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华侨群体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转变^[1-4]，华侨华人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5]。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华侨华人的起源、机构、影响、与各东道国的关系乃至其生存发展规律吸引了多学科的探讨^[6-8]。相较于华侨华人研究的传统学科^[6-9]，地理学科对于华侨研究的关注颇显不足，尤其当归侨社区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空间，华侨群体在其特定空间上的紧密互动和归侨与社区的社会建构过程都需要地理视角的介入。本文采用生命史访谈的叙事研究方法，对归侨聚居区社会和文化的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进行探讨，以期全面地考察归侨这一群体和归侨社会空间在特定环境下的社会文化意义变迁。

社区一般被认为是聚居于某一地理区域并共享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群体，是具有地理区域共同体和社会互动的社会单元^[10-12]。在“文化转向”的地理学视角之下，不仅文化借于空间而形成，文化亦是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13, 14]}。鉴于此，社区不仅是兼具空间尺度和文化意义的地方^[15]，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生产过程，强调一个异质和动态空间的地方化社会进程^[16-18]。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象征通过建构社区，使其成为意义的储存场所和身份认同的指示物^[19]，而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想象和符号表征赋予了其相互关系意义^[20]。

想象社区更加关注社区作为一个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这一概念源于Benedict Anderson从民族主义视角对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关注，表明民族的共同身份经由各种媒介投射的想象因素建构，经受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藉此塑造出想象的共同空间和边界，建构出“我者”和“他者”的空间话语体系^[21]。虽然Anderson的想象社区的概念是局限于对民族和国家的阐释。然而，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其逐步被运用于其它地方尺度，强调想象地理过程为对特定地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事物所进行的文化表征^[22]；想象社区在微观尺度上蕴含着“我者”对空间上权力的宣示，或对“家”的描绘^[23]；从更为微观的尺度上，如个体，地理想象过程是个体通过个人经历理解空间和地方以及地方和个人关系的过程，进而也是赋予特定空间和地方文化意义的过程^{[24, 25]}。因而，想象社区一方面强调社区不只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网络的简单结合，亦是人们对所处社区或其他地域单元通过文化所进行想象的社会建构产物。相对实体的地域社区，社区中的景观经受个人经验和记忆等想象性因素的再现和解释^{[26, 27]}。另一方面，想象社区并不仅存在于实体社区中的想象文化表征和建构，其建构过程也可以是背景文化特质相同的群体的集聚，并通过文化活动创建“我者”的边界，表现为对特定的地方想象和文化符号的寻求，是强化特定社会关系和维系地方共同体的动态进程^{[28, 29]}。在此过程中，通过对社区的不断想象、重构和塑造可赋予地方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对人们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互动予以反馈，并强化社区意识和认同^[29]。总之，想象社区不仅是社区物质空间的隐喻和地方景观的意义化，也是社区和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地方进行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其中，想象性叙述、各类媒体、特定场所以及文化仪式是特定群体对社区的空间表征进行解读、创造和展示，对地方和社会关系进行定义与再定义的建构过程。

此外，研究也涉及到边界对社区建构的影响的相关研究。然而，不同于传统意义社区所强调的固定社区地域实体边界，在想象社区的相关研究中，边界更加侧重于被强调成为一种由社区的社会话语所建构的“看不见的”区分“我者”和“他者”的依据^[19]，正如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是物质的边界，其更是通过划界行为表征家的空间^[30]，或标识特权阶级的地位^[31]，或表现和维护集体主义的文化道统^[32]，表现出随社会情境、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实践不断重构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社会进程^[33]。社会群体通过文化构建象征性的边界^[21]，亦可通过想象性的故事等社会想象划分“我者”与“他者”的区域^[34]。这种通过特定的地域文化权力逻辑划分“他者”的行为本质上也是源于人们现时的想象，从而建构起一种边界^[35]。想象和符号标识等文化因素在无形中对“我者”和“他者”进行着划界^{[36, 37]}，而社区成员具有想象的边界也表现为对“他者”的排除和对“我者”的包纳机制^{[12, 35]}。基于此，边界的确在社区建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既有文献似乎过于强调边界对社区建构的作用，忽视了其它社会文化因素对社区建构的影响以及建构过程中多元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社区边界自身的反作用和影响。在某些特定聚居区内，想象社区历史性的变化经常会反作用于对社区边界自身的理解，从而使其产生变化。

本文以广州华侨新村为案例地，尝试讨论其作为一个想象社区在过去几十年过程中如何被不同主体想象、建构、再想象和再建构，并讨论其边界的细微变化及其对归侨聚居区作为一个社区的影响。鉴之，想象社区和边界理论可为归侨社区的研究提供地理学的新视角，揭示归侨社区的社会建构机制，并探讨其与周边地区的社会文化互动意义，拓展了想象社区和边界等研究理论，同时以归侨聚居区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存留为研究对象，也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叙事研究并不是对事件“本来面目”的简单、客观和完整的复述，其以故事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叙说的故事促使叙事者对于经验和意义的理解和感受更为清晰，维系与共同体的关系^{[38, 39]}，也表现出叙事者是如何在不同时空中对世界、社会和个人进行认识^{[40, 41]}。叙事研究是通过研究对象对重要事件所进行的故事形式的叙述进行梳理剖析^{[40, 42, 43]}，以透过叙事中的个人经验事件和实践情形建构各项经验事件的过程。因此，叙事研究具有重视主体经验和叙说过程中叙事者的生命转化意义的重要特点^[43]。

本研究选择广州华侨新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其于1954年开始兴建，为建国后首个集中兴建的归侨聚居区^[44]。随着其内部城市形态的改变以及周边环境的发展，华侨新村逐渐由客体存在的归侨聚居区转变为只有少数归侨居住的想象的归侨聚居区，其想象边界随之嬗变。华侨新村在正经历着在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塑造下的社区重构。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生命史访谈”的方式，邀请感兴趣且自身经历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的对象讲述个体的生活经验故事和意义，以透视华侨新村的演变历程和地方的社会文化脉络。

如前文所述，叙事的研究方法诚然是一种有潜力的质性研究方法，但其也具有无可避免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如数据来源单一从而缺乏多元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三种辅助研究方法弥补生命史研究法的不足：①参与式观察法。此前作者有针对华侨新村消费空间以及邻里关系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对华侨新村进行了追踪式参与式观察，并将相关资料用于本研究；②访谈法。作者于2014年9月—12月间于案例地华侨联谊中心、商铺、保安亭和华侨小学等地采访了共计30位居民、保安、居委会主任、华侨小学校长、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③研究对相关主题文本资料进行了搜集和分析，保证资料来源的多元性同时也避免了信息遗漏，并结合社区中其他主体的访谈和参照媒体报道等方式避免研究的主观臆想^[45]，并利用其与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所得资料进行交叉检验。

国家利益是建构华侨共同体并将其作为想象社区区别于其它群体的一个重要纽带。正如H先生和其他归侨所言：“华侨新村是全国第一个建成的华侨村，建成后我有很多体会：第一个体会是党和政府对华侨的关心和重视，其次就是华侨爱祖国，祖国爱华侨，党和政府爱华侨”（H先生）；“因印尼排华，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回来的”（S先生，印尼华侨）；“印尼排华，我们是中国人，政府就要接我们回来”（L女士，越南华侨）。建国初期，国内政局日趋稳定，政府为安置工人、归国华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区建成了归侨聚居区^[46]。此时，归侨在祖国的感召下，带着资金、知识和强烈的国家认同回国参与建设。在第二代归侨H先生的描述中，“我们”的多次使用体现了归侨群体强烈的“我者”意识，“华侨爱祖国，祖国爱华侨”和新村居委会主任对归侨们日常生活的观察“老归侨们对国庆的重视还多于过年，是很爱国的”，以及结合归侨的归国初衷和归国后所作的贡献，可得出归侨群体的共同纽带和核心联系是国家利益。而H先生强调的“第一村”所体现自豪感和认同感的背后是对在国家权力行使下的归侨政策的强烈认同感。带着为国家利益奉献目的的归侨群体赋予华侨新村独特的地方意义的同时新村亦建构了属于归侨群体的独特领地，建立起以华侨新村为物质载体的“华侨新村的归侨群体”的“我者”想象边界。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贡献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所建立起来的归侨聚居区及其想象边界进一步促进了华侨身份的自我想象。华侨新村建成之初，国家利益是第一代归侨的信仰，也是维系归侨想象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之一。

归侨聚居区作为一个想象的社区更多的体现在“侨文化”的社会文化表征方面，“侨文化”的表征主要通过各种“侨”符号系统对“我者”边界的建构体现。具体而言，华侨新村是政府当初为安置归国华侨而专门划定的归侨聚居区，设计之时特意加入归侨侨居国的元素和居住华侨的意见。在华侨新村建成前，华侨新村在国家、设计者和归侨心中已被赋予了“归侨聚居区”的想象元素。

这些想象元素首先体现在建筑风格的“侨元素”上面。华侨进驻华侨新村后，逐渐衍生出社区意识，建构起对于华侨新村的想象社区。想象社区的意识主要体现在边界对“我者”与“他者”的区分。边界建构的过程主要根据三种要素来辨别：“物质性”、“可视性”和“地方文化要素”^[47]。其中，物质性和可视性的区别源于空间的物质形态区别。而华侨新村在物质形态上的区别体现在其独特的建筑形态上。在华侨新村建成之初，其整体和房屋经由统一设计，建筑形态在当时具有较高的识别度。新村既有城市形态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有异质性，与周边地理环境的强烈对比进一步加深新村中的归侨对华侨新村与外界的边界的空间感知。因此，新村独特的建筑形态给予了其中的归侨与外界明显的边界感知以及自豪感、优越感，同时新村内具有相同相关特性的空间推动“他者化”的过程^[47]，加深了归侨们对新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在地方文化要素方面，新村独特的建筑形态于归侨而言是“侨”文化的物质载体，即“我者”文化的象征，建筑的异国文化元素的可视性展现了归侨的海外生活经历，而其异国风情与岭南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设计也可视化地展现了归侨希望把海外文化本土化的愿望，新村随之成为侨文化的储存场所和“华侨新村的居住者”身份的指示物。

人类空间感的构成往往依赖客体存在的景观。人们追溯过去的共同原因往往是需要获得自我认同感和身份认同感。因此加强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往往需要以怀念过去的方式所救赎或者使过去成为可触及和感知的物质。物质可以使时间静止^[48]。华侨新村的建筑和其他私人物件一样，承载着归侨的过去经历与回忆，是意义被建构起来的场所。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兴起，华侨新村作为归侨聚居区的共同想象和集体记忆开始逐渐被瓦解。1979年，广州市重新恢复房地产交易；1984年，广州开办了外汇购侨房业务；1986年，广州组建南方房产实业有限公司逐步规范侨房交易^[49]。1984年起，华侨新村内出现了房产交易现象，随着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及因其具备优美舒适的环境，产权变更日渐频繁，房屋的建筑形态亦随着不同屋主对空间构想的不同发生了变化^[50]。昔日的华侨塘已变成假日酒店到现今转型为办公楼；举办大型聚会、当时能自由进出的大礼堂也因华侨小学安保顾虑不能进入；矮墙早已变成高耸的围墙；爱国路、和平路的部分住宅亦在周边消费环境的辐射影响下变为商铺。此时的华侨新村逐渐由城市边缘带飞地逐渐演变为广州市市中心^[51]。

如前文所述，华侨新村独特的建筑形态既标志着“侨文化”，更是第二代归侨在华侨新村成长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归侨通过建筑形态的视觉刺激，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对空间进行选择和建构，从而以物质空间的建筑形态表征了华侨共同体符号，并通过此符号获得作为归侨身份的自我认同感和认同感。而地方记忆是固有的地理活动，地方具有储存和唤起个人和集体记忆的作用；记忆又附加在物质现实上而被群体共享，与地点紧密联系^[52]。如今随着住宅的产权的变更，归侨心中留存的记忆与建筑形态演变形成强烈的对比。过去美好的、辉煌的历史无法再触及，便在归侨心中形成浓烈的“乡愁”情感，即使归侨身处华侨新村，但物非人非的景象使归侨怀念的集体记忆无法重现。除“乡愁”情感外，归侨对于建筑形态改变的抗拒还源于对自我认同感的保护。

华侨新村建筑形态的演变，其与周边功能区的边界模糊化，改变了人们对归侨聚居区的文化空间感知，使得基于社区居住者的想象因素和对空间的感知所建构的想象社区亦发生改变，华侨新村的想象边界开始消融。

除了物质符号之外，人们还可通过接触有共同回忆的人，以此追溯过去的历史。但由于归侨群体逐渐搬离和后进入者对华侨社区的冲击，归侨追溯过去回忆的渠道进一步缩少。据H先生所言，华侨新村刚建成时低矮的能够看见彼此的围墙反映了归侨之间亲密的邻里关系，而且由此营造的“熟人社会”也增强了归侨们对归侨共同体和华侨新村的认同感。如今严密的高围墙背后折射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淡薄的邻里关系，营造出的“陌生人社会”使归侨对华侨新村的集体感和认同感降低，也削弱了华侨新村与外界的差异感，使华侨新村与外界的想象边界进一步消融。

随着如今在华侨新村中居住的归侨的减少和后进入者的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空间形态的改变^[53]，华侨新村已由物质上的归侨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象征性、符号化的“归侨聚居区”，演替为象征归侨群体及其生活经历的符号。后进入者希望通过门禁设施这一高档社区的特征划分和确立属于他们的领地，使华侨新村变为“别墅区”，从而使自己变成华侨新村的“我者”。但事实上，归侨至今仍对华侨新村定义为“归侨聚居区”。只不过，划分和确立这个想象社区的边界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归侨对华侨新村的想象仍为“归侨聚居区”，华侨新村中的“我者”仍是归侨，归侨才是华侨新村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而后进入者所带来的冲击使如今的华侨新村距离当初的归侨聚居区更加遥远，其实质上对归侨“我者”的自我认同感和华侨新村原本的想象产生破坏。但怀旧使归侨这个主体通过记忆而得以再次拥有历史，并借此排除现实世界中“他者”的感受^[54]，从而迫使归侨将华侨新村重构为“乡愁”的符号。与此同时，不少老归侨间的交流仍由华侨联谊中心进行维系，华侨联谊中心以其万隆校友会等的身份及其周期性举行的不同侨居国的归侨聚会重现了归侨在侨居国的生活经历，同时也加强了华侨新村在“他者”心中“归侨聚居区”的符号。面对景观的改变，社会成员以实践对抗改变，并尝试增强身份认同感和社区感^[55]。如在2000年以来，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华侨新村重新受到关注，其中包括2004年广州市名城处正式出台的《华侨新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籍此，归侨们对于“他者”的冲击不再是被动态度，而是采取组建侨文化保护分队的措施：

“归国华侨、侨办主任、侨联主席”这三个角色，是H**的人生缩影… …但我们相信，他会一贯支持华侨事务，为保护和传承华侨文化奉献自己的力量。”

—侨文化保护小分队内部宣传手册《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国华侨第一村》中对H先生的描述

由此可见，上述华侨新村建筑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给其作为一个“归侨聚居区”想象社区及其与外界的边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是改变。因此，其作为一个想象社区及其想象的依据（即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图 1和表 1所示，其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对“归侨聚居区”社区想象的多元化。华侨新村不仅仅是基于国家利益、国家权力、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的一个在国家层面和在城市层面的独特经济景观、教育高地和文化飞地。相反，在华侨新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尤其是后来者对“侨文化”冲击下，其逐渐演化出与其它社区不一样想象和边界以区别于其它社区，包括华侨新村作为“富人区”、“小资”和“文化包容和多元”等社区想象。时至今日，华侨新村的牌坊和石碑依然完好，加之政府对“侨文化”的再重视，如《华侨新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出台，可见政府对于华侨的态度是正面的，希望能保护其具有华侨特色的物质形态。但由于国家特殊时期和特殊政策的过去，“归侨”身份式微以及市场的冲击使得华侨新村独特的物质形态改变，在表征别墅区和表征侨文化两种不同的景观元素拼接所造成的双重景观产生的强烈视觉对比下^[56]，激发了归侨们对华侨新村的精神依赖，从而产生“侨文化”符号。此时的华侨新村物质与符号并存，物质边界的消融强化归侨对其想象边界与符号。诚然，从上文可知，华侨新村的本质想象是归侨聚居区，亦即华侨文化，而华侨文化的内涵是华侨的爱国情感以及国家的惠侨眷侨政策。如今，在时代的发展下，华侨新村的物质形态及其周边环境均已发生改变，因而人们亦随之从其中衍生出对华侨新村的其他想象，如多元与包容、富人区、西化、小资等。但由于承载“归侨聚居区”表征的独特建筑形态已逐渐改变，“华侨文化”的本质想象在其物质载体弱化的影响下却逐渐在归侨群体外消失。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历史文化内涵赋予符号意义的同时其表征符号亦强化人们对其记忆以及反映其发展现状，地理想象过程也是赋予地方意义的地方文化过程^[25]，因而“华侨文化”想象消失时也代表着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文化内涵与地方意义即将消失。

图 1(Fig. 1)

图 1 华侨新村社区想象与边界演变示意图 Fig.1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Boundaries

表 1(Tab. 1

表 1 不同群体对华侨新村的想象 Tab.1 The Imagin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in Different Groups 人物 语义句 符号 印尼华侨、华侨新村原住民H先生 华侨新村是全国第一个建成的华侨村......党和政府对华侨的关心和重视，华侨爱祖国，祖国爱华侨，党和政府爱华侨；我始终认为，它是归侨侨眷的幸福乐园。 （1）华侨文化 （2）归侨聚居区 花园式房屋是异国风情与岭南风情的结合，侨文化就是把海外的跟国内的东西结合起来，没有华侨出去就没有所谓的侨文化。华侨新村内的住民政治经济地位较高，在政治和艺术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很多。 多元与包容 文化飞地 印尼华侨、华侨新村原住民S先生 以前的华侨新村，大家都好熟悉，子女都在华侨小学读书，大家不是说广州话，是说印尼话。 归侨聚居区 印尼华侨、华侨新村原住民L太太越南华侨，非华侨新村居民 以前住在这里大家都是华侨，都是熟人。 这里相对于公园来讲（举办华侨活动）更加有象征意义。 归侨聚居区 华侨文化 华侨新村居民L先生 侨村文化包括了四个内涵，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海外包容，第三个是文化素养，因为这里比较多名人，文化素养比较好，第四点是和谐性。 (1)文化遗产 (2)多元与包容 (3)文化高地 (4)邻里关系 喜马拉雅藏族餐吧店主 华侨新村有历史文化底蕴，对外来文化包容以及位于市屮心、交通条件好。 (1)多元与包容 (2)市屮心 私房菜店主(屮东、西域风情) 华侨新村融合了很多地域，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一个文化遗产。 (1)多元与包容 (2)文化遗产 "闹市屮的低调奢华"。 富人区 媒体 饮食推介①。 多国餐饮区 环境优美、摄影推介。 摄影圣地

表 1 不同群体对华侨新村的想象 Tab.1 The Imagin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in Different Groups

边界是社会历史建构下的城市形态结果，而城市形态是物质和文化边界的可视显现，因此边界兼具了物质性和文化性。如图 1所示，华侨新村所安置的归侨是具有共同的特殊个人经历和为较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所维系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发展、体制和经济转型以及新进入的外来“他者”的冲击下，作为归侨聚居区的华侨新村逐渐从建成之初承载和维系归侨共同体的物质空间实体，步入对于华侨而言基于个体想象和集体记忆的归侨社区的符号。归侨对空间表征失去原有意涵的建筑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表现为“乡愁”以及对自我认同感的保护，表征侨文化的物质形态的减弱强化了其符号意义。华侨新村物质边界的重构不仅是物质形态上，亦是表征归侨身份的特殊空间性的弱化。华侨新村并没有按照以往族裔景观“均质—领域化”演变方式，呈现出阶级领域化，而是随着物质形态的演变从建成之初的领域化变为如今的均质化。从另一方面（想象社区对边界）来讲，边界的建构是为了区分“我者”与“他者”，边界的演变不仅是特殊的物质形态的转变和共同体在“他者”冲击下解构的过程，也是基于地方记忆的不断再想象下的建构，并使特定社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物质并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侨新村从领域化到均质化的转变一定程度也意味着华侨新村作为“归侨聚居区”想象社区边界到消解或者多元化。人们对任何一个地方的想象，是基于其本身应有的刻板化印象，由于其均质化和其与外界环境边界的变化，华侨新村不再是曾经作为表征爱国主义和特殊扶持政策的领域，而是在资本与权力支配下被片面截取且赋予了其他阶级想象的意义和元素，如“富人区”、“别墅区”、“小资”和“多元与包容”等。物质实体是情感和情绪的重要载体，个体或群体对于物质实体的空间实践也是其建构其身份和空间的重要手段。针对华侨新村的地理想象基础是其物质形态，因此要使华侨新村避免沦为只表征“外来文化”、“小资”等符号的商业区、别墅区，成为真正铭记特殊时期与特殊政策的“城市博物馆”就必须保护其历史的建筑形态。

注释：

① 抓取2011年10月11日至2016年4月9日的微博数据，与广州华侨新村相关的微博共421条，剔除广州财经大学学校内部咨询与交通信息后，共317条，其中大部分为华侨新村内餐饮店的饮食推介，其次为环境优美与摄影推介，极少数有提及历史文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