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1]，为21世纪中国全球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2]。“走出去”是“一带一路”时代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近年来中国“走出去”蓬勃发展，2014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36.6亿美元^[3]，而且将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成为迅猛之势。

“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基础设施亟待完善、市场广阔，机遇无限，但与此同时，风险共存，尤其是基于地缘因素的风险：沿线国家、域外大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一带一路”穿越大国地缘博弈激烈的多个战略枢纽区，沿线多数国家是战略资源富饶国或战略通道国，越具有战略性的项目其敏感性、风险性越大；凭借“一带一路”，东道国地缘战略地位发生改变，东道国更容易把重大项目作为参与地缘博弈的重要手段；沿线面临战乱、领土边界争端、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等诸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逐渐形成“动荡之弧”，与“一带一路”存在较高的空间吻合性；“一带一路”倡议重塑着国际权力结构、全球经济格局、战略资源配置格局，与域外大国和区域大国利益重叠，很多已是大国战略利益区，必然受到大国战略挤压和遏制。因此，“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势在必行但面临重重地缘风险，地缘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主要障碍，研究地缘风险影响机理、科学合理评估地缘风险具有一定理论探索意义，对中资规避地缘风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对外投资的风险，研究较多的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研究经历了两次研究内容的转向。第一次转向是政治风险的范畴从政府行为扩展到宽泛主义议程：20世纪60年代，很多亚非拉国家逐渐脱离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资产经常被国有化、征用和没收，美国学者Root首次提出“政治风险”一词，指出政治风险主要源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4]。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有化、没收等政府行为减少，而战乱、民族宗教矛盾、资源保护、文化差异、非政府组织等带来的政治风险占据主要地位。Kobrin把政治风险的研究范畴从限制、没收等政府行为扩展到地方暴乱、内战等政治事件^[5]。

第二次转向是政治风险影响因素从东道国内部扩展到外部力量，研究者日益对东道国外部力量给投资国带来的政治风险给予重视。Simon提出了包含多元主体、内外部因素的政治风险评估框架^[6]。Agarwal和Feils构架了一个包含国内经济、国外经济、国内政治、国外政治的政治风险影响因素框架^[7]。政治风险的范畴已经扩展至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来源已由东道国扩展至东道国、母国、国际。同时有学者批评政治风险定义过于宽泛从而导致了定义的不确定性^[8]。

除了政治风险，还有国家风险、项目风险等研究。国家风险是东道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法律、宗教、经济、金融、外债等多个层面^[9]。项目风险与其他风险相比更立足于项目尺度，是具体项目面临的商业环境、技术、劳工、资金、合同、组织、管理、施工、法律、地质、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风险，且项目风险更重视收益风险。

有关政治风险、国家风险、项目风险的量化评估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经济学人智库、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多年来一直对政治风险、国家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很多跨国公司也把东道国非经济环境评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0]。学者们亦很重视风险评估研究，构建了多种评估指标体系和定量评估模型。常用方法有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网络分析法、德尔菲法等。

目前尚未见地缘风险的研究，仅有个别学者研究地缘政治风险。高学平构建了以政治风险为主导，综合地缘政治因素、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暴力等因素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模型^[11]，但不是从地理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地理学研究较多的是与地缘风险息息相关的地缘安全^{[12, 13]}，地缘风险与地缘安全不同，风险是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

“一带一路”风险研究已引起机构、学者的重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著了《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分析国家风险^[14]。部分学者也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8]进行了研究。

已有成果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和方法基础。但尚有以下问题：①从学科背景看，海外投资风险研究存在地理学明显缺位现象；②已有研究集中在政治风险、国家风险、项目风险等方面，仅有个别研究涉及地缘政治风险，尚没有针对地缘风险的系统、全面、深刻研究；③从风险指涉内容看，已有研究主要考虑的是投资收益风险，而不是抛开收益的纯风险研究；④从研究内容看，风险影响因素、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是已有研究的重要内容，缺乏风险影响机理的研究；⑤已有研究并未涉及地缘风险研究尺度，即忽视了地缘风险的空间维度和空间关系，这也是地理学在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中缺位的表现；⑥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单一的研究尺度，如国家尺度或者项目尺度；⑦从风险性质来看，以往关于对外投资的风险研究忽略了地缘风险的主观性、主体间性；⑧从风险评估方法看，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但以往研究没有从“地缘”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中缅铁路等中资海外重大项目的厄运主要是遭遇地缘风险，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国家风险或项目风险，导致的恶果也不是影响收益高低，而是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惨重损失。“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巨大，本文从“地缘”视角对“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进行诠释，提出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综合研究体系，在分析地缘风险影响机理基础上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以东南亚、南亚为例进行研究，并对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进行微观剖析。

重大项目地缘风险是由地缘因素引起的导致重大项目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具有客观性、主观性、主体间性、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纯风险性特点。“地缘”是地缘风险的核心要素，在研究重大项目地缘风险时重点关注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带来的风险。地缘风险是客观性、主观性、主体间性三种属性的统一，客观性是地缘风险真实存在的客观状态；主观性是行为体对地缘风险客观状态的主观认知，不同国家对风险有不同的认知和界限，对同一种“真实客观存在的风险”有不同风险等级认知；主体间性强调了地缘风险受主体间相互关系影响明显，主要表现为投资国和东道国两国间的地缘关系、其他行为主体加入地缘博弈给重大项目带来的地缘风险。地缘风险作为隐患存在，是否真实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但一旦发生，带来的后果不止停留在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这个层面，而是更严重的后果如项目中止，因而地缘风险研究不考虑影响利润高低的因素如汇率、收支、商业环境、市场等，是不考虑收益高低的纯风险性研究。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之一^{[15, 16]}，地理学特有的尺度研究体现了该学科在研究国际社会时的空间传统。对外投资的风险研究多数只停留在某个单一尺度，如单纯研究东道国国内风险，或具体项目尺度面临的合同、技术、资金、施工等风险。而每个事物事实上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17]，重大项目处于全球、区域、国家、项目构成的等级化尺度序列中，其地缘风险的解析尺度也应综合全球、区域、国家、项目多个尺度。同时，各个尺度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尺度间通过互动塑造出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的综合性地缘环境。空间尺度划分和尺度间互动凸显了地缘风险影响因素的空间特性和空间关系，并把构成多种空间范围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图 1）

图 1(Fig. 1)

图 1 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尺度 Fig.1 Research Scale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ajor Project

全球尺度的国际地缘环境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的宏观背景，适逢中国崛起的敏感时期，“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势必遭遇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尤其体现为大国干预带来的重要影响。大国干预体现了地缘风险的主体间性，域外大国这一行为主体加入东道国、投资国地缘博弈改变了原有的地缘环境。

区域地缘环境是从区域尺度考量重大项目地缘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多奉行区域主义，区域保护主义盛行成为“坚固的堡垒”，难免出现以区域为整体对中国排挤的现象。区域内国家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塑造着区域整体的地缘特征、地缘结构、地缘关系，本研究选取了对重大项目影响较为明显的东道国与邻国间关系来代替复杂的区域内国家间关系。

国家尺度包括国家间层次和国家层次，国家间层次指投资国—东道国地缘关系风险，国家层次主要指东道国投资地缘风险。投资国—东道国地缘关系深刻地体现着地缘风险主体间性，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主要根源，论文从双边地缘政治关系、东道国对华关系衡量中国—东道国地缘关系。双边地缘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重大项目的地缘风险，本文采用曹阳、焦阳^[18]提出的联盟或对抗关系、经济关联程度、领土领海边界纠纷、民族宗教纠纷四个指标评价中国—东道国地缘政治关系。东道国政府对华关系、民间对华态度影响中国投资的命运，东道国使用的大国平衡、多边下注策略使中国重大项目面临更大风险。

东道国国内地缘政治风险、地缘经济风险、地缘社会风险、地缘资源环境风险共同构成东道国投资地缘环境。地缘政治风险通过政局稳定性、政府干预来衡量，地缘经济风险通过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度来衡量，地缘社会风险通过民族宗教矛盾、非政府组织来衡量，地缘资源环境风险通过资源民族主义、生态环境脆弱性来衡量。

不同类型的具体项目面临的地缘风险不尽相同、对不同地缘风险的敏感度也有差别，如水电类项目较为突显的地缘风险是中国水资源威胁论、地质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移民搬迁社会问题等，通道管道类项目则因线性特征使其牵涉面广，而战略资源类则因项目的战略意义重大而遭受更多的大国干预，且东道国更容易把其作为地缘博弈的重要手段，战略资源类项目比其它类型的项目更容易遭遇地缘风险。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项目因选址地局部地缘环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境况。因此把具体项目作为一个单列的尺度来探究具体项目面临的特殊地缘风险显得十分必要。

从指标选取看，对中国战略意义重大的项目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战略围堵和东道国把项目工具化、政治化倾向。选址地局部动荡使项目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项目引发的土地征收、赔偿、移民搬迁、宗教场所变更、劳工等社会问题和生态多样化、生物、土地、水质、空气质量、气候等生态环境问题通常成为民间排挤中国项目的导火索。重大项目一旦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后果便具有不可避免性和重大损失性，考察项目选址地自然灾害的种类、规律可评估重大项目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

纵观中国对外重大项目遭遇的地缘风险，地缘风险从来都不是单一要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主体互动、多因素综合、内外部驱动力交叉重叠的结果。表现在地理空间上就是尺度间相互转换，尺度转换给重大项目带来了更加深刻与复杂的地缘风险，如全球尺度、区域尺度会给国家尺度、项目尺度施加重重压力；个别国家的问题可以通过国家间相互传染，形成几个国家共有或区域尺度的危机，甚至会引发全球风险；而小至项目尺度的地缘风险如项目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搬迁问题很容易上推为国家尺度问题，并成为全球尺度大国干预的抓手。“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尺度政治和尺度重构^[19]，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虽往往是由一个点作为导火索，但影响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特点，影响因素在空间尺度上的相互转换使得地缘风险更加纷繁复杂。

图 2(Fig. 2)

图 2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影响机理 Fig.2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ajor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在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框架下，构建了包括子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多层次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表 1），通过指标的层层细分，把复杂的重大项目地缘风险来源分解成23个相对容易界定的变量，把握各个变量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变化趋势，以此判断重大项目面临的地缘风险。各变量的权重表示了该变量对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的影响程度，根据专家组对指标进行两两重要性比对，借助YAAHP软件确定权重。

表 1(Tab. 1

表 1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Tab.1 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ajor Proj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目标层 子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 国际地缘环境风险 9.81 国际地缘环境风险 9.81 大国干预 9.81 3.71 区域主义 2.33 区域地缘环境风险 3.71 区域地缘环境风险 东道国与邻国关系 1.38 联盟与对抗关系 19.47 投资国—东道国地缘关系风险 51 中国—东道国地缘政治关系 38.25 经济关联稈度 4.23 领土、领海边界纠纷民族宗教纠纷 12.52 民族宗教纠纷 2.03 东道国对华关系 12.75 政府对华关系 9.57 民间排华思潮 1.0 东道国多边下注 2.18 东道国投资地缘风险 29.82 地缘政治风险 19.13 政局稳定性 16.74 政府干预 2.39 地缘经济风险 5.54 开放程度 2.77 经济自由度 2.77 地缘社会风险 3.48 民族宗教矛盾 2.61 非政府组织 0.87 地缘资源环境风险 1.67 资源民族主义 1.34 生态环境脆弱性 0.33 项目层次地缘风险 5.66 具体项目地缘风险 5.66 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1.81 选址地局部动荡 2.61 引发的社会问题 0.68 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0.34 自然灾害 0.22

表 1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Tab.1 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ajor Proj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东南亚、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区域合作和维护地缘安全的重点区域，研究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可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推进提供有益借鉴。

指标的赋值表示该国该项指标指示的地缘风险影响因素发生的可能性，每个指标的赋值为1至9分，得分越高说明该变量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部分指标采用了认可度较高的数据，开放程度由外贸依存度即外贸总额占GDP百分比来表示，外贸总额和GDP来源于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经济自由度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2016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来进行赋值。中国—东道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四个指标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通过对双边关系事件进行赋值，将双边政治关系量化。因没有针对特定项目，具体项目层次的指标均取中间值5分。其余指标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赋值。然后通过加权求和计算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19国的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值。把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划分为高度风险（≥5.5）、中高度风险（4.5—5.5）、中低度风险（3.5—4.5）、低度风险（≤3.5）四个等级。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分值和等级如表 2、图 3所示。

表 2(Tab. 2

表 2 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 Tab.2 The Assessmen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风险等级 东南亚 南亚 高度风险 菲律宾（6.4039）、越南（6.1429） 印度（6.1176） 中高度风险 缅甸（4.9742）、印度尼西亚（4.9667） 阿富汗（4.9632） 中低度风险 马来西亚（4.3282）、泰国（4.1558）、新加坡（4.0588）、文莱（4.0424）、东帝汶（3.5512） 不丹（4.1717）、尼泊尔（4.0360）、斯里兰卡（3.8075）、 低度风险 老挝（3.0232）、柬埔寨（2.9038） 孟加拉国（3.6287）、巴基斯坦（3.6155）、马尔代夫（3.5099）

表 2 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 Tab.2 The Assessmen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图 3(Fig. 3)

图 3 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 Fig.3 The Geopolitical Risks of China's Major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在东南亚、南亚19国中，中国重大项目面临高度地缘风险的是菲律宾、越南、印度。菲律宾、越南主要是源于他们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挑衅，使得双边地缘关系持续恶化、大国干预突显。印度地缘风险高主要是因为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忌讳中国投资、战略利益区重叠、和中国有领土边界争端、印巴关系紧张、国内社会问题突出。中国应尽量避免在高度风险国家进行重大项目投资；对中高度风险国家持谨慎态度；中低度风险和低度风险国家是中国重大项目投资的重点，但仍然要针对具体项目进行地缘风险预测和动态监测，并尽可能化解地缘风险。

2011年9月缅甸单方面搁置中国在缅密松水电项目，时至今日，密松水电项目仍悬而未决。密松水电项目是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的牺牲品，回过头看密松水电站面临的地缘风险，显得更为清晰，如果当时能预测其面临的地缘风险从而洞察一二，中资会更加谨慎。缅方在声明中将项目搁置原因解释为，密松水电站将影响当地生态环境以及民众生计。但从本质上看，密松事件是以项目尺度引发的环境议题、移民搬迁议题为导火索，并以此为缘由上升为国内、国际政治议题，项目尺度被别有用心的上推为国家、全球尺度。

密松项目面临的地缘风险主要是地缘政治风险。克钦武装冲突、民主政治力量壮大、政府转型是密松事件的国内政治背景，围绕密松项目，缅甸国内形成了三股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的局面，克钦地方势力、民主政治团体、中央政府三股政治力量都把密松项目作为政治博弈的抓手。

从中缅地缘关系看，缅甸2010年底的政治转型成为了中缅关系的拐点，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对华关系发生恶化、民间排华思潮浓烈，友好的邻国渐行渐远。且密松项目被缅甸敏感化、政治化、工具化。

从区域层面看，东盟实行区域主义排挤中国，中国虽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但东盟内部认为东盟是一个整体、而中国只是一个外来的“他者”，并运用大国平衡策略制衡中国在区域的力量。

项目中止有重要的国际地缘环境因素，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20]，中国崛起重塑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地缘经济格局，美国处处对华实施战略挤压，密松项目被当作国际地缘政治角力的筹码，西方借用民意打压中国投资。缅甸新政府力求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获得利益最大化，为了展示“民主”意愿、争取西方取消对缅甸的长期制裁、获取西方的支持，而把密松项目当成向西方示好的一个姿态。

可见，密松项目遭遇了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重重地缘风险（图 4），中方损失惨重。密松水电站事件警示着中国在缅重大投资项目存在地缘安全隐患，莱比塘铜矿项目、中缅（昆明—皎漂）铁路项目都同样“生不逢时”，引发中国对在缅能源管道项目地缘风险的深深担忧。

图 4(Fig. 4)

图 4 密松水电站地缘风险解析 Fig.4 The Analysis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yanmar Myitsone Hydro-electric Dam

通过量化评估，密松水电站地缘风险为5.3354，属于中高度风险。从图 5可看出，缅甸国内政局稳定性、大国干预、双边联盟或对抗关系、政府对华关系、选址地局部动荡是密松水电项目面临的地缘风险关键点。此评估判断密松项目地缘风险为中高度风险，并突出了上文关于密松项目地缘风险解析中的重要因素，是对“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的一个检验。

图 5(Fig. 5)

图 5 密松水电站地缘风险评估 Fig.5 The Assessmen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f Myanmar Myitsone Hydro-electric Dam

文章旨在探讨“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影响机理和开展地缘风险评估，无论是地缘风险影响机理理论分析还是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都基于三点思想：①充分突出核心界定“地缘”二字，即地缘风险是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带来的风险。②重视地缘风险研究尺度，即地缘风险的空间维度和空间关系。③对地缘风险属性特别强调纯风险性和主体间性：地缘风险是纯风险性的，而不考虑经济收益高低的风险；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凸显了投资国和东道国两国间的地缘关系、其他行为主体加入地缘博弈给重大项目带来的地缘风险。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论文基于全球、区域、国家、项目四个尺度，从“地缘”视角深入探讨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影响机理，在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框架下构建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为例进行研究，并对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进行地缘风险微观剖析。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对面临的地缘风险应有足够重视，加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动态评估，对地缘风险进行全过程监测和预警，并有针对性的采取项目投资前—谨慎性、实施中—化解性、风险发生后—补救性三个阶段的不同策略，从而实现动态性、全过程地缘风险监测与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