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部门, 北京 100871;
3. 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世界遗产办公室, 九江 332900
2. Cultural Sector, UNESCO Beijing Office, Beijing 100871, China;
3. Administration of Mount Lushan Scenic Area, Jiujiang 332900, China
世界遗产事业致力于保护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对文化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其变化的认知则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形成，明确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定义和评判标准。1992年将“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中的亚类列入《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并多次就文化景观进行讨论，2006年到2011年间，讨论重点逐渐向历史性城镇景观转变[1]。2011年11月10日，基于文化景观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对历史性城镇景观中所包含的人地关系及其过程的重视为历史性城镇保护提供了更综合的视角。
1.2 我国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管理实践我国现代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历史性城镇景观的重要性：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等学者便提出了以北京城为代表的古城保护的相关建议。1982年建立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随着对历史性城镇景观认知的深入，2008年进一步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纳入保护体系，为中国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
现行制度规范对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主要基于现状历史遗存的稀缺性，强调保护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协调。然而，历史景观要素的价值并非仅通过其年代的久远性、现状的稀缺性便能辨识，距今不远的景观要素同样可能承载着重要的遗产价值。现行的风貌保护措施有助于复原当前所认为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却忽略了其前后演化过程，从而无法客观呈现出历史性城镇景观过程及其价值的完整性。
2 国内外历史性城镇景观研究综述 2.1 国外历史性城镇景观研究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景观开展了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对城镇景观的研究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梳理[2, 3]。
以希利尔（Hillier B）[4, 5]为代表的空间句法研究基于社会学逻辑将城市物质空间抽象为了数理模型，有助于理解城镇景观的功能结构，但由于是基于某些时间断面现象的研究，难以反映城镇景观的时空关系，并且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城镇景观要素；而且，基于一种特定社会逻辑建立的模型对于多样的社会面临着解释力不足的困难。凯文·林奇（Lynch K）[6]从人的感知角度对城镇景观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城镇景观感知的关键要素，然而正如他本人所述，“遗憾的是，对于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或是意象的层次、特性以及意象的形成，我们没有更多地去揭示”。拉普卜特（Rapoport A）[7]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研究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成环境对于置身其中的人的意义的生成，更强调人们如何思考、人们在考虑什么，但难以基于此把握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客观性与历史性。芒福德（Mumford L）[8]、万斯（Vance J E Jr）[9]等探讨人类文明历程中城市物质空间演化，将城镇景观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结合了起来，对于城镇景观历史性的识别很有启发，但并未建立系统的城镇景观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
意大利学派（Italian School）和康泽恩学派（Conzenian School）是当前城镇景观研究的两个主要学派。意大利学派[10]从类型学的视角对城镇景观进行研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类型过程理论和分析方法，并将类型研究应用到了建筑设计实践中，对于揭示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历史性及其保护作出了贡献。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这一学派尝试建立从建筑到城市整体的全谱系理论，但其研究和实践仍主要在于建筑尺度上，难以应用于理解历史性城镇景观整体。康泽恩（Conzen M R G）于1960年发表了《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Alnwick，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11]，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12]。怀特汉德（Whitehand J W R）、史莱特（Slater T R）、克洛普夫（Kropf K S）等学者发展了康泽恩的形态学理论，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康泽恩学派建立了城镇景观演化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并植根地理学建立了城镇景观结构的划分方法，为判识历史性城镇景观的遗产价值、分析其地理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2.2 国内历史性城镇景观研究国内学者对历史性城镇景观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中国古代城市平面格局的复原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赵正之先生就利用城镇平面格局的遗存和历史文献对元大都的平面规划进行了成功复原[13]，其方法后被考古学家宿白[14]、徐苹芳[15]等沿用，作为中国“古今重迭”型城市考古的核心方法。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及其学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开展了大量关于北京城历史演变的研究[16, 17]，并从更广泛的文化景观角度进行了理论探讨[18]。宋家泰先生及其指导的博士生武进[19]、胡俊[20]、顾朝林[21]等在改革开放后较早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城市形态理论进行了综述性回顾，并开始尝试开展中国城市形态的研究。建筑学家齐康则强调分析影响城市形态变化的诸因素（力）及其相互关系，开始探求“用‘城市形态’的变化来研究城市规划的方法”[22]。
历史城镇保护方面，阮仪三等对我国江南水乡城镇[23]、周庄古镇[24]等城镇的保护管理问题和策略进行了研究。王景慧[25, 26]等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及村镇保护的内容及方法进行了探讨。张松等介绍了世界遗产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理念[27, 28]，并分析其对我国相关保护管理工作的启示[29]。近年来，随着历史性城镇景观理念的传播，国内学界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了历史性城镇景观的研究与保护方法[30]，并在澳门[31]、嘉兴[32]、拉萨[33]等地开展了案例研究。
国内学界已认识到历史性城镇景观价值的重要性，但尚未建立一套系统的景观及其演化的科学分析方法。近年来，国外城市形态理论逐渐向中国传播，研究成果被翻译和引介[34, 35]，并被尝试着用于指导相应的研究和实践。
3 康泽恩学派理论方法及其调整 3.1 城镇景观过程与遗产价值城镇景观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演变，在这个过程中，遗产价值逐渐形成并不断积累，对城镇景观遗产价值的判识必然要基于这一过程（图 1）。遗产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景观，以及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共享的文化价值和（集体）记忆[36]。文化景观同样承载着文化价值与记忆，涵盖了遗产两个方面的含义。人类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这种利用与改造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景观，这些过去时代的文化景观遗存下来，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记忆，成为了当代人的遗产。
|
图 1 景观的形态学过程，变化的主导因素及其与遗产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Morphological Process of Landscape, the Dominating Factors of Change and Heritage 注：① 图中关于时期P有两种表达，（）中表示这一时期整体的景观/价值，[]中表示景观/景观遗存的构成集合，Pn*表示时期n新形成的景观，Pnm表示在n时期形成，经历m个时期的变化至考察时点的景观遗存，n越小，m越大，遗存量越小。② 在景观的形态学过程中，除了乡村景观和城镇景观外，还有一些不能被归入上述两类的文化景观，此处采用“……”来表示，如长城等。 |
康泽恩学派基于形态时期的划分，研究城镇景观的发展演变过程，并据此划定景观单元，为历史性城镇景观的遗产价值判识和保护管理单元划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形态时期指的是对城镇整体或部分产生突出的形态影响的文化时期，其所形成的城镇景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经济需求，并或多或少存留至下一时期[37]。形态时期的划分一方面需要通过城镇发展的史料，如地方志、房屋档案等，获取城镇形态变化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需要考察社会变化的背景。需要注意的是，形态时期之间很少有截然的界限[38]，因为城镇景观变化相对于社会变化具有滞后性，而社会变化本身也并非一蹴而就。大时期的划分往往以较大区域社会变化的关键性节点作为划分时点，而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城镇，这一方面是由于形态时期的定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区域内城镇景观的比较。分期应能够反映一个或多个空间影响因素的完整作用过程。
相比于现有的历史性城镇景观遗产价值判识方法，康泽恩学派方法的优势体现在：首先，通过城市景观完整的过程分析来提取价值，而不是仅仅基于城市的现状筛选物质遗存要素分析其价值；其次，重视遗产价值的累积及其在城市各历史发展阶段中所经历的变化，而不是将其价值附着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城镇景观是其历史演化过程的累积性结果，上一时期的城镇景观要素根据下一时期的社会需求及其自身的适应性，或保留或被抹去，最终呈现的是多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城镇景观，城镇景观因而呈现巨大的复杂性。
康泽恩学派通过划分多层级的形态单元（morphological region）来反映景观的地理结构。康泽恩学派认为，城镇景观由城镇平面格局、建筑肌理和土地利用三个复合体系统构成[39]，其中城镇平面格局和建筑肌理反映了城镇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遗存，土地利用格局反映的则是城镇景观当下的利用方式。城镇景观要素从较低层级到较高层级并非简单的累加，而是较低层级要素依据一定的组织原则，形成较高层级的要素的整体；同时，层级性中还包含了模糊性，各层级间可能存在共存、压缩、共变和共享与连锁形态等现象[40]，层级之间并非是一个截然的划分。
现有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分区的方法多根据现状历史遗存要素的重要性划定，边界走向以特定地物要素为依托，对景观结构和历史性考虑不足。康泽恩学派通过过程分析，综合考虑城镇景观的现状和历史性，在差异性的城镇景观要素集合体中划分出承载着特定历史过程的层级性形态单元，反映了城镇景观承载的遗产价值的空间分异，可为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管理提供更科学的空间依据。
康泽恩学派城市形态学方法在国内外已有一些实践案例，如康泽恩于1975年进行的拉德洛（Ludlow）研究[37]，怀特汉德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北京[41]、广州[42]进行的研究等。
3.3 康泽恩形态学方法的调整在西方城市形态研究中，平面格局（包括街道格局、地块格局以及建筑基底格局）是三个复合体系中最重要的，因为平面格局最保守，稳定性最强。然而，中国近年来土地产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牯岭镇，建国后对建成区的再分配往往以建筑而非地块为依据，当下的权属范围已经与平面格局形成时的地块范围不相重合；同时，平面格局的另一重要方面即街道系统的稳定性也有所降低。因此，在中国城市形态的研究中平面格局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在划定保护管理策略制定单元时，根据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管理需要，适当考虑城镇景观之权属范围，对形态单元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保护管理单元划定方法如图 2所示，遵循三个原则：一、完整性，所划单元须较为完整地表达文化景观的某一个过程；二、独立性，保证地理空间单元区内一致、区外异质；三、可操作性，考虑当下空间权属范围。
|
图 2 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管理单元划定的原则与方法 Fig.2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the Demarc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Units |
牯岭镇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北段山顶，总面积约46.6 km2。经历漫长的地质运动，庐山山顶形成了不少宽阔盆地，山顶海拔1165米处的牯牛岭，其两侧的“东谷”（长冲谷）和“西谷”（大林冲谷）都拥有三至五km2相对平坦的地面，两谷间形成一个较为狭长的鞍部，奠定了牯岭镇产生和演化的地理格局。牯岭气候凉爽，是长江中下游沿江的清凉之地，这样的气候条件深刻影响了牯岭镇的发展。
4.1.2 形态学过程在牯岭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以及政治力量介入，为各个时期的建设活动赋予了鲜明的特点。牯岭镇的形态演化可分为以下五个形态时期。
城镇前时期（—1895）：牯岭镇一带世俗化建设较少，附近仅有少量散布的寺庙。
李德立时期（1895—1928）：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九江成为重要的通商港口，因庐山山顶气候凉爽，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李德立（Little E S）陆续骗租到多块牯岭附近荒芜的山地，经规划布局后将土地分块编号，出售给各国达官贵人建造避暑别墅[43]，使此处成为夏季避暑圣地，人口集聚，逐渐成镇——牯岭镇。同时，李德立修建了经剪刀峡而上至牯岭的道路，牯岭镇内部的道路格局则主要呈现井字形为主的特征。建筑类型方面，简易别墅和独立式住宅较为典型，均为当时国外住宅的主流形式。最早多建设用作度假消暑的别墅，后来逐渐建造可供长期居住的住宅。随着城镇的发展，商业、公园、宗教、办公、教育等功能的空间逐渐出现。
民国时期（1928—1949）：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定庐山为“夏都”。这一时期的建设具有占地面积大、体量大的特点，且公共建筑占很大比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国民政府建造的三大建筑：庐山图书馆、传习学舍和大礼堂，体现了庐山近代建筑理念从外国风格向中外折衷混合风格的转变。至此，牯岭镇基本形成了东谷—西谷—窑洼的空间格局，达官贵人主要居住在东谷，而为其提供服务的下层人士主要居住在窑洼。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庐山陆续召开三次重要会议；同时，大量单位进驻庐山，牯岭镇原有的房屋多分配给各个单位，兴建了大量疗养院、招待所，用于接待干部、工人、劳动模范以及援华的苏联专家。另一些房屋及土地则分配给了解放前庐山的中下层服务人口，他们在解放后被分片安置形成农村聚落。
改革开放时期（1978—）：庐山于1982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于1996年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庐山的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进行了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牯岭镇成为了一个旅游服务性城镇，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最为突出的就是建筑用途向旅游服务功能的转变，宾馆、商店、饭店等数量剧增。
4.1.3 牯岭镇的遗产价值牯岭镇的城镇景观及其演变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重要社会变化，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势力强力介入中国社会发展，到民国时期外国势力的减退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复，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发展的过程，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是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宏观上，牯岭镇在选址和营建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类活动在这个地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中观上，在牯岭镇形成过程中，东谷西谷、窑洼作为其城镇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共同体现了牯岭镇社会空间结构的组织特征；微观上，牯岭镇现存的大量微观地物，如道路线形、界碑、外墙等，是该地区文化景观过程的物质遗存，有其保存的价值。
4.2 牯岭镇保护管理单元划定 4.2.1 牯岭镇历史景观的地理结构分析在对城镇景观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图 3、图 4）理解的基础上，需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建筑肌理（图 5）、土地利用（图 6）以及平面格局，结合当下空间权属范围，分析牯岭镇历史景观的地理结构，作为划定保护管理单元的依据。
|
图 3 牯岭镇建成区范围变化示意图 Fig.3 The Evolution of Built-up Area in Kuling Town |
|
图 4 牯岭镇建筑形态时期分布图 Fig.4 Buildings in Kuling Town: Morphological Periods |
|
图 5 牯岭镇建筑类型分布图 Fig.5 Buildings in Kuling Town: Building Types |
|
图 6 牯岭镇建筑用途分布图 Fig.6 Buildings in Kuling Town: Utilizations |
土地利用为土地的现状使用性质，在本案例中，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牯岭镇空间再分配主要以建筑为单位，因此以建筑用途来衡量土地使用性质。建筑肌理通常以建筑类型来反映，用于描述在特定的历史以及地方背景下，房屋建造者在初始建造某一类建筑时所遵循的共同原则[44]，而由于房屋的初始建造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功能，因此在本案例中选取房屋的初始功能作为其建筑类型的最主要分类依据，在一些主要功能类型如居住类中，再根据建筑形态差异进行细分。
4.2.2 牯岭镇的保护管理单元划定本文对牯岭镇进行了两级保护管理单元划定，共5个一级单元，23个二级单元（图 7）。一级单元为李德立的核心开发区域、商业街及其周边区域、早期服务人口聚集地区（窑洼）、边缘带[39, 45, 46]特征区域②和景区。每个一级单元下又包含若干二级单元，对应的形态过程总结如表 1所示。
|
图 7 牯岭镇保护管理单元划定图 Fig.7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Units of Kuling Town |
|
表 1 基于牯岭镇历史性城镇景观地理过程分析的保护管理单元划定 Tab.1 Demarc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Units Based on Geograph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Kuling Town |
历史性城镇景观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是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差异性城镇景观，康泽恩学派方法为遗产价值判识与保护管理单元划定提供了良通过城镇景观单元的划定，能够识别出历史性城镇景观现状的差异性，及其所反映的遗产价值的地理空间分异，从而为针对性的保护管理策略制定提供较为合理的空间单元。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该理论进行了调整，以探讨适用于中国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分析方法。
经过调整的康泽恩学派方法为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城镇景观的演变过程所蕴含的价值及其现状地理结构提供了方法论，而如何揭示这些价值则有赖于城镇景观感知方面的研究。城镇景观未来如何发展，在过程研究的基础上，还应结合其他学科的方法，探讨有效管理城镇景观的可能策略，以实现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保存历史性城镇景观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
注释：
①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UL)的中文翻译有“历史性城镇景观”、“城市历史景观”、“城镇历史景观”、“历史城市景观”、“历史性城市景观”等，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中心将其译为“历史性城镇景观”（http://www.historicurbanlandscape.com），本文采用此译法。
② 边缘带是康泽恩城市形态学派中重要的学术概念，是城镇格局中自成一体的重要部分。边缘带由于城市暂时静止或缓慢发展而形成，标志性特征是土地的混合利用以及较大的占地面积。每一形态时期均有可能形成该时期的边缘带，因此“4-边缘带特征区域”单元中可能包含各个时期的物质空间遗存。
| [1] | 史艳慧, 代莹, 谢凝高. 文化景观:学术溯源与遗产保护实践[J]. 中国园林, 2014, 30(11): 78-81. [Shi Yanhui, Dai Ying, Xie Ninggao.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academic origin to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4, 30(11): 78-81. DOI:10.3969/j.issn.1000-6664.2014.11.020] |
| [2] | Larkham P J, Jones A N. A Glossary of Urban Form[M]. London: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ublication, 1989: 1-8. |
| [3] | Gauthier P, Gilliland J. Mapping urban morphology: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interpre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urban form[J]. Urban Morphology, 2006, 10(1): 41-50. |
| [4] | Hillier B, Hanson J.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96. |
| [5] | Hillier B. Space Is the Machin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80. |
| [6] |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37.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M]. Fang Yiping, He Xaiojun,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37.] |
| [7] | 拉普卜特. 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M]. 黄兰谷,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1-242. [Rapoport A.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M]. Huang Langu, tran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2:1-242.] |
| [8]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M]. 倪文彦, 宋峻岭,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1-242. [Lewis Murnford. The City in History[M]. Ni Wenyan, Song Junling, trans.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1989:1-242.] |
| [9] | Vance J E. The Continuing City: Urban Morph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43. |
| [10] | Caniggia G, Maffei G L.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Building Typology: Interpreting Basic Building[M]. Firenze: Alinea Editrice, 2001: 1-252. |
| [11] | Conzen M R 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M]. London: George Philip, 1960:1-122. |
| [12] | Whitehand J W R. The Changing Face of Citie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1-189. |
| [13] | 赵正之. 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G]//《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 科技史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14-27. [Zhao Zhengzhi. Restoration of the plan of Beijing city in the Yuan dynasty[G]//Compiling Committee of Architecture History Collection. History of Technology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1979:14-27.] |
| [14] | 宿白.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J]. 文物, 2001(1): 56-63. [Su Bai. Exploring ancient city in modern city[J]. Cultural Relics, 2001(1): 56-63. ] |
| [15] | 徐苹芳. 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C]//《远望集》编委会. 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695-699. [Xu Pingfang.The vestige of ancient cities in modern cities[C]//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Yuanwangji. Yuanwangji: 4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 of Shanxi Archaeology Team(II). Xi'an: Shanxi Renminmeishu Press, 1988:695-699.] |
| [16] | 侯仁之.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3-48. [Hou Renzhi. Living Memory of Beijing City[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43-48.] |
| [17] | 侯仁之, 岳升阳. 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K].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208. [Hou Renzhi, Yue Shengyang. Historical Atlas of Xuannan Area in Beijing[K]. Beijing: Xueyuan Press, 2008:1-208.] |
| [18] | 邓辉. 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J]. 地理研究, 2003, 22(5): 625-634. [Deng Hui. On Sauer'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ecolog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5): 625-634. ] |
| [19] | 武进. 中国城市形态结构, 特征及其演变[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1-362. [Wu Ji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Cities: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M]. Nanjing: Jiang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0: 1-362.] |
| [20] | 胡俊. 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188. [Hu Jun. Chinese Cities: Their Evolution and Pattern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5: 1-188.] |
| [21] | 顾朝林, 丁金宏, 陈田, 等. 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1-163. [Gu Chaolin, Ding Jinhong, Chen Tian, et al. Research on the Fringe Area of Mega-Cities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 1995: 1-163.] |
| [22] | 齐康. 城市的形态:研究提纲初稿[J]. 城市规划, 1982, 12(6): 16-25. [Qi Kang. The morphology of cities: An outline of research[J]. City Planning Review, 1982, 12(6): 16-25. ] |
| [23] | 阮仪三, 邵甬, 林林. 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 价值及保护[J]. 城市规划汇刊, 2002(1): 1-4. [Ruan Yisan, Shao Yong, Lin Lin. 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the preservation planning of the towns in Jiangnan water reg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2(1): 1-4. ] |
| [24] | 阮仪三, 邵甬. 精益求精返璞归真——周庄古镇保护规划[J]. 城市规划, 1999(7): 53-56. [Ruan Yisan, Shao Yong. Meticulous work back to nature: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Zhouzhuang historical town[J].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9(7): 53-56. ] |
| [25] | 王景慧.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及方法[J]. 城市规划, 1996(1): 15-17. [Wang Jinghui. Conservatio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6(1): 15-17. ] |
| [26] | 王景慧.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规划[J]. 小城镇建设, 2010(4): 44-49. [Wang Jinghui.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0(4): 44-49. ] |
| [27] | 张松. 日本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S1): 44-48. [Zhang So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in Japan[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0(S1): 44-48. ] |
| [28] | 张松. 国外文物登录制度的特征与意义[J]. 新建筑, 1999(1): 31-35. [Zhang Song. Qualific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register of cultural properties in foreign countries[J]. New Architecture, 1999(1): 31-35. ] |
| [29] | 张松, 镇雪锋. 历史性城市景观——一条通向城市保护的新路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3): 29-34.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urban conservation[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1, 22(3): 29-34. ] |
| [30] | 张兵. 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对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的观察和思考[J]. 城市规划, 2014, 38(S2): 42-48. [Zhang Bing. Correlativity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n integral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city: Understanding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in china's contex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S2): 42-48. ] |
| [31] | 张松, 镇雪锋. 澳门历史性城市景观保护策略探讨[J]. 城市规划, 2014, 38(S1): 91-96.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Study on 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 in Macao[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S1): 91-96. ] |
| [32] | 赵霞. 基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浙北运河聚落整体性保护方法——以嘉兴名城保护规划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8): 37-43. [Zhao Xia.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pproach for the grand canal settlements in north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Jiaxing[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 21(8): 37-43. ] |
| [33] | 杨涛. 历史性城镇景观视角下的街区保护方法探索——以拉萨八廓街保护实践为例[J]. 城市规划通讯, 2015(4): 15-16. [Yang Tao. Conservation method explor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Case study of Bakuo Street conservation practice in Lhasa[J]. Urban Planning Newsreport, 2015(4): 15-16. ] |
| [34] | 怀特汉德, 宋峰, 邓洁. 城市形态区域化与城镇历史景观[J]. 中国园林, 2010, 26(9): 53-58. [Whitehand J W R, Song Feng, Deng Jie. Urban morph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0, 26(9): 53-58. ] |
| [35] | 张蕾. 国外城市形态学研究及其启示[J]. 人文地理, 2010, 25(3): 90-95. [Zhang Lei. A review on urban morphology studie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3): 90-95. ] |
| [36] |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M]. Malden: JohnWiley & Sons, 2009:327-328. |
| [37] | Conzen M R G. Morphogenesis, morphological regions and secular human agency in the historic townscape, as exemplified by ludlow[G]//Conzen M R G, Conzen M P. Thinking about Urban Form: Papers on Urban Morphology, 1932—1998. NewYork: Peter Lang, 2004:116-142. |
| [38] | Whitehand J WR, Whitehand S M. The physical fabric of town centres: The agents of chang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4, 9(2): 231-247. DOI:10.2307/622170 |
| [39] | Conzen M R G.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 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M]. 宋峰, 许立言, 侯安阳,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3. [Conzen M R 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M]. Song Feng, Xu Liyan, Hou Anyang, et al, tran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1:3.] |
| [40] | Karl K. Ambiguity in the definition of built form[J]. Urban Morphology, 2014, 18(1): 41-57. |
| [41] | Whitehand J W R, Gu Kai. Urban conservation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rrent practice and morphological approach[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7, 78(5): 643-670. DOI:10.3828/tpr.78.5.6 |
| [42] | Whitehand J W R, Gu Kai, Whitehand S, et al. Urban morphology and conservation in China[J]. Cites, 2011, 28(2): 171-185. |
| [43] | Little S E. The Story of Kuling[M]. Jiujiang: Lushan Library, 1898: 1-43. |
| [44] | Caniggia G, Maffei G L.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Building Typology: Interpreting Basic Building[M]. Fraser S J, trans. Firenze: Firenze Alinea, 2001:243-244. |
| [45] | Louis H. Die geographische Gliederung von Gross-Berlin[G]//Louis H, Panzer W. Landerkundliche Forschung: Krebs-Festschrift. Stuttgart: Engelhorn, 1936:146-171. |
| [46] | Whitehand J W R, Morton N J. Fringe belts and the recycling of urban land: An academic concept and planning practi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3, 30(6): 819-839. DOI:10.1068/b12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