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系列网站，如纽约心理地理学协会^①（New York Psychogeographical Association）、诺丁汉心理地理学联合会^② （Nottingham Psychogeographical Unit）、咖啡厅心理地理学^③（The Psychogeography of the Café）、虚无组织和情境主义档案^④（Nothingness. org & The Situationist Archives）、心理地理学链接集合^⑤（Psychogeography Links Collection）、情境主义国际在线^⑥（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Online）相关文献的跟踪，可透视和追溯心理地理学本质与发展：①概念产生，“Psychogeography一词是由Kabyle于1953年提出的，是一个用于描述当时我们几个人正在调研的一些现象的专用术语，虽有些许晦涩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不恰当”^[1]，那些现象多与情境有关并与心理感知有关。可见，心理地理学生成于心理学与地理学之间多种方式的对接与碰撞。②研究对象与内容，法国心理地理学家、思想家、导演Debord于1955年定义心理地理学研究对象是关于开启我们自身心理空间的科学，是关于地理环境对个人情感和行为影响的科学，并具体描述其研究内容为“依据地点感知探讨情境如何对我们自身心理产生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影响我们周边”^[1]；与其相对应的心理地理学家（Psychogeographer）则是探索和报告心理地理现象的人，旨在实现“调和自己并克服自己，强烈阻止进入或退出某些情境，并重塑和重新定向”的目标^[2]。③研究方法，基于“地理学自然力量的决定作用及其对人类感知或行为的影响”，“心理地理学可作为一种由地点产生的探索个人情感和思考物质世界的技术”^[3]。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技术在解释诸多心理地理现象时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④研究者构成，鉴于心理地理学关注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塑造和改变自我认知，所以其一大特点是汇集了各界人士，包括“学者、记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一同考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并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捕捉生活经验”^[4]。

心理地理学“巴黎学派”的代表思想是情境主义（Situationism），这是一个解释以某件事情作为情境的学说。20世纪50年代心理地理学创立者之一William通过一系列“征象”研究将情境与心理联系在一起。此时法国信息国际通讯社的会刊“Potlatch”是情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重要阵地，报道了一些情境特征鲜明的心理地理实验，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是发表在potlatch#1（1954年6月）上的‘一周的心理地理游戏’”^[1]，传记作者Solnit赞美其：“通过日常生活情境为心理地理学提供了有力支持”^[5]。在此基础上，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在意大利阿尔巴“酒馆午餐会议”上成立，会议由伦敦心理学协会主持，旨在通过发展情境概念反对长期以来超现实主义（Surreality）的“凭空推导”^[6]。1958年情境主义运动成员Chtchegelov在新城市主义文集中对情境主义思想做了清晰概括：“提供了一个感知环境的新方式——在一个封闭的情境中其地标不断地吸引我们追忆过去，使我们能看到原来的空间”^[7]。

情境主义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围绕一些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逐使“漂移”（Dérive）成为心理地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与研究技术。Debord的“漂移”论研究成果发表于1958年12月出版的“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2：通过对巴黎Les Halles区的“活跃零售业”的心理地理实证研究，发现“特殊社会现象即代表一种奇观，与受众在‘新的地点随机会面’，通过各种氛围的瞬时传递，建立了心理地理意识，即为‘漂移’”^[6]。

同时期，Chtchegelov将“漂移”描述为对应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不同区域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感觉^[7]。心理地理学家Stewart进一步描述：心理地理学的“漂移”寓意在某种因素（新闻、照片等）下改变原有的并产生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感知，展示了获得信息与采取行动的协同^[8]。可见，“漂移”指遇到新的情境而发生的感知变化，它既是一种捕获社会真实信息的相关行为模式、也是一种描述不同环境的瞬态过渡技术。“漂移”学者（Dériveur）均关注特定区域环境与情绪的共鸣及信息的分析，反对简单地通过自然事物或经济条件来确定区域情感，主张以“漂移”的结果作为心理地图的基础。

过去一些年，已有许多个人和团体延承心理地理学情境主义思想，进行过针对空难的心理地理学“漂移”实践，如Rhiannon Firth小组^[9]在美国纽约世贸遗址（Ground Zero）涂鸦实验、Morag和Phil^[10]的“可怕地域”实验等，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心理地理学家Bridger完成的“访问2001年9月11日事件恐怖袭击现场特定地点”的实验。首先，针对Ground Zero制定了心理地理学情境调查旅程方案，并穿插照片和地图以增强效果；然后，使用纽约世贸地图找到世贸地标，现场分析911事件的图片、文字和符号，识别和提取环境氛围，解构Ground Zero空间感知；再后，对相关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该地点的反射性体验和心理创伤；最终使用情境主义思想理解和概念化Ground Zero空间，从而证实了围绕“地点”的“漂移”感知。

从中可见，①地点和感知是两个重要支点，地点创造了情境，一个人体验和反思这个地点并产生了对这个地点的感知，Bridger将这种特殊情境的心理应激反应称之为心理地理记录。以往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解释的一些心理现象之所以受到局限正是因为缺乏情境因素的引入。②情境创造中所涉及到的演讲、新闻报道（报纸和电视）等都对后果有深刻影响，Christopher^[11]在“离开20世纪：情境主义国际的不完整的工作”一书中就坚信情境产生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电视实况、新闻报道以及电子网站等。③情境主义“漂移”论研究技术“有助于产生心理地图或转置两个不同区域的地图，进而理解某个空间”^[1]。Ground Zero引导人们进入心理地理思维中，即情境“漂移”使我们能够与“新的地点随机会面”。

Debord^[12]曾指出小群体模式是心理地理学进行应激行为调查的重要方法，能达到社会环境影响下较完整规律发现的目标。Smith^[13]也指出这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定性研究方式，使用记事本记录研究问题和与目的相关的想法，能使参与者与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讨论或反思，但是需要正确记录自己的研究工作”。大量实践证明应用这种小群体调查模式能获得各种个性研究成果并解释各种心理过程。如Milgram^[14]通过电话访谈18个调查对象（其中2个不同意参与实验）进行了情境因素对行为作用的实验，得出多数情况下并非自身缘故而对别人造成伤害的结论；Hodgetts等^[15]结合使用照片、语音等对无家可归者进行访谈，细致分析了其原身份与风险感知心理的极大不同的根源；Gruebner等^[16]就2012年10月29日桑迪飓风登陆事件电话调查了13至16个月纽约5个社区居民受创伤居民灾后心理脆弱性的空间集群特征，发现区域暴露变量对灾后心理脆弱性后果的严重影响以及心理健康结果的显著不均匀性。以上研究都没有采用静态数据收集方法，而实际上使用电话调查（Merritt等）、证据调查（Anderson）、文本分析审查（Chung等）等方式也只能选择小群体模式^[17]。心理地理学小群体调查模式应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建被调查地点的心理地图并进行过程记录^{[18, 19]}。这种小群体模式主观评测及结果解释的方式曾屡遭质疑，认为未基于总体数据即对个人层面进行推断有可能将结论泛化^[17]。但是心理地理学者仍坚信在个人层面研究的基础上判断总体特征是可行的^[20]，只是当报告个人自我感知时需与其文化标准相一致，在同一文化标准下更能识别和控制外部变量，同时需精准分离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差异，从而使这种效应更显著，揭示出可能存在的真正关系，相对而言大样本量调查反到易受混杂变量的影响^[21]。

以暴露人群为对象是心理地理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前文提到的Gruebner等^[16]关于飓风对纽约5个社区心理脆弱性试验即表明了暴露关系（通过地理编码地址将靠近飓风中心距离分别为5.7km、7.9km、8.4km和10.1km）的作用，发现灾后心理脆弱性后果在空间上因暴露关系而有所不同，高症状集中在特定的接近灾难的地理区域，并解释了固定的空间滞后系数对暴露人群影响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变化。使用空间暴露的做法显示出更好地解释了创伤后应激反应空间聚集的变化。灾后心理脆弱性的空间分布与灾后心理健康因暴露关系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在人群选择中，相当部分的心理地理学家较多倾向于依靠大学生样本完成小群体调查。

依据近年来丰富的国内外空难研究文献可知，空难直接受害者均产生强烈心理应激反应，那么相关暴露人群由空难画面的深刻印象将会表现出怎样的和什么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以及作用机制如何，心理地理学应该能予以有效说明并概括总结。本研究针对空难暴露人群的心理应激机制问题，除了选取911空难事件（01/09/11）和马航MH370失联事件（14/03/08）外，还选取了2009—2015年间的法国航空空难（09/06/01）、河南航空空难（10/08/ 24）、雅罗斯拉夫尔空难（11/09/07）、优梯航空空难（12/ 04/02）、韩亚航空空难（13/07/06）、复兴航空空难（15/02/ 04）6个案例。为了体现“漂移”论对特殊情境下心理应激状态改变的作用，开发了一个二维的心理应激主观评测方法，通过空难信息情境下的深度访谈，调查与空难相关的从事件记忆到感知（个体受到影响的评价）再到应对行为等一系列空难风险感知情况和正负面后果。测试中要求受访者（有深刻触动的空乘专业在校男女学生，抽出有效样本T_1-9）在情境影响时间内评定各自对相关事件的心理感知和心理影响方式与强度。

考虑到以往心理地理学关于空难风险感知的描述，采用情境—感知—结果—归因的程式，设定第一维为感知域：受访者被要求设想发生空难的情境并报告对其对后果的忧虑和担心，我们认为被问及的空难风险感知、正负面后果和应对行为3类相关变量能构成一个较完整的感知域，对象栏中设计了时间与空间、个体与群体、积极与消极三个断面。第二维为程度域：受访者被要求对各项评测后果相应表达感知程度。测试前较细致浏览空难事件的图片、影视资料，受访时间为40—60分钟，对其所评定的信息保密和匿名，以保证该测试的信度和效度能符合测量学要求。

该评测方法所针对的所有个体感知均来自主观判断。尽管以往认为风险主观判断和采取的应对行为之间，以及风险的客观存在和担忧的主观判断之间没有显著关系（Lindell和Whitney^[22]；Paton和Smith等^[23]；Ru¨stemli和Karanci^[24]）。但是我们想知道在情境特征下是否能引起态度变化而使这些因素有关，且风险主观判断基础上的感知验证也有助于揭示空难暴露人群心理应激的主要机制。

心理地理学十分关注不同时间下的灾难心理应激差异，也关注依据时间进程的受灾人群的心理重建，尤其是对那些在事件后没有立即表达思想和感知的个体，心理地理学代表人物Ackroyd^[25]将其称之为时间共振。Bridger^[26]曾专门体验“攻击当天”世界各地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分析灾难发生全过程和危机发生所有阶段的影响。访谈发现，受访人心理应激反应普遍随时间而减缓，但是在空难事件发生后一周时和一年时大致相同且在一年后才显著降低，获悉大量空难事件信息者在事件6个月后仍存在较严重心理功能损伤。受访者T₁回忆说：“半年后还幻觉一架巨大的飞机朝着我冲过来”，还记得“空管人员通过机上无线电通话得知可能有一个空姐被杀”的消息，访谈还发现，在事件后一周里普遍表现出寻找社会支持的行为。对此，心理地理学“漂移”论者从时间视角曾提出过“让个体主动去选择和重构新环境，改善心理应激反应”的观点^[27]。如Debord^[6]所说：“‘漂移’涉及提高心理效应的意识和行为，在一段时间后让自己放弃那种情境（他们在那里经历遭遇）以及那种感知，建立新的工作生活动机”。

心理地理学相对更关注心理应激的空间（地点）效应，强调在一个特定空间（地点）的心理应激水平分析，“在这个地点看着一个空旷的空间，很难不觉得悲伤和震惊”^[10]，这种与灾难地点的接近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近距变量。当前，媒体对空间接近发挥重要影响。Ackroyd^[28]就说：“心理地理学是一种战争工具，这场战争是在媒体、电视报道、电影和互联网上进行的”。通过媒体了解空难事件属于间接的空间接近，访谈中发现：间接的空间接近与心理感知之间也存在剂量—效果正相关关系。按受访者T7的描述：“那是在MH370信息发布后不久，从朋友圈上看到一组在学院北门小广场上悼念的照片，是用蜡烛围成的一个心形，我知道只有空乘专业的同学会这么做。”媒体影响下的空间接近对空乘暴露人群的内心冲击很大。访谈还显示：对暴露人群而言，人为空难媒体曝光所导致的个体易感心理和行为较自然空难更明显，概括受访者T3的口述如下：尤其像马航这样一年内同一个航空公司两起空难，而第二起肯定是由人为因素—恐怖主义或战争而引起的，极具负面精神打击。两次相隔时间甚短的空难媒体曝光甚至产生复激作用。

空间接近激化了个体情绪，围绕情绪的空间研究属于心理地理学浪漫主义实践，Coverley^[7]曾做过一个由心理地理技术人员实施的实验，将空间对个人情绪和行为影响记录下来，反映出空间环境感知受情绪和愿望影响。之前的灾害心理学研究曾发现风险判断与应对行为无关，然而访谈发现担忧感知和应对行为间有显著关系，表明情绪与认知不同，在此进一步支持了情境主义的“漂移”论。

（1）心理地理学认为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心理应激状况，“在一个空间内不同的个体可以重建不同的与他所处环境相适应的心理地图并推动其感知‘漂移’”^[29]。以往在个体空难心理应激研究中，多关注心理应激水平的显著差异与人格特征的密切关系，但实际上人格特征是很难确定的，访谈发现：心理应激水平、形式、表达等均与职业期望值（职业联想和未来职业导向）显著正相关，那些有较高职业期望值的受访者受空难刺激更深、心理应激水平更高。受访者T₂较为典型：“我来自小县城，我希望能和机组一起飞到世界各大城市，我向往XX航空公司的新制服”，该受访者在整个浏览中都表现出无比震惊，“因担负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开始犹豫这个选择”。

（2）心理地理学关于个体因素研究中还较多涉及性别变量，Burnett^[30]在“漂移上的女性”一文中就建议：“心理地理学情境主义过度凝视男性是其局限性的根源之一，还应基于女性主义及其生活空间”^[31-33]。访谈中就发现：空难在心理应激水平及“情境、理念、想法”上均有性别差异，女性更容易表现心理创伤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更擅于表达情绪更愿意报告更多症状而争取关注，二是焦虑易感性更强。这与其所采用的应对方式有关，她们偏重于采用幻想的应对方式胜过采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女性受访者T₄的反应是毛骨悚然全程看完高清记录且想回家，这与男性受访者T₅形成较鲜明对比：“配合机长驾驶员迫降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夺回飞机控制权、将劫机消息传达给地面管控中心”。

（3）当前心理地理学区域差异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回归人本身，如强调居住迁移会导致某些个性特征的变化，认为较多对外接触与较多封闭之间的区别能更支持区域差异的观点。Flynn^[27]对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进行的开放与偏见间关系研究发现，心理开放程度较高的人社会包容性较高、偏见程度较低、有更多的积极看法。访谈发现具有居住迁移经历的那几个受访者与较少外界接触一直生活于同质地区的人相比，能更多的营造出表达自己个性和观点的氛围。

心理地理学对群体应激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应激管理，如Coverley^[7]指出：“一种突然变化的氛围就可以划出一个‘社区’（悲伤的或愉快的），产生自动跟随（被吸引或被排斥）并唤起复杂的群体感知，这是群体心理应激干预模式应用的基础”。利兹大学^[34]领导的心理地理学小组和哈德斯菲尔德大学^[35]领导的心理地理学网络的研究也都提到了这样的“社区”及其应激管理。Debord^[3]的“漂移”实践还有意识地建立多人小组，以便使那些参与者可以彼此影响。访谈发现，事件影响下的群体心理行为与个体不同，前者以正向行为占主导，而后者既有抵触行为表现也有亲社会行为表现。受访者T₇除了谈到同学们的MH370追思会，还说到：“我们全力排练这个表现空中急救的情景剧，已经不只是出于比赛，我们都置身于那场空难中，仿佛真的在救助受伤乘客，空前团结与默契”。可见，关注群体行为更能清晰阐述“参与”对灾后心理应激的缓冲作用。

曼彻斯特地区心理地理学^⑦ （Manchester Area Psychogeographic）和伦敦心理地理学协会^⑧(London Psychogeographical Association)论坛中诸多关于消极与积极机制的心理记录和心理报告普遍认为，情境可以唤起一些消极的或积极的应对行为，前者包括如自责、广泛性焦虑、灾难化、逃避等心理应激症状，而后者包括如问题解决、重释与接受、正向重构等心理应激调整。传统空难心理研究较热衷于探讨灾难所带来的消极心理反应及负向结果。但近年来心理地理学者进一步关注空难带来的积极反应和结果，Bridger^[10]指出：“受伤意味着有人有机会反思。空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次创伤，也能促使从灾难中学习克服逆境”，心理地理学用创伤后的成长较好地描述了这种积极的心理改变。访谈发现，受访者在经历空难创伤后表现出一系列亲社会反应，包括无偿献血、捐献钱物、志愿者服务等利他行为，也包括人际亲密感、友善感等。如受访者T₆说：“脑海里听见母亲喊我的名字，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暑假带爸妈去旅游”。这些积极行为多发生在群体内部，受访者T₈表示：“好好弥补，学好紧急逃生方法和紧急救助知识”；反过来，那些消极行为一般发生在群体之间，受访者T₉是一个来自爆竹生产村的受访者：“联想到几年前村边爆竹厂的爆炸，我不再同意母亲到那上班了”。

以往个人应对行为和风险感知关系的研究曾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相当弱。如Siegrist和Gutscher^[36]对瑞士不同地区成年人的邮件调查发现，风险感知不会影响个人应对行为。Jackson^[37]对西北美洲地震区域的研究发现，感知预期与个人应对行为无关。类似地，Lindell和Whitney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生样本研究中发现，地震调整行为与地震风险感知没有显著相关性。此外，Ru¨stemli和Karanci对土耳其地震灾民的调查也发现，感知预期与个人应对行为的相关性非常低（R=0.09）。Weinstein等^[38]关于龙卷风和Paton等关于火山样本研究中也报道了类似发现。但是，依据心理地理学情境主义的“漂移”感知观点，可以解释风险感知和个人应对行为之间微弱关系的产生原因，即较少关注灾害情境。如果我们将风险感知定义为感知与情境的作用过程，将情境作为判断感知与行为的线索^[39]，使受访者在情境中感知风险时，就会产生心理地理图像依赖。按照Loewenstein等^[40]的说法：“评价感知对个人应对行为产生的影响，至少部分是由情境反应所调节的”。由此可相信，灾害研究文献中反复观察到的风险感知和个人应对行为之间的弱关系可能是基于以下事实：没有充分了解灾难事件的情境与过程及其影响。也可相信，特定地点暴露人群心理感知与灾害应对行为及效能有密切关系。所以心理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效服务于防灾领域的管理人员、决策者和专家制定备灾计划。

情绪管理（emotion management）学者与情境管理（situation management）学者在自制力意识及其角色养成的心理学研究上产生了分歧。前者认为心理应激是一种无意识的和无自制力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特征或价值观并以此来解释。如Darley和Batson^[41]在在暴露人群研究中即认为“受害者”遇到困扰时往往选择“回避”。但是后者认为这种观点将自制力意识简单化了，没有把场景看作是重要因素并且忽略了时间压力的变化，受情绪干扰所产生的行为并非习惯上认为的无自制力行为，情绪可以通过“遗忘”而改变或被某种认知所克服并重新激发自制意识，相关行为都可以用情境主义“漂移”因素加以解释，基此建议可以适当利用场合（情境管理）改善角色养成^{[42, 43]}。这里，情境主义有两个关键思想与情绪主义不同：一是人的一些行为主要是根据情境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性格特征决定的，“情境的相关特征”导致了行为的多变性^[43]；二是不否认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同时倡导主动改善自我矛盾的行为。情境主义对于角色养成及行为的理性认知是与情绪主义不同的基础。

心理与行为的个性特征具有区域差异的认识由来已久，以行为心理学提出的区域差异具有明显影响的假设以及论证^[44]为代表，这种观点也得到许多文化心理学者支持^{[45, 46]}，其均是将个性特征和行为规律视为适应区域社会文化差异和区域生活经验差异的反映^[47-49]，并通过测试若干社会指标来论证区域差异的存在及作用。其中，较为流行的研究是城市居住者和农村居住者之间个性特征（外向性，可接受性与适应性）和行为的差异^{[50, 51]}。如Flynn^[27]认为，农村居住者的集体主义和各种亲社会行为平均高于城市居住者。尽管区域视角有助于了解心理过程，但是情景主义研究中鲜见这种区域差异比较也太不认同这种区域差异方式，更多是基于“漂移”论思想将心理差异置于居住迁移过程中，认为个性特征的区域差异是由居住迁移导致的，居住迁移经历中享受了新体验，在思想开放、多样性包容、高度适应性与外向性以及个人自由氛围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52]。这绝不是对行为心理学家研究工作的批评，只是想说明如何更广泛深入的考虑区域差异以及区域类型可能发生的新变化。

① 心理地理学情境主义思想及其“漂移”论研究技术，提供了一个较清晰和可理解的针对心理应激机制的解释，感知深受情境所影响。基此可以将空难暴露人群心理应激机制概括为一个由时间和空间、个体和群体、消极和积极组成的相对应与互转化的组合范式。②心理应激随时间推移有显著变化，空间（媒体）暴露的接近对心理应激产生重要作用；个体空难心理应激水平的差异由职业期望值、性别、居住迁移等决定；创伤后的积极认知可以转化为一种创伤成长，积极行为多发生在群体内部而消极行为一般发生在群体之间。③所开发的二维心理应激主观评测方法是一种非结构化开放式的行为回顾探查技术，其形成的应激反应状况可从个案内和个案间比较产生，其研究结果能服务于特殊群体心理与行为干预管理，但其信度与效度受研究者访谈程序和技巧所影响。④感知水平、心理意志力、区域差异的讨论能深化对心理地理学及情境变量与各种心理应激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解，提高心理地理学理论和观点带来的引导力，激励和启发心理学家采用心理地理学观点且更广阔地考虑情境因素的心理塑造作用。

心理地理学情境主义运动及其“漂移”论研究曾聚焦于城市、女性、艺术等一些醒目议题上，以自己的方式透视、分析环境影响并改变旧有认识。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出现过的一些特殊领域，如Potlatch#2^[53]专辑中提到的Piranesi和Cheval的楼宇内的心理地理和建筑物间的心理地理、Claude Lorrain的宫殿附近和海滨附近的心理地理、Arthur Cravan的匆忙赶路的心理地理、以及Jacques Vache的着装心理地理、Louis Ⅱ of Bavaria的皇族心理地理、Jack the Ripper的爱情心理地理、Saint-Just的政治心理地理、Andre Breton的自杀心理地理等，大多数并没有得到持续发展。按照比利时杂志“Les Lèvres Nues”^[54]发表的“城市地理学批判”一文的分析：那是些心理地理学的异想天开的空洞讨论。Stewart^[8]22也指出，这些早期的心理地理研究没有建立严谨的科学规范。对此，近十几年来心理地理学在新人文地理框架下不断变革，如Ho^[55]关于爱情心理地理的解读、Bonnett^[56]关于工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怀旧压抑研究、Smith^[57]关于审美习惯的揭示、Elias^[58]关于网络的艺术实践等，这些心理地理研究成果不仅对旧有概念重新定义且使研究内容得到扩展，弥补了第一代心理地理学的不足。当然，心理地理学诸多议题还存在科学认识不一致和系统归纳不完善的缺陷，有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予以改进。

注释：

① www.notbored.org/the-nypa.html;

② http://fasica.altervista.org/npu/index.htm;

③ www.classiccafes.co.uk/Psy.html;

④ www.nothingness.org/;

⑤ www.year01.com/forum/issue12/links.html;

⑥ www.cddc.vt.edu/sionline/index.html;

⑦ www.uncarved.org/turb/articles/map-int.html;

⑧ http://www.unpopular.org.uk/lpa/organisations/lp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