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城市蔓延研究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吸引了城市地理学(侧重于城市蔓延现象的描述与测度)、城市经济学(侧重于城市蔓延机理的解析)、城市规划学(侧重于通过规划设计手段来控制城市蔓延现象)、城市社会学(侧重于城市蔓延的社会效应分析)、城市生态学(侧重于城市蔓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1-13]，并在蔓延概念界定、蔓延程度测度、城市之间的蔓延差异与成因、城市蔓延的模拟与预测、蔓延效应评估、控制策略探索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14-18]。然而，纵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仍觉存疑颇多，值得继续追问与思索。兹坦陈管见，以供学界进一步研讨。

1 关于城市蔓延内涵的界定问题

在国外，城市蔓延是指城市范围向郊外延伸，转向低密度、汽车依赖型的农村发展^[19]。城市蔓延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一种独特方式之一，但并非所有的城市空间扩展均属于城市蔓延范畴。

1.1 从扩张的时空条件来看

一般认为，城市蔓延发生于城市扩张时期的特定开发过程中，是由于城市人口激增而催生的城市空间向郊区自发无序扩张的表现。从空间上来看，城市蔓延出现于大都市地区边缘开敞的农村地区。

1.2 从扩张速度来看

多数学者认为，当城市土地开发速度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时，即存在“城市蔓延”^[20-22]。然而，由于土地非农化和房地产开发是城市化的起点，加之影响土地开发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因此，土地城市化速度在某一时段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也不一定是城市蔓延的必然表征。

在国内，还有人将“城市内部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视为城市蔓延的特征之一^[23]。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国际上人均建设用地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存在高标准(人均建设用地180—200 m²)、中标准(人均建设用地100—140 m²)、低标准(人均建设用地40—60 m²)三种，究竟哪种标准最适宜？需要根据具体国情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来决定。另一方面，人均建设用地超标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产权产籍管理体制不完善问题，还有利益驱动和违法用地等问题。更何况，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均建设用地超标现象远甚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难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蔓延程度更胜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吗？

1.3 从扩张特征和模式来看

西方国家的城市蔓延通常具有单一功能的低密度土地开发利用、零散的蛙跳式空间扩展形态、依赖小汽车通勤的职住分离模式、轻内城发展而重城市边缘区开发、以蚕食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为代价的建设用地增长方式等典型特征^{[24, 25]}。在美国，大量新建的购物中心、办公区、住宅区蛙跳式地分布在交通干线附近，与周围环境缺乏有机联系，属于城市无序扩张的范畴^[26]。但是，沿交通干道的带状扩展是否就一定属于城市蔓延呢？在美国，沿交通干道的低密度、土地利用单一化、商住分离的蛙跳式的带状扩展，可以视为城市蔓延；而在日本集约型城市建设中，沿交通轴带开发建设而形成的高密度和混合型土地利用，并依仗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所形成的商住结合的紧凑型布局，则就不应当被视为城市蔓延现象。如果笼统地将那些“强中心、高密度、用地类型混合多样且高效率”的城市扩张模式都视为城市蔓延，同样不是科学的态度。

1.4 从扩张结果来看

环境学者认为：城市蔓延会导致自然景观和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缺乏，农业用地、湿地和开敞空间的减少^[27]；无序扩张的社区内的居民人均排放的污染也往往更多。城市规划学者认为城市蔓延会导致传统城市社区活力和个性的丧失；增加机动车的使用，加剧人们的远距离通勤，增加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和能源消耗。经济学者认为城市蔓延会导致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增加，土地利用分散化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城市中心区发展的衰退等。社会学者认为城市蔓延会造成种族、贫富在空间上的隔离，从而导致社会暴力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加剧。

由于对城市蔓延的内涵界定过于宽泛，从而使得许多学者无一例外地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负面影响都强加给城市蔓延”承担，难免有夸大城市蔓延的负面效应之嫌。还有学者甚至将“赤潮与咸潮频率上升”也主要归咎于城市蔓延，更是有些牵强。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的崛起离开不了郊区的有力支持，郊区化不仅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减轻了中心城区的多种压力，改善了郊迁人口的居住条件，而且推动了耐用品的消费和生产，提振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城市蔓延实际上是指那种盲目而无计划的、分散而非连续性、用地功能单一且低密度的、过度依赖机动化出行且导致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它主要是一种贬义的概念，而圈层式且强中心的、有计划且滚动开发式的、混合型且高密度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则不属于城市蔓延之列。因此，我们主张慎用“城市蔓延”一词，建议在通常情况下，更多地使用中性的“城市空间扩展”一词。

总之，城市蔓延具有复杂性、阶段性、区域性、相对性等特点。它既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空间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不同空间表现形式的区域性问题，还是一个与城市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动态空间概念。我们既要将它的内涵、特征与形式区别开来，还应将它的内在成因、外生影响因素与具体效果分辨开来，还要用发展的视角来动态审视其空间范畴。

2 城市蔓延程度的测度方法

如何测度城市蔓延的程度一直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和难点。通常采用设定指标并对有关指标进行对比的方法，来判定城市蔓延的程度。如前所述，由于城市蔓延内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使得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科学测度存在较大的难度，导致反对“城市蔓延”之声亦不绝于耳。目前有关城市蔓延程度的定量评价指标大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背景提出的，并不能真正反映我国城市扩张的独特成因和空间特征，也缺少关于城市蔓延量化方法的系统研究，且该方法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应用时受到的限制也较多。目前学术界已尝试并提出了四类主要的测度方法，即单维度指标法、多维度指标法、图像分析法和模型测度法^[18]，但各类方法均有其优点及不完备之处。

2.1 单维度指标法

该方法主要考察人口、土地或两者的动态变化关系，最常用的指标有：密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就业密度)、增长率(城市化用地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空间形态(可达性、接近度、聚集度、连通度、破碎化程度)、景观格局(分形维度、美学程度) ^[28]、弹性(土地—人口增长弹性、土地—GDP增长弹性)。

该方法的优点是直观明了、数据易得、计算简便，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 判别依据单一，定性绝对化，无法全面反映城市空间诸要素(人口、土地、产业、经济、形态等)的组合变化特征。② 城市化用地增量指标如果不与人口增量指标相结合，或者不与用地转化的区位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则未必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城市蔓延的程度。③ 密度法测量的是物质和对应面积间成比例、均匀连续变化的情况^[29]，难以对非连续性的蛙跳式扩展进行测度；而且，人口密度的下降也未必与城市蔓延程度的加剧存在必然的联系。④ 采用分形维度测算出来的只是相对值而非绝对值，难以揭示城市空间演化的阶段性差异及其“蔓延”和“非蔓延”的状态转化特征。

2.2 多维度指标法

该方法所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虽兼顾的因素较多，但数据多源化会加大数据整合难度，使测度标准很难统一，指标选取易受研究者主观意识和偏好的影响，测度结果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如，Hasse采用下列12项指标比较不同城市的蔓延程度：人口密度、建设用地不连续蛙跳式发展程度、土地利用分割程度、区域规划不一致性、沿高速公路发展、新道路基础设施的无效率程度、替代性运输工具的不可进入性、社区结点的不可进入性、重要土地资源损失、敏感性开放空间的进入度、单位面积不透水表层增加、城市增长轨迹^[8]。其中，沿高速公路发展、新道路基础设施的无效率程度、替代性运输工具的不可进入性、社区结点的不可进入性等指标也不一定是城市蔓延的最佳测度指标。Hasse和Lathrop还选取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基本农田损失、自然湿地损失、森林栖息地核心区缩小和不透水表层增加5项指标考察新泽西州566个市镇的城市蔓延状况^[11]。应当说后面4个指标更适宜测度城市蔓延的生态环境效应，而并非是测度城市蔓延本身的实质性指标；而且，小市镇是否真正存在城市蔓延？仍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

2.3 图像分析法

首先，利用遥感获得MSS影像、Landsat TM影像，通过Intergraph MGE和ENVI等软件，由人机交互方法对地物进行分类，提取城市建成区；其次，通过计算不同年份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判定城市蔓延程度；再次，通过系列图谱的建立和比较分析，判断建成区扩展的方向和强度^[18]。

图像分析法虽然直观易辨，但影像质量易受多种因素干扰，或者也可能因为城市地物的特殊性而出现误判，致使解析误差难以彻底消弭，同样会对纵向比较的精度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另外，图像分析法虽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城市空间扩展的过程并预测其进一步扩展的情景和趋势，却难以揭示出城市扩展的内在机理。譬如：传统城市发展方式中不同用途的土地倾向于混合在一起，如居住区周围往往会配置一些商店、教育、医疗、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这种城市布局的紧凑度较高。但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不同用途的土地往往被人为地分隔开来，如居住区和商业区或工业区的分离，使人们的每一次出行都离不开汽车等交通工具，导致人们生活和工作之间难以平衡，城市布局的紧凑度反而降低，与紧凑城市发展的目标相悖。

2.4 模型法

该方法大多基于GIS和元胞自动机，构筑Geo CA-Urban模型模拟城市空间扩展的动态演化过程；或采用CLUES、LTM和SLEUTH模型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模拟预测。但是，一方面，模型法受到数据采集质量、模型简化、指标量化等诸多技术的综合制约，难以有效提高模型模拟的本真性和精准度；另一方面，对未来的模拟预测还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急剧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较大影响。

城市蔓延的定量化测度的主要目的是运用量化指标或者其它数学方法，揭示城市蔓延的格局、过程与内在机制，从而为认识和控制城市蔓延提供科学依据。因此，综合运用GIS技术、遥感技术、统计模型和拓扑模型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尤其是借助GIS的强大空间分析功能与遥感技术的大范围、动态的、宏观尺度的信息提取能力，拓展和深化城市蔓延的定量化和模型化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3 关于城市蔓延的动力机制

归纳起来，城市蔓延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规划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心理因素或行为因素的综合作用。

3.1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是推动城市扩张的根本动力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产业集聚和投资规模增大则是城市土地不断向外扩展的直接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用地扩展速度。Brueckner指出，城市蔓延是市场力量和市场失灵的产物^[12]。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交通成本下降、农业土地租金变化等是影响城市蔓延的主要市场因素；市场失灵则是指人们由于没能计算出开敞空间的成本、拥塞的社会成本以及新开发社区基础设施的成本，而做出错误的住房区位选择决策，最终导致城市蔓延。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蔓延并非只是自由市场经济机制驱动的产物。相反，行政权力推动下的城市空间扩张，更易导致蔓延现象的产生。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均可成为导致城市蔓延的主导力量。在我国，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因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性较大，而被视为城市蔓延的主要推力。其实，经济指标本身只是表象，而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和绩效考评机制，导致其对GDP的追逐，进而形成“经济至上”的发展理念，才是推动城市蔓延的本质动力。

3.2 制度和政策因素

在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低密度区划法规，实施支持独户住宅的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投资政策等，促进了郊区的房地产开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低层厂房的建设等。平均成本定价政策(低密度和高密度地区的土地所有者支付相同的公共服务设施成本)也促使了城市的低密度扩展。但是，由于控制政策的制定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蔓延扩张的类型差异和方式差异，因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在我国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背景下，城市政府滥用征用权现象十分普遍，强制征地、随意征地和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为城市用地盲目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直接导致了城市向郊区不断扩展。目前我国城市向外扩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的低密度和新区建设的低密度，这种扩展方式直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土地经济”的状况^[23]。

3.3 技术因素

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城市蔓延式发展成为可能。一方面，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和私人汽车的普及，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未来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将再次为城市空间扩展添威加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生产和消费的空间一体化与空间分离互动演进态势，重组了城市网络体系，进而形成了集聚与分散有机结合的新型空间形态。

3.4 规划因素

Dutton指出，缺少区域规划、缺少邻里计划、排他性郊区分区制等是导致城市蔓延的重要原因^[4]。当然，城市增长边界的规划策略、传统社区保护规划则对城市蔓延的控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我国，约束城市用地行为的规划主要包括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这两项规划本来是控制城市用地规模无序扩展和保护耕地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这些规划缺乏约束力，难以发挥规划本身的作用。规划失控或规划失效又可能促使城市蔓延现象的发生。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的现实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可能形成利益合谋，从而无视规划的管控作用，展开大规模“圈地运动”，出现过度的“空间资本化”，加剧了城市蔓延现象。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诸多大城市蔓延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建设、城市边缘区房地产开发、机动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规划失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30-32]。

3.5 社会和文化心理因素

人口增长、机动化出行的依赖、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等因素在推动城市向郊区扩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贫困和城市蔓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19]。

新兴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生活品质和隐私的追求，更加乐意选择机动化的出行方式和郊区独户住宅。居民对郊区独户住宅的偏爱、土地持有者的投机行为等文化心理因素对城市蔓延具有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在美国，蔓延主要是由郊区大规模的住宅建设造成的，其中，独立住宅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而土地的消耗、土地利用细碎化和对汽车的高度依赖只是其派生的结果。此外，居民对城市环境的恶化产生厌恶，也促使其产生寻求环境较好的城市边缘区居住的倾向。

4 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特殊性

近20多年来，我国特大城市的制造业郊区化、就业郊区化、住宅郊区化均取得了较快发展，当然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近期，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中心区的非中心城市职能正在开始有序疏解。那么，这种以非中心城市职能疏解为核心的中国式郊区化与美国式郊区化是否存在差异？它究竟会导致城市蔓延还是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呢？

4.1 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目标与政策的特殊性

美国的过度郊区化即是以追求富裕郊区生活方式为主旨的“美国梦”在空间上的投影。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需求的增长，以公共住房补贴、房租补贴、利息补贴、妇女、婴儿和儿童住房补贴等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对美国人口和居住的郊区化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高速公路计划、汽车业的迅速发展与城市居民对郊区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的“美国梦”相结合，加之消除贫民窟和新镇运动的互动推进热潮高涨，进一步促使人口和企业脱离原有中心城区而逐渐向外延伸，从而导致了郊区化加速、大城市蔓延和城市种族隔离恶化等后果。

中国超大城市中心区的功能疏解未必导致过度城市化，其主要目标是推进低级生产要素置换和中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通常，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大城市功能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但需要提醒的是，将低级生产要素和中低端产业疏解至城市边缘地区，虽符合单个城市的产业区位布局原理或土地分区利用原理，但是，在巨型城市群地区内的大城市边缘地区，也存在产业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客观发展需求，低级生产要素和中低端产业或许并不是它们真正需要的，而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端产业同样是它们更加需要的稀缺资源！因此，一方面超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产业向郊外疏解必须与其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向郊外疏解互动推进，方能奏效；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和功能结构转型必须与用地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推进，才能形成协同效应。

4.2 中国城市空间扩张机制与效应的特殊性

除了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规划因素等因素外，美国的个人主义至上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至上的文化观念差异既是城市空间扩张动力机制的重要差异性因素，也是导致不同的城市空间扩张效应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过度郊区化既导致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又使得中心城区出现财政贫困化和贫民集中化，形成了中心城区环境衰败、贫民窟蔓延、种族对抗加剧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危机。

而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并未导致中心城区的衰败，恰恰相反，中国大城市郊区化不仅有效降低了原有中心城核心区过高的人口密度，而且通过城市改造和更新疏解了非中心城市职能，促进了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功能转型和环境优化。因此，建设既宜居、宜业，又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反磁力”中心，来有机疏散超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非中心城市职能，仍然是中国未来超大城市面临的重大实践任务。城市的发展不一定都要把规模做大，但是都必须把产业做强韧、把功能做完整、把形态做精致，要走有机疏散之路，要避免出现低密度郊区化扩张的偏向。

4.3 中国城市空间扩张问题的特殊性

洪世键等指出：西方城市蔓延的支持者通常认为，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一样，只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不是郊区问题^[34]。换言之，城市蔓延的负面效应(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主要出现于城市中心而非郊区。然而，根据我们对上海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情况的时序演变分析，发现结果与西方国家也存在差异。

(1) 1996—2014年间，上海制造业郊区化的快速发展，致使上海郊区的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与二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总体上存在明显的上升态势，而中心城区则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近年来两者已日趋接近，或郊区出现反超趋势；上海郊区与中心城区的PM₁₀年日平均浓度同样显现日趋接近态势(表 1)。

(2) 目前上海交通拥堵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延展，城市外围地区成为交通最拥堵之地。早高峰，地铁出现的拥挤位置逐步外移，特别是9号线和11号线在外环线以外的进城断面已经开始拥挤。早高峰时段因为人流过大需要采取限流措施的轨道站点，几乎都处于城市外围，如莘庄、彭浦新村、江湾镇、长江南路、巨峰路等^[35]。这一是由于上海70%以上的新增常住人口居住在外环以外的郊区；二是因为郊区新城的小客车拥有量(160辆/千人)已高于中心城区的水平(128辆/千人)，郊区小客车出行量的增幅也明显大于中心城区。

由以上分析可知：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日益成为一个新的郊区问题了。新一轮城市规划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5 主要结论

(1) 城市蔓延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实际上是指那种盲目而无计划的、分散而非连续性的、用地功能单一且低密度的、过度依赖机动化出行且导致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2) 城市蔓延具有复杂性、阶段性、区域性、相对性等特点。现有的各种定量测度方法优劣互见，要更好地揭示城市蔓延的格局、过程与内在机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应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3) 城市蔓延是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规划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心理因素或行为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4) 城市蔓延是过度郊区化的表征，是与特定的时空条件相联系的，需要从中心城区与郊区互动演进的视角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