包含、收录、体现、代表、使具体化等含义，“embody”在“body”的基础上加上前缀“em-”，“em-”表示“进入……之中、包围、成为”和“使……进入状态或加强”等，表示一种过程或状态。因此，“embody”表示“进入身体之中”、“以身体的形式来表现”、“使进入身体”或“使身体进入……状态”等涵义；“embodiment”是“embodied”的名词形式，具有典型、化身、体现、具身性等含义，后缀“-ment”表示具体物、行为或结果等。因此，“embodiment”指以身体的形式来表现所得到的行为或结果^[38]。

由于身体具有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因此，具身与具身性也可以相应地从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加以探讨。身体研究和具身研究成果离不开跨学科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但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侧重于探讨身体的物质维度，如身体结构、身体状态、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等，其相应的具身性研究实际关注个体的物质身体对认知的塑造和影响^[39-41]。例如当代心理学新兴的研究话题——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强调认知、身体与环境一体化的观念和具身嵌入（embodied embedded）认知研究模式^{[39, 42]}。人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则侧重于关注身体的社会维度，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挖掘身体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社会表征，认为身体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身体实践也同时建构社会文化；其相应的具身性研究关注身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如文化传统习俗、社会制度、权力话语在微观层面上是如何被嵌入身体之中并规训、控制身体的，即“对身体做了什么”^{[41, 43]}，并探寻身体是如何体现并反映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伦理道德的^{[37, 44]}。人文地理学既关注身体的物质维度，也关注其社会维度，重点探讨身体与空间、地方、尺度、边界和移动之间的关系。例如关注不同空间的身体体验、身体移动与空间生产、身体消费、性别化、种族化的身体、身体的特殊生理状态（月经、哺乳、分娩等）等与空间的关系^[36]。地理学领域对于具身性探讨，侧重于关注身体展演、日常生活实践、情感、情绪和感官体验是如何表现空间权力关系的，既包含环境对身体的镌刻和规训，也包含身体的抵抗实践。此外，认知行为地理学（CBG）和地理信息科学（GIS）还重点探讨空间认知的话题^[45]。文化地理学家Harrison强调的，当代的转向是更加关注活动和行动中的身体，不再关注身体是什么，而关注身体可以做什么^[46]。

旅游学科作为一个集哲学、心理学、地理学、管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的综合学科，它关注的旅游世界源自于日常生活世界，但又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游客进入旅游世界，挣脱社会建构的秩序化身体，重返生命自然状态的身体，获得身心的放松和自由，在具身体验中实现在世存在感（being-in-the-world）。与此同时，游客的身体又受到旅游世界新的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29, 30]}。因此，旅游学者既需关注社会建构的身体，也需探讨物质性的身体。可以说，旅游中的身体是物质性的身体和社会建构的身体的交叉，是各种属性身体的叠加^[5]。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身体与凝视的关系^[47]、符号化的身体与旅游目的地表征等，其相应的具身性研究关注旅游者在特定时空中的身心互动关系^{[18, 48]}、身体的感官体验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等。本文对西方旅游领域中的身体与具身性的话题进行了如下的梳理和归纳。

本研究选取与身体有关的词汇：body、bodies、bodily、embody、embodiment、flesh、fleshy、corporeality and corporeal在标题和关键词栏中，以及与旅游有关的词汇：tourism、tourist and travel，并在主题词栏中分别组合进行联合检索。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Elsevier、Science Direct和Wiley Online Library外文数据库。剔除重复文献，得到发表的相关文献和书评共262篇（图 1）。

图 1(Fig. 1)

图 1 1989—2017年西方旅游与身体研究成果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Western Tourism and Body Research (1989—2017)

从图 1可以看出，1999年以来，西方旅游学界对身体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加，文献数量由1994—1998年的25篇增加至1999—2011年的168篇。尤其在2007年，发表成果数量高达31篇。Pritchard等学者将其中的19篇论文汇编为专著《Tourism and Gender: Embodiment, Sensuality and Experience》 ^[49]，专门探讨旅游、性别、具身性、感官与体验等话题，该著作为后续旅游领域对身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来源出版物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Tourist Studies》、《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和《Tourism Geographies》等国际旅游权威期刊上。

研究内容和领域上，西方旅游学者对身体的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主题多样，从西方旅游与身体有关研究引用率前10的论文来看（表 1），研究话题涵盖旅游的主体性、特殊群体（同性恋者、肥胖者、视觉障碍者）、性行为、男性气概、女性气质、旅游体验、节庆旅游的身体展演和空间实践、性旅游、医疗旅游的身体政治、运动旅游、休闲旅游的身体展演、身体感官在旅游景观规划中的应用、旅游地表演者身体的社会型塑、旅游广告宣传中身体的符号表征及沙滩滨海旅游中身体形象及其所负载的社会价值等多个领域。其中具身性与旅游体验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多，达71篇，占英文文献总篇数的27.1%；其次是身体政治与性旅游、医疗旅游领域56篇，占比21.4%（表 2）。根据旅游研究转向变化与思潮发展，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的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

表 1(Tab. 1

表 1 1989年以来引用率前10的旅游与身体研究成果 Tab.1 Top 10 Tourism and Body Articles Since 1989

表 1 1989年以来引用率前10的旅游与身体研究成果 Tab.1 Top 10 Tourism and Body Articles Since 1989

表 2(Tab. 2

表 2 1989—2017年西方旅游与身体研究议题的分布情况 Tab.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of Tourism and Bodyrelated Articles Published in Western (1989—2017)

表 2 1989—2017年西方旅游与身体研究议题的分布情况 Tab.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of Tourism and Bodyrelated Articles Published in Western (1989—2017)

（1）萌芽阶段（1989—1993年）。1989年，Enloe开始探讨滨海沙滩旅游活动中的性行为和性别歧视问题^[56]。这是国内外最早关注性别化身体的旅游研究，是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萌芽阶段的起点。1990年，Urry也开始探讨凝视以外的“具身性、感觉和展演”等话题^[57]。1993年，Clarke认为身体是休闲旅游中的重要符号^[58]。此阶段较为鲜明的特征是性别化的身体话题逐渐引起旅游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25]，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总体而言，该阶段旅游领域侧重关注身体的社会维度，研究话题也较为单一，其研究成果较少，且其中多数成果出现在会议论文集之中，或者发表于其他专业领域的期刊，与身体相关的性别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该阶段身心二元对立观点仍然存在于旅游研究之中，身体在旅游研究的主流话语中仍受到抵制。身体的概念还未真正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视野。然而，旅游与他者、性别化的身体等话题的探讨，为解构身心二元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2）起步阶段（1994—1998年）。1994年，Veijola等将自己一周7天的旅游日志作为研究素材，考察自己在旅游过程中的具身体验和身体感知以及对旅游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以往旅游研究过于重视主观“凝视”而造成的身体缺席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深入地阐述了身体与具身性对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该研究工作标志着身体研究在旅游领域正式起步。该阶段多数学者对于身体的探讨主要遵循社会建构主义和身体政治理论范式，认为身体是社会建构的、符号化的隐喻^{[59, 60]}。身体政治理论强调话语和权力对身体的监管与规训^[33]。总体而言，该阶段旅游领域重点探讨身体的社会维度，研究主题在关注性别化身体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将身体形象（body image）视为一种符号而用于旅游目的地营销，以及探讨国际性旅游与医疗旅游带来的有关身体的政治话题。此外，该阶段也开始探讨旅游者感官与体验的关系。然而，由于旅游话语受到凝视的主宰，视觉仍占重要的地位，除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研究仍处于缺席状态^[50]。

（3）发展阶段（1999—2011年）。1999年以来，旅游学者对身体的研究进入了高峰发展的阶段，相关成果发表数量迅速增加。该阶段受戈夫曼（Goffman）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的影响^[61]，旅游研究中出现了“表演转向（performance turn）”。这种范式转变挑战了“旅游凝视”的主导地位，主张旅游表演兼容了各种身体参与和身体感官体验，包括视、触、听、味等多重身体体验，批判了过往将旅游符号化、身体被表征作为文本而被边缘化、不关注个体体验的研究模式^{[62, 63]}。Urry认为身体感官体验是一种比被动的旅游凝视更深层次上的体验^[64]。Thrift主张通过身体的媒介，包括感官来欣赏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性行为^[65]。因此，该阶段旅游领域对身体的关注角度，从社会维度转向物质维度，研究内容从关注隐喻的、符号化的身体转向关注物质性的身体和感官体验。将身体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尤其是对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学者们经过反思，逐步地认识到应通过多样性的肉体和感觉实践而不是从视觉和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旅游体验^[51]。在这种反思背景下，旅游体验研究从单纯的视觉凝视转向多重感官及身体本身的研究^[66]。主要的议题有身体展演与旅游节庆仪式、身体感官与旅游景观等。

（4）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Cohen回顾并展望了当代旅游研究的理论与话题，并明确指出，“身体、具身性与情感”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的七大主题之一^[20]。自此，旅游领域对身体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内容主要受到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和具身性理论（embodiment theory）的影响。在非表征理论的视角下，学者们摆脱了传统身体研究对意义象征、权力话语的束缚，肯定了身体运动、感觉和情绪作为个体实践的核心所在，不再关注身体是什么，转而关注身体可以做什么，如何使用身体，并将身体与认识自我和地方塑造紧密地联系起来^{[19, 67]}。具身性理论更加关注身体与特定时空和环境的互动，强调身体与环境嵌入到个体的认知与体验之中^[68]，并指出旅游体验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身体共同作用的结果^[5]。总体而言，该阶段旅游学者既关注身体的社会维度，也关注身体的物质维度。研究话题呈现多样化，研究视角逐步深入。主要研究议题有具身性与旅游体验，如度假中女性的的旅游体验和外表感知^[69]、视觉障碍者和肥胖群体的旅游体验^[70-72]。此外，身体与流动性^[73]、身体与旅游社会公正^[71]等批判性的旅游研究话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有关话题早已呈现多样化特征。从最初对性别化身体的探讨逐渐扩展至多个领域。综合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研究议题的文献数量与比重，将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身体与旅游目的地形象表征；身体政治与性旅游、医疗旅游；身体展演与旅游节庆仪式；身体、感官与旅游景观以及具身性与旅游体验等5个方面，下文将从这5个方面综述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的主要内容。

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总体印象^[74]，通常借助广告、微电影、形象宣传片、旅游指南和明信片作为重要媒介进行宣传。而身体既是旅游目的地形象表征的重要媒介，亦是重要的宣传文本。一方面，旅游目的地形象是被游客的身体所体验和感知，从而借助身体进行宣传。旅游是一个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游客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者，而是通过身体主动参与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过程。例如，Frohlick认为新西兰和哥斯达黎加这两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打造独特的旅游品牌时，通过举办“100%纯运动”和“天然元素”两个旅游活动，并运用常见的景观修辞和话语，赋予了地方和身体以自然、独特和浪漫的符号意义。此外，也将游客的旅游体验纳入到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建构之中^[75]。在夏威夷旅游活动中，大溪地舞蹈实践为全球游客提供一个身体体验的绝佳机会，同时，舞动的身体也作为旅游商品为塑造一个强劲摇摆臀部的草裙女孩形象提供了重要途径。通过舞蹈创造一种原始的、异质性的身体，也创造了夏威夷享誉全球独特的旅游品牌^[76]。

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运动。旅游广告所描述的旅游地形象离不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嵌套。身体作为重要的宣传材料^[77]，被纳入到旅游目的地形象表征符号建构过程之中，并通过广告和杂志^{[78, 79]}等媒介进行宣传，将某种特定价值投射到特定的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满足游客的身体形象。诱人的身体旅游形象在帮助提高潜在游客对目的地的认知时有着重要作用，从而使得旅游目的地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刻板印象的文化建构。在此，女性的身体往往被符号化并成为重要的表征和宣传对象^[20]。为满足白人男性的凝视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期待，国外许多流行杂志的封面图片将海滩女性身体当作性感和神秘的对象物来塑造，将女性身体塑造为“年轻的、苗条的、白人的、黝黑肤色的、健康和性感的”这些所谓标准的海滩身体（beach body standard）。例如，Small以澳大利亚最畅销的10本女性杂志封面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了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所竭力营造的完美女性海滩身体形象及其所负载的社会价值^[69]。身体符号作为权力话语的载体，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形成社会规训机制，促使女性对身体进行适应性的生产和展演，以迎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此外，性的身体和肥胖的身体也成为许多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0]。在东南亚和南美洲许多国家，性工作者的身体被表征、建构、传播和出售^[53]。拉斯维加斯因其发达而历史悠久的性旅游产业也被贴上“性州（state of sex）”的形象标志^[81]。Cohen通过研究英国处女岛度假地的形象建构和主题表征后发现，该旅游目的地通过将“处女”符号表征为性的身体和处女情节来激发游客的性占有欲望和旅游欲望^[82]。旅游活动中将肥胖的身体问题化，主要体现在旅游形象宣传对肥胖身体的问题化^[6]，旅游过程中游客的凝视和污名化^[79]、旅游出行交通工具对肥胖身体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以及旅游之后对肥胖者的心理伤害等方面。性的身体与肥胖的身体引起了社会公正、全球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话题的探讨。因此，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呼吁旅游目的地在形象宣传中将性体验弱化成为了目前旅游学界研究的主流^{[83, 84]}。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主动与被动两个层面，包括人类身体被社会中各种权力所规训，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对社会的控制做出主动反抗^[85]。在旅游消费活动中，性旅游（sex tourism）和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充满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中，身体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对象，受到了权力和制度的被动控制。身体被视为理解权力、空间与政治的重要途径。身体在性旅游和医疗旅游过程中折射出复杂的身体政治。性的身体和社会性行为成为性旅游研究中的重要维度^[86]。身体作为一种商品被加以交易和消费，身体失去了性自由，而成为性控制的重要对象。性旅游实现了不同国家边界、国家经济实力、种族和阶级的跨越，产生了恋童癖、艾滋病和种族不平等等问题^[53]。与此同时，性旅游也意味着性的自由和解放。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女性在性旅游异质空间中找到了稳定的性伴侣，满足了自身身体的需要，实现了性自由，这种性角色的反转使得她们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然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为度假做好充分准备，以时刻保持着性感的身体形象^[87]。

同样地，医疗旅游的核心是对身体的消费。但与性旅游将身体作为商品交易不同的是，医疗旅游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旅游活动，而是包含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接受外科手术、美容整形和器官移植等医疗服务^[88]。不难看出，医疗旅游是一个服务身体的旅游项目，但也包含着医疗技术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身体与医疗旅游是跨尺度多层级关联的、是充满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例如，Wilson发现泰国的医疗旅游是由身体、国家和全球不同空间尺度相互作用而被型塑的全球化过程。不同的身体、国家和区域等地理尺度被多维度重组，而身体尺度在重构国家尺度和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9]。此外，身体体验与真实性也是医疗旅游研究重点探讨的话题。医疗旅游体验是以身体为中心的旅游体验，如医疗旅游者拒绝老化过程（化妆旅游），试图否定或扭转健康退化（干细胞旅游）或避免死亡本身（移植旅游）。医疗旅游空间允许游客的身体进入一个过渡状态，即从目前的不完美、不理想的状态甚至病态转向更理想的存在状态。对于医疗旅游者来说，疾病被视为阻止了真实的自我，而医疗旅游则是一种促成真实自我的过程^[90]。换而言之，实现真实的自我，是促使他们进行医疗旅游的动力。而权力分配、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影响着医疗旅游的真实性。因此，如何创造真实的自我成为了医疗旅游研究的核心。

在全球市场上，医疗旅游已然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新战略，同时也促使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医疗旅游者，期冀在全球医疗旅游市场上占据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均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实力，对医疗旅游服务进行市场细分。例如泰国侧重整容和变性手术；印度侧重骨科和心脏手术；波兰、匈牙利和墨西哥侧重牙科治疗；而中国也在医疗旅游领域努力地尝试，已建成的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旨在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为中国的医疗旅游产业发展探路。医疗旅游市场对身体项目的细分体现了身体与全球经济利益的分割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身体已然成为医疗旅游经济利器，并与资本、经济、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旅游活动一向被认为是特殊的身体展演，讨论旅游中的身体及其表演呈现既是旅游研究的理论发展趋势，也是对以往旅游凝视研究的超越与全新探索^[6]。Thrift将旅游活动中的身体作为表征性的文本，主张通过身体媒介及感官，关注日常生活的表演性行为^{[19, 91]}。旅游是一门表演艺术，以游客的身体作为载体，在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艺术进行展示和传达^[92]。表演性与旅游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体现在两者既不同但又有重叠的理论支撑，分别是受到戈夫曼的表演理论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论^[20]的影响。巴特勒强调性别表演和性别建构^[93]。而戈夫曼提出的表演概念则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身体动作和惯习，其表现形式是指通过语言来重复规范。例如，Edensor研究了在印度参观泰姬陵的游客，根据不同的环境或阶段制定不同的实践，游客的表演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行为^[2]。Andrews在对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马略卡（Mallorca）游客的日常实践和性别认同的研究中发现，游客的具身实践进一步地维持和促进了男性权威^[94]。Urry借用戈夫曼的表演性理论，提出了旅游研究的“表演性转向”^[95]。该转向强调旅游地的主题化和舞台化特性以及游客的具身性行为，作为旅游舞台的主体，游客在进行旅游消费的同时也通过身体实践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空间生产和建构^[95]。在表演转向和身体转向的背景下，身体展演为研究民族节庆旅游、民俗仪式传承及文化旅游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学者认为旅游节庆仪式中的音乐、跳舞、运动等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是表演性的^[68]。例如Matteucci研究了在西班牙参与弗拉门戈艺术表演的游客中发现，游客的身体是被规训、被表达和被消费的。通过表演，游客的身体被揭示为个体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场所^[68]。旅游地通过表演的方式将地方文本展示给游客，而游客通过身体实践与体验以建构新的文化认同^[96]。

作为族群记忆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并通过身体操演和身体实践来实现仪式的展演，身体的操演包含了一系列的身体动作和技能。在仪式展演过程中，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能创造新的实践而形成新的文化习俗，同时也受到固有的传统和社会结构的规训^[95]。而将身体视角引入对旅游节庆仪式的研究就是要探寻身体如何在被动形塑和能动创造的双向过程中传承与书写历史。在节庆时空中，地方需通过听觉、视觉和身体展演的方式进行生产^[97]。旅游者通过身体展演获得了体验需求，并赋予了地方意义，进而形成地方感和地方依恋^[98]。旅游节庆研究需要建立在存在（being）、实践（doing）、触摸（touching）及欣赏（seeing）的基础上，注重对多重感官体验的探讨^[98]。因此，有关旅游节庆的研究也从以往注重视觉体验逐渐转向对身体的多感官体验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景观开始受到旅游学界的关注。旅游景观的内涵是及其丰富的，它包含可见的物质性景观和不可见的旅游现象以及旅游服务。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载体，旅游景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建构，并呈现了符号化和文本化的特征。当前，有关旅游目的地的景观研究主要倾向于探讨物质性景观，如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以及建筑、历史古迹、民俗风情和宗教艺术等人文景观。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学者往往注重视觉上的探讨，而忽略了对旅游者的听觉、嗅觉、触觉等其他身体感官的研究^[99]。随着“感官转向”的到来以及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体验的新需求，旅游学界开始反思“视觉暴政”带来的问题^{[13, 100]}。Urry主张旅游研究除了关注视觉景观之外，应该同时注重对声景、嗅景、味景和触景等其他感觉景观的研究^[64]。由此，对于旅游景观的研究正经历从视觉景观逐渐向多感官（multisensory）景观的转变^[101]。例如，Pritchard等学者^[54]深入地探讨了各种旅游景观，如沙漠景观^[102]、海滩景观^[79]、狂欢节庆景观^[103]、消费景观^[104]、遗产旅游景观^[105]等的身体、感官与旅游体验。

在旅游活动中，游客实际上是由多种感官来体验地方文化，包括情感及各种身体感官，旅游是游客多种感官体验的邂逅（encounter）^[50]。旅游景观塑造的最佳状态是能够吸引旅游者长时间的停留、参与和学习。尤其是旅游企业要特别注重策划和设计那些能够使旅游者置身于其中的旅游舞台和场景。例如，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与他人接触形成的触觉景观；旅游目的地的大型音乐演唱会形成的听觉景观；旅游过程中混杂着各种气味所产生的嗅觉景观，这些非视觉景观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感官刺激，从而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2, 106]}。旅游体验应该被看作是一系列肉体和具身碰撞，它涵盖了所有的感官。在度假中，旅游者通过日光沐浴、跳舞和饮酒等身体实践获得了独特的身体感官体验^[6]，并在旅游过程中实现了身份认同^[15]。视觉障碍者在旅行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和精神体验，是对除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的依赖。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成为了旅游体验与身体实践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107, 5]}。同时，假期旅游的特殊时空也为游客的身体享受和放纵提供了绝佳时机，陌生的风景和饮食习俗成为了游客重要的旅游体验和游后记忆^[108]。

国内多数旅游目的地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的旅游实践中也对声景进行充分挖掘，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等。声景已成为旅游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99]。除了对物质性旅游景观与身体感官的探讨，其他无形的旅游景观，例如旅游目的地提供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设备与身体感官的探讨仍然较为缺乏。现阶段大多旅游景区的设施设备和解说系统也逐步趋向对游客的多感官体验的满足。例如Wolf发现以GPS和MP3为代表的现代解说媒介能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109]。再如，VR、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等可穿戴式设备在旅游景区的应用。这些拓展现实系统通过制造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功能实时还原现场情景，为游客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以及对旅游景点的深入理解^[110]。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旅游是一种体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旅游体验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理论体系中最厚重的模块和最有力的支撑，被当作构建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核心成分^[111]，对于旅游学科发展和产业实践至关重要，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往西方旅游学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除了探讨其本真性的话题以外，表演和凝视理论的引入将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引向表征领域^[64]。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非表征理论的兴起以及对旅游凝视理论的反思，旅游体验研究逐渐从单纯的视觉凝视转向身体本身及具身性的研究^[20]。自从身体被视为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旅游者身体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①在体验场所和旅游“做（the doing）”的语境中的感官意识；②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所铭刻的具身性的文化意识；③面对话语世界主体性、身份认同和实践的局限性意识^[112]。旅游体验是具身的，已经获得多数学者的认可^[7]。具身理论强调身体体验是旅游体验的基础^[113]。旅游体验的具身性特征主要包含本体感觉、运动觉和多感官知觉三者所形成的具身体验，进而旅游者才能获得情感体验和感觉、知觉、记忆、想象等认知体验^[7]。Chronis认为本体感觉、运动觉和多感官知觉一起构成了旅游舞台化中的身体空间维度的基础^[114]。例如，Small以西澳大利亚盲人协会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盲人为研究对象，探讨视觉障碍者的身体旅游体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游客的旅游体验与感官优先级相关，从视觉障碍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主要依靠的并非视觉，而是触觉、味觉和嗅觉等其他感官。此外，旅游者的焦虑感以及受到来自旅游市场的排斥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盲人的旅游体验产生影响^[5]。

具身理论视角下的旅游体验研究不仅关注游客的身体与旅游环境的互动，还重点探讨了旅游区所提供的旅游设备对游客体验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ICT技术设备制造出现了从便携式设备转向可穿戴式设备的技术革新。如今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了可穿戴式解说设备，这些虚拟现实系统为游客提供了多感官体验，对景区转型发展起到正向作用^[110]。此外，“情境”作为具身性理论的基础之一，强调的是人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身体的约束机制。旅游体验不可能独立于特定的旅游情境而存在。实际上，它受到来自身体本身的物质性，社会规范、习俗、价值观等的社会环境以及旅游自然环境三者的共同影响。例如，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睡眠实践则充分地印证了这一观点。游客的睡眠实践是被日常习惯所型塑的，是一个印刻着社会文化印记的社会化过程。在日常生活环境和旅游酒店环境中，睡眠的身体逐渐被私有化，逐渐被赋予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115]。然而，对于户外旅游中的游客来讲，户外露营睡眠则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睡眠和酒店睡眠等室内环境的全新旅游睡眠体验^{[9, 49]}。空间环境的改变使得游客不得不重新调整传统的睡眠习惯，与新睡眠习惯重新磨合，需要采取新的身体策略以重新适应大自然的节奏和新环境^[116]，在这过程中，游客获得了独特的旅游体验。总而言之，身体和具身性为研究旅游体验提供新的视角，身体既是中介也是目的，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在国内外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如何为游客提供更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成为了旅游企业和旅游研究学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为此，有关学者提倡加强旅游研究中对身体和具身性等话题的探讨，进一步为旅游产业更好的发展出谋划策。

西方旅游领域对身体的相关研究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发展的逻辑主线可以归纳为对身体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具体体现在：①理论视角上经历了在解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开始关注身体，到遵循社会建构主义和身体政治理论范式对社会性身体的研究转变，再到“感官转向”和“表演转向”影响下的注重多重感官和物质性身体的研究，最后在“非表征理论”和身心一体的“具身理论”的影响下，关注身体的存在、身体实践以及旅游者在特定时空中身心互动关系。②研究内容上经历了萌芽阶段对性别化身体的单一关注，到起步阶段将身体形象符号化以及对国际性旅游与医疗旅游带来的有关身体政治话题的探讨，再到快速发展阶段对视觉凝视和符号化身体的批判，由关注物质性的身体和感官体验，发展到对旅游体验和特殊群体的身体的研究。总体而言，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旅游研究对身体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萌芽阶段和起步阶段侧重于身体社会维度的探讨，而发展阶段则转向侧重于关注身体的物质维度，在快速发展阶段，学者们将身体的社会维度与物质维度相结合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生物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主动的身体与被动的身体；研究议题整体呈现多元化态势。本文通过对西方旅游文献中有关身体主要话题与经典案例的分析，探索性地归纳和提出了西方旅游研究对身体关注的框架体系。其中，该框架中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旅游实践与研究方法均基于本文对西方相关文献梳理得出（图 2）。

图 2(Fig. 2)

图 2 西方旅游研究对身体议题的研究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Tourism Analysis of Body in Western Countries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身体研究著作的相继翻译和出版，有关身体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始起步。由于旅游学科是一个跨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的综合学科。因此，国内的旅游研究学者也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学术积累进行探索。例如，关于国外旅游凝视理论的反思与身体理论的引介研究^[66]；将具身理论引入到旅游者体验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117]；亦有学者借鉴身体人类学理论对旅游情景中仪式参与主体的身体表达和空间流动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118]；采用身体地理学视角对徒步旅游体验进行研究^[119]；也有学者从旅游工作者身体的角度，探讨旅游中表演者身体的社会形塑^[120]。总体来看，国内旅游研究对身体的探讨还处于初步阶段，在理论、方法等方面较为薄弱。本文综合西方现有旅游领域对身体议题的研究积累并结合国内已有工作，提出以下中国旅游地理学对身体研究可能优先开展的议题：

（1）西方身体研究的理论问题、相关概念的引介、界定和厘清工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旅游发展具有其独特性。作为一个源起于西方语境的研究领域，国内旅游学界不能简单采用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旅游现象，必须结合中国本土的情况从理论层面上对身体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系统而全面地分析。

（2）开展跨学科集成研究及学术交流合作。身体议题的研究需要复合型的研究学者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可采用集扎根理论、深度访谈、文本分析、感官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借助眼动仪、脑磁图、脑电图等定量研究方法展开实证研究。此外，还需加强旅游领域对身体研究的学术交流，例如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2018年举办的“流动性、身心健康与旅游国际学术会议”，表明身体研究得到国内旅游学界的重视。

（3）加强医疗旅游、健康旅游等新兴旅游业态的身体研究。2014年，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推进医疗旅游服务^[88]。目前国内医疗旅游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身体与医疗旅游是跨尺度多层级关联的，是充满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对有关医疗旅游的各类报道、政策进行文本与话语分析，以透彻理解资本、经济、国际政治和全球化与医疗技术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除了美容整形，医疗旅游还重点关注身体健康的话题。未来研究可以加强探讨健康与养生旅游、健康服务的医学化和流动性等话题。

（4）新兴科技对游客具身体验所带来的影响研究。例如在虚拟现实技术基础上研发的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可穿戴式解说设备被嵌入于游客身体之中，成为游客身体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展了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凝视、感知和身体体验。因此，学界应重点关注新型旅游服务设备对游客具身体验的影响研究。此外，旅游与平等、社会公正也是旅游学者应重点关注的话题，对于特殊游客群体，如视觉障碍者、同性恋者、肥胖者等的旅游体验，学者也是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旅游学界加强对身体的关注，一方面有助于为景区更好的发展与管理提供一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将隐藏在旅游发展背后的话语和权力关系揭示出来，从而理解不同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等失语人群的价值观、诉求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