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在动物园、城市公园等场所看到这样的场景：父母凝视着儿童，儿童凝视着吸引物。这不禁使人好奇：儿童在如何“看”这个旅游世界？父母此刻在“想”什么？“看”和“想”构成的生动旅游图景在生产出怎样的社会关系？旅游活动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无疑具有厚重性、反身性^[1]。但群体旅游成员中个体旅游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过往研究中却较少涉及。特别是作为典型的旅游群体单元——儿童和家庭旅游活动中，儿童是如何理解旅游，以及描绘他们旅游世界的？家庭旅游活动中是否携带儿童的不同情境下，父母的旅游体验会出现怎样的差异？儿童的旅游体验与父母的旅游体验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地中海海滨度假地的亲子旅游被营销为理想的白人核心家庭盎格鲁—撒克逊版本^[2]，湖南卫视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则生动勾画了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下、理想的中国核心家庭版本。其外景拍摄地的选择，折射出亲子旅游目的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迎合儿童的天性匹配以游戏化的旅游环境和角色扮演；具有一定的冒险性质但又绝对安全可控；不能离都市太远避免儿童长途跋涉；开拓儿童眼界的同时加强社会生活教育和增进亲子关系；医疗卫生、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证；亲子家庭要多以便儿童相互学习，并让其意识到这是一个美好的儿童旅游世界。《爸爸去哪儿》搅动了国内亲子旅游市场长期的低温形态，旅行社、在线供应商、幼儿园、小学等开始剧烈营销亲子旅游产品。

亲子旅游理论研究却迥异于亲子旅游的市场火热^{[3, 4]}。一般认为儿童是被动的参与者，其旅游体验是模糊的；儿童不具有社会能力，其旅游陈述是不成熟的；儿童是被保护者，不应将其被动的涉入到学术研究中。但儿童无疑是未来的旅游群体，当前的旅游体验会对其未来的旅游活动行为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2, 5-7]}。本文试图对亲子旅游研究进行述评，以理解亲子旅游及其反身的厚重群体性和社会性。本文所指儿童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

《爸爸去哪儿》更像是市场催化剂，亲子旅游的火热根源在于中国“80后”、“90后”父母的亲子教育意识、家庭观念意识逐渐增强。按照风笑天的定义，出生在1976年至1985年之间的独生子女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简称独一代）^[8]，而独一代的子女可被称为独二代^[9]，从而产生当代中国的“4+2+1”亲属关系结构，儿童作为“家里的小皇帝”地位日趋突显。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家庭结构正趋向深刻的社会变迁，60.9%的家庭结构为核心家庭，33.1%的家庭结构为标准核心家庭，而中年夫妇和年幼及上中小学子女又是标准核心家庭两大主要群体^[10]。

中国家庭正趋向西方现代家庭核心化模式发展，即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关系随之转型，一是“感情家庭”与“家庭意识”日趋突出。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现代家庭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核心家庭范围的缩小，使得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亲子关系不断突出。二是“教育家庭”与“孩子情结”日趋突出，菲利普·阿利埃斯认为家庭的财富主要依赖于孩子及其未来，即马尔萨斯主义的家庭类型^[11]。即现代家庭不再以物质和经济遗产为中心，家庭传承模式正在向教育传承模式转变。而亲子旅游则恰恰具备两大优势：一是为孩子提供见多识广、健康成长的机会，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本；二是为家庭提供亲子活动、亲子关系的机会，成为重要的家庭生活。

在西方范畴中，亲子旅游更多的是作为家庭旅游的亚群体存在，即携带小孩的家庭出游方式^[4]。小孩作为民主家庭的个体，参与乃至共同对家庭旅游活动进行决策^{[3, 12-15]}。刘妍等认为，亲子旅游以提升“亲”与“子”的情感关系、社会修养、知识教育和能力素质为目的，以孩子为核心，以父母为主导，以家庭为单位，属于家庭旅游的范畴，兼具儿童旅游的属性^[16]。本文认为：亲子旅游不是一个新鲜物，但其在中国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①旅游的主体是计划生育国策下“80后”、“90后”独一代与“00后”、“10后”独二代。②旅游的动机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意识不断增强、教育成本不断增大下，以开拓儿童视野、增强户外教育作为主要动机，以增进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作为次要动机。

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原理^[17]。而亲子旅游将家庭教育的环境变换到户外，具有“寓教于乐”的突出优势。相较于课堂式的正式教育，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非正式教育的重要性，比如通过嬉戏、娱乐和旅游来学习，同样能够起到重要的教育学习意义^[2]。皮亚杰的认知阶段理论指出，儿童学习的过程依赖于社会结构与互动^[18]，不难看出家长希望儿童在“积极的、阳光的、善良的、色彩鲜明的旅游世界”中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及其社会化过程。一是能够促进儿童的体格、智力发育，特别是对残疾儿童的治愈能力^[19]；二是能够为儿童打开世界的大门，学习到地理知识、风土人情，增强孩子集体意识与交际能力^[20]，增强民族和国家意识^[21]。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家庭是发展人类个性最重要的场所^[22]，不难看出父母作为儿童的“旅游领路人”，有助于向儿童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Poria等通过儿童访谈陈述与父母问卷调查并行的方法，却研究发现亲子旅游并未显著提高儿童的地理知识^[23]。

亲子旅游有助于加强家庭凝聚力，传递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与爱恋^[24]。亲子旅游让家长做“父母”的感觉更为突出：让孩子更快乐，欣慰的享受孩子在身边的活动，更多的知道孩子的需求，为孩子留下美好的家庭回忆^{[3, 25]}。亲子旅游有助于促进家庭和婚姻关系的和谐，创造出“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亲子旅游被家长和当代社会建构有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一对好父母，一个快乐的好家庭。其对市场营销重要意义在于，需要突出营销家庭感觉、家庭意义。与此同时，非惯常环境下的旅游活动有助于内向型的儿童打开心扉，更方便的促进家长、孩子之间互动交流。

已有亲子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亲子旅游决策行为及其活动行为等两个方面。

传统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分为丈夫主导、妻子主导、共同决策等三种基本类型^{[13, 26]}，但家长与儿童共同决策已经越来越成为家庭旅游决策的主要模式^{[16, 27]}，特别是一些高频率的、花费较少的单项决策中，儿童往往是直接影响者^[28]。但亲子旅游的目的地选择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29]。孩子是家庭旅游活动的催化剂，父母非常看重孩子出游的满意度，孩子不愿意旅游的地点往往被排除在外^[30]。家长们倾向于选择更方便、更成熟、更舒适的目的地^[5]。安全、安静、离家近、儿童度假设施齐全、“家”的感觉突出的目的地，是家庭出游的最优选择^[3]。Cullingford认为，在家庭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中，儿童是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通过访谈法研究发现，儿童能够清晰的辨识想去的地方与不想去的地方，安全的地方与不安全的地方，能够清晰的表达出他们的旅游体验。拥有迪斯尼乐园的美国是儿童最想去的终极目的地^[5]。快乐农场对有儿童的家庭具有吸引力，快乐农场被营销为一个能够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高质量餐饮的场所^[31]。公园与城市绿色空间同样是城市儿童休闲娱乐和身体活动的重要场所^[32]。

Thornton等采用时空分析日记法发现，是否携带小孩的家庭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携带儿童的家庭在游泳池、运动馆、沙滩等休闲活动上明显分配时间更多，对目的地的造访半径相对较小，倾向于围绕住宿接待设施及其附近活动^[33]。残疾儿童家庭的亲子旅游活动更倾向于选择久坐不动的户外活动^[34]。相较于文化型和观光型的旅游活动，儿童更为偏爱游乐园、沙滩、钓鱼、游泳、骑木马、角色扮演、享受美食等放松性的身体娱乐活动。儿童更为偏爱活动、感官体验和游戏，更容易使其活跃和专心致志的地方，特别是能够同其他儿童一起^[35]。体力活动、自由游戏、结交朋友等主动性的活动更让儿童天真自信，相反儿童比较厌恶坏天气、排队、旅行中的疾病^[36-37]。旅行过程中家长们同样需要履行“日常监护人”的角色，比如旅行相关的儿童疾病，如疟疾、旅行者腹泻、伤寒，以及嬉戏游乐引起的外伤等^[38]。

亲子旅游相关的道德行为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旅游地和旅游设施作为公共空间，游客不得不面临儿童的哭闹问题，很难做到“有礼貌的不关注”。Small and Harris通过网络志的方法，研究了航空旅行中儿童的哭闹问题，发现哭闹的儿童及其家庭往往被忍耐度差的人群视作自私的，从而受到“惩戒凝视”^[39]，小孩则被视作“熊孩子”。与此同时，家长正在被亲子旅游产业裹挟或儿童之间攀比消费而作出奢侈性、非理性的亲子旅游消费^[2]。

文献回顾折射出儿童如何定义和理解旅游、如何认知和感知世界等基本科学问题。儿童相对无法认识成人的空间世界，往往会忽视实体边界、象征划分、街区模式、产权分配^[40-41]。成人往往视作理所当然的世界，但在儿童的世界中却并非理所当然。儿童的情绪化特征非常明显，其对地方的认知被情绪和感觉所渲染，受表达能力所限更易公众化，比如喜形于色或嚎啕大哭^[42]。但儿童仍然能够形成直观的旅游感知和旅游体验。Gamradt通过研究牙买加儿童的绘画，分析其对待外地游客的态度，发现多数儿童认为游客是友好的、善良的、慷慨的，而当地人则是好客的^[43]。Kozak基于个人家庭旅行陈述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倾向于选择娱乐设施而非文化吸引物，更倾向于选择快餐食品而非当地特色餐饮^[44]。

亲子旅游目的地管理和旅游营销需要认真研究儿童心理及其活动行为，以及父母在亲子旅行中的主导角色。儿童普遍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多动与分心，控制性差，爱好玩具与卡通人物，更为重视直观体验，爱好角色扮演^[17]。亲子旅游目的地管理上，需要围绕儿童的天性来展开，多设置参与性、表演性的儿童游乐项目，通过“老师”、“医生阿姨”、“天使”或者“卡通人物”的表演式服务尽量减少儿童排队的枯燥感，努力营造色彩鲜明的故事空间、图片空间等。同时充分利用儿童消费力的经济价值，儿童消费力指的是儿童通过不高兴、唠叨、哭闹、纠缠等方式影响其父母消费决策的能力^[45]。亲子旅行中，母亲主导作用体现在精心选择目的地和住宿，携带儿童惯常使用的物品等^[19]。丈夫在旅游交通和线路安排方面占据主导性角色，妻子在餐馆选择方面占据主导性角色^[46]。儿童群体划分及其群体差异性同样需要进行深度研究（表 1），这主要是源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在生活方式、发展特征、教育类型、游戏水平、惯常环境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成长性差异。

表 1(Tab. 1

表 1 儿童群体划分[17, 18] Tab.1 The Typologies of Children

表 1 儿童群体划分[17, 18] Tab.1 The Typologies of Children

综上所述，建立亲子旅游研究框架，详见图 1。理解亲子旅游，一是需要考虑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包括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户、残缺家庭等多种类型，其对亲子旅游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二是需要考虑家庭关系的影响，将其放置到“父亲—母亲—子女”家庭三角关系系统中，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亲子旅游研究同样需要考虑到父亲、母亲的家庭功能差异性。当代中国的女性价值被设定为“教子有方”、“打理家庭”等家庭价值，而相反男性价值则被设定为“事业追求”、“顾家担当”等方面^[1]。三是需要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深入理解计划生育国策下巨大家庭社会转型中的独一代、独二代与西方家庭社会的差异性。

图 1(Fig. 1)

图 1 亲子旅游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Parent-children Tourism

亲子旅游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群体旅游视角下的亲子旅游动机与个体旅游视角下的传统旅游动机理论的差异性。二是亲子旅游反身的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将会对传统的旅游关系理论带来新的认知。三是需要深入理解儿童的旅游世界与成人的旅游世界之间的差异。四是需要儿童旅游研究需要采用差异于传统旅游研究方法的针对性方法。以下围绕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述评和展望：

在家庭旅游活动中，儿童与家长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旅游体验？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区别对待，一般儿童在两岁或者更晚时期便产生自我意识^[22]，其旅游动机、需求与成人之间必然具有差异性。儿童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家长^[36]。换言之，儿童更容易获得旅游满足，更容易对目的地“点赞”。Kim and Lehto从智力发育、身体发育、社交、放松、家庭凝聚力等五个维度来测量亲子旅游动机，既考虑到亲子关系动机，同样考虑到亲子教育动机^[34]。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旅游应该被视为旅游共同体，通过共同的旅游活动寻求家庭凝聚力^{[35, 47]}。第二种观点更为强调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活动单元及其旅游活动所展现的家庭意义。比如Lehto等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家庭适应—凝聚评价量表，研究了亲子旅游的家庭意义，但却没有涉及亲子旅游的教育动机^[47]。

亲子旅游决策行为中，一种观点认为，需要更为重视儿童的需求主体地位，儿童应该被视为积极的旅游活动参与者或者有自身利益的“存在”，能够解释和建构他们自己的旅游活动。无论是皮亚杰的认知阶段理论，还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均指出儿童是学习和发展的主动发起者^[17]。相反观点认为，过度强调儿童在旅游中“积极主动的存在”对儿童的成长不利，源于儿童很容易越轨和作出非理性的要求，更容易受到社会商业化的不良影响。显然家长们需要在儿童“存在”与“成长”之间作出平衡。

中西方的亲子旅游动机存在差异性，这涉及亲子关系动机与亲子教育动机的先后顺序，及其折射的的社会意义。无论是搜索国外主要旅行商供给的旅游产品，还是旅游研究文献，“亲子旅游”无论是作为市场产品，还是作为研究主题，其独立属性相对较低，更多的是嵌套在“家庭旅游”中。Shaw and Dawson针对渥太华家庭休闲活动的研究指出，家庭休闲活动的第一动机是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动机，第二动机是亲子教育动机^[29]。而中国的亲子旅游则显示亲子教育动机明显强于亲子关系动机，同程发布的《2016中国亲子游市场认知度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 ^①显示，91.1%的受访者认为“亲子游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78.4%的受访者认为“是否增加了孩子的知识和见闻”是评价一次亲子游活动优劣的首要标准。百度搜索显示，亲子旅游的推广度是远大于家庭旅游的^②。

社会权力理论应用到家庭关系中，体现在父母的奖惩权力、参考权力、法定权力、专家权力等权力角色，并直接影响到亲子旅游活动^[14]，表现在亲子旅游成为父母表达爱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孩子日常表现的一种奖惩类型，传达健康生活方式和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并在亲子旅游过程中行使专家权力和法定权力。多数文献揭示出父母在亲子旅游过程中的“主导性”角色^{[19, 26]}，以及亲子旅游活动的“目的性”。精细组织的亲子旅游活动，相较于其他旅游休闲方式，似乎显得尤其“严肃”。源于父母的高度重视及其浓厚的情感投入，亲子活动的动机无论是涉及父母责任角色，还是促进家庭关系，加强亲子教育，都颇有“目的性”，这同其他本质为寻求个人愉悦的旅游方式完全不同^[29]。换言之，父母在家庭旅游活动中，不是为了寻求旅游的“自我”，而是更为寻求旅游的“家我”和“子我”。

“共同性”的家庭休闲活动，创造出“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和家庭归属感^[48]。亲子旅游活动反身的家庭关系，涉及到权力关系、功能关系、情感关系、依赖关系、共同在场关系等不同的旅游关系类型，为“旅游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学意义。动物园、主题公园等亲子性的旅游目的地，在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中无疑是无聊的，但父母仍然频繁的同自己的孩子进行重游，这是传统的以“个体旅游体验”为中心建构的旅游动机理论^[49]所无法阐释的。父母个体旅游体验与儿童旅游体验的互动关系有待深入研究。但父母是否就纯粹是“牺牲”的角色呢？Gram研究发现，父母仍然能够满足“无所事事”的时光，甚至主动寻求“像个孩子一样”的参与亲子活动。“爱、善待、不求报答、牺牲、袒护”等亲子关系，在旅游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35]。虽然亲子旅游过程中，父母是疲倦但却慰藉的，通过亲子谈话互动、制作儿童成长手册、向他人流露家庭幸福感等不同方式，寻求旅游活动的家庭意义。

在儿童的世界里，旅游的独立性有待深入探讨。儿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理解旅游的？还是仅仅将旅游作为游戏的一种方式？儿童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符号、惯例来体验生活，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习和成长。刚出生的婴儿即进入感觉运动阶段，通过触觉和感觉认知环境。2—7岁儿童开始逐步形成自我，并能够以符号形式来表征事物。7岁以后儿童开始逐步掌握因果、速度、重量、数量、抽象逻辑等概念。基于皮亚杰认知阶段理论、日常的生活观察和过往的研究经历，本文给出如下观点供探讨：①7岁以前的儿童，其对旅游的概念是模糊的，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玩”、“游戏”的一种方式。研究此阶段儿童，需要采用定性、实验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②7岁以后的儿童，逐步对旅游现象形成明晰的概念。研究此阶段儿童，可以直接从儿童获得一手数据。过往研究经历发现，小学儿童能够基于自己的判断独立完成旅游问卷调查。

皮亚杰的游戏理论同样有助于理解儿童的旅游世界，即感知运动阶段的儿童以功能性游戏为主，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以建构性游戏、假装游戏为主，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以有规则的竞赛游戏为主^[18]。这就不难以理解主题公园、动物园因其提供大量的功能性、建构性和假装游戏场景，从而对7岁以前儿童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而夏令营、国防园等旅游类型/景点，因其提供有规则的竞赛游戏，从而受到7岁以后儿童的偏爱。无论是对于7岁以前，还是7岁以后儿童，文化型、观光型的旅游景点均较少受到儿童的偏爱。而婴幼儿、学龄前期的儿童能够频繁的游玩单个游乐项目/景点，即皮亚杰游戏理论中的练习性、象征性、假装游戏模式，这同样是传统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所无法阐释的。

儿童旅游研究面临方法上的挑战^[50]，传统的旅游研究方法具有不适宜性，儿童的行为能力构成事实上的障碍。特别是考虑到儿童旅游研究伦理，儿童被视作是不成熟的、脆弱的、无能的，需要保护并关闭于研究大门之外，事实上我们需要认可儿童的力量和能力，以及他们说话的权利，我们应该采用创新的研究方法来开展儿童旅游研究^[51]。儿童应被视为积极的参与者或者有自身利益的“存在”，并且能够解释和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文化和关系^[52]。

儿童旅游研究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手段。民族志、日记以及其他定性的方法会是特别有效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允许孩子的表达被听到以及他们的理由和解释得到公开^[22]。Poria and Timothy建议，研究儿童旅游行为可以采取讲故事法、玩偶游戏法、图片问题法等创新方法；同时遵循特定的研究步骤，比如伯克利木偶访谈法^[53]。帕帕拉针对儿童研究，总结了自我报告法、自然观察法、实验室观察法、行为测量法等数据收集方法^[17]。

亲子旅游是家长携带儿童，以促进家庭关系和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一种家庭休闲活动。亲子旅游具有几个特性：一是亲子性，其旅游动机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父母个人的旅游体验是隐藏的，乃至牺牲的。二是共同性，其旅游关系是为了共同创造出一种“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和家庭归属感。三是目的性，无论是旅游动机，还是旅游目的地选择，均由家长主导以及精心安排。四是引导性，旅行过程中，父母既是儿童的“日常监护人”，又是“旅游领路人”，传递旅游生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过程。亲子旅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体现其特殊性，折射了计划生育国策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当代家庭社会转型，且亲子旅游加强儿童教育的动机是大于促进家庭关系动机的。

但亲子旅游仍然处于学术理论研究的边缘，受限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地位以及传统研究手段的相对无力。但毋容置疑，亲子旅游研究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旅游学科概念，促进旅游动机、旅游关系、旅游目的地管理等理论体系的完善。以旅游动机为例，面对一个家长游客，仍然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测量其旅游动机、旅游态度是否适宜？或者面对一个儿童游客，仍然基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的分类体系进行测量是否适宜，因其仅仅是将旅游作为“游戏”的一种类型？在现有旅游动机的社会心理模型的基础上，比如Iso-Ahola模型^[54]，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旅游动机的人际关系模型，比如将个体旅游动机、人际关系的个体旅游动机、利他主义动机等结合考虑，就像亲子旅游过程中体现出的自我、家我、子我的复杂性那样。再以旅游影响为例，儿童的旅游世界无疑是“积极的、阳光的、善良的、色彩鲜明的”，特别是对于7岁以前的儿童而言，而传统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的旅游影响研究范式，套用到儿童研究中是否合适？或许我们需要从家庭社会学、儿童地理学、儿童心理学中寻找答案。

注释：

① 调查对象为EDM、微信等在线用户，时间为2016年5月26—30日，有效问卷1758份。数据来源：https://wenku.baidu.com/view/08a6c8faaaea998fcd220e57.html，搜索时间2017年8月22日。

② 百度搜索“亲子旅游”网页数为18, 800, 000，“家庭旅游”为13, 500, 000，搜索时间201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