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话语”转向^{[1, 2]}，一些学者包括旅游学者开始将旅游研究放到一个更大的流动的本体论语境和社会理论框架之下来进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旅游就是一种流动。

最早对于流动的简单理解，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movement）和置换（displacement）以及时间的改变。流动涉及多种活动形式，比如徒步、搬家、度假、移民、旅游等等，Cresswell因此指出流动是关于存在的一个基础地理学概念，它为叙事和思想意识能够或已经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场域^[3]。当下的多重流动形式（mobilities）既包括世界范围内人、物、资本以及信息大规模的流动，也包括更本地化的过程，如每日的交通，以及日常生活中通过公共空间和物质移动而发生的流动^[4]。

流动范式下的旅游研究将旅游看成是一个更大的本体论语境下的具体过程。Urry假定了一个“全球流动体”（global fluids）的本体概念—它是高度流动和黏滞的构成，其形状是不均衡的、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为行动创造属于它自己的语境^[5]。

在此背景下，旅行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旅游不再被认为有别于日常生活，不再只是社会生活中的短暂性体验；而被看成是更广阔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认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6, 7]}。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永久不断地移动，各种人群充斥着世界的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和街道^[8]。在当今世界，所有不同的政治、技术、金融和运输的改变都在围绕着如何降低各种人和物移动的障碍。旅游和各种流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因此需要对它们之间流动的相互依存性结合起来、而不是分离开来分析^{[1, 9]}。

随着流动和旅游成为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除了对流动的各种表征和形式进行描述、解释和分析之外，还需要需要对流动所代表的研究范式本身及其作为现代世界的隐喻意义和精神特质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以把握时代的语境转换以及这一背景下旅游活动、旅游体验和旅游意义的新方向。

在人类知识史的一个很长时期，稳定的状态（seden-tary state）一直被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特征^[10]。在西方社会语境中，长期以来稳定优越于流动，扎根优越于流浪^[11]。

在中国古代的官方话语中，稳定的居民和流动的游民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涵。相对于安居乐业的人而言，游民被看成是一个稳定社会或文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以唐代为例，唐朝以“土户”来称呼定居百姓，又称正户、实户、居户、百姓、编户、土著户等；而游民，则是国家所无法掌握、无法课税并征发徭役的，他们名为“客户”，又叫浮户、浮逃户、浮客、浮寄户、佃户。“此等人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12]。可见，在前现代社会（主要是农业和封建社会），主流社会价值偏重和倡导的是一种执恋现世、重视即存价值体系的安居人生观。

随着近代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交通和技术的进步，与贸易相关的流动越加频繁起来。贸易的流动逐步改变了流动在人们意识形态和世俗生活中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也在此时开始出现。相对于家的空间，旅游者、与旅行和流动相关的各种交通工具、酒店、停留场所等都构成了现代社会和流动空间的各种话语，许多以往哲学传统形式中的固定和稳定性在各种流动的隐喻下因而受到了挑战^[3]。

对于稳定的优越性的讨论，其本质是来源于人们对世界秩序包括社会形态的认知和追求。传统西方哲学关注的是人们对世界秩序的寻找，无论它是社会的秩序或空间的秩序。它们注重探求其中隐含的方式与过程，以及关于事物运行的理论或模型^[8]。在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现代精神的引领下，这一哲学思想达到顶峰。人们不断去探求宇宙中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结构，并以同等理性和机械的观念去约定社会的形态与秩序。

张国清指出，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者认为结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作用，因而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先验的结构决定的，个体只是结构中的一个“代码”或“符号”。人的一切行为都无意识地受到“结构”的支配。因而人只能体现结构的作用，是结构的载体，而不能改变结构的作用，成为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评价的，对于结构主义来说，“人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以消失的东西……它是可以抹掉的，就像抹掉沙滩上的足迹一样”^[13]。这样，历史不再是个人或自我的自由创造，而是某个先验结构的产物^[14]。

现代性在约定结构和界限的框架下，开始表现为对秩序的永无止境的建构^[15]。鲍曼（Zygmunt Bauman）在《对秩序的追求》一文中指出:“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17]秩序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实践，这种理念是现代性所内在固有的。现代性观点认为秩序的另一面并不是另一种秩序，而是一种混乱。因此，为了避开混乱，“格网”式的分层统治成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15]。

然而，悖谬的是，为了实现有序而实施的各种干预似乎又在促成其他的失序，并带来“非意图的后果”。现实表明，对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强加严格划分的系统网络的现代抱负是注定要失败的^[16]。鲍曼通过分析现代文明条件下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说明，现代性的理性化、机械化和程序化事实上销蚀了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导致了大屠杀的后果。因此，与寻求所谓的理性秩序的哲学传统相反，西方哲学中同时存在另一种思潮，即：不寻求对于生活秩序的理解，而是去探求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失序和复杂^[8]。

在本体论上，后结构哲学提出了“世界本体究竟是稳定的、必然的；还是不断流动的、不可预测的”这样的终极追问。而从现代性本身发展的角度，社会学者们也在挑战着原有的理论和秩序。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各种边界清晰的整体（bounded entity）还是转向了“流动的社会”（the society as mobility）^[5]？我们如何理解现实中秩序与流变、稳定与流动的关系？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矛盾和联系？我们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来认识和实践世界和人类存在的复杂性的？

鲍曼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对以上问题的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关注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相反，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所关注的恰恰是在这种二元划分中不断扩大的“灰色区域”^[15]。在鲍曼看来，后现代世界需要接受的是：人类世界的“混乱状态”不是一个暂时的、可修理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并非迟早要被有秩序的、系统的、理性的规则所代替。事实上，这种混乱的状态将会持续存在。在后现代的世界中，我们不仅要学会与尚未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而且要学会与无法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

对应这样的共存，汉纳姆（Kevin Hannam）^[8]等学者的理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由秩序和结构化的空间以及流动的空间组成的。汉纳姆采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对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空间—时间”划分，认为人们既处在一个过度秩序化和细分的分层的空间，这类空间类似地图一样，给人们精确的方位和定位。同时人们又生活在一种流动和平滑空间，这类空间表现出不分割的和无方向感的多样性。“平滑—分层”两种空间并非简单对立的结构，而是互相不断更换与重叠的。比如，人们可以选择在一个结构化、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过“城市流浪”的生活；也可以在一个无方向感的空间（如沙漠、海洋等）过有秩序感的生活。汉纳姆指出，只有将带来当代世界复杂性（旅游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流动、非流动和中间的停泊处（平滑的或分层的地方）结合起来分析，才有可能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类行为有一种恰当的本体论的论述^[8]。

正是由于世界本身的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位模式和事物状态^[15]。与结构主义者把“个体”、“主体”、“人”从现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地位上放逐出去, 用“结构”取代了“个体”相反，后结构主义者主张主体的回归。在后现代学者那里，流动具有新的精神象征意涵。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Simmel）曾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对于流动（fluidity）与固定（fixty）的关系和矛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Simmel认为，生命既需要界限和形式来确定自己的定位，“事实上，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17]。但同时他也认为，生命的“这些形式为其构筑了框架，不过，创造性地生命很快又会超越这些形式”^[18]。也就是说，生命既创造了限定和形式，又同时会力求克服任何强加于自由的界限，而不断反思和超越。

后现代学者Tester将Simmel所说的固定与流动的冲突进一步推进，将其理解为“求定意志”（will to certainty）与求知意志（will to know）之间的冲突^[18]。求定意志是指人们对于事物的意义求取确定性的努力；而求知意志则表现为人们知晓世界的意义的努力，它力图对界限的僵化和物化做出理解和说明（因此隐含着超越）^[18]。Tester指出，就如个体生命相对于形式具有超越性一样，也就如求知意志相对于求定意志的各种产物具有超越性一样，现代性内部也同样蕴含有一种超越现代性物化形式的反思话语。“不管是什么，都可能是错的，或可能予以改进。既存的东西现在都有待否定、批判和评断……知识分子不是甘守既定范式的熟悉界限，安安稳稳地展开工作，而是要冲撞界限”^[19]。在这里，现代性所倡导的客观真理或秩序受到了挑战（如尼采、德勒兹、福柯等哲学家的观点）。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与权力关系相关联的：“没有一种权力不与某一知识领域的构成相关，也没有一种知识不以权力为预设并构成权力关系的一部分”^[20]。因此福柯在对现代性的批评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出现不是通往自由的进程，而是一种新的权力—知识规训制度的设置。

对现代性的反思带来了后现代所倡导的超越。求知意志带领人们不断通过流动和变化去打破既有秩序和界限，以获得个体的自由和接近一个没有界限的更完整的世界。后现代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态度或方法^[21]。福柯提出区分后现代最重要的是找到其“像希腊人说的叫做‘气质’的东西……与其设法区别‘现代阶段’与‘前’或‘后现代’时期，更值得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22]。

从态度和精神来看，后现代从根本上所倡导的恰恰是一种突破界限的创造性、多元论的平等观念、对世界的好奇和关心爱护以及对普遍的必然性的挑战^[23]。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语境中看，后现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时代意识，它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思，又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的回应。同时，挑战和批判现代性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是一种“复杂的既爱又恨（ambivalent）的关系”^[23]，他对于现代性不是一种完全的机械的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即：我们如何能够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进步的同时，规避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引入后现代的视角和话语对于扩充我们看待时代的思维和突破原有的理解和理论框架既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流动范式从本体论上提出世界并不是由稳定的结构组成的，而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而后现代的核心即强调流动、去结构和去差异化，它解构了日常生活以及旅游世界的二元对立和界限。旅游越来越不是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种特定的超凡体验，而是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流动形式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日常实践^{[24, 25]}。

这种去差异化既表现在时间上，即对过去的保护、呈现和再创造使得“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再造的传统；它又表现在空间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目的地社会的城市化，旅游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有着“客源地与目的地”明显界限的活动，而“旅游目的地已经变得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生活场所越来越没有差异”^[26]，“人们日常工作、娱乐、休闲、运动等活动的场所都可以作为旅游地”^[27]。后现代和流动范式视角下的旅游尽管仍采用一些现代理论的认识论观点和假设，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视角下旅游的基础，即打破了比如家/非家、工作/休闲、主/客、本土/国际和日常生活/非凡假期之间的明显二元对立^{[28, 29]}。

Uriely等^[30]将这种去差异化总结为两个纬度：水平的和垂直的。水平去差异化是指传统的不同领域社会活动之间的区隔在当今文化中逐渐消失。而垂直去差异化指的是传统的“高文化”与“低文化”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被打破。在后现代社会，不同社会活动包括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逐渐消解了^[31-33]。旅游中的水平去差异化指的是旅游实践在每天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下无处不在。Lash和Urry甚至指出每一个人（每一个居民）即使不在度假，大部分时候也实际上是旅游者^[34]。在后现代的语境里，每一个旅游者都是居民；每一个居民也是旅游者。这也反映了后现代学者Munt的观点，即“一切都是旅游；旅游即是一切”^[35]。

从批判的观点看，去差异化可能带来同质化，甚至一定程度解构了特定文化的优越性。从现实的视角，可以看到，去差异化极大影响了人们的旅游行为。除了差异化的景观，人们也开始热衷于相对于其日常生活环境无差异化的景观。比如城市旅游和一些新兴的现代城市吸引物的兴起（如主题公园、购物中心、现代展览等），许多城市旅游的游客往往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较之于以往现代性语境下基于过去/现在、传统/现代、乡村/城市等二元对立的旅游体验，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旅游追求的是一种基于创造的求新体验。因此，从积极建构的角度，后现代中的去差异化意味着打破界限和去中心化，并强调创造。

去差异并不是没有差异。一些后现代学者指出，后现代的精神恰恰是主张多元的思维风格，并且平等地“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36]。Cohen和Cohen在其最新的文章《流动视角下的新兴地区的旅游》一文中尤其指出，去差异化的后现代观点有助于我们突破原来“西方中心论视角”的现代旅游观念—原有观念先入为主地将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视为旅游输出地，而其他落后地区为东道主和被旅游地，而发展一种不带歧视、相对公正的理论框架，来审视世界不同地理尺度下的旅游和人的移动^[37]。

流动范式下的旅游打破了旅游与日常生活、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界限，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时空关系。鲍曼用“流动”来阐述后现代的特征，其要义在于说明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的现代性到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在沉重的现代性中, “福特主义工厂”作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38]。但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轻快的现代性的出现，一切发生了改变。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 或者根本没有意义^[15]。

同样地，在旅游中，这种“轻的”空间模式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地方和物质的概念，新的流动范式对将“人”与“地”明确区分的本体论提出质疑，它认为通过活动和展演，人与地之间有着复杂的相关性^{[39, 40]}。认识流动的物质性的关键在于将人的肉体或者说物质的身体作为一种情感工具，通过这个身体我们感知地方和移动，同时建构情感的地理理解^{[41, 42]}。例如，想象的旅行就是一个人对于“地方氛围”的一种想象。因此，在原来基于物质的、表征的旅游研究基础上，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旅行者和旅游意义之间的更为复杂的感官和非表征的情感上的联系，比如Han-nam提出我们可以在流动语境下建立有关感官的、情感地理的更好的旅游地图^[1]。

以前一些不那么优越的社会和地方空间也应受到重视，他们同样是构成旅游体验的重要部分，比如街道、地铁站、公共汽车和公共广场等。同时，与多数交通研究相反的是，旅行中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是人们努力去缩短的一些无用的、“死”的时间（dead time）^[1]。以往研究试图将交通与旅游活动分开来，但事实上，新兴流动范式的视角认为人们在移动的时候活动就已经发生了，人们在移动过程中会进行一系列“偶然随意”的活动^[43]。这些活动同样是旅游体验中的一部分。

因此，在新的移动范式下的旅游研究需要考察旅游者不同旅行模式下的体验，包括移动中的居住（dwelling-in-motion）和进行不同活动的地方^[44-46]。流动的视角不仅颠覆了以往对于空间和尺度的观念，它同时打破了原来对于活动和体验模式的线性假设。旅游体验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可以是同时进行的，也越来越受到旅游地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除了特意安排的旅游景点游览活动和时间，人们在移动过程中会进行一系列“偶然随意”的活动^[43]，这些活动同样是旅游体验中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最近提出的“全域旅游”观点一定程度是一致的，即在新的时代话语下，旅游的时空体验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目的地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游客的体验质量。

旅游学者Mowforth & Munt在讨论当代旅游的几个主要变化时总结到：一是旅游从福特式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生产模式；二是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三是由包价包团旅游转为更加个性化和灵活的旅游^[47]。除此之外，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社会、文化和生态责任，可持续旅游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话题。Poon提出的“新旅游者”（New Tourist）的概念即体现了这些变化，相比较于现代大众游客，新旅游者更加灵活、更追求个性化体验，也更关注生态环境^[48]。

新的变化事实上意味着人们开始建立新的世界观和旅游观。与前面提到的现代理论中的机械论世界观（习惯占有）相反，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的生态观，即快乐地享受当下并期望顺其自然。它试图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即不把世界当成计算和操纵的对象，而是将自我与世界融为一体，将世界看成需要呵护的本来的自我秩序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23]。

与现代旅游下的大众旅游不同，后现代旅游因此倡导的不是一种被动的、甚至冷漠的观看，或者简单的征服。它怀抱好奇心和探索世界的精神发现旅游中的多种可能，积极建立与目的地地方和人的关系，打破“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和对立，而建立对话的可能。福柯曾声称自己非常喜欢“好奇心”这个词，因为它“唤起关心，唤起对存在着的事物和可能存在着的事物的‘关心’”^[49]。针对现代人对世界态度冷漠、感觉迟钝，福柯憧憬唤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对现实的敏感，并期待“好奇的新时代的来临”。

后现代精神被认为是结合前现代和现代精神的一种超越和回归。Mustonen通过对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义工旅游者的考察，研究了这一新兴的旅游形式，发现志愿旅游者有着非常强的“利他”（altruism）和自我实现的旅游动机^[50]。他们类似于后现代的朝圣者，带着利他的动机与精神去他处寻找神圣体验和灵感。这与最早旅游形式中的朝圣和远游求道的精神有着类似的含义。区别在于后现代“朝圣者”没有带有明显的宗教目的，也没有特定的朝圣地，它更多地是旅游者内在的个人价值追求和身份寻找。Mus-tonen预言这种利他性质的旅游在未来将会有很快的增长。

如同现代流浪者一样，后现代的游牧和流动思想试图打破的正是传统的确定主体性的模式：即将自我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排斥性的边界之内^[11]。这种思想指出并试图克服以往国家、科学和文明中稳定的逻辑，以及固定的居民优越于流浪者的二元划分。游与流动是人内在成长和超越生命形式的本质需要。正是在自我放逐的精神之旅中，人们才可能实现个体主体性的回归。用中国作家阿来的话来讲即是，“离开是长久的，而归来只是短暂的”^[51]。每一个人都是精神上的移民。游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本质上讲，每种文化都是关于现实的精神观^[52]。后现代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和文化思潮一直有着诸多争议。本文偏向采取美国著名后现代学者格里芬对于后现代建构性和积极性方面的阐述。其旨意在于寻求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和积极的改变的力量。现代旅游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100多年、中国旅游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皆得以迅速发展。世界旅游人数不断增加，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旅游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做出较大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代旅游发展的负面结果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现代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游的本质和初衷，成为一个虚假的系统和循坏^[53]。同时，巨大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发展和增长模式也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包括环境破坏、社会文化失真等等的诸多负面后果。

旅游从本质上说是一项精神性的活动，或者说，它是具体化和外化的精神。古典精神试图通过一种非外化的普遍或永恒之物的沉思（超越时空的宗教观）来摆脱自然的制约；现代理性主义力图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性的环境使自己摆脱自然，其后果带来了自然和社会生态破坏的巨大威胁；后现代则强调精神能量外化的观点，试图将精神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强调有机的生态意识^[52]。世界需要更负责任的旅游，我们需要重拾“游的精神”。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所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以及运动的确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指引。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去讨论新出现的旅游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意义，以更好地预知未来。

从实践的角度看，流动早在前现代时期就有；现代性为流动提供了空前的技术条件，使得流动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而在后现代语境下，流动则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论层面上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精神的表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出现以流动范式为核心的研究转向的原因。流动已成为建构个体和建构社会的重要力量。旅游即是流动的一种的特殊形式。后现代流动范式下的旅游可以给目的地建设许多新的启发。每一个地方的居民也是这个地方的游客，在规划中可以引入“旅游的视角”和“旅游的审美”对目的地进行建设，以打造更有吸引力的旅游和生活城市。同时，我们也需要为流动和各种流动的人群减少障碍，寻求更多的创新空间，以创造更好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