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增加或是群体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1]。19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约有2.05亿，而2015年，根据国际助老会（Help Age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老龄事业观察指数》显示，全球60岁以上人口约9.01亿，占世界人口12.3%，预计2050年将达到20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全球化趋势之一^[2]。

20世纪40年代，老年学的学科特性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的概念、理论^[3]。70年代，作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一部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逐渐被社会学科所接纳。在老龄化研究中，开始强调空间与环境的重要性，关注其是如何影响与表征老年人的活动、行为以及经历^[4]。并逐步形成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这一交叉性学科。Andrews提出地理老年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空间、地方（place）和老龄化之间关系”^[5]。但是地理老年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并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整体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199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底，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22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6.7%，且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6]。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自1980年代初，国内地理学就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但集中在人口地理、经济地理以及城市地理等传统学科领域，话题聚焦老年群体的时空特征与机制；老龄化带来的空间效应；老年健康与环境关系；老人空间行为；养老服务供给的空间组织与规划等方面^[7]。总的来看，国内地理学对老龄化的研究将“空间”作为老人能动性（human agency）的“幕布”，是无意义的、抽象化的几何空间，忽略了富有社会文化意涵的地方。内容上呈现“碎片化”、“絮乱化”，各地理分支学科对老龄化的研究缺乏联系，难以系统化。文章基于已有文献对地理老年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以期丰富国内地理学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视野。

20世纪以前，老年学对老人的研究多从老年医学与老年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进行个体老龄化的研究^[1]。而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问题由过去的家庭问题逐渐转变为社会问题，老年学的学科属性也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8]。

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化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老年群体的空间流动性增强；老龄化态势的加剧带来了自然、社会资源的紧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老龄化研究中，开始强调空间与环境的重要性，关注其是如何影响与表征老年人的活动、行为以及经历^[4]。社会心理学家Lawton和Simon研究了环境因子对于老人的综合影响^[9]，而后，地理学家开始探索将“空间”放置于老年学中^[10]。早期地理老年学研究中，Rowles编写的“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最具代表性，对居住北美城市工人阶级社区中五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他们对身体老化的感知以及与当地环境的互动。提出老人环境经历的复杂性远非心理学家描述的随增龄性变化老人空间压缩的“撤退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 ^[11]。20世纪80年代后，地理老年学开始真正成为一门的交叉性学科，Warnes和Rowles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认为，地理老年学是一门研究“以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12]。

总的来看，前期的地理老年学研究停留在老年人口时空特征^[13]、迁移^[14]以及服务供给^[15]等描述性研究上，属于信息积累的阶段，旨在突出“空间”在老龄化研究中的作用。此时的“空间”是抽象、无特征的几何空间^[16]，空间只是社会与经济各种活动在地域上投影的载体^[17]。而后一些学者对“幕布”式的空间研究提出批判，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概念，空间既是实体空间也是社会网络空间。将抽象的空间转移到社会生活中（to life），关注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人际互动的的社会网络空间^[18]。此外，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空间压缩/消亡”等概念的出现，学者们提出了“虚拟社会空间”的概念。旨在探究科技的进步对老人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的形式、经历以及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19]。

地方在人文地理学的语境中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即是“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20]。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中，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21]。前者是社会与经济活动发生与分布的物质性载体，体现的是抽象的、物质性的空间过程；而后者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区域特征，是个人多样化的空间实践，以及地方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义。20世纪90年代，人文地理学中的“科学理性主义”受到质疑，“新人本主义地理学”兴起，主张用社会—文化的视角找出“地区差异性”，改造地理的“理性”^[22]，加之老人由于身体老化，空间的压缩，对于地方的物质性与情感性依赖增强，使得地理老年学的研究由关注“冰冷”的空间转向赋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1995年，Harper与Laws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期刊发表的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标志着地理老年学进入新的阶段^[23]。Harper与Laws认为地理老年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是浅层化的，研究方法多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描述性研究。他们提出地理老年学应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关注“个体老龄化与地方的关系”，强调个体老人的生命历程具有非线型性。将老人与社区、家以及身体等建立起关联性，研究个体老人的地方经历、身体实践以及情感体验^[24]。

总的来说，地理老年学经历了由空间到地方的发展历程，并且注重空间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图 1）。学者对于空间的认知由开始的社会与经济各种活动在地域上投影的载体延展到赋有意义的地方，强调人地互动，人地相互“建构”的共生关系。Andrews提出地理老年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空间、地方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5]。

图 1(Fig. 1)

图 1 地理老年学发展历程 Fig.1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地理老年学的研究内容经历了由宏观的“空间”研究延展到中微观的“地方”研究^[25]。本文在这一框架下（图 2），将地理老年学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为6个议题：“空间”研究：老年人口的时空特征；日常行为与迁移；健康与居住环境。“地方”研究：家与非正式照护（informal care）；地方与身体（body）；地方与情感（emotion）。这些议题间并非呈现“孤岛化”状态，而是彼此相互关联的。

图 2(Fig. 2)

图 2 地理老年学的主题范式 Fig.2 The Thematic Diagram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来源:由参考文献[12]、[23]整理修改所得.

地理老年学研究中，老年群体的时空特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被关注。依据其空间尺度的差异性，分为：全球—宏观区域—国家—微观区域—城市或乡村。全球化尺度下，学者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旨在掌握全球老龄化趋势下老年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Mc Cracken等在人口学、流行病学以及老龄化三者相结合的模型下绘制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图系^[26]；宏观区域尺度下，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UN ESCAP)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量化分析的应用型研究为主（区位模型、人口健康调查报告等），聚焦特定区域内老年群体空间分布的特征、动因以及发展趋势。国家及次国家级中观尺度上，学者利用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探讨本国老龄化的特征、区域分布以及发展趋势，以此为国家制定相关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提供合理化建议。Heleniak T等人利用俄罗斯2002年国家统计数据，研究分析穆斯林老年群体在俄罗斯境内的空间分布及其规模。Heleniak T认为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相比，可能需要更多健康关怀，追踪他们的空间分布对于服务供给的基础设施等空间配置具有重要作用^[27]。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生产的空间载体，Frey探究美国大都市对于老年群体的吸引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28]；Rogerson通过对美国15个大都市的实证调研，分析不同城市间老年群体族群隔离（ethnic segregation)的特征^[29]。

总的来看，区域性、动态性是人口老龄化最为显著的两大时空特征。区域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同空间尺度上老龄化进程和程度的差异性。老龄化既是空间上老年人口分布非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也是时间上人口年龄结构渐变的过程。受到数据和分析技术的限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即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性特征。近些年来，随着数据采集和时空分析技术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变动规律的探索成为可能。在“时空双维”思路的引导下，学者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研究。

学者聚焦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行为，将日常活动（购物、社交和休闲等）以及物质空间的使用作为老年人行为模式的表达，研究议题涉及老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城市、郊区、城镇或乡村等）背景下产生的空间行为多样性^[30]；不同类型旅行（工作导向、购物休闲导向以及健康关怀导向等）所表征的涵义以及对于这些旅行类型随着年龄的变化关注度的增减^[31]；增龄性变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空间行址轨迹的改变，如，犯罪所引起的恐惧感（fear ofcrime）减弱了老年人夜晚出行的惯性^[32]。关于这一领域的许多话题可以精炼为增龄性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空间压缩的基本主题，Parr H认为身体的衰弱是导致老年群体日常行为不同于其他年龄群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33]；Golant提出环境预知（perception）是影响老年人行为模式的关键因素^[34]；而Wahl H W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主观因素，身体老化、经济因素、社会地位、文化程度以及环境预知等；客观因素，社会主流话语下的“孤立”、老年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等^[35]。

老年群体的迁移。由于健康、卫生保健系统等社会环境、宜居的自然环境以及个人所经历的特殊事件而导致的老年人口在国家内部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迁居^[36]。按其迁移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周期性迁移和长期迁移。周期性移民主要是指基于某种动因在一定时段内迁居某地。如，美国东北部的老人在寒冷的冬季往往会“候鸟”式迁移到温暖的南部地区，选择将其作为“第二居所（secondary residence）”；长期移民主要是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一个特殊时间节点上基于某种原因（退休、丧偶或是再婚等）长期迁居于某地的迁移。Litwak从生命历程视角提出了老年人迁移的三阶段模型^[37]：①老人刚退休不久，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完整的家庭，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选择迁往更加宜居的环境；②随年龄的增加，老人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丧偶又加剧了生活的自理压力，被迫迁近子女居住以获取日常生活帮助，形成老年人迁移的“逆流”；③当老年人的残疾程度进一步加剧，子女也没有足够精力照护时。老年人被迫迁往养老机构。这被称为“地域间永久性迁移的生命周期模式”。

老年群体的迁移研究，关注老人的迁移目的地、动机、决策过程、迁移经历以及对老龄化服务政策的影响，这些已经完成的迁移活动的状况、影响和结果，并非关注迁移行为的本身^[38]。21世纪以来，基于时间尺度对迁移的批判性思考、研究有所增加，特别是，生命历程理论（LCT）的引入^[39]，使得对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多次迁移更为敏感^[40]。

健康以及健康关怀已经成为地理老年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与健康地理相结合，学者们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注老年群体的发病率、死亡率以及相应服务设施的供给^[41]。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对191个成员国的健康数据进行收集分析，绘制出了有关老年群体健康模式的节略生命表（abridged life tables）^[42]。Cloutier-Fisher等认为服务供给空间布局政策的制定与老人自身的体验存在着紧张感，基于此，从“老人”与“服务供给者”的双向视角研究安大略湖区域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老年人服务供给的再配置问题^[43]。其二，空间与地方在健康老龄化中的作用。体现在：老人日常健康照护中，谁扮演着照护的角色以及如何照护^[44]；空间距离的远近对于老人照护（尤其是家人、朋友等）产生怎样的影响^[45]。其三，居住环境对健康产出（health outcomes）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了从老人对居住环境的特殊要求到国家、社区以及家庭等环境对老人照护影响的一系列人地的互动过程。Lawton等提出了P-E Fit模型，即从老年人的个人属性（P）和生活与社会环境（E）着眼于探讨人与环境的适应性^[46]。关注对象多为“专属型”老人，例如，移民老人、乡村老人等，移民会导致老人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下其健康状况发生的变化与机制。

总的来看，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长寿、老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偏重对自然地理要素影响的解释，社会经济等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常被忽略。而后，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这方面的瓶颈逐渐被打破，人文和社会环境因素对老人健康影响的文献逐渐增多。一些学者提出了“康复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等新概念^[47]。

在“文化转向”与“批判转向（critical turn）”的影响下，从事地理老年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老龄化”进行批判性解构，研究的视角由宏观的“空间”延伸到微观的“地方”。基于家、身体以及情感等层面深入探究老人的地方经历、身体实践与情感体验。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弊端的凸显，对机构养老等正式照护的批评日渐增多，非正式照护研究兴起。家被认为是最适宜的养老场所^[48]，“在地安养”（ageing in place）等概念随之被提出^[49]。家作为非正式照护的主要场所，开始由一个隐蔽的、单一的空间转变为复杂化、私人与公共空间边界模糊的动态空间。

家不仅仅是指居所、家屋，同时也是意义集合体（身份认同、安全感以及隐私等）^[50]。实体的家，老人可以获取家人、朋友以及邻居的照护支持，同时由于家空间的熟悉感，可以增加老人的空间行为，增强老人的独立性。Andrews G J通过对英国海滨城市廷茅斯（Teignmouth）中的12位老人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访谈调研，得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对于地方与家的依赖性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趋势^[51]。情感的家，段义孚认为，家中适合个人口味的布局和设计，使用方便或者能够带来回忆的熟悉物件，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感，进而产生“恋地情结（topophilia)”^[52]。Blunt通过对老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记忆等的研究，探究家对老人的意义，提出家的情感意义有时超过其物质意义^[53]。

也有学者对家庭照护提出批判，Hillcoat-Nallétamb等认为，家被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家可能成为使老人感到孤独的地方^[54]。同时，照护方式的转变导致照护远离公众视线，老人对亲属、朋友以及医疗保健人员的依赖性随身体机理的弱化逐渐增加，给予了虐待老人提供了机会^[55]。除了家作为非正式照护适宜性的研究外，学者还关注老人在家空间中的生活实践^[56]；非正式照护中，女性作为主要照护者的身体、情感体验以及与家人的权力关系^[57]。

在消费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身体研究在人文社科中兴起，Bryan Turner称“身体社会的崛起”^[58]。学者开始研究身体、身体与地方的互动，强调“身体如何成为地方体验的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影响因子”，老人由于较其他年龄群体的身体“异质性”，身体研究也成了老龄化研究的重点，研究话题主要包括：老年歧视（ageism)、身体与地方的空间协商。

一些学者认为老年歧视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域境下，对老人的界定与态度有所差异，地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9]。但基于身体的可视化来看，他者的老年歧视是建立在身体弱化的基础上，实践中老人往往通过隐蔽、延缓身体老化进行自我的抵抗^[60]。Furman研究女性老人发现，在面对身体机能的老化时，她们选择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方式进行抵抗，如，使用染发剂、面霜等手段，隐蔽、延缓身体机能的衰老，增强自我认同感^[61]。

在身体与地方的空间协商的研究中，早期研究主要是围绕“环境压力”理论展开的，而后，Bourdieu引入了“惯习（habitus）”和“身体资本（body capital）”的概念^[62]，随着增龄性的改变，老人身体资本的不断流失，以往的“惯习”在原本的情景下已无法完成，老人如何应对身体资本的流失所带来的影响。Graham Mowl以纽卡斯尔市中53位不同阶层的老人为研究对象，探究随增龄性的改变，老化身体与空间的再协商，如，身体老化后，如何应对家空间中楼梯、浴室等“危险”场所^[63]。

基于身体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身体可以从实体空间、情感空间、隐喻空间三种维度进行解读：①实体空间，身体是个人所占据的位置和场所。②情感空间，身体是与情感产生最紧密的尺度，即身体是情感的载体，被情感影响也反之展现个人与社会、空间的情感联系。③在隐喻空间上，身体是资本、权力、社会关系流动的媒介，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建构起来的。研究身体除了研究其生理性的肉体与心理性的情感、意识外，还要研究身体建构背后的机制^[58]。而已有的老龄化身体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其实体空间，只有少数研究强调其情感空间与隐喻空间，关注老人身体与身体的衰退、管理、重建或重构等文化话语之间的关系^[64]。此外，非表征理论（NRT）的引入^[65]，为老人地方化的身体空间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

情感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影响着我们所思、所想，对个体行为实践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66]。地理学对情感的研究集中在试图弄清空间、地方的情感意义^[67]。Davidson提出了“情感空间解释”（emotiospatial hermeneutic）概念，即特定空间下，情感是可认知的^[68]。而地理老年学研究中，学者意识到老龄化研究中忽略了情感成分。随着老人身体的老化，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被急剧压缩，情感空间的需求有所上升，孤独、自我身份迷失等成为老人不得不面对的情感问题。而地方作为社会生活建构的媒介，是社会关系形成的方式，也是个人与社会团体定位“我是谁”的坐标体系，与地方相关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成了老人首要的情感诉求。地方对于老人的情感意义以及地方转换（移民、迁居等）对老人地方情感认知的影响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67]。此外，一些学者还梳理了社区、家等特定空间在促进或抑制老人情感表达中的作用。随着“在地安养”的兴起，家由原来的私密空间逐渐转变为半透明化的公共空间，这一过程中，老人对于家的情感体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69]。

此外，受地方性的影响，老人的主体性经历与地方社会文化建构出的他者意象存在着内生的紧张感，除了上文提到的“老年歧视”外，老人被建构为“理性色彩浓厚，阅历丰富，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没有作为“人”的感性一面，如，对于性的需求。Biggs称之为“老人的面具”，即老人内在情感需求与外在理性展演相分离^[70]。

通过中、西方地理老年学研究的对比分析（表 1），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性，为中国的地理老年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表 1(Tab. 1

表 1 国内外地理老年学研究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国外（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 社会经济背景 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发展水平均衡；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老年群体的文化程度高，有一定的积蓄，物质文化需求较高；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 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红利依赖性较强；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相互叠加、影响，且发展迅速；老年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乡村；整体老年群体的文化程度较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财富与积蓄大多转移到子代，对于家庭照护的依赖性较强；以需求、政策导向的理性、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 核心科学问题 空间、地方与老龄化的关系（国外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被作为是老年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性学科，其重心放置于老人和老龄化研究中，而非服务于某单一学科） 以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地、空间关系与相互作用（在中国的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老龄化研究只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目的是服务于地理学）。 主要研究议题 宏观“空间”视角下，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和规划政策；中微观“地方”视角下，个体老人日常生活中的地方经历、身体实践以及情感体验。 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老龄化的空间效应；老年群体的健康与环境的关系；老年群体的空间行为；养老设施的空间配置问题。 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由“空间”向“地方”拓展，随着“文化转向”、“批判转向”思潮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空间视角转向以健康、关怀与幸福感等社会文化的“地方”视角，强调老年群体的“非均质性”、“主体性”以及“地方”所扮演的角色。 以区域空间视角为主；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学、空间行为研究、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等学科有较多的交叉融合，但与社会文化地理、历史地理、产业经济、住房、城市和农村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管理、信息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融合有限。 研究方法与尺度 受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对以定量、统计分析的“科学”方法提出批判，转向关注非表征与质性研究，强调老年群体的异质性，采用活动日志、口述以及文本分析等具有创新性、人文关怀的研究方法。 基于集计分析和探索性分析的空间分异格局的描述、特征识别、分类和评估；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模型分析；个案研究和质性分析。 （空间）宏观的“空间”和中微观的“地方”研究并重，开始探索不同空间尺度的内在关联性（Relationality）；同时强调时间尺度的重要性，（时间）从静态到基于连续尺度和生命周期的动态追踪和模拟。 （空间）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研究，微观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关于个体和家庭的微观研究成果与宏观政策缺乏整合性，难以应对实际需求；（时间）由横截面统计数据到连续尺度动态分析，基于家庭关系转型的代际演替规律。 老龄化认知 在老龄化自身的认知上，呈现“去问题化”的趋势，传统老龄化研究受到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将老年群体作为“问题化群体”的观点成为主流。而随着消费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学者提出了“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等正向概念，阐明老年人群体对于社会的作用与贡献。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重新解构社会（他者）对“老人”的认知以及自我的身份定位，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地理学对于老龄化研究，仍停留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上，即关注点放置在老人的健康、照护以及养老设施的空间配置等问题上，对于老龄化的认知呈现“负面化”的倾向。   资料来源：与参考文献[7]《中国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综述》做对比分析得出。

表 1 国内外地理老年学研究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综上所述，通过中西研究的对比分析，结合中国老龄化的实际情况，有以下几点启示：

（1）多学科融合。目前，国内地理学对于老龄化研究，主要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学、空间行为研究、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等学科有较多的交叉融合，而与社会文化地理、历史地理以及健康地理等地理学新兴学科结合较少，特别是国外健康、关怀地理学的兴起。将健康、关怀地理中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老龄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2）研究视角的拓展。当前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仍是以空间导向的量化研究为主，旨在剖析老年群体的时空格局与机制，而对于中微观的“地方”视角缺乏关注。宏观“空间”视角下的量化研究，有利于描述社会空间的格局与诠释其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但其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不足。中微观“地方”视角下的质化研究，着眼于老人在日常生活背景下“人地互动”过程中的地方经历、身体实践以及情感体验，通过对现象深入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从而为处于类似情境的人和事起到参考作用，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3）老龄化认知的转变。由于中国是一个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红利的消失、社会负担的加重，因此，中国已有的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对于老龄化的认知，呈现一种问题化的倾向，关注点仍放置在老人的健康、关怀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老人被建构为“被动地接受者”，而非“能动地实践者”，进而导致对其社会价值的否定。肯定老人的社会价值，探究其在老年阶段如何积极能动地参与社会实践与空间协商，对于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地理老年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