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崛起引起世界关注与广泛讨论，“亚洲四小龙”更是成为一个时髦名词。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仍然是现今研究的热点问题。人文地理学者也参与其中并有独特的观察思考。其中，国际著名人文地理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伟聪（Henry Yeung）的著作——《战略耦合：新全球经济中的东亚产业转型》（《Strategic Coupling：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就是一部从经济地理视角透视东（南）亚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1]。

《战略耦合：新全球经济中的东亚产业转型》（后文简称《战略耦合》）一书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发行，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了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产业发展的过程和态势。全书主要分为七章：新经济全球化下的东亚崛起、1980—1990年代政府—企业关系的转变、战略耦合：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东亚企业、全球电子产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海洋工程业与半导体业的产业专业化与市场领导力、东亚“领头羊”企业的出现、超越发展型政体：产业转型的新政治经济全球化。

2 东亚经济的崛起及其发展阶段与特征

19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革，众多快速成长与新兴的东亚企业逐渐不再依赖国家扶持，政府干预成分减少，跨国企业引领的全球生产网络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型国家（政体）”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东亚企业在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快速领先的事实。立足新的全球生产网络模式（GPN 2.0）和战略耦合等理论或概念，《战略耦合》对这一核心问题做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解释。该书强调，国家或地方的企业自身通过多维全球生产网络不断融入特定的产业氛围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进一步实现企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同时，作者界定了“战略耦合”的两大动力来源：一是国家、企业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作用，二是东亚企业为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而凸显的各种战略诉求。最后，通过重新聚焦和分析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产业门类如电子产业、海洋工程业和半导体产业等发展状况，作者重新检视了东亚经济发展和“政府—企业”关系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战略耦合》是在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2004—2008年间，作者团队分别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4大经济体进行实地调研，并对100多位企业高级主管和政府官员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与全球经济动态演变关系的深度反思。作者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0—1979），以快速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阶段（1980—1997/1998），伴随产业重组开始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知识密集型经济逐步崛起；第三阶段（1999—），大型制造企业日益注重产业链或价值链，形成技术和市场主导型的态势。

3 战略耦合：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产业转换的互动

战略耦合是理解新经济全球化下东亚产业转型的关键。对于这个关键词，该书封面所配的图片称得上饶有趣味，意味深长（图 1，由Scott Levine设计）。该图以各种工业零部件构成一个“太极”图，既体现东亚文化特征，又蕴含着阴阳异质的相互作用原理，并反映出产业发展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复杂演化关系，精妙地反映了论著主题。

首先，主副标题的关键词有三组六个：“耦合”与“转型”、“东亚”与“全球”、“产业”与“战略”，而“耦合”一词是全书核心所在。

其次，作为东亚文化象征的太极图构型反映了这些概念的逻辑关系，说明国家或区域产业发展及其战略是关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综合性命题，并是一个涉及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构成。“阴阳鱼”象征东亚是一个在地缘和利益上紧密相关的整体，同时也意指东亚是以“太极圆”为代表的全球生产网络或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与全球在尺度上形成规则性与不规则性的交错影响，这种交互是一种同质与异质并存的影响过程。

最后，同质性与异质性在大小不同的尺度上均有体现，小到内在零部件，大到外在整体网络。以规则但型式不同的“圆形”为主要特征的零部件，是对产业发展“异质性”特征的真实刻画。“同质性”虽然代表着规则或模式，但相同的零件也会存在不同的型式，求同存异是其重要的特征表现。“东亚”内部零件以圆形、正六边形为两种主流模式，尤其是作为阴阳鱼“眼”的两个较大零部件（一边集聚较多零件似成体系，一边保持独立似成孤岛），二者在区别的基础上又隐约存在着内在联系。通过这些微尺度的零部件对产业发展的非同质体系进行表征，更加鲜明地反映出产业战略的深刻寓意。零件可能代表不同的企业或产业类型，而“国家—企业”到“企业—企业”关系的转变则是东亚在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战略耦合”的关键所在。

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获得学界的高度认可，政治学、国际关系与金融领域的著名期刊都对其组织过书评。2017年初，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刊载书评，高度评价了从“发展型国家”到“战略耦合”的理论逻辑，并认为该书无论对商业历史还是产业政治经济学，都是一本引人深思而又丰富有益的著作^[2]。2017年2月，李佩姍（Pei-shan Lee）在《亚太国际关系》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是对1990年代全球化挑战以来东亚发展论的一个及时补充，对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后发展主义”轨迹的阐释，提供了全球化时代应对产业转型的三个成功案例，而正是这种战略耦合促进了这三个区域的特殊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涌现，并培育出世界“精英企业”^[3]。2017年3月，《亚洲福布斯》在“富士康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杨伟聪将鸿海集团置于当今“亚洲四小龙”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认为鸿海集团是由“政府产业政策创造的台湾冠军企业”向“融入全球供应链企业”转换的重要典范，这为巨型商业集团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沿革分析^[4]。但有趣的是，鸿海集团拒绝了该书作者的访谈要求。

4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变动中的全球、东亚与中国

东亚与全球之间的产业战略“耦合”是异质性与同质性在时空中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其实质在于“同质”表象之下的“异质”特征。这充分说明，产业战略其实是一个涉及不同时空、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层面的尺度问题，这些尺度之间错综交织并持续演化，产业转换的关键往往在于不同部件或部分的连接地带。

《战略耦合》一书虽然仅以韩国、台湾、新加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无疑做出了及时、重要而有深意的刻画。该书不仅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总结了东亚经济体产业演化的时空路径与特征，而且较好地解释了其与全球经济体系和生产网络的关联，很值得作为理论和战略参考。全球化正在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但与前期被动地接受和进入全球网络所不同的是，中国正在或者已经主动成为重塑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在此背景下，重新反思中国、东亚与世界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该书虽然很好地勾勒和解释了“亚洲四小龙”企业的嬗变过程，但对日益强大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强大影响的中国大陆企业，尤其是电商企业并未涉及，但是，其研究思路、理论和方法无疑为我们开展新经济地理以及产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框架。

产业发展及其战略制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司地理、地方经济或经济地理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性问题。面对不断升级换代的现实，我们必须要继续更新认识以与之匹配。全球生产网络与产业战略耦合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重要和很有趣的解释工具，但只是其中之一。未来将会，也应该涌现更多的新理论去解释和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