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复兴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理论主题，是海外乡村社会学、乡村地理学以及乡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前海外学界尚未对乡村复兴的研究范畴和理论定义形成普遍的共识，但是围绕着乡村复兴议题，通常认为乡村社会学主要研究乡村居民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是乡村地区的聚落、文化、经济、资源利用和环境问题的空间变化，而乡村经济学则重点探讨农村产业发展和农业活动状况^[1]。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欧美乡村社会学有淡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趋势，但是以乡村地理学、乡村经济学等学科为主导的乡村复兴研究重新激发和恢复了乡村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传统。当前，海外学术界研究乡村复兴议题的代表学者有：克劳克(Cloke)、伍德(Woods)、哈尔法克(Halfacree)、马斯登(Marsden)、古德曼(Goodman)、默多克(Murdoch)、里格(Rigg)等，代表性组织有美国乡村社会学会、欧洲乡村社会学会、乡村地理委员会等。

据我们的统计与梳理发现，当前海外乡村复兴的研究成果主要刊发在《Rural Sociology》、《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ociologia Rurali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等学术期刊上，论文主题内容涉及乡村社会、地理、生态、经济、农业等方面。现阶段，梳理和总结海外乡村复兴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国内乡村复兴研究的议题，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综合改革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和整理海外乡村复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和总结海外乡村复兴研究的理论发现，最终为指导和推动我国乡村复兴研究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本文的框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从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两方面来考察“乡村复兴研究缘何兴起”；第二部分，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共识两方面来探究“何谓乡村复兴”；第三部分，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方面来论述海外学者“从事怎样的乡村复兴研究”；第四部分，从研究论点和研究焦点两方面来讨论学者们“从事什么内容的乡村复兴研究”；第五部分，总结全文，提出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对于国内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危机的迅速蔓延，人们逐渐开始对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进行质疑，对乡村社会的转型变迁和国家的未来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针对乡村社会衰败与落后的现实，许多学者们提出乡村复兴这一时代命题。

第一，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的前30年，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化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城市的数量、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大，城市的工业、商业、运输业以及服务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兴盛，而广大的乡村地区和农业生产却发展缓慢，由此，造成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城市问题的严重，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等日益发展以及现代主义带来了农业部门的重构，社会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乡村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学者们的重新关注和研究。

第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和交通的日益发达，许多乡村地区的人口、土地和资本不断向城市集聚，由此，必然引发乡村的衰败。乡村衰败的背后隐藏着各种社会危机，威胁着乡村和村民们的切身利益，因此，重建传统乡村，复兴农村社会，成为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社会需求^[2]。在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在重建城市、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发展除了依靠城市经济的带动，还需要乡村建设和农业的发展。尽管每个国家在复兴乡村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样板，但是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即实现乡村的复兴。国家和社会对于乡村价值的再度发现和认可，也推动了乡村复兴研究议题的进步。

第三，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复兴乡村的经典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繁荣再造。譬如，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为主要目标而开展的韩国新村运动；以振兴乡村发展为计划的日本造村运动；以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为目标开展的德国村庄更新；以恢复乡村价值为依归的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以建设乡村文化景观为目标的瑞士乡村建设计划；以重塑乡村农业繁荣为价值的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实践，等等^[3]。这些经典农村改革经验不仅改善了村庄的生态环境，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和促进了乡村复兴运动的兴起。

第一，尽管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正统发展观念，但是学术界仍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除了需要对城市发展和工业进步进行重点研究外，学者们还需要对广大农村地区给予关注，对农业生产问题进行研究。如：克劳克(Cloke)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正统社会科学研究将乡村复兴研究排斥在外，现行的乡村复兴研究就好比“一潭死水”^[4]，因此我们要从事乡村复兴研究。

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福特主义理论逐渐衰落^[5]、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对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反思^[6]等都是促进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向前推进的理论思潮。在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出现了覆盖面大、破坏程度高的经济危机，由此以工业化大生产与机械化活动集中在大城市的福特主义理论被许多学者所质疑，认为其并不能有效的指导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由于农业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对粮食问题、农业规模化等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在对这些反思的过程中也间接促进了乡村复兴研究的兴起。

第三，20世纪90年代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复兴研究的向前发展。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注重对个体差异化的重视，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复兴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强调对真实村庄的研究^[7]。乡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同时引入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进而引发了乡村学者们对乡村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研究^[8]。可以说随着文化转向，乡村复兴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

通过对海外乡村复兴研究的理论梳理，结合乡村复兴研究的前沿热点，我们发现当前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大抵是按照“点—线—面”的基本理路而展开的。首先，“点”的层面主要论述了“乡村复兴”的概念内涵、现实依据及其实现之道，这也即在探讨“乡村复兴”的主题与共识。其次，“线”的层面主要论述探讨了“乡村复兴”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最后，“面”的层面主要阐述了“乡村复兴”研究的主要论点与一系列的焦点问题。可以说，遵循着“点—线—面”三维的线性拓展的学术轨迹，共同推动着海外乡村复兴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当前，海外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以及乡村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专业学问，对乡村复兴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

第一，乡村地理学者对于乡村复兴内涵的理解。乡村地理学是海外乡村复兴研究中的重要学科，其研究的主题大多聚集于乡村空间规划、乡村土地利用、乡村景观设计等方面。伍德(Woods)在《国际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中提出，乡村复兴的内涵是塑造乡村地区的景观、环境、空间等地理现象的社会和经济过程^[9]。第二，乡村社会学者对于乡村复兴内涵的理解。最近30年来海外乡村社会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新乡村社会学、再到乡村研究文化转向的流变。在海外乡村社会学者对于乡村复兴内涵的理解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伊娃(Eva)认为乡村复兴的内涵，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在结构上的变化，也包括代表乡村不同社会部门的发展^[10]。第三，乡村经济学者对于乡村复兴内涵的理解。在西方学术界，乡村经济学经常等同于农业经济学，因此，乡村经济学者在对乡村复兴内涵的的理解上，经常和农区、农业等概念相联系。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乡村复兴内涵的实质是农业的发达，现代化的乡村和发达的农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11]。

透过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语义表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乡村复兴”内涵的理解，学者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乡村复兴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乡村由原先的衰败状态向和谐健康发展状态转变的过程。乡村复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累进、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二，乡村复兴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包含着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景观等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复兴。第三，乡村复兴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基于“公民利益至上”的理论逻辑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乡村复兴要尊重和保护好底层的村民利益，时刻将村民的权益摆放在第一位，因此乡村复兴就是政府要为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是政府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一项制度性设计，而且这种制度安排与民主理念、服务理念相联系。

海外学术界对于实现乡村复兴的任务，是从理论与法律依据两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关于“乡村复兴”的理论依据，学者们在探讨中展示出了不同的理论视域。①社会学视阈。学者们普遍认可乡村复兴是一个社会问题，乡村复兴势必涉及到许多社会中的现象和问题，通过捕捉、抽象和提炼各个层面的社会问题，那么乡村复兴意味着解决村庄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问题。②地理学视阈。学者们都认为，乡村复兴需要重新规划乡村空间，乡村空间一般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分别是：乡村区域、乡村表征和乡村生活，通过重塑这三个层面的乡村地理空间，才能够达到复兴乡村的目标。③经济学视阈。众多学者认为，乡村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农业经济的复兴，农业发达是乡村恢复生机的重要体现。④政治学视阈。乡村复兴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利于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许多学者认为，乡村社会的复兴与发展应该是政府与人民共同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政府为人民工作，应该促进乡村居民参与到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去，乡村复兴除了依靠政府的技术手段外，更应该让村民群众自助来推动和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

第二，西方国家的法律与法规对乡村复兴作了相关规定，这也是海外乡村复兴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依据。德国政府在1954年颁布的《土地整理法》中，将乡村复兴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作为村庄更新的重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荷兰政府也颁布实行了《土地整理法》，明确了政府在乡村复兴中的各项职责和乡村发展的基本策略。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颁布实施了《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通过增强村庄基本设施服务，致力于乡村公共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助于实现乡村复兴的美好目标。

第一，村民主体性确立是乡村复兴实现的前提。众多学者认为，日本造村运动的成功在于调动了村民自主性与积极性，焕发了村民热爱自己故乡的情怀，从而推动了乡村再造目标的实现。^[12]。在美国的乡村复兴过程中，农民群体是整个乡村建设的主导者和实施者，政府的每一部农业农村法律法规都体现了村民群体的意志。在瑞士的乡村建设活动中，村庄的管理者都是由村民自主选举产生，其最大的工作职责就是为农民服务，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政府积极支持是乡村复兴实现的关键。绝大多数学者指出，农业农村都是作为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出现，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才能促进乡村的复兴。譬如，日本政府在农村资金投入方面，除了基本的农业补贴外，还包括建立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期间，为了提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全国农村20亿美元作为发展资金，帮助开展农业生产活动。

第三，相关法律制度完善是乡村复兴实现的保障。海外政府在进行乡村复兴工作中，颁布和实施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法律制度。譬如，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德国的《土地整理法》、荷兰的《空间规划法》、加拿大的《农村协作伙伴计划》等都规定了农村发展的长远目标、具体方式与实现途径，为乡村复兴任务的顺利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撑和重要保障。

第四，农民协会等第三方组织作用发挥是乡村复兴实现的要件。农民协会作为增强村民地位、维护农民权益、促进乡村发展的自治组织，在乡村复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日本的农业协会主要承担了国家在农村中提升村民文化素质的角色功能；法国的农民协会将最先进的市场信息传递给农户，帮助农民提升市场的竞争力；韩国的农民协会吸收村民的金融贷款，帮助破产的农户重新恢复生产能力，以此致力于乡村复兴目标实现^[13]。

在“线”的层面上，学者们主要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兴趣，对“乡村复兴”这一学术议题从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多种方法论展开了集中性的研究，致力于回答“从事怎样的乡村复兴研究”，从而使乡村复兴研究沿着某一方向扩展。

海外乡村复兴在研究视角上经历了结构功能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建设视角三个发展阶段，从最早关注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最后专注于乡村的社会建设问题^[14]。

第一，结构功能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前，海外乡村复兴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大多从结构功能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乡村社会，通过明确乡村的社会结构来解析其特殊的功能特点，其关注的焦点是乡村的物质性。舒马赫(Schumacher)从乡村和城镇的角色作用出发，认为乡村的角色是保持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产品增收；而城镇的角色是生产商业用品。因此，乡村复兴核心目标是恢复农业生产的价值基础^[15]。总体而言，在结构功能视角下研究乡村复兴问题，学者们主要描述和探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村居舍、村落等促进和制约农业活动的乡村社会现象。

第二，政治经济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海外学者开始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并从政治经济视角来关注乡村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人口、资源、粮食和能源等危机，伍德总结道，即使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主旨的发展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也都是以“改造传统农业”为主题的^[16]。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援助机构都非常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问题，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制定“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持续经济增长战略”，开始提出“持续农业”的思想^[17]。自此，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乡村复兴模式在西方逐渐流行，并得到大力开展。简言之，乡村复兴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复兴研究的思路和空间，有助于推进乡村复兴研究的发展。

第三，社会建设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乡村学者普遍自觉到以往关于乡村复兴研究的视角都比较狭隘，不能涵盖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弥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缺陷，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发生转向，开始将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等方面纳入到乡村复兴的研究议题中，也即形成了社会建设的研究视角。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乡村研究者还开始关注网络和信息对于乡村复兴的影响，谢默斯(Seamus)的研究结论表明，信息技术和现代网络能够提高农民的知识素质，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18]。

从对海外乡村复兴文献的梳理和总结中，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乡村复兴问题的研究采用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论，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但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对实地调查的结果所得，因而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真实性。

马德森(Madsen)主张在乡村复兴研究中应该使用多元的方法论体系，即综合采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利于强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19]。霍加特和帕尼瓜(Hoggart & Paniagua)基于长期对乡村复兴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注重历史变迁的研究方法，并从过程、途径、结果、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政府作用和平民社会的变化等多个方面对乡村复兴进行了研究^[20]。不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来探究乡村复兴问题，学者们都将田野调查和经典个案方法贯穿着整个研究过程之中。譬如，兰德(Byland)通过对瑞典中部地区的乡村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后，提出了能够解释瑞典乡村现实发展的多种乡村城镇化模式，其中包括了为人熟知的自身发展模式、周边带动模式和外部驱动模式^[21]。阿蒙(Ammon)实地调查了以色列的国家管理政策对控制城市扩张、保护乡村开敞空间以及对农用地退化的潜在影响等方面，研究发现较为成熟的国家尺度上的政策对乡村环境保护作用十分显著^[22]。

在“面”的层面上，学者主要针对“乡村复兴”这一议题本身展开系统性的考量和探究，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面向，致力于回答“做什么内容的乡村复兴研究”，从而提炼出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乡村研究开始了后现代转型，这不仅带来了研究视角上的变更，而且也将传统乡村研究中被忽视的研究方面重新纳入到乡村复兴研究的大议题中来，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城乡关系、乡村景观、乡村社区发展等方面。

第一，城乡关系研究。自城市从乡村中脱离开来之日起，有关城乡关系问题的探讨就成为乡村学者们的重要研究领域。从我们对乡村复兴议题中的城乡关系话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城乡关系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五个方面的内容：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譬如，莫尔蒙(Mormont)在考察城乡关系基础上，提出了现在城乡关系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对立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城市和乡村开始在统一的地理范围内叠加在一起^[23]。②城乡连续体研究，例如，克劳克(Cloke)运用乡村研究中的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点^[24]。③城乡人口流动研究，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奥达(Audas)等人在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调查的基础上，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25]。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譬如，德雷真(Drazen)从乡村多样化和经济转型的角度探讨了城乡关系协调问题；维奥莉特(Violette)从乡村危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视角对城乡制度创新进行了讨论^[26]。⑤城乡隔离及乡村复兴研究，譬如，布朗温(Bronwyn)对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27]。

第二，乡村景观重塑研究。通过乡村景观重塑来实现乡村复兴的目标，也是海外乡村复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和规划的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哈格(McHarg)、西蒙兹(Symonds)和刘易斯(Lewis)针对大地景观而提出来的。在此之后，乡村景观重塑的研究逐渐在乡村复兴研究中兴盛起来。纳维(Naveh)认为，乡村景观是由物质景观和文化景观共同组成的，乡村景观的重塑需要从上述两个层面共同努力进行^[28]。基于纳维的研究，鲁达(Ruda)在对乡村景观重塑的原因进行讨论基础上，提出需要从保护好自然与建筑环境的和谐、历史传统风貌、当地社区和村落独特的文化四个方面来对乡村景观进行重塑^[29]。

第三，乡村社区发展研究。弗里德曼与道格拉斯(Friedmann & Douglass)最早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思想。之后，这一思想又被弗里德曼与韦弗在1979年出版的《地域与功能》中进行了修正和完善^[30]。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的研究表明，乡村社区发展能够传播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理念，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反过来又推动了乡村其余产业的发展^[31]。在乡村社区变迁研究中，朱尔斯(Jules)总结了影响乡村社区发展的五个要素，分别是：工业化转变了乡村生活的基础、逆城市化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旅游活动的普遍增长、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和互联网^[32]。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乡村社区发展时，乡村社区随即发生重大变化。

在海外乡村复兴研究中，有三大焦点问题是学者们讨论最激烈，也是最富有意义的话题，分别是：乡村复兴的影响因素分析、乡村和乡村研究的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问题、乡村的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

乡村复兴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所产生的绩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乡村应该复兴什么？”、“乡村复兴的动力何在？”等问题影响着乡村复兴的实际绩效，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首先，针对“乡村应该复兴什么？”，沃斯和奈柯斯(Vos & Meekes)认为，单纯的保护乡村聚落只是在外观上保存了乡村建筑，要想真正实现乡村复兴，就需要满足乡村复兴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比如重塑多功能的乡村景观、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保证乡村自主的发展权等^[33]。国际土地多种利用研究组的学者们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复兴的重点是保护和恢复乡村的自然和生态价值，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34]。其次，针对“乡村复兴的动力何在？”，伊莎贝尔和萨宾(Isabll & Sabin)在对英国诺曼底地区的乡村进行为时25年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乡村复兴的三要素，即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和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农村中心规划指南》中总结道：乡村复兴作为一项世纪工程，需要一体化的政府政策，包括促进非农业活动，增加收入和就业，建设农村城镇等，并倡导发展农村中心系统^[36]。

在乡村复兴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乡村和乡村复兴研究中的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现象，针对该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首先，关于乡村和乡村复兴研究中的去农业化问题，丽柏(Ilberty)等人将农村慢慢地从农业发展的生产阶段分离出来，进入了所谓的农业非生产阶段，称之为“去农业化”现象^[37]。对于此种观点，埃文思、莫里斯和温特(Evans & Morris & Winter)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乡村的去农业化仅是内在于概念之中，并没有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讨论乡村的价值^[38]。史密瑟斯、约瑟夫和阿姆斯特朗(Smithers & Joseph & Armstrong)也反对乡村和乡村复兴研究中的去农业化现象，他们指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席卷确实使得许多乡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乡村研究学者不能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去农业化”概念，真正的科学精神应是提供普遍性的经验和认同，提出更加积极的、一致性的回应^[39]。其次，乡村和乡村复兴研究的去社区化现象也引起了众多学者们的激烈讨论，罗威(Lowe)认为，中产阶级将自己的家庭搬到乡村中去，是为了能够寻找到一种合理的社区模式，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现实中的乡村去社区化现象已经使传统乡村失去了原有的社区性，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明的后退”^[40]。舒克(Shuck)也不赞同“乡村去社区化”的观点，他认为坚持该观点的学者们只是关注到了乡村显示出的非城市特性的地理空间，比如郊区别墅的主人只是在周末和夏天住在乡村而已^[41]。

与乡村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问题同时引起激烈争议的是乡村复兴中的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问题。

首先，在乡村和农业的生产主义问题上，支持乡村和农业生产主义观点的学者们，一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归结为乡村的生产主义阶段，其主要是受到了技术变迁、全球化、政府调节的影响，具体表现是农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发展^[42]。其次，到了20世纪90年后期，一些乡村复兴研究者提出了所谓“农业后生产主义”概念。威尔逊和里格(Wilson & Rigg)总结出农业后生产阶段的六个指标，即重视村庄建设、重视现代农业、反都市中产阶级价值观、环境组织参与决策、从事多元化经营、重视农业活动消费^[43]。针对乡村和农业的后生产主义时代的观点，许多乡村学者，譬如，威尔逊(Wilson)、尼尔、彼得、波莉、凯蒂(Neil & Peter & Polly & Katy)等，都产生了质疑，并对其进行了论证和批判。但不管怎样，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二元框架的提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阶段乡村复兴研究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乡村研究的思路，但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分析框架主要用于农业变迁研究，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讨论乡村复兴问题则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学术成果的梳理与总结，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乡村复兴研究有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内涵，为我们当前思考我国乡村复兴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启示。

第一，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化乡村复兴研究主题，提升乡村复兴研究的学术质量。海外乡村复兴研究主要涉及乡村社会学、乡村地理学和乡村经济学三大学科，而我国当前对于乡村复兴研究的学科主要有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三大学科^[44]。通过两者比较发现，国内欠缺从经济学、地理学学科的学者们来研究乡村复兴问题，因此，未来需要加强从经济学和地理学两大学科来研究和探讨乡村复兴主题。经济学对于乡村复兴研究的主题大概有：产业经济学者可以从乡村的产业结构、布局、组织、政策等方面来研究如何振兴乡村的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学者可以通过对不同区域中的村庄复兴案例对比，总结出乡村复兴过程中的区域因素差距；劳动经济学者可以关注村庄的人力资本对乡村复兴的影响程度，人口的性别差异在村庄复兴中的影响程度；国民经济学者可以探讨乡村复兴的运行模式、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条件等方面。地理学关于乡村复兴研究的主题主要有：人文地理学可以研究乡村的经济区划、文化景观类型、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与乡村复兴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可以重点探究村庄的人口分布、土地利用、生态经济等方面与乡村复兴的关系。通过开展跨学科研究，不断提升乡村复兴研究的深度和质量。

第二，应该多种研究视角，综合的方法论体系，来探究乡村复兴主题。海外学者关于乡村复兴的研究视角经历了结构功能视角到政治经济视角，再到社会建设视角的转变，社会建设视角是对前两种视角的扬弃和发展，当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乡村复兴问题上，也应该借鉴海外学者的社会建设视角，除了研究乡村的政治经济元素外，更要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人文等方面纳入到研究的议题中去，以此拓展和深化乡村复兴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从我们对国内乡村复兴研究的梳理和总结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乡村复兴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田野调查法、参与式观察、访谈法等，但是对于定量方法的应用却非常欠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在方法论体系上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两者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定性方法通过研究者亲自进入到现场，应用各种研究手段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相较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则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察、解释，从而获得研究的价值。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定量研究方法是对定性研究方法的补充和优化。因此，未来国内乡村研究学者应该综合应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探究乡村复兴问题，以此加强对研究问题的充分理解。

第三，拓展乡村复兴研究的内容，攻破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推进乡村复兴研究向前发展。海外乡村复兴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积累中，对乡村复兴议题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认知体系和完善的研究论点，现阶段城乡关系、乡村景观重塑以及乡村社区发展都是海外乡村复兴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反观我国学术界，当前学者们围绕着新农村建设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遗憾的是，学界非常欠缺对于乡村复兴主题的研究。尽管新农村建设的研究视角有其一定的优点，譬如，能够充分发挥和体现政府扶持、城市带动、工业反哺等作用与优势，但是新农村建设的视角体现出的是以“政府主导”、“城市中心主义”的思路，而乡村则沦为了被建设者和被改造者的角色，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地位。当前，“乡村复兴”概念的提出，则是对新农村建设视角的发展与超越。“乡村复兴”视角更加强调挖掘和彰显乡村自身发展的潜力，提升和实现村民群体的生产生活状态，激发乡村的内生进步的长久活力^[45]。当我们对乡村复兴主题研究持续深入时，也会遇到一系列讨论激烈的话题，譬如像海外乡村复兴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等问题，积极致力于这些焦点问题的解决，在学界中达成普遍的共识，能够推动乡村复兴研究向前发展。

第四，国内学者应立足于国际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和国内的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两者交合的基点上来探究乡村复兴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全球化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乡村复兴研究过程中应该拥有全球视野，学者们应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吸纳和借鉴国外乡村复兴研究的学术成果和智慧知识，找准并明确自身的位置，实现本土化研究与全球化视野的平衡。当前，以全球眼光看待中国农村问题，笔者认为应主要把握两层含义：一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在深化乡村复兴过程中，我们要基于本国国情基础上，吸收并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在未来乡村复兴的研究中，默多克(Murdoch)提倡我们除了要立足于纵向的国际农业体系重构外，还应注意横向的乡村社区转型，我们应从这两股力量的交叉点上来观察乡村复兴^[46]。因此，我国学者在从事乡村复兴研究中，还应该立足于国内的乡村社会现代转型背景，通过摒弃以往在城市化和政府主导前提下来研究乡村复兴问题的思路，从更深层意义上的乡村自身主动努力去适应和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去解读和探究乡村复兴，最终实现乡村复兴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尽管海外乡村复兴议题的研究对当前中国乡村复兴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实践层面上借鉴海外乡村复兴的经验，但同样重要的是，学术界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海外乡村复兴研究的基础理论，以引领我国的乡村建设。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国外乡村发展及乡村复兴的情况与国内差异较大，海外乡村复兴研究的经验与启示也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前国内乡村复兴研究，因此现阶段国内政治界和学术界在实际借鉴中必须考虑到理论研究的差异性和适用性。最后，关于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乡村复兴实际情况这一论题的讨论，期待后续研究进行拓展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