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山大学 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2. The Center of Tourism, Leisure &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记忆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要的研究领域, 它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并与情感一起形成了我们持续生活相关联的基本过程[1], 并且与想象力和创造力密切相关[2]。我们关注过去的日常经验, 但记忆不应该被视为过去的负担, 而应该是成为(becoming)的基础, 并且是能动性(agency)、实践和惯习以及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关键所在[3]。在后现代思潮下, 记忆所蕴含的复杂社会内容和文化行为成为新的研究热潮, 并受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历史学、民俗研究等多学科的关注和渗入[4], 并逐渐形成跨学科互动的记忆研究领域, 近年始有扩展到地理学研究中。
中西方学者对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等优势学科, 地理和旅游等相关学科的记忆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聚焦欧美地区的案例, 除了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印度尼西亚[5]、越南[6]等国家和地区, 对于官方语言非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关注较少。与西方学术界对记忆研究的多学科、多领域蓬勃发展相比, 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但更多集中于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中国文学、历史学等领域。随着遗产旅游、红色旅游和黑色旅游等新兴旅游形式的涌现, 旅游中关于记忆的研究话题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热门[7, 8]。基于此, 我们对西方学者在旅游视角下对记忆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借鉴, 能够对中国语境下的具体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同时, 总结中国学者从旅游视角出发对记忆话题的具体探讨, 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做以对比, 有利于明确我国学术研究在记忆研究领域的定位, 更好地进行学术对话。
2 中西方记忆研究的发展历程 2.1 中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论溯源与概念自古希腊以来, 记忆就已经是社会思想家热衷的话题,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和个人记忆(individual memory)等术语均属于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的研究范畴。记忆研究最早由心理学脑认知领域引入, 被认为是精神的基石(cornerstone of the mind), 它不仅是大脑的功能, 更是结合了个体内部资源来解释他们身边的世界[2]。在最基本的情况下, 记忆是编码和存储经验记录的过程, 可以在后续实践中检索或重新出现。这个序列既是自发的, 也可能是非自愿发生的, 而后者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发生的, 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此复杂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记忆并非是单一过程, 而是一整套复杂的相互关联过程[9]。这种复杂性包含多种记忆类型之间的互动模式, 其中三种最主要的互动记忆类型包括短期、长期以及感官记忆, 在此基础上又可分为若干子系统, 例如长期记忆需要程序记忆(亦即技能和技巧)和陈述性记忆(即对于事实和情节的叙述)。其次, 思想和记忆中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10, 11]。我们通常不会也不能控制记忆, 它们并非静态的信息, 但却可能被最近的生活实践所唤醒。可以说, 记忆是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时刻(the performative moment), 历史事实与真实记忆之间存在创造性的交流。再次, 记忆与身体[12]、情感和感官[13]以及创造力等人体功能密切相关。心理学家主要延续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传统, 在实验法中使用音节作为记忆材料, 试图探寻人类记忆的普遍规律[14]。在科学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指导下, 心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延续了认知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研究传统, 一方面关注纯个体的记忆规律, 另一方面在人为制造的可控环境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索个体的记忆规律。虽然人类记忆的社会性特征被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 C. Bartlett在1932年即已指出[15], 但直到1980年代, 心理学的记忆研究才出现较为明显的文化转向, 开始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尺度考察人类记忆的现象。同时,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领域也开始广泛关注社会或集体记忆, 该话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4]。
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6]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 首次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层面。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个人记忆/自传记忆以及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 认为个体记忆是自身经历的事件留下的记忆, 而历史记忆则可能受到历史记载的影响。他认为, 集体记忆是对活跃的过去的反映, 不存在完全的真实, 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不可避免地受到记忆群体的影响。哈布瓦赫对于集体记忆的著作是开创性的, 而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兰(Pierre Nora)则从历史学科的视角进一步推进了记忆研究的进程, 他将集体记忆与法国历史联系起来, 认为地理符号、功能和物质空间反映了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17]。哈布瓦赫倾向于将记忆研究与国家政治和合法性联系起来, 认为19世纪中后期国家领导力量发明传统以支撑国家日渐衰落的合法性, 同时, 大众政治崛起, 使得政治领导人重新发现维持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重要性, 因而在教育制度中扩大公共意识, 突出地方文化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 区域性记忆被融合成统一的国家记忆。随后,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国家记忆研究的重要事件。温特(Winter)探讨了战争纪念碑的新形式, 认为国家通过纪念碑的树立来传播对战争内省的思想[18]。孔兹(Koonz)则通过对二战之后战争记忆变迁的记录说明, 民族主义领导人在战争后利用民众对阵亡者的崇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感, 将战争的记忆包装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工具[19]。
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 历史、文化等学术界开始出现"记忆潮"或"记忆转向"[17, 20], 这是建立在社会对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怀旧热潮基础上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 "文化转向"的兴起使得与实践和记忆相关的问题在后现代理论影响下成为文化批判的中心议题。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提出身体可以通过仪式、表演、传统习俗的展现等具体模式来实践和承载社会记忆, 第一次明确指出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 社会通过身体实践保存和传承人类的社会记忆[21]。2000年以后,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中, 学者将城市历史空间、文化遗迹等与国家和族群认同、宗教、阶级、性别等联系起来, 通过对地理景观的关注与分析, 展现社会记忆的表征和叙述。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和话题类似, 记忆在地理学中被视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方面[22-26], 侧重于一系列空间记录和过程, 涉及的话题包括国家认同[27-29]、纪念和竞争[30, 31]、城市[32]、历史景观[33]、旅游景观[34]以及地方和纪念[35]等。现代历史伴随着暴力的(后)殖民经历、相关冲突、屠杀、移民或流离失所等现象, 地理学者对记忆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重大事件及其影响, 例如大屠杀或大英帝国的分裂等[36]。战争的地缘政治[37]及所伴随的地缘记忆(geomemories)是痛苦的、浓郁的以及持续的。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 政治地理学关注记忆和冲突的研究内容[38, 39], 例如政治转型中的记忆和表演、纪念碑等在公共空间中更广泛的关系[40], 以及记忆和英国及欧洲其他区域的战争和历史的文化互动[41]等。旅游地理学和记忆研究的交集则天然地与遗产旅游联系起来, 历史遗迹或人工打造的保护遗址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通过商品化来吸引游客[42]。但无论在个人或集体记忆表达上, 旅游和记忆之间的联系远不止于此。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和整理, 我们发现, 《History and Memory》、《Memory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等刊物是西方文化研究者关于记忆研究的主要学术期刊。
2.2 中西方旅游视角下记忆研究概况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旅游潮"(tourism boom) [43, 44]和"记忆潮"(memory boom) [17, 20]的转向, 西方社会的人们开始倾向于探索平行发展。记忆潮/记忆转向(turn to memory)被认为是对集体或社会记忆有着广泛社会兴趣, 这种兴趣体现在对纪念碑、博物馆、纪念活动和历史故事片的关注, 而旅游潮则被认为是旅游业的迅猛国际增长以及社会各阶层旅行的同步民主化, 亦即较均等的出行机会。学术研究伴随着这两种物质表现和社会趋势的发展应运而生, 进而导致旅游研究的开端, 同时, 记忆研究成为国际许多大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 1970年代的包机游和包价游推动了欧洲和美国的大众旅游市场发展, 而记忆的商品化也最先在这两个地区实现[20], 人们对旅游的教育功能也进一步强调, 追求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使得"文化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而参观历史遗迹则是将记忆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是西方记忆研究跨学科发展重要的转折点, 个人与个人记忆研究在这个阶段得到长足的发展, 特别是通过建立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领域[45]。而Thimothy (1997)从国际、国家以及个人层面等三个尺度对遗产资源进行划分, 使我们正视在以往旅游研究中被忽略的个人记忆层面[46]。无论目的地营销手段如何, 人们通常会选择前往与他们自己或家人过去生活有联系的地点, 或者倾向选择以前有积极游览印象的重游地。人们不仅通过旅行重新获得美好的回忆, 还可能重游与个人创伤性经历相关的地方, 以寻求情绪愈合。例如当美国退伍军人回到越南或家人访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馆时[6, 18], 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重叠。
在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发展思潮(late modernity/ postmodern age)的影响下, 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 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引致社会及文化变迁, 人们经历了一场激进的记忆危机, 进而产生浓烈的怀旧(nostalgia)情绪, 现代性生产出的失落感引发人们回到过去的强烈愿望[47, 48]。旅游者对于前现代性的差异性的追求被MacCannell视为现代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 其中"疏离感"和"真实性"概念可以说是旅游中怀旧现象的两种明确表达形式。人们借助去彼时(then)、彼地(there)和他者(the other)处的旅游活动来寻求现代性中失落的真实性[49]。可以说, 现代性作为催化剂, 加剧了怀旧/记忆旅游的发生。同时, 正如Bartoletti (2010)所定义的记忆旅游的主要特征, 虽然与遗产旅游有交集, 记忆旅游不一定需要古迹或珍贵文物的存在, 而可以依赖情绪来唤醒记忆[50], 因此在这种对过去的回归不能被真实地满足时, 发明和重建记忆的载体成为记忆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MacCannell认为, 寻找本真性是现代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动机[50]。王宁则将本真性的概念具化为旅游吸引物时间距离及文化距离这两种特征或魅力[51]。其中, 从时间的范畴探讨旅游的目的即时间距离的魅力, 例如探访遗迹、游览历史文化古迹、自然人文遗产等属于过去的事物[52]。可以见得, 怀旧元素亦或记忆元素是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 旅游地理中的记忆研究才崭露头角, 并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
相比于西方的研究话题, 我国的记忆旅游研究内容更丰富, 国家政策引导是我国记忆旅游研究不可或缺的发展语境。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语境下, 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人口结构调整、现代化生活需求变化等集中在特定时空中迅猛发生, 导致我国城镇面貌趋同、文化同质, 社会整体面临记忆失衡的危机[53]。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现大规模建设性以及自愿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迁移, 在此过程中, 文化断裂、记忆残缺等消极影响已经引起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城乡发展过程中, 记忆和城乡发展二者相互作用, 学术界对城镇记忆与历史街区[54]、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55]、地方认同与遗产保护[56]、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与地方文化基因保留[57]等研究话题的关注体现了"城镇记忆"、"乡愁"等主题内容已经不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诚如黄震方所述, 我国旅游地理视角下的记忆研究仍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多为引用西方研究概念, 缺乏理论原创; 注重记忆主体的研究, 而忽视了主体与载体之间的互动影响; 关注地方性与旅游感知, 欠缺文化记忆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52]。
笔者通过Scopus文献数据库检索(2018年7月检索)以窥西方记忆旅游研究的发文现状, 以"social memory"为主题索引, 共有论文超过2.2万篇, 其中旅游研究(研究方向分类为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接待业, 休闲, 运动与旅游)相关论文149篇; 以"public memory"为主题索引的论文6181篇, 旅游研究相关论文54篇; 以"collective memory"为主题的论文则达到6401篇, 旅游研究相关论文65篇。同时, 发现国外旅游研究对于记忆领域的关注始于2002年, 成果数量逐年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旅游教育、运动损伤康复等主题的成果颇丰。因此,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选取旅游文化研究中的记忆话题研究, 作者以"tourism"和"memory"为主题词对SSCI数据库进行检索(2018年7月检索), 共获取论文479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分析, 发现西方旅游研究中的记忆话题始于1998年, 成果总体趋势呈稳步上升态势, 成果主要发表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等旅游领域期刊(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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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SCI收录旅游与记忆研究主要期刊 Fig.1 Major Journals on Tourism and Memory Research Selected by SSCI |
2008年, 英国利兹都会大学的旅游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center for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CTCC)举办了以Remember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play and interplay of tourism, memory and place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探讨旅游、记忆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标志着记忆研究正逐渐成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2012年10月, 旅游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杂志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关于记忆相关的旅游做了一个专题, 赛宾·马歇尔(Sabine Marschall)发表题为《Tourism and memory》的研究报告, 探讨旅游研究中记忆话题的兴起与研究现状, 并认为这个领域暂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反观中国旅游研究中的记忆话题,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全文检索(2018年7月检索), 以"旅游"和"记忆"为主题检索, 检索到678篇期刊论文, 其中旅游学科为292篇, 占43.02%。与国外旅游研究中的记忆研究热潮相比, 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在乡愁旅游、红色旅游、黑色旅游等领域涉及记忆相关概念, 但并未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特定概念或理论为主要研究议题, 因此, 我国相关研究仍处于萌芽起步阶段。
中西方旅游研究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开始关注记忆研究, 通过分析记忆地点、民俗仪式等关注社会记忆的表征与展演, 与地理学等学科对记忆研究相似, 旅游研究也通过空间、景观、仪式等作为物质载体, 与国家、族群、社区、个人等身份和认同联系起来[42], 这样的方法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1980年代以来, 社会记忆理论的探索和实证研究发现, 记忆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可能。旅游研究对记忆研究的可能贡献在于, 研究者对纪念性景观的分析不仅强调空间的意义, 为历史的亲历者和实践者提供记忆的物质客体, 同时, 旅游者的介入赋予了这些历史和记忆新的意义, 纪念性景观通过社会和空间过程的建构对历史和记忆产生一定影响。
3 旅游地理学中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议题结合Marschall的分类, 旅游中的记忆研究主要包含神圣仪式研究、寻根旅游研究、移民和爱国者的研究以及周年纪念庆典研究等。根据对国内外文献查阅和整理, 本文将从记忆的承载者(物质景观和仪式)以及记忆的传递者/生产者(游客)两个主要视角对旅游中的记忆研究做以总结和概括, 并试图对记忆所呈现出的我们与他人、时空、信息和物质综合体的多维和非线性关系。
3.1 记忆、物质景观与地方意义感知景观是记忆的重要载体。旅游地理研究中许多学者关注物质的、有形结构作为记忆的"容器", 例如博物馆、纪念性雕塑、纪念馆等物质空间可以作为人们对地方依恋以及与个人经历相关的集体记忆的承载物[57, 58]。综合来看, 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即战争记忆的旅游研究, 自然灾难记忆的旅游研究, 民族独立和国民权利运动纪念的旅游研究, 以及遗产地旅游研究等。除此之外, 其他话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不及以上四个主题, 因此, 本文对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做主要叙述。
关于战争记忆的旅游研究, 是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物的建造而兴起的。Jon对战争纪念景观的发展历史做了整理和总结[59], 认为公共空间纪念物和军事纪念碑是记忆的图像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19世纪, 种植园或田野公墓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大型战场遗址被人们视为神圣空间而保护起来, 一些祭拜仪式多在战场遗址上举办; 1945年以后, 战争景观的祭奠多采用战争纪念馆等实用主义形式, 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反对纪念性景观的声音, 认为这些景观与旅游景点并存并不和谐。Charlesworth关注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作为纪念性景观场所的竞争性[60]。在战争纪念旅游的案例中, 个人记忆常常与集体记忆有重叠的部分, 例如美国的越战老兵[61]以及家庭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62]等。方叶林等则探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游客的出游动机以及动机对旅游体验的影响, 发现"责任与义务"是游客前来参观的主要动机, 这种积极主动的参观动机有利于游客的正面体验[63]。随着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 恐怖主义活动留下的破坏性遗址自21世纪以来也逐渐成为旅游中的记忆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Potts对911遗址作为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发现, 纽约0号大楼已经从恐怖袭击废墟变成了商品化景点, 大家对于911事件的记忆也随着旅游纪念品的大规模发售而庸俗化[64]。
有关灾难记忆的旅游研究。人们不仅通过旅游来积攒快乐的记忆, 也通过拜访与个人经历相关的地方来了解或抚平情感创伤。灾难旅游(thanatourism)已经成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指围绕祭奠死亡或残暴行为的旅游形式[65]。唐弘久和张捷探究以九寨沟旅游地区为例的旅游地居民对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 发现当地居民对于大地震的集体记忆主要来自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和事件记载等4个方面[66]。张巧运对"5.12"大地震后四川羌族地区的灾后重建分析发现, 大地震后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这个民族获得新生, 不仅生活条件有了巨大改善, 传统民俗也随着旅游的发展绽放出新的活力[67]。
有关民族独立和国民权利运动纪念的旅游研究, 中西方均有较丰富的成果。Alderman是美国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他主要关注美国南部地区在马丁·路德金去世后街道命名和纪念物的变化[68]。中国对于革命传统教育为主要议题的红色旅游的研究则很好地体现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是如何与个人记忆结合起来的。贺欣和徐桂林对井冈山景区的研究发现, 红色旅游地多运用情景再现、艺术再现、景区讲解和仪式传播等形式, 建构历史记忆, 实现传授旅游者革命历史知识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69]。
有关遗产地的旅游研究。旅游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遗产地的研究很容易地联系起来。历史遗迹等遗产地是集体记忆被展演给游客的集中展示地[70]。Park发现, 昌德宫是朝鲜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 南北两朝鲜国家通过昌德宫这一有形的遗产地分享无形的民族记忆, 遗产地是调和政治紧张和冲突的安全及中立的平台, 南北朝鲜拥有不可磨灭的共同的民族记忆[71]。刘爱利等关注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演化过程及机制, 对嵩山少林寺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做以总结, 发现中国宗教型遗产地在商业化开发过程中较大程度上抹去了原有的宗教记忆, 对旅游者体验产生消极影响[72]。
同时, 研究者对照片、明信片和故事等细微事物的关注也是旅游视角下记忆研究的一大特点。Garcia-Fuentes通过对世界遗产地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官方旅游指南手册、明信片以及其他宣传材料上的景点简介等分析, 发现大众媒体通过突出高迪等建筑师的建筑作品,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73]。
3.2 记忆、仪式与身份认同身份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4]。仪式来源于宗教, 同时又是世俗社会的某种"神圣化"表达[75]。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 不仅是表达性的, 更是建构性的, 个体在仪式过程中展示观念和自我意愿, 国家等权力机关则可通过仪式展现和建构权威。
在国家仪式层面, 国家政权通过对仪式举行时间、仪式举办流程等方面的控制, 将仪式生产为符号, 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 力争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76]。Atkinson针对意大利的特利亚斯特纳粹集中营的纪念仪式展开了研究, 核心关注不同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纪念仪式的竞争性[77]。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仪式同样是一场被操演的固定仪式, 南京大屠杀事件在纪念馆这个"神圣"的场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再现[78], 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利用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16]。Kong和Yeoh使用官方生产的纪念品以及杂志、新闻报道、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访谈等资料, 从国家认同建构的视角来分析新加坡独立后每年的国庆日活动, 探讨官方仪式和景观如何从游行地点、游行主题、相关人员身体实践展示和游行经过地点的剧场化展示等四个方面来创造敬畏和崇拜感[79]。国家权力的介入将民间仪式变为想像性塑建的产物, 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节事已经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国家仪式。如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泼水节, 版纳当地政府通过对民族风情游演形式的控制, 再次强调了国家形象和国家话语, 而当地的宗教精英则通过宗教游演来展演"自我"对民间仪式的记忆[80]。
在民间仪式层面, 仪式更多地展现了社区参与主体如何通过仪式展现个人记忆和族群记忆。Zhu通过对丽江纳西族婚礼仪式的研究指出, 丽江东巴文化中的婚礼仪式是人们对固有记忆、惯习以及具像化实践的反映, 原真性是流动的, 原真性在个体的表演中被实践出来[81]。Albera通过对阿尔卑斯山脉中修道院旅游的探查, 发现这些修道院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 当地的社会流动力不强, 神圣和非神圣的节日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旅游者等外来行动者的影响下, 与19世纪相比并没有很大不同, 文化被"冷冻"在这个修道院, 但这种一成不变的文化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社会经济红利, 因此, 人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化的复兴模式[82]。
3.3 旅游者的情感体验与地方建构旅游者作为旅游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与目的地景观邂逅的过程中产生互动, 二者相互影响。记忆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特定时空中特定身份群体不断生产出来[83], 它并非一个既定的概念, 而是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16]。有关旅游者与记忆景观的研究, 一方面, 强调旅游者在记忆旅游过程中的体验,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强化了身份认同[84]; 另一方面, 旅游者又作为权力主体, 重新塑造记忆景观。
有学者指出,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是后现代性或后现代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开始热衷于怀旧, 现代性生产出的失落感促使人们有一种回到过去的冲动[85]。如果不计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努力, 促使人们前往一个地方旅游的最根本动力在于个人或家庭与此有联系, 或他们在以前的旅行过程中对这个地方有正面的体验[86]。一旦旅游者抵达目的地, 记忆会影响旅游者的实际体验。Marschall关注德国语境下的"乡愁旅游", 意指旅游者原本居住在旅游目的地, 但由于政治因素、自然或人为灾害搬离故乡去其他地方生活, 当这些旅游者回到家乡游览的时候,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游客", 自然灾害等因素并不能抹去这些旅游者的记忆, 相反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家乡的"乡愁"[87]。Pearce强调了"游览家或熟悉地方(visiting home or familiar place, VHFP) "与"故地重游(return travel) "之间的差别, 游客再次拜访家或熟悉的地方的动机主要出于对自我身份认同、时间概念以及地方意义的强调, 应该从多维度进行分析, 而单纯的多次游览同一个地方则可能仅出于对当时某个瞬间的怀念[88]。与怀旧旅游不同的是, 记忆旅游中旅游者对景点真实性的感知并不会受到旅游景点能否真实地展现的影响, 相反, 这种"非真实"的旅游体验或旅游偏好可能会给记忆载体带来发展契机。唐雪琼等对云南红河哈尼长街宴的研究发现, 绿春县为了提升县城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在哈尼族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创造出县城的"哈尼长街古宴", 促使当地文化得到重构[89]。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的"天天泼水节"也是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商品化产物, 傣族文化被旅游者带来的现代性和商品化而重新形塑, 民族记忆也发生了改变[90]。
同时, 为了建立历史与人们现在生活的联系, 每一代人都有选择性地表达一些信息来创造出社会记忆[97, 98]。战争等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的延续受到人们相关社会活动的影响, 例如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就在战争记忆的传承方面起到巨大作用[93, 94]。但关于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对于事件的亲历者和后代来说, 显然是不同的。社会记忆并没有消失, 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对过去事件记载的阅读对当时的历史进行缅怀, 但历史事件的意义对年轻一代来说却发生了巨大改变[95]。Allar通过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新建的"死亡之墙"来反映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性问题, 获取真实性和表演重构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但旅游者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会在"死亡之墙"处通过敬献花束或点燃蜡烛留下他们的记忆, 而非一般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通过购买旅游纪念品带走记忆[96]。
4 研究述评与展望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以及"记忆转向"以来, 记忆作为(旅游者)个人情感体验以及地方建构的重要载体, 受到中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旅游地理视角下的记忆研究具有丰富而灵活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研究尺度[97], 不仅国际关系环境和国家民族层面的文化建构受到关注, 日常生活实践和人地切实的情感联系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记忆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 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运动康复学、传播学等学科均有涉及。尽管中西方旅游研究中关于记忆的研究无论是发表文章的数量还是相关研究者人数都呈现增长的状态, 但不可回避的是, 与其他话题相比, 记忆领域的关注度仍然不够, 也未形成固定的研究范式。一方面, 旅游视角下的记忆研究以案例研究为主, 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较少; 另一方面, 研究者对记忆这一概念未形成共识, 当前对记忆概念的总结仍不是非常契合旅游研究, 旅游视角下的记忆研究也暂未形成明确的研究范式。
从理论溯源和研究实践来看, 旅游中的记忆研究深受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影响, 学者们对已有理论的批判性思考相对欠缺, 突破甚微。例如, Winter认为, 社会记忆的创造是一个政治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协商, 最终生产出差异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展现形式[14]。越来越多的目的地将旅游者视为政治过程的观众, Goulding和Domic通过对克罗地亚某景点的分析发现, 当地的历史被当地政府通过对语言使用的控制、对历史介绍的控制而重新改写, 战争和种族清算的痕迹在克罗地亚的历史中被清除, 当前的当权者通过话语和权力的把控而改写历史[98]。旅游研究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在于, 不仅关注纪念实践的类型和动态性方面, 与空间区位和物质联系起来, 还将游客这一权力主体引入研究视野[99-101], 进一步强调了人与空间、记忆之间的互动。旅游研究还关注记忆空间的政治性和竞争性, 例如Shoval关注旅游发展进程中以色列一条街道名称的重命名事件, 旅游发展公司和当地居民在街道的重命名过程中发生冲突与协商, 并最终保留了居民的集体记忆[102]。旅游研究语境下有关记忆的研究数量逐年增长, 遗产旅游、纪念仪式的政治性[103]、历史保护、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104]、旅游者的能动性[105, 106]等领域也逐渐被纳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范围里。其中, 遗产旅游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中的记忆研究, 为其带来丰富的研究素材。
从研究对象来看, 旅游研究主要关注公共空间的纪念碑、纪念仪式[107]、纪念性街道名、博物馆、雕像等, 研究者们主要关注这些景观实体如何表征集体记忆[108], 纪念物又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此外, 媒体[109]、智能手机[110]、摄影、旅游纪念品[111]等媒介对记忆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旅游视角下的记忆研究不仅对物质性的景观给予关注, 当前也开始转向对非有形实体, 例如对气味、声音以及表演等作为遗产地展现的重要形式对旅游者体验的影响等[112, 113]。
从研究思路来看, 旅游关于记忆研究的特色在于将地理学关于景观的思想、社会学关于记忆的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最关注的旅游者主体结合起来, 旅游研究中关于身体、表演等研究视角都体现在记忆相关研究中。Erll等学者提出"跨文化记忆(transcultural memory) "或"旅行中的记忆(travelling memory) "的概念[114], 强调记忆只能通过流动来实现。社会记忆通过表演而保存和传递下来, 研究者将记忆与空间联系起来, 探究旅游的表演以及空间中身体移动等如何对个人记忆的留存以及代际之间甚至跨文化的集体记忆的传承有所裨益。同时, 研究者强调特定人群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记忆的展示形式, 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被平等地传承下来, 相反, 一些事件被选择性地遗忘了[49, 115, 116]。也就是说, 在分析纪念空间的意义以及旅游者的体验的时候, 要将纪念空间置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中, 同时, 了解旅游者的个人经历和背景[117], 不能忽略纪念空间所代表的共同记忆的政治性[118]。旅游者对记忆空间的重新建构则是旅游研究对记忆研究最重大的创新与贡献[119, 120]。
研究方法上, 旅游研究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121], 历史学的口述史、历史文献分析法, 以及来源于艺术史的图像法等质性研究方法, 在研究旅游者体验时也使用旅游研究中常见的结构方程等定量研究方法。当前中西方旅游研究者对记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特定的微观空间, 通过分析这一特定空间的文化、社会改变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122, 123], 反映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背景。
总结看来, 中西方旅游地理对于记忆话题的研究均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研究视角、方法、研究问题等不尽相同。事实上, 中西方语境下的记忆研究无论在地理学还是旅游研究中都处于起步阶段, 仍然以案例研究为主, 主要借鉴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记忆领域的理论与分析思路, 缺乏旅游视角下的方法论和思路方面的反思。中国学者的研究多以旅游目的地的建构和旅游者体验为主, 较少从旅游者或目的地居民自身经历出发, 探讨记忆对人们的社会文化意义。现时中国的记忆研究不仅是全球化和城镇化互动的场域, 也承载着城乡空间关系重构及城乡在个人、地方、国家和全球尺度下的营造进程。我国在20世纪经历了很多战争及革命事件, 21世纪以来的政策导向以及灾难的发生也为国内旅游视角下的记忆研究/记忆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记忆对人地关系的表征可以为研究国内政策性移民、黑色旅游以及知青旅游等特殊经历人群的情感与空间的联结提供有效理解途径。同时, 也可以在对战争记忆的研究中关注一些非政府主办的博物馆, 如建川博物馆对战争的话语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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