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的突出表现与积极作用，使得旅游业战略地位日益提高^[1]，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与旅游业持续高速发展相伴的是，旅游投资规模与强度也在迅速提高，呈现“潮涌”态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旅游投资增长十分迅速。2015年旅游投资规模更是突破万亿元大关，高达10073亿元。政界、商界和媒体对其效应着墨甚多的同时，也对其抱有很高的回报预期。然而，受片面追求速度与规模及多重因素的影响，旅游投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如2015年旅游投资最高的东部是最低的西部近2倍，东部地区仍是中国旅游投资的增长极。旅游投资最高的是北京（749.08亿元），而最低的则是青海（23.19亿元），前者是后者的32.3倍；旅游投资最高的5个省区总和是最低5个省区总和的11.74倍^①。由于片面追求速度与规模，造成旅游投资粗放式大跃进增长，出现“非理性繁荣”，忽视旅游投资质量与产业素质的问题较明显^[3]，旅游产品供给质量不高，旅游投融资机制体制还不完善等等。为此，2013年国家旅游局在《旅游质量发展纲要（2013—2020年）》中指出，建设旅游强国的根本之策是提高旅游发展质量，通过实施质量强旅提升工程，全面提高旅游发展质量水平，从而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经济增长向结构性增长转变，即将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4]。旅游投资作为旅游业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一定程度上，其增长质量内生地决定旅游产品的种类与质量的提升，而这又表现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与比较优势的增进。可见，旅游投资增长质量对旅游业质量水平提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揭示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动态变化与地区差异，自然就成为旅游地理学中的重要命题。

早期的研究指出投资对旅游业发展十分重要。如Jenkins认为旅游业潜力巨大，利用投资激励机制可吸引资本进入旅游业从而促其增长^[5]。Coffey认为投资激励是鼓励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6]。Wanhill分析了投资激励在旅游开发中的价值与影响^[7]。Zhang指出FDI投资旅游业在发达地区更突出乘数效应，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是满足旅游业自身的需要^[8]。Omotholar的研究更进一步，他认为旅游投资不仅可以促进旅游业自身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能改善当地社区生活和提高城市与乡村经济活动的有效性^[9]。随着旅游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旅游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不断凸显。Theuns认为投资环境对旅游业吸引外来投资有重要影响^[10]。Thuan认为建立旅游投资信息框架有利于旅游投资类型的确定，并能提高旅游投资者的满意度^[11]。还有学者分析了旅游投资的阻碍因素^[12]。国内关于旅游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主要为四类：Ⅰ类为旅游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13, 14]}；Ⅱ类为旅游投融资机制、途径与模式研究^{[15, 16]}；Ⅲ类为旅游投资环境与风险^{[17, 18]}；Ⅳ类为旅游投资的影响与作用^[19]。梳理文献发现更多是探讨旅游投资对旅游业的重要性，其面临的风险与障碍，以及如何引导资本更好地进入旅游业的机制与对策。鲜有文献对旅游投资增长质量进行积极回应，缺乏对其时序变化与区域差异的事实特征及背后的内在演变机制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国内及出入境旅游市场巨大，旅游业高速发展且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投资规模更是逐年猛增。而十三五”时期，中国旅游业将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着力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跨越。然而，上述问题研究的滞后与缺乏，使得人们对旅游投资的认识受到局限，只重规模，不计效益，不利于上述旅游发展质量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旅游投资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与投资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目前，学界对于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界定还未明确与统一。少量涉及到的文献认为是资本使用的更加有效，即旅游投资生产率的提高^[20]。旅游投资作为旅游业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增长质量的内涵最终要体现在产业发展质量上。而产业发展质量是指投入产出率的增长，以及增长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协调性^[3]。因此，本文认为，旅游投资增长质量是指旅游投资效率的提高，以及旅游投资增长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协调性。鉴于对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因而对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旅游投资增长的结果，即旅游投资效率的高低，它体现了旅游投资的有效性与合理配置；二是旅游投资增长的运行过程质量，即旅游投资运行的稳定性与协调性，它体现了旅游投资供需的均衡性。因此，本文通过探索旅游投资增长质量内涵，建立旅游投资增长质量测度指标及评价模型，并从结果与过程两个层面，对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动态变化与地区差异进行系统分析与比较，旨在推动当前旅游投资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其增长质量，力求避免贪高求多、盲目投资的现象，引导转变投资方向，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均衡旅游投资地区与行业分布，推动旅游投资与旅游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最终促进中国旅游产业整体发展质量大幅提升。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诠释了旅游投资质量内涵，并从旅游投资质量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与模型，进而对旅游投资质量进行了测评与比较，利于分析旅游投资增长的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投资需求引致增长的角度，寻找中国区域旅游投资增长质量失衡现实，并对失衡现实背后的内在机制的时空演变进行了描绘与解释；分析旅游投资运行过程与效率，可对旅游产业运行效率的长期过程监测和提升路径提供新视角和新途径。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知，目前测度旅游方面效率的主要方法有SFA^[21]、DEA^[22]、Malmquist指数^[23]、BootstrappedDEA^[24]和Bootstrapped-Malmquist指数^[25]等。上述方法对先验函数形式设定和分布假设有较严格的要求，样本敏感性高，且以巨大的计算量为代价，因而测度结果的精确度会受一定的影响，这也造成了既有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事实上，投资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获得最大的产出。因此，产出的多少是衡量投资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准^[26]。国际上常采用增量资本产出比来测度宏观投资效率^[27]。鉴于此，本文认为增量的旅游产出所需增量的旅游投资是测度旅游投资效率TCR（tourism capital ratio）比较合理的方法。该方法不受模型设定形式与分布假设限定，消除了其他方法的结果差异，更能真实地反映旅游投资的使用程度与合理配置。公式如下：

(1)

式中，ΔTI_it、ΔTE_it分别代表i省区t年的旅游投资新增水平与旅游产出增量，旅游产出用旅游总收入衡量。公式（1）表明，TCR值越小，则旅游投资效率越高。需要指出的是，当期资本存量中包含前期资本存量的折旧，因此，必须进行资本折旧，折旧率δ采用9.732%^[28]，计算了新增旅游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旅游投资—收益关联及其滞后效应。公式如下：

(2)

为具可比性，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对旅游投资和旅游产出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

对于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测度，采用经济增长稳定性计算方法，利用投资增长率变动度的绝对值测度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公式如下：

(3)

式中，TI_it、TI_it-1分别为i省区当期t年和上一期t - 1年的旅游投资增长率。TIR_it值越小，则稳定性越好，反之，则越差。

借鉴魏婕^[3]与陈秀琼^[20]的方法，构建了旅游投资增长协调性测度方法。公式如下：

(4)

(5)

(6)

式中，C_it为协调性，TP_it^/、TI_it^/、TE_it^/分别为i省区t年旅游总人次、旅游投资和旅游总收入变动百分比。M_it为旅游需求收入弹性，N_it为旅游供给收入弹性。若C_it = 0，表明旅游投资与需求充分匹配，则为旅游投资增长协调型；若C_it > 0，表明旅游投资供给滞后需求，则为旅游投资增长滞后型；C_it < 0，表明旅游投资超过需求，则为旅游投资增长超前型。

研究样本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通常做法划分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省份。其中，东部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和琼11个省区；中部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和湘8个省区；而西部则包括蒙、桂、俞、川、黔、云、藏、陕、甘、青、宁和新12个省区。

考虑到统计数据获得的限制性，研究时间跨度主要为1999—2014年，以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旅游投资的代理指标②，用旅游总收入衡量旅游产出。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中国旅游投资报告》、《中国旅游集团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及《2015年中国旅游投资报告》。此外，《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中，极个别省区缺失某一年的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利用各省区年均增长率，采用插值法对这些缺失数据进行推算，从而代替缺失值，且缺失数据少，因而对整体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根据公式（1）与（2）得到全国、各省区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如表 1、图 1和图 2。

表 1(Tab. 1

表 1 主要年份中国各省区旅游投资效率 Tab.1 The Efficiency of All Province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in Main Years

表 1 主要年份中国各省区旅游投资效率 Tab.1 The Efficiency of All Province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in Main Years

图 1(Fig. 1)

图 1 1999—2014年各省区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均值 Fig.1 The Efficiency Mean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图 2(Fig. 2)

图 2 中国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分层 Fig.2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表 1、图 1及图 2的结果表明：第一，从时间动态变化看，1999－2014年各省区的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图 1a）均表现为不断上升的趋势，大体经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9—2004年。从1999—2004年，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年均提升幅度高达85.38%，这说明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的效率表现出大幅上升、趋于向好的态势。

这一阶段中国旅游业发展走过了高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进入到集约式发展阶段，旅游政策进行了大幅性调整，也比较注重旅游投资行业结构的均衡化。同时，这一时期的旅游业产业体系也得到了不断地完善，旅游综合收入大幅提高，使得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得到明显提升。第二阶段是2005—2014年。从2005年开始旅游投资增长效率转为较平滑的稳中有进的态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这一上升态势继续延续，但趋于平缓。一方面，这时期国内旅游主体地位得到确认，旅游投资预期看好，各地大力发展国内游，旅游业竞争加剧，推动旅游投资转型发展，如投资环境改善、投资重点确定和投资机制体制调整等。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对旅游投资增长效率提升产生了明显的“倒逼效应”，促使旅游投资关注旅游需求新变化，注重“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更加看重旅游投资综合效应。第二，从三大区域截面效应变化（图 1b）看，三大区域的旅游投资增长效率依次为中部＞东部＞西部，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态势，提升幅度为中部＞西部＞东部，16年间增长率分别高达9.64%、9.26%和8.20%。东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又面向竞争激烈的国际旅游市场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巨大压力，旅游资本比较关注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强调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走的是旅游效益至上的路子。因此，旅游投资增长效率较高。中西部在“中部崛起”、再度“西部大开发”及“丝路经济带”等战略推动下，旅游产业获得快速发展，旅游投资增长效率提升幅度较大。第三，由图 2可以看出，1999—2014年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大体可划分为3个层次^③：①高效率型，即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值＜0.4。该类型包括天津、浙江、上海、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河南、重庆和贵州12个省区，占比38.71%。②中等效率型，即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值介于0.4与0.8之间。该类型包括吉林、河北、北京、山西、辽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青海、广西和陕西14个省区，占比45.16%。③低效率型，即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值≥0.8。该类型包括海南、甘肃、西藏、宁夏和新疆5个省区，占比16.13%。由此可知，中国旅游投资增长效率总体处在中高层次，中高效率类型占全部省区的比重超过了80%。此外，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区域差距较明显。东部省区的旅游投资增长效率较高，而中西部省区的旅游投资增长效率较低。究其原因，东部各省区旅游发展早，且已比较成熟，大规模的酒店、基础设施及景区（点）开发建设基本完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弱。

因此，东部各省旅游发展已逐渐从粗放式发展模式转为集约式发展，体现了求效益、求质量的发展思路，旅游产品体系、旅游服务内涵及相关产业链等得到了明显提升，使得旅游投资效率不断提升。中西部各省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国家大力扶持下，逐渐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新高地，如四川、重庆、陕西、云南和新疆等，在宾馆饭店、景区（点）开发及相关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力度加大，洼地效应与集聚经济比较明显，旅游投资增量规模超过了旅游产出增量，从而导致旅游投资效率出现相对下降。

旅游投资增长波动幅度越大，则旅游产业运行的风险越大。旅游投资忽冷忽热，将传递错误的资源配置信号，进一步影响或破坏旅游投资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根据公式（3）得到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如图 3与图 4。

图 3(Fig. 3)

图 3 2001—2014年各省区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均值 Fig.3 The Stability Mean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4

图 4(Fig. 4)

图 4 2001—2014年不同时段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均值及分层 Fig.4 The Stability Mean and Level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由图 3与图 4可知：第一，从时间动态变化看，2001— 2014年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的稳定性波动比较明显（图 3a）。15年间最大波峰出现在2008年，这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旅游投资出现了较大波动。此外，2001年、2003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波动也比较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危机事件年份后反弹、“为美丽寻找资本”、旅游政策的有力出台^④及宏观投资总量刺激等多方因素的推动，旅游投资规模前后年份变化明显。

随着旅游投资规模的扩大，年度上的集中性比较明显，致使旅游投资增长呈现时间上的非均衡化变化。这也说明旅游业的环境敏感性，会导致旅游投资增长很不稳定。第二，从截面效应看，东中西旅游投资稳定性（图 3b）优劣呈现交替变化态势。2005年以前，东中西三大区域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2005— 2011年，则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而2011后则表现为西部>中部>东部，东部的稳定性弱于中西部的。长期以来中西部旅游投资不仅绝对规模小，比重也相对较低，且旅游投资持续性较差，因此，旅游投资稳定性不如东部的。2010年以后受产业梯度转移效应、扩散效应及国家政策的支持，中西部旅游投资份额与集聚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增幅持续稳定，使得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优于东部地区的。

总体来看，中国旅游投资增长表现出忽高忽低的变化，这体现出旅游投资忽冷忽热，区域旅游投资流向变动大，从而导致整体稳定性欠佳。第三，不同时间段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差异较明显（图 4a），2005—2009年间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最差，而2001—2004年和2010—2014年两个时段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比较好，特别是2010— 2014年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得到了极大改善。第四，从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分层来看（图 4b），绝大部分省区稳定性值在0.02—17.09之间，多数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较好，而上海、天津、湖南、江西和西藏稳定性值最大，表明这些省区旅游投资增长波动幅度相对比较明显。上海和天津分处在“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的核心区位置，经济与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游客到访率和旅游开放度高，自然是旅游投资富集区，“磁力效应”高于其他省区，旅游投资增长幅度变化大，使得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较差。而湖南、江西和西藏等是中西部近年来涌现的新兴旅游投资增长热点区，旅游投资额年度变化也较明显。相应地，其稳定性也不高。

综上分析，无论从总体情况，还是从三大区域及各省区看，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稳定性不高，旅游投资风险比较显著。

根据公式（4）—（6）得到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的协调性，详细结果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2000—2014中国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协调性 Tab.2 The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表 2 2000—2014中国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协调性 Tab.2 The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Investment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表 2结果表明：第一，从时间动态变化看，中国旅游投资增长的协调度C>0基本占主体。这表明中国旅游投资供给总体滞后于旅游发展需求。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提高和节假日增多，人们旅游欲望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旅游市场日益火爆，但相关旅游景区（点）开发与旅游接待设施不能满足这种旺盛的旅游需求。特别是“小长假”旅游，更能体现旅游投资供给不足的窘迫，从而使得提升人们旅游质量的愿望再次落空。第二，从三大区域看，旅游投资增长协调性呈现出较显著的差异。其中，东部协调性最差，西部次之，而中部相对较好。东部地区旅游市场化程度高，但大部分省区旅游发展渐趋稳定，旅游供给增长趋缓。面对休闲经济时代要求和以个性化旅游者为主体的散客市场的迅猛发展，旅游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性矛盾不断突出，如数字旅游、医疗旅游、体育休闲旅游等高端旅游产品与服务还不成熟，难以满足未来旅游发展需求。这对东部旅游投资在旅游业各部门间的投向、布局和密度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反，中西部在现行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与梯度推移作用下，旅游发展所需的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后发优势明显，极大地缓解了中西部旅游资本供给不足问题，从而提高了旅游投资增长的协调性。第三，从各省区变化看，除上海、浙江、河北和山西外，其余省区C>0的年份数多于C < 0的年份数，这也说明15年间绝大多数省区旅游投资增长滞后型占主体，这实际上是区域层面协调性的进一步体现，也与全国的情形是一脉相承的。面对迅猛增加的旅游发展需求和提升旅游发展质量的新要求，这将为各省区旅游投资增长的行业结构性调整及其合理化使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自2012—2013年国务院与国家旅游局先后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旅游质量发展纲要（2013—2020年）》等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后，使得旅游投资增长呈现“潮涌”现象。

可以预见，随着在线旅游、乡村旅游、会议度假旅游、体育旅游和邮轮旅游等新兴、热点旅游领域投资的兴起与持续以及传统景区（点）的“二次创业”，中国旅游投资增长将会掀起新一轮热潮。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业大发展，同时也加重了旅游投资行业结构性矛盾。如何在保持旅游投资增长规模的同时，提高旅游投资质量是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强化投资规模与效益并重及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因此，界定旅游投资增长质量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与模型，判定旅游投资增长“量”与“质”的协调性与稳定性。这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各区域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更进一步关注旅游投资增长质量在空间维度和发展阶段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性，即转型中的中国区域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变问题，可进一步窥得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转型。这对理解中国旅游业过去与未来增长道路及制定新时期中国旅游业质量发展的战略与方针大有裨益。本文通过对1999— 2014年中国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动态变化与地区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与比较，得到如下结论：①从旅游投资增长结果看，1999—2014年中国旅游投资规模整体增长很快，16年间扩大了2倍，年均增长率为4.09%。从1999—2014年中国旅游投资增长效率看，尽管危机事件及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对旅游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呈现明显提升趋势。同时从地区看，差异比较显著，中西部旅游投资增长效率低于东部地区的。整体上，中国旅游投资增长效率处在中高水平上；②从旅游投资增长的过程看，1999—2014年中国旅游投资增长总体波动较明显，呈现忽冷忽热的态势，其稳定性欠佳。从三大区域及各省区看，旅游投资增长的稳定性不高。东中西三大区域稳定性优劣呈现交替变化，但自2011年后中西部优于东部地区的，同时各省区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较大地改善；③在旅游投资增长协调性方面，旅游投资增长滞后于旅游发展需求，旅游产品开发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旅游发展新需求，这将给旅游投资增长质量提升及资本合理化配置提出了新挑战。

本文研究结论启示如下：首先，推动未来中国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在于提高旅游投资增长的质量，其导向是促使旅游投资增长由数量向集约型，再向效益型转变。这将是实现以提升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打造旅游强国目标的重要源泉。其次，牢固树立“以质取胜”的发展理念。目前，中国旅游项目投资规模已进入百亿级时代，但产生的负效应，如服务质量下滑、盲目投资、旅游项目开发粗放及产业要素匹配不当等问题也较为突出。为此要以做精旅游项目、做好旅游服务、做优旅游产品和做强旅游产业为重要目标，增强旅游投资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引入的技术含量，着力提升旅游投资的综合效应。

再次，机制体制是影响旅游投资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大力推动旅游投资运行与管理机制体制改革创新，降低旅游投资成本与系统性风险，提高旅游投资增长效率。构建旅游投资竞争与破产机制，树立理性投资导向和风险意识，成立风险管理机构，科学评估投资项目风险，力求避免投资结构不合理、贪高求大、重复建设和投资决策失误等重大问题发生，提高旅游投资综合效果。进一步规范和明晰政府与投资主体的职责、作用及利益分享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监管与引导作用，建立权威可信的旅游投资洽谈平台，引导旅游投资与需求方向，增强旅游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与务实性。

最后，加强区域间旅游投资合作，推动区域间旅游投资增长的稳定性与协调性。东部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领头羊，进一步转变旅游投资增长模式，避免大起大落，不断优化旅游投资结构，改善旅游项目供给不合理局面。积极引导旅游投资关注新型和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旅游产品与服务品牌，全面提升中国旅游供给质量。中西部要转换观念，突破区域狭隘思维定式，借助“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东部资本、技术与区位优势，联合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和跨区特色旅游产品，共享市场、基础设施和品牌。同时积极落实旅游投资政策优惠，改善旅游投资环境，降低旅游投资风险，大力提升旅游投资增长的效率与稳定性。

注释：

① 依据2015年中国旅游投资报告（http://www.cnta.gov.cn/zdgz/lytz/201605/t20160516_770863.shtml，2016-05-16）数据计算而得。

② 旅游投资涉及范围较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限于旅游投资直接统计资料的缺乏及现有统计能力，本文仅采用狭义的旅游投资，即以旅游业各年度的固定资产作为旅游投资规模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未包含旅游投资中部分资本转化为行业维持与发展的管理与经营费用，也未包含社会旅馆、个体旅馆等其他旅游住宿投资及其他产业中企业对旅游的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旅游投资的实际规模。

③ 利用SPSS20.0软件对旅游投资增长效率指数进行了Z分数标准化处理，并采用组间连接聚类法和欧式距离平方相似测度方法进行聚类分析，从而获得3个层次类型。

④ 2001年国家计委与国家旅游局发布中国旅游发展优先项目，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3年国务院会议决定对民航、旅游、餐饮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扶持。2009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确定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2010年国务院设立中国旅游日。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