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小城镇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之中，费孝通将其定义为“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1]。这一概念得到后来相关学科诸多学者的普遍认同^[2]，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作为我国的城乡过渡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小城镇发展的成就与尴尬并存，小城镇研究内容则与其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度过短暂的恢复期（1978—1983）后，我国小城镇于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引发了小城镇的全国性讨论，之后不同学科陆续参与。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作为小城镇的经济支柱，如火如荼地推动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小城镇的蓬勃兴起（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经济进步），学术界主要关注小城镇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以及小城镇规划、建设等^[3]，其中作为发展主体的乡镇企业的机制、模式及其影响备受世界关注^[4-6]。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小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小城镇的非农产业发展开始停滞不前。进入21世纪后，小城镇整体发展相对缓慢，滞后于我国城镇化的总体进程^[7]，因而学术的热点之一转向处于尴尬境地的小城镇体制机制改革，如通过农村土地改革盘活社会存量资本^[8]，通过强镇扩权^{[9, 10]}等激发小城镇新的发展活力。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相关研究硕果累累，但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也显现出一定不足。针对30多年来“增长主义”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11]，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国家战略，要求提高小城镇的发展活力以优化城镇规模结构^[12]，要求突出城镇内部物质空间结构的优化^[13]以及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为城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亦为小城镇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导。文章将从空间结构的视角梳理并检讨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小城镇研究的历程与成果，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中总结空间结构研究的模式，并通过“广度研究”与“深度研究”来区分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与阶段，为推进转型期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相比之下，整个八九十年代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相关成果较少，最初的研究出现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小城镇探讨热潮中，研究学者主要为建筑学家。如孟建民于1986年初步探究了江南小城镇平面、剖面形态演变及其内部生产、商业、新老区形态变化^[14]。2000年后我国小城镇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规模扩大^[15]，学术界将空间结构理论等引入到小城镇研究中^[16]，进而开启了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大门。其“广度研究”归纳起来呈现三个特点：① 研究内容上，着眼于不断扩张的地而较少关注人的发展诉求，重点在于归纳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工业与商业用地形态及其演变特征；② 技术方法上，研究多通过图书、文献、遥感影像、规划图纸等二手资料对城镇用地形态进行研读，据此对城镇的发展阶段进行判断；③ 研究以寻求和总结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一般规律为目标，试图归纳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普适规律。

城镇发展阶段决定空间结构的研究模式。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在逻辑来自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的扩张型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小城镇在受到全球秩序和内在发展需求双重刺激的同时，又获得了中央与地方下放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决策权，因此停滞于6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在这一时期开始复苏^[17]。城镇发展以工业生产活力带动生产空间，生产空间带动生活消费空间^[18]，城镇新增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规模快速扩张。

一方面，城镇规模扩张是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空间表征。90年代之前，苏州小城镇空间形态呈现圈层拓展模式，以市场为中心居住用地伴随着工业用地向外层层扩张^[19]。90年代后面临着产业结构落后、企业竞争加剧、原有优势减弱等诸多困扰，小城镇开始进行工业园区建设，城镇空间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另一方面，空间规模蔓延是小城镇用地重外延、轻内涵的体现。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第一要务，因而采用廉价土地替代其它生产要素进行低价引资，这样“以地兴镇”造成小城镇超量占地现象普遍存在^[20]。与此同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促进了大量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名的非正式土地开发^[21]，加剧了小城镇工业用地的无序蔓延。基于上述发展背景，已有的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集中于通过遥感影像、规划图纸等对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各类用地形态及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和判断。

小城镇特色是小城镇物质形态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的综合反映，是其灵魂所在。改革开放后，维持小城镇原有特色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内在因素讲，经济效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致使小城镇建设无暇顾及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与特色空间的塑造，这是造成小城镇发展模式单一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2]。从外在因素讲，小城镇规划只注重物质性，实际操作中很多小城镇的性质被清一色地定位为“以工业为主导”^[23]，最终致使我国小城镇发展模式单一、景观特征同化。

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不仅与城镇的成长息息相关，更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体现^[24]。作为独特的空间载体，小城镇不应只是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蓄水池”，其更大的作用体现在通过特色的塑造吸引多样性的人群。而我国发达小城镇通常只能吸引来自农村地区的务工人员，特色的缺失及其导致人口多样性不足使得聚焦于人的小城镇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屈指可数。

扩张型发展模式下，空间结构“广度研究”的主要内容聚焦于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与规律的总结，集中体现在关注整体空间形态与各类用地形态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空间是客观物质的存在形式，整体空间形态演变是小城镇发展最直观的表现。虽然每个小城镇的发展背景和空间过程都不尽相同，但其总体演变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共性。王士兰将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概括为五个阶段：点状形成期、轴向生长期、填充稳定期、再次扩展期、飞地发展期^[25]。之后的学者通过“触角”理论^[26]与实证研究^[27]进一步阐释这一演化历程。王维莉在肯定这种周期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表达城镇增长过程^[28]。另外，不同城镇发展模式也会有所差别，如镇宁县城发展之初就形成新城跳跃之局^[29]，呈地域割裂状态的小城镇，其发展过程是主体与附体相互接近直到相容的过程。朱建达则从更宏观的区域角度总结我国小城镇空间发展竞合关系一般经历散漫发展、集聚发展、扩展发展、统筹发展四个阶段^[30]。

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的演变是经济、交通、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塑造最为显著。例如苏州主导产业的演替最终促进小城镇进入统筹发展阶段并形成相应的多片区、多组团格局^[19]；旅游发展使大理市喜洲镇空间形态发生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质变^[31]；旅游开发也促进了海陵岛闸坡镇海岸线上带状消费空间（远离原镇区）的形成^[32]。同一行政区内三个小城镇的对比分析表明，可达性始终在小城镇空间扩张中发挥重要因素作用^[33]。在发达地区，高速公路能够促进城镇功能、产业类型和土地结构的全面调整^[34]；而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工业化进程慢，过境交通对小城镇发展的拉动力很大，其“追路”发展较为明显^[35]。政策因素方面，一方面户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地区人口的流入，促进城镇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在土地市场供不应求的现实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实质上成为小城镇规模扩张的制度保障。各种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作为空间扩张的内因，与交通、政策等外部因素形成形态和功能的动态运动过程，满足了小城镇实际发展需求与多方相关者的诉求^[36]。

由于结构功能相对简单，小城镇用地形态研究多集中于变化较为明显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

小城镇工业用地形态呈现（散）点、线、面的演变过程（图 1）。改革开放前，小城镇镇区内多为小型传统工业企业，并在老区内部呈点状分布。工业发展之初，为了依托城镇已有的基础设施，工业用地优先选择房前屋后或镇区内的闲置用地，形成沿路线性发展趋势^[37]。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浙江小城镇的主要道路上集聚了“三合一”家庭作坊。此时，工业用地向小城镇集中，体现内城更新与改造^[38]，但城镇用地功能混杂、分区不明。小城镇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后，工业发展走向更高阶段，工业用地相对集中于空间开阔的城镇边缘，形成工业园区。园区的建设改善了生产经营条件、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39]、提高了小城镇的专业化竞争力^[40]。

图 1(Fig. 1)

图 1 小城镇工业形态演变结构示意图 Fig.1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and in Small Towns

商业用地也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呈现点、轴、多中心的演变过程（图 2）。在城镇发展初期，城镇商业中心位于城镇中心或是城镇交通条件好的区位；发展中期，由于“马路经济”的利益吸引力，连接镇区内各地与商业中心的主干道发展成为商业轴线；当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商业中心不足以满足小城镇较大规模的需求，在远离原有商业中心的地方，新的商业中心形成并呈现中心地理论分布趋势^[41]。

图 2(Fig. 2)

图 2 小城镇商业形态演变结构示意图 Fig.2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nd in Small Town

小城镇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演变看似都是从点状发展到线状扩张。但工业用地最初呈现散点状，商业则是中心圈状；工业用地的线状发展多集中于对外交通联系方便的地方，而商业用地则围绕镇中心地区形成一条或几条商业街；最终，商业用地所呈现的是分散分布并形成不同的等级规模，而工业用地的趋势是块状分布并形成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

通过梳理和检讨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成果，发现在工业化主导的小城镇扩张型发展模式下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重普适规律、重物质形态的特点。

城镇空间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城镇空间扩张减缓。首先，随着我国市场从短缺经济转向产能过剩，乡镇企业在同效率更高的城市企业竞争中渐渐失利^[8]。其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投资拉动下的项目建设将不断减少，新增城镇空间需求也将随之下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粗放发展已经造成大量优质耕地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紧缺的资源与严格的管制也将倒逼城镇空间发展方式走向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阶段。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发达乡镇已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小城镇的空间发展进入统筹发展阶段的初期。经济动力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作用开始减弱，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慢慢增强，小城镇的规模增长开始趋于平稳状态^[19]。

发达地区小城镇作为接纳外来人口的重要载体，在深度城镇化的当下其社会空间问题逐渐凸显。首先，在熟人社会的小城镇中，企业主作为优势群体有着较为强烈的“本地偏好”并表现出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42]。其次，小城镇镇区范围内空间分异与阶层分化现象逐渐出现。在长三角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城镇，老镇区已成为中老年人的居住空间，新旧镇区景观与居住群体明显不同。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由于资源获取能力不同已经形成不同的空间利用格局。例如珠江三角洲小城镇居住空间中新村、旧村、职工宿舍、商品房并存，其中职工宿舍（以外来人员为主）和商品房（以当地居民为主）封闭性较强并出现明显的居住分异甚至隔离问题^[43]。

小城镇品质是小城镇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的全方位体现，其中空间品质既是发展的载体也是发展水平的折射。对小城镇空间品质的诉求首先来自于其外部环境，为了满足高压力下身心的恢复和发展需求，目前我国大都市区内部自主性的郊野旅游已成为中产阶层的时尚消费。由于可达性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拥有城乡特征的高品质小城镇满足了日益升级的社会消费需求，成为都市居民休闲活动的理想场所。其次，对小城镇空间品质的诉求来源于城镇化的终极目标与使命。目前，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新阶段，城镇的发展致力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44]。小城镇要素组成相对简单、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借助基于人的诉求的空间结构更容易成为品质型居住地。

在上述发展背景下，空间结构研究重点不再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空间形态扩张；原有的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广度研究”已不能适应以社会空间为主的转型发展，城镇空间实践的“由表入里”正促使研究“由浅入深”。

事实上，城镇空间实践进入复杂化后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空间，其实质就从原来“显性”人口的城镇化、土地利用等要素转变为多种形式的、“隐性”的深层空间实践^[45]。20世纪20年代，美国恰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芝加哥学派以当时的城市为蓝本构建了三大经典模型，标志着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开端。该学派将城市土地利用看作是自然人建立的生态秩序^[46]，进而将空间看作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着重从物质空间的角度描述城市内部土地的功能分异及演变。进入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业化已经走过了高峰期，城市危机和社会分化加剧。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出现新古典主义学派、行为学派与人文学派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问题从物质空间扩展到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与制度空间，研究对象转移从自然人到经济人、社会人与阶级人^[47]。在成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集聚与空间扩张相对稳定，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更加关注人、企业、家庭的经济决策行为，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购物、迁居），特殊社会阶层的空间主导行为等成为研究的主流。空间结构“深度研究”模式归纳起来呈现三个特点：① 研究内容上聚焦于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包括人的社会特征、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空间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为研究对象；② 研究目标上，追求对具体案例中特殊社会空间现象的准确把握；③ 技术方法上，多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获取有针对性的一手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

纵观世界城镇发展史，工业化进程之前，小城镇作为为腹地农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中心地，是农业部门和农业经济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位于大都市区工业从不断迁往小城镇，小城镇由服务中心转为生产中心并参与世界制造业分工^[48]。后工业化时期，很多城市居民喜欢简单而非复杂，安静而非挑战^[49]，拥有诗意环境与独特氛围的小城镇成为中产阶级的理想居所。目前，小城镇是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人口与产业的重要载体。如在德国，有70%的人生活在人口为0.2万至1万的小城镇；在美国，50%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50]。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方向转向物质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矛盾。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加拿大Wilmot小镇是典型的大都市周围的居住型小城镇，在那里有农村背景的城市居民比没有农村背景的居民与所住小镇的空间联系、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联系更强^[51]。在澳大利亚乡村小镇Bega中，一个远离都市的乡村画廊空间让女艺术家们找到了归属、尊严与继续创作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的艺术空间也给当地居民带来美的享受、为乡村空间注入新的活力^[52]。

其次，随着美国人口向远郊和小城镇迁移，小城镇中基于种族的空间隔离现象越来越显著，而且同大城市表现出相似的特点^[53]。大量非白人种族涌入到Devereaux镇使公共空间成为白人妇女感知上的危险空间^[54]。英国北部Ilfra-combe镇在旅游业衰败后，由于位置偏远而与其他地区形成地理隔离继而造成社会隔离，最终变为贫民区^[55]。而在澳大利亚一个矿业小城镇中，酒吧侍女的工作生活空间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并与当地居民形成明显的社会空间隔离^[56]。

纵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小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模式始终与城镇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诉求密切相关（图 3）。

图 3(Fig. 3)

图 3 社会发展背景与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关系图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Small Towns

在转型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小城镇进入了新的机遇期，虽然部分城镇仍处于空间拓展阶段，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已经呈现西方国家后工业化阶段的种种现象与特征。小城镇发展新的问题与社会诉求提醒我们，一方面仍然需要提升“广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及时将“广度研究”引向“深度研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本文建议：

第一，关注小城镇社会空间分异与社会空间联系研究。随着小城镇中的阶层分化现象逐渐显性化，外来人口务工阶层与本地阶层可能形成的城镇新“二元结构”以及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特征等正在对城镇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不同群体之间或内部的经济社会空间联系及社会关系等等亦以不同于城市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影响城镇的发展。

第二，注重小城镇制度、机制创新的研究。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要围绕如何体现人的城镇化的制度设计体现空间正义，研究解决“人性”与“地方性”的不平衡、不和谐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向小城镇的“流动”，将会出现一部分西方式的绅士化城镇，因此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重新配置小城镇的空间资源，使小城镇的核心价值充分发挥，成为真正有特色有吸引力的住区^[57]等。

第三，关注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创新。由于当前小城镇结构多是基于统计资料进行宏观分析，基于一定样本的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罕见^[58]。而空间结构深度研究需要更多地采用微观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挖掘，其中质性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方法或许将成为更有说服力的技术支撑。

第四，关注小城镇空间结构的“极化”研究。正如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一样，我国小城镇发展也表现为两极分化严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西部小城镇仍将处于以经济发展、城镇规模扩张以及城镇人口集聚为主的过程，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仍需要关注以物质空间为核心的“广度研究”以指导城镇规划与建设。但于此同时，东部部分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量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59]，正日渐融入以大都市区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60]，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因城镇异质性空间的增加而日益走向多元化、多层次性的“纵深”层面。毫无疑问，小城镇的兴与衰在未来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关注不同发展水平小城镇空间结构的差异化比较研究，可以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以及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理论依据与更有政策指导性的实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