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2.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在国家及其互动的层面上讨论相关问题[1, 2]。而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技革命的升级,世界政治的空间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学者们开始以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论和方法,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经济、话语和文化等的关系,将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NSA,non-state actor)纳入国际政治议题之中,也开始探讨更多维度、更广范围内的权力争夺[3-5]。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但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全球公共问题尤其是国际环境政治问题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批判地缘政治研究重点关注和探讨的对象之一[6]。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和信息技术革命进程的加速,不同主体和事件的相互依赖加强,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公共问题大量涌现,世界政治的空间概念和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5]。地缘空间的公共性加强,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平台,全人类、社会和自然统一为有机的整体[7]。这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的状态,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和规律,使得地缘政治具有新的空间结构特征[8]。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领土为载体、军事力量为手段、实物资源为争夺对象的地缘政治研究架构也正在被重塑。其中,气候变化、国际河流等环境议题作为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正成为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国际环境政治问题中单一国家主体作用的有限性,使得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进入国际博弈平台之上。探讨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行动策略及合作互动,协调各行为体间的权力与空间关系,成为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国际环境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
从中国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行的同时,也伴随着沿线各国基础设施项目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而且,中国“走出去”过程中与境外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争议既嵌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也不能完全通过国家层面上的协议或谈判解决。
而以INGO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主体因其在全球、国家、地方等跨尺度上的影响力和公益性、灵活性、草根性、专业性等特点,能够联系和影响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一方面对环境冲突的产生有潜在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促进多方合作、构建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当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界研究INGO的文章较为缺乏,因此应当从批判地缘政治的角度,透过政治地理的尺度和权力等核心概念,关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INGO的角色和策略。本文首先梳理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发展和特点;然后指出了国际环境政治议题中关注INGO的批判地缘政治角色的重要性并回顾了相关研究;最后从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空间尺度和决策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三种权力面向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中INGO的行动策略及其体现出权力。
2 批判地缘政治的发展及其特点 2.1 批判地缘政治的发展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地缘政治学界兴起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开始借助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和方法,以日常生活实践和表征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经典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实践等进行批判和反思,通过文本、主观性、话语权和尺度等关键概念,关注地理知识的政治和地理表征的权力[9-11]。尽管中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大都沿承经典地缘政治的思想,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注重研究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国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地缘战略等[12],但随着世界政治空间的变迁和国际上批判地缘政治思想的引入,国内一部分学者也开始对经典地缘政治的研究进行反思,尝试采用批判地缘政治的思想和方法,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经济、历史、话语和文化的关系[12-15]。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尝试把地缘政治视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表征与实践,探讨不同主体视角下的地缘政治,而不仅仅将之视为世界政治的一种清楚的和合理的现实存在;尝试在经典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实践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视角[16],其目标不仅是发展政治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而且关注解构地缘政治表征并且揭示地理知识、话语、国家行动等背后的权力、社会、经济、文化关系[17]。
2.2 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特点在批判地缘政治的发展和影响下,国际问题和事务的地缘政治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1)对全球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考量增加。全球公共问题大量涌现,地缘政治研究不再仅仅关注国家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空间问题,而是向着全球政治事务及其空间结构问题扩展。气候、水、粮食、能源、生态安全等一系列国际环境政治议题近年来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各方围绕全球环境问题寻求公共权威的话题发展。伴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批判地缘政治有关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国家的主权和边界,而是更多地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研究问题[18-23]。
(2)参与主体从国家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地缘政治学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体,它是不同主体相应的表征与实践的集合[24],因此国家并不是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唯一参与者,个人和非国家组织也能够通过加入全球网络或者进行跨国实践[25],地理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运用因而也嵌入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26],NGO和个人等原本相对弱势的非政府博弈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上升[8]。
(3)权力争夺对象的低政治化。经典地缘政治主要关注国家核心利益和权力的空间分布、国家间权力的空间冲突、地区的权力较量等。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权力争夺的对象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问题逐步向情感、文化、社会、价值观和发展权利等“低政治”问题转化[27, 28]。传统权力概念发生位移和扩大[29],非国家组织或个人如何主观地“表征”地理知识并将其用于政治实践和发挥权力,成为了批判地缘政治关注的核心话题[11]。
(4)打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空间的概念。一方面,国家边界的概念已经超越传统的空间或网络界限,成为政治、社会、文化过程的总和,且不断演化[30],国家的“地域”也在不断被解构和重构[31, 32],地缘空间的公共性不断加强,传统的主权国家受到一定挑战[33, 34]。另一方面,Agnew “地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的概念[35]指出应该重视国家内部结构对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不能将国家作为一个封闭的“黑箱”来简单对待[36]。因此,单纯以物理边界界定的主权国家为分析单元,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跨国视角需要被纳入相关研究之中。
有学者认为,虽然批判地缘政治学动摇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经典地缘政治研究,但是尚没有提出与之相对的认识和考察地缘政治的革命性的方法[2]。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地理和权力对不同的主体具有多元的意义,如何挖掘这些主体和这些意义,探索知识和话语的权力竞争,甚至观念系统冲突的新格局[15],是完善新地缘政治理论与方法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INGO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可以完善我们对国际公共事务决策和行动机制的认知,进而丰富批判地缘政治的相关研究。
3 国际环境政治问题与INGO的角色 3.1 国际环境政治中单一国家主体治理的局限性环境问题通常具有渗透和扩张的特点,因而需要特定的行为体跨越国家的边界去解决。国际环境政治即是研究由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化所引起的全球政治体制和相关主体的回应及互动关系等议题,其研究对象包括旨在降低环境威胁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也包括能够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行为主体及其行为[37, 38]。而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存在和演进的空间基础[1],因此作为国际议程中的重要部分,国际环境政治成为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很多学者探讨了气候变化和气候治理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系[39-45],关注环境问题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如何响应环境问题及其可能后果[46, 47]。可见,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国际环境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其核心仍集中于国家行为体的环境对策和权力变迁。然而目前单一国家主体对国际环境问题的治理存在一定障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
(1)在推动国际环境问题的议程和决策过程中,国家主体容易陷入“公地悲剧”式的困境。在国际公共事务中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的理性选择,会导致国家主体在在面临与环境保护需求的冲突时处理国际公共事务上的失效,进而使很多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和解决进行十分缓慢[48]。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国家主体间协调困难和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污染与发展两者的争论上一直存在分歧,很难达成统一意见。种种情况使得很多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上长期处于观望状态,难以推动环境保护的国际议程的制定和完善。
(2)在国际环境议程的落地实施上,国家主体也并不是行动的直接施行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国家主体虽然能够在国际环境议程的框架下制定本国的环境政策,但政策实施涉及复杂的过程。尤其环境政策的实施对多主体间的利益协调、监管都有更高的要求,在复杂的央地关系中存在形式多样的投机行为,于是使地方的环境治理常常落得失败的境地[49, 50]。
3.2 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特点与相关研究单一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作用有限,使得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被纳入相关问题的解决议程之中[51, 52]。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探讨国际环境政治问题,倡导的是在全球格局下关注国家和非国家环境政治主体,关注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制度规则、权力运行等,探索跨国和国家内部的网络及结构对国际环境政治问题的影响等,而INGO正是批判地缘视角下国际环境政治研究应着重关注的对象。
广义来说,非政府、非企业的非盈利、非暴力的社会组织都可以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其行为群体具有民间性,活动目标具有公益性和志愿性[53],被视为政府和市场失灵的补救手段和制度工具。根据NGO的活动范围,将其分为地方NGO和国际NGO(INGO),前者指机构和活动范围在国家边界以内的NGO,后者则指机构组成或活动范围具有跨国性特征的NGO,能够在某一公共领域寻求国际影响[54]。
环境INGO相比政府、政府间组织等行为体在应对国际环境问题时有着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①有超出国家的目标。环境INGO往往是为弥补国家在国际公共环境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行动而成立的,常立足于全球[55],这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主体的国家利益目标或者区域利益目标有很大不同。②有民众基础。INGO一般从民间召集成员或志愿者,社会资本丰富,了解基层民众在相关问题上的真实情况,也更容易影响民众的认识和行为[56]。③有专业知识。环境INGO在环境相关领域拥有技术和知识上的专长和优势,能够完成专业的科学研究和行动。这使得公众和支持者对其产生信任[57],也使之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中重要的制度和规则标准的谈判方或者制定者[58]。④有一定力量。环境INGO是除国家主体之外,力量相对集中的国际环境政治主体及国际问题的主要参与者,与其他主体在国际议题上进行积极互动[59, 60],并且通过其成型的跨国网络体系推行其价值观和相关行动[18],进而影响国际政策制定及实施[61, 62]。虽然有一部分INGO受政府、政府间组织资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63],INGO也常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INGO的行动仍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在国际环境事务上发挥重要的、独特的作用。
当前关于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主要探讨的议题包括环境INGO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和权力[64-66];环境INGO的管理和运作模式[67];INGO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68, 69];INGO的地方发展和策略[70]等。而INGO作为一个跨越地理空间尺度和边界发挥作用的行为体,其行动和影响有着天然的地理属性,应当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因此,除了关注其法律效果和管理模式等上述方面,也有少部分地理学学者尝试从尺度、权力、知识等角度探讨了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环境治理中INGO的角色和作用。
从尺度视角下研究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文章主要探讨了INGO如何在国际环境政治的行动中将地方和全球连接起来。全球环境政治和治理正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尺度调节,而INGO正是环境政治中对尺度的建构和重构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行为体,INGO能够反映出自然环境的社会再生产[71],参与到不同层次的环境管理实践和尺度连接之中[72, 73],并通过跨国倡议网络发挥重要作用[74]。从权力视角下探讨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研究,则主要分析了INGO如何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发挥自己的权力。INGO在环境政治中掌握的权力或资源通常被辨识为多种类型,一种划分方法是按照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面向将INGO的权力划分为决策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54],另一种划分方法则将其权力辨识为象征性的(符号的)、认知的、社会的和监督的(物质的)[75, 76]。此外,INGO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工具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77]。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国际环境政治议题中INGO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背景知识和分析逻辑,但这些研究相对缺少对地缘政治的考量,并且在落地到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时仍需要以中国的相关案例和本土知识作为补充和修正。
而国内目前从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科的角度研究INGO的文章相对缺乏。很多地理学者开始强调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尤其是强调NGO在地缘政治相关议题上的重要性[14]。也有一些涉及INGO的地理学相关研究逐渐出现,如梅琳等将INGO作为跨国机构的一种类别,研究其总部或分支机构与其所在地城市的世界城市地位发展的互动关系[78, 79];李灿松等在探讨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原因时将进入缅甸的INGO作为一种重要的行为主体,认为它们借助引导密松水电站建设从地方事件转变为全国性事件等手段,成为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催化剂[80];也有部分学者探讨了INGO的议题建构以及空间拓展等[81, 82],但是国内专门针对INGO及其在环境相关政策和事务中的作用的地理学研究相对来说仍十分缺乏,更缺少空间和权力等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研究。
综上,当前有关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研究虽然对其角色和作用已有一定的讨论,但是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考察INGO的尺度策略和权力运作的相对较少,缺乏对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空间—权力的综合考量。因此,本文以下将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视角,结合批判地缘政治对权力的诠释理解来对INGO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角色和策略等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
4 尺度和权力框架下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角色 4.1 全球、国家与地方尺度上的INGO角色与策略政治策略和社会空间斗争常常围绕尺度这一概念展开,尺度是社会和政治各种活动开展的平台[83]。国际政治的全球化和地方化在时间上同时进行,在空间上是叠加在一起的[84],国际环境政治在全球的展现也是不同尺度空间叠加的结果。本文主要从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尺度解读INGO的行动策略,以及其如何对国际环境政治进行重塑。
首先,环境议题中的INGO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不同尺度上有着不同的目标、互动主体和行动策略,本文通过表 1进行简要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环境事务的参与中并不是所有的INGO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也不都是采取积极的策略和行动,而是往往随着其资源、构成和性质等发生变化的[85],本文只是梳理了INGO常见的一般目标和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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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在不同尺度上的特点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INGO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on Different Scales |
国际尺度上,国家主体对环境问题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环境中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则往往是多个国家主体目标协商的结果,仍具有国家或地区利益导向;跨国公司追求的是其在全球的低成本和高效益;而INGO在一定程度上寻求着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86, 87]。从自身行动和建设方面来看,INGO的主要策略是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发现新的环境问题和科学证据,以促进国际环境机制的完善[88, 89]。从与其他主体的互动联系上讲,INGO常常通过媒体舆论等方式构建起全球网络,形成一定的跨国影响[90];INGO可能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开展对话合作,参与全球论坛谈判、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影响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91];也可能采取与国际上其他行为体发生对抗甚至较为激烈的冲突的方式实现自己在国际尺度上的目标[92]。
国家尺度上,国家主体在环境问题上追求的是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INGO的主要目标则是能够影响国家政府使之做出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INGO采取的策略主要针对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和决策。主要策略有:一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发布国家环境数据报告,为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二是通过媒体舆论、游说建议、抗议运动等方式给国家政府在环境决策问题上施压,影响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81];三是监督国家对国际环境协议的执行和落实情况[93]。
地方尺度上,国家主体对环境问题的主要目标是地方环境问题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地方企业和政府的主要目标则是经济发展,民众希望的多是生活质量的保障,而INGO的主要目标则是能够影响地方的环境改善。虽然INGO有着一定的国际属性,但是其相比起政府和企业等仍具有与民众联系紧密的特点,其在地方尺度上的策略也多与地方群体的互动相关。INGO不仅自身直接实施环境保护的相关计划和开展行动,而且通过召集地方民众参加到环境保护行动或相关抗议活动之中,以及建立或培育地方社群与地方NGO[94]等方式,来改变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或民众的行为习惯,推动地方环境问题的演进。
跨尺度地流动资源和发挥影响也是INGO常用的行动策略[75]。一方面,环境INGO在地方层次上吸收民众参加保环行动或培育地方环保社群,建立起跨地区、跨国的联盟和网络,在全国甚至全球尺度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95];而国际和国家尺度上环境问题的解决和落实最终需要在地方尺度上实现。另一方面,INGO在国家尺度上行动时常通过“双向的博弈”(two-level game)[96, 97]来实现,即通过国际尺度的行为给国家内部政策施压,又通过影响国内地方尺度上政策或价值的方式来改变国家在外交中的国际环境行为[98]。
4.2 INGO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权力运作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影响力,表现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约束,它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知识的集中体现[99]。权力者能够通过自身所拥有的物质或者精神资源,产生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能量,达到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批判地缘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从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变,强调通过社会文化规范和话语等对他人施加影响。在国际环境政策机制进程各个阶段,INGO的权力逐渐凸显。根据Arts提出的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三个面向的框架,本文将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尺度上INGO的行动策略表现出的权力辨识为决策权(decisional power)、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和规则制定权(regulatory power)三种[54]。
决策权是指直接控制政策结果和发挥政治影响的权力,体现为INGO起草环境政策文本、参与环境会议、通过游说影响环境政策、监督环境政策的实施、发起环境决策抗议等方面的能力。如1973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是在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拟定草案的基础上诞生的[100]。1972年联合国组织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中,有134个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官方的会议议程,还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其他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参与到相关活动之中,是联合国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01]。欧洲的许多INGO通过在布鲁塞尔设置办事处对欧盟委员会游说的方式影响欧盟的超国家决策[102]。
话语权是指通过决定或者控制政治话语来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权力,体现为环境INGO借助专业的数据报告、概念理念构建以及号召发起运动等方式宣扬自己的观念,塑造和传播环境保护的价值观、规范、理论等,进而影响其他行为体的环境行为。如2006年,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一起,制作了全球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景观(IFL,Intact Forest Landscape)地图,呼吁对原始森林的保护①。“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由IUCN制订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提出,并逐渐被发展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深入到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成为国际和国家行为的规范[103]。1995年,壳牌石油公司决定将其在北海上的Breni Spar石油钻井平台沉入北海,这一做法可能会使得平台带有放射性和毒性的沉淀物破坏海洋环境,于是绿色和平等NGO组织在北海周边国家举行现场抗议活动,占领平台,并通过媒体在全球范围宣传,最后壳牌公司迫于各方压力改变了原定计划②。此外,INGO对环境相关话题在地方的宣传推广,很容易影响到这些话题在公民之中的表述与传播,甚至改变人们的日常实践,如马来西亚的环境NGO通过在网站上传播照片的方式来作为权力工具推动地方的环境运动,呼吁人们采取行动[18]。
规则制定权指的是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制度来发挥影响的权力,体现在INGO通过确定环境相关行业的标准和规则的能力来实现自己在国际环境政治上的目标[51]。如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标准化专门机构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其所提供的ISO14000系列标准就是是为促进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制定的一套环境管理的框架文件,通过这些标准文件加强组织(公司、企业)的环境意识、管理能力和保障措施,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③。2014年,绿色和平(Green Peace)和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等INGO的就中国《红木》国标修订意见稿向《红木》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组提交了自己的意见书,呼吁新国标补充和完善红木树种保护以及管制的相关信息④,为环境的保护提供了专业的标准和基线。通过制定规则、标准的方式,实现自己在该领域想要达到的保护树木、改善环境等目的。
这三种权力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并且在不同尺度上以及跨尺度运作。权力的动态平衡常与尺度的重塑有关[83],对尺度的控制或者转换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思考立足全球,行动落实地方”(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一直被作为INGO的经典口号,这其中便体现了一定的尺度转换思想。INGO最常见的通过尺度转换来实现权力运作的方式就是对大众媒体的宣传利用,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将地方的事件上推到全国甚至全球的尺度,来抵抗国家等行为体为压制事件而将尺度下推的行为,形成权力的对抗,推动环境政治事件的发展。
对INGO在不同尺度行动策略和权力总结框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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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NGO的策略和权力 Fig.1 Strategies and Power of INGOs |
虽然INGO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具有上述多个方面的权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但是其权力实现的根本仍然在于影响政府间组织、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即不同尺度上的政府,在相关政策和决策的制定和施行,这一过程中INGO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大致可分为依赖、合作、对抗三种模式类型。依赖关系中,部分INGO依赖政府或政府组织相关基金的支持,借助自身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完成政府难以完成的公共工作和服务,政府也依赖NGO的行动作为政府服务的补充。合作关系中,INGO通过与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共事,相互合作获取资源,追求相同的环境目标。对抗关系中,INGO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营造抗议舆论与政府产生摩擦,以此来激发政府的环境政策变革,政府也试图影响NGO的某些行为,通过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行动。INGO通过直接的行动或者联合其他非政府主体共同行动,与政府主体开展对话和互动,实现推动环境政策、行动、标准的制定或变动的目标(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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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NGO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 Fig.2 Interactions between INGO and Other Actors |
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具有强制性权势地位的主体,但是INGO在国际环境政治问题中也通过与政府等主体的互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经典地缘政治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及其对权力的限定使得其理论在解释和解决国际环境政治等全球性问题时发挥的作用受限。在“一带一路”积极推进的现实背景下,INGO是中国走出去与沿线各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合作遇到潜在环境问题时进行多方协调的关键一环。因此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学,尤其是环境政治相关的研究应当关注INGO的角色和策略,并尝试从政治地理的空间尺度和权力等视角来进行分析探讨国际环境政治议题中INGO对地缘政治在不同尺度上的重塑。总之,本文强调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对国际环境问题的研究强调全球利益,应当关注以INGO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而政治地理的空间、尺度和批判地缘政治的话语、权力、表征等视角能够为国际环境政治中INGO的相关研究提供独特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和权力面向解读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中INGO的行动和影响,所得主要结论如下:①国家单一主体在环境问题等国际公共事务上发挥的作用受限,而INGO起着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②INGO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个空间尺度上影响着环境政治;③ INGO在环境政治中的批判地缘政治角色可以通过决策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三种权力面向得到体现;④INGO在权力发挥过程中与政府存在依赖、合作和对抗等不同互动关系。
在“一带一路”逐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提升的过程中,恰当地应对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议题,而处理与INGO的关系又是这一议题中的关键环节。结合不同INGO的特点,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切入与INGO的关系:①借助INGO的公益性和亲和性,与沿线各国不同利益、观念的社会群体进行更好的沟通和交流,进而帮助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并确保这些投资的绿色环保性;②通过INGO的专业知识和行动能力,更好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符合环境标准的项目和推动跨国环保合作的落实;③警惕部分INGO基于其背后资金支持方的利益考量而做出的可能损害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形象和利益的情况。
本文虽然采用了一些案例来说明INGO在不同尺度上的行动策略和表现出的权力,但是没有以具体的完整的案例呈现权力实现过程以及过程中INGO与政府等其他主体的博弈,也没有分析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INGO在尺度策略和权力实现上的差异。今后需要通过更多中国相关的案例和本土知识来完善环境政治中INGO角色的探究,相关问题有待继续深入讨论和具体例证考察。
注释:
① Intact Forest Landscapes. Overview[EB\OL]. http://www.intactforests.org/index.html, 2017-10-08。
② Neuger J G. Shell Calls off Plan to Sink Oil Platform[EB\OL]. https://www.questia.com/newspaper/1P2-5687392/shell-calls-off-planto-sink-oil-platform, 1995-06-21。
③ ISO Central Secretaria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ISO 14000 Family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EB\OL]. https://www.iso.org/files/live/sites/isoorg/files/archive/pdf/en/theiso14000family_2009.pdf, 2009- 20-05。
④ E木业网.绿色和平就《红木》国标修订提出修改意见[EB\OL]. http://www.zgmuye.com/news/show-22940.html, 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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