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人类首要的感知和想象模式，强调视觉性的生产系统也囊括了绘画、照片、广告和电影等众多范畴，其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地理学和英国地理学的重要人物麦金德早在100多年前即提出“视觉化是地理权力非常本质的一部分”^[1]，其于1900年代即开始倡导和推动地理教育中使用视觉媒介对外面广阔的世界进行展示传播并建构学生的地理知识^[2]。随后，在当代地理学发展的长远历程中，GIS等可供可视化的技术也一直是地理学者呈现和表达地理知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然而，相较于受理性主义和欧洲启蒙时期影响的理性观看原则，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如福柯即提出凝视（gaze）这一观看方式是目光投射的主体实施于被视客体的作用力，且无处不在的权力控制社会组织化于现代社会^[3]，视觉性（visuality）考虑人们“如何观看”、“怎么观看”和“如何被许可或受迫观看”等种种视觉建构的命题^[4]。在后现代思潮下，对视觉产品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文化行为进行批判和解构成为新的研究热潮，并受到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酷儿研究、文化地理、消费研究和电影研究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和渗入^{[5, 6]}，并逐渐形成跨学科互动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和“僵化”与“静止”的空间观的批判，以及“文化转向”的兴起，人文地理学对视觉的认识也不再囿于西方理性的眼睛，地理图像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表征运作开始受到关注，视觉由逻辑实证主义之下的单纯辅助性可视化工具转变成了为研究者批判审视的对象。另一方面，20世纪末，随着部分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反思文化研究对于表征与话语的过分强调，视觉作为身体的重要感官，视觉产品与人类情绪和地方氛围的紧密联系，以及视觉物品于人类实践展演和符号生产交换中的重要作用，都使其成为开始注重身体、实践、情感、物质和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地理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基于此，视觉之于人文地理学各分支的渗入，大都要求对置身于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视觉经验进行文化分析，并汲取了符号图像法、精神分析法、现象学和非表征等多元的理论方法。

纵然地理学被视为一门可视化的学科具有长远历史^[7]，但长期以来，现代与当代地理学者对于地理学的可视化特点更多兴趣在于生成影像的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工作，以为读图者和数据分析者提供有关空间关系与位置的精确真实表达^[8]。再者，在教育和通俗地理杂志上注重高质量的可视化地理描述和生动的不同地域景观展现，亦是地理学的重要传统^[9]。在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中期地理学者对空间认知的兴趣兴起的背景之下，有学者开始使用要求研究对象特别是儿童进行照片和模型辨认等简单的视觉形式来提取研究对象的环境认知信息^[10]。鉴之，传统人文地理学对视觉性或可视化的认识凸显在对于地理知识的直接表达，影像为真实呈现作为被动实体与容器的空间的重要媒介，对于地理事物的观看方式强调理性的“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和中立的再现观。对此，段义孚认为照片图像可促使人关注周围世界冰冷的存在，但却可能减弱对于个人自我意识的关注，视觉媒体在打开人们的视界之时，却也屏蔽了其他的真实性^[11]。因而，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下，人文地理学追求对地理图像的中立和清晰表达，却也抑制了其对于视觉性和视觉影像的认识^[12]。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当代人文地理学者开始将文化研究与批判的社会理论纳入分析体系，呈现与描绘地理景观的视觉物品不再被视为中立，而是蕴含着一系列的动态文化机制和社会关系。在此之下，景观被定义为一种观看方式（way of seeing），为观看者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背景所建构^{[13, 14]}，并在符号图像分析方法的介入下，景观被视为社会权力关系以视觉化、符号化和象征性的情景方式表征地理环境的过程^[15]。不少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关注有关地理事物的图像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内涵，照片、绘画、电影和广告等一系列影像对社会的权力群体和意识形态的表征和文化编码皆被要求进行深入的解读。视觉的图像不再被视为地理事物的真实投射，而逐步被拓展为社会群体对空间秩序和景观进行塑造，进行空间建构和表征权力与认同的过程。当视觉过程被开辟成了建构各种文化意义和传达信息与权力关系的竞技场域^[16]，地理话语之中的视觉文化生产亦即不断地重写和塑造着不同群体建构空间关系的表征标识系统^[17]，进行空间分化和形象填充。因而，在崭新的研究范式之下，视觉成为具有丰富的文化属性和空间意义的过程，过去仅将影像视为研究支撑的数据材料的观念不仅应予以批判和审思，可作为研究对象的丰富庞杂的影像和视觉资源也陆续被引进新的研究视野中^[18]。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视觉技术的革新，当代文化视域呈现出视觉性占据文化主因地位的局面^[19]，有西方文化学者认为，1990年代以来，大量的社会科学学科皆开始重视与视觉相关的议题，表现出“视觉转向”的趋向^[20]。视觉文化不仅是文化实践的载体，亦是主体视觉经验与社会文化相互建构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导向，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下的“视觉”成为一种重要的意义生产和竞争的场所^[21]。文化地理学者Rose认为，视觉文化即是从文化重要性（cultural significant）、社会惯行和影像的权力关系中理解视觉事物，影像从其生产、影像自身到被观看都蕴含了特定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内涵，其效果牵涉到技术性的、构成的和社会的三种模态（modalities）^[22]。地理学作为一种具有可视化传统的学科，“文化转向”的兴起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影响使人文地理学者对于社会和空间上的视觉和影像的认识具有质的转变，视觉技术的进步也使人的空间活动和生活方式与视觉的体验更为密切，这也意味着开始注重影像解读和视觉分析的地理学呈现出“视觉转向”（visual turn）的态势^[23]。

然而，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推进，有学者开始认为“表征”这一系统进程从其语言到最后的被阅读可能皆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并难以深入涵盖日常经验。而受现象学、新生机学说（neo-vitalism）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启发，以及行动者网络、展演理论和身体与情感研究的影响，“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24, 25]}于20世纪末逐渐成为文化地理学新的重要思潮，并开始注重分析世俗的日常经验、人类经历的身体性和情感性，日常地理复杂的时空属性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化和技术化进程^[26]。基于此，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视觉之于触发身体情绪，感染个体，塑造地方氛围以及日常展演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亦作为对以往文化地理研究过于注重文本与表征的反思，21世纪的重要思潮“再物质化”（re-materialisation）^[27]也注重从非表征的层面探讨视觉的文化意义，并认识到视觉产品的物质形式同样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如人们对图像的不同形式使用以及将其作为意义符号进行传播和交换，都可是隐喻空间，建构身份和维系和传播情感的过程^[28]。如何可视化的技术实践和视觉物质于内外空间的利用，不仅可塑造地方氛围，其后也隐藏着社会网络和等级权力的进程。

鉴之，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转向”是西方人文地理学视觉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和新出发点，新的研究兴趣将视觉这一普通空间动作视为具有丰富社会文化属性的空间表征和实践方式，视觉成为空间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因而，基于视觉的空间表征与话语生产和视觉物质的文化意义，社会文化地理对视觉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权力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城市研究和城市地理学不仅关注城市视觉话语的生产与表征，也通过视觉方法解读分析城市空间的情感体验，以及城市居民使用视觉产品的展演和身体化实践^{[29, 30]}；政治地理学和批判地缘政治则关注地缘政治图像、国际政治场面和想象地理对于将来地缘政治秩序的呈现和建构，并涉及到了流行视觉文化和地缘政治实践于具象化和主观性的形式对人们全球性的空间想象的影响^{[31, 32]}。旅游研究和旅游地理学认为现代旅游本质是一种视觉体验活动，除了关注“旅游凝视”下通过视觉标志和差异建构起来的旅游景观以及人们凝视动作下的社会文化建构^[33]，也重视照片展演和流动过程中文化、社会和物质的构建^[34-36]。同时，在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多种视角的介入下，过去20年，对图像的批判分析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中心主题之一^[37]。

景观是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文化地理学从诞生之初即关注景观，当以批判的角度审视文化景观之时，其作为人类占有和建构空间模式的表象也要求人们从其可视层面予以关注^[38]，并指向了为绘画艺术等文化形式所建构的具有描绘性和象征含义的文化意象，Cosgrove将景观理解为文化图像表征，组织和符号化周围地理环境的图像化方式，观察者所见的景观实质是艺术和文学的表达^[15]。17、18世纪的西方风景画也成为了研究景观的视觉表象的重要途径。风景画通过对景观的部署配置和光影技法完成了社会意识对于自然环境的理解、组织和再现^[39]，表明特定阶级的视觉占有，及其通过将影像上对地理事物的呈现与不呈现建构社会关系，使视觉化的景观往往忠于某种类型的自然，某种普遍的理想结构和所需的视觉愉悦和欲望^[40]。

然而，不仅限于风景画，绘画、照片、广告和电影等一系列影像亦是景观视觉再现的媒介，多元和丰富的地理事物是构筑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影像的必需元素，不同的视觉展示方式中的空间、地方和事件，也意味着丰富的空间叙事和空间可视化。在此，各种形式的影像作为丰富的空间意义研究素材，如明信片、旅游手册和地方图片等往往充斥着某种乃至刻板的图符、符号，标识和内容^[41-43]，通过空间性选择（spatial selected）挑选出有限的“空间”作为呈现的信息和表征整个区域，进行地理差异性建构，创造属于自身的地理^[43]，生产和表达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的空间意义，使其成为社会意识冲突与协商的场域，呈现出丰富的社会建构、文化构成和历史情境化实践意义^[44]。而相较于各静态的影像，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对于电影的地理学意义也具有较多的探讨^[45]，其视觉意义不仅在于仿拟效果生产过程中的偏见和戏剧性与感官状况，镜头下的图像即是原始与特定空间的转化产物和根据需要变换与解读地理位置的意义系统^[46]。同之，地图往往也为符号系统所建构的权力表征，不同的构图和构成元素实为文化生产和知识权力的实践，可予批判解构^{[47, 48]}。

因而，地理影像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社会属性表现于视觉意象所具有的和为视觉形式所编码的丰富的符号、意义和含义。影像呈现的内容经过挑选，在社会关系的影响下有选择地描绘人群、地方和事件^[49]，影像不就是有编排技术、标识符号和话语：所框架的文化构成，亦是具有持续空间进程和文化道德逻辑的视觉文本。鉴之，地方、空间和景观的视觉表征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进程和地点意义所建构^[50]，是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群体通过视觉形式对地理事物进行代表、表述和行使形象，以生产意义和使意义复杂化^[51]，以呈现和宣示自身与空间和人群之间的关系。诚然，视觉表征不仅是影像通过不同方式可视化空间以建构和再建构社会关系和认同，视觉表征也在塑造社会和空间的进程和人群的文化观念、经验和行动^[49]。

基于此，Rose针对途径、体裁和价值观多样的视觉材料总结出了六种的影像的解码与分析方法：构成性诠释法、内容分析、符号学、女性主义方法和精神分析、论述分析和综合法^[22]。

视觉的文化过程假借丰富的图像和符号赋予空间意义和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注重异质性和多样性认知的后现代空间观的推进，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受“非表征”理论思潮的影响，提倡超越文本、言语和视觉等表征方式，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和社会行动，将关注的文化意义从视觉等建构起来的话语转至了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性、物质性、身体和情感等微观层面。对于表征无法提供捕捉和解释微妙和瞬时的事物的有效途径，影像的“非表征”意义即体现于其作为具持续性的时空共振（resonant blocks of space-time），同时为强烈情感的载体，其兼具前意指（pre-signifying）和情感的物质性也为人体自身所感知^{[37, 52]}。非表征地理关注身体行动和技术的展现，注重分析普通的“人”作为创造性、表现性和多元的行动者如何使用视觉媒体技术，照片等视觉产品实质即为一系列身体化展演实践下的、具体的技术化复合体，并于人们的实践、身体展演和关联性的分享流通中建构社会文化意义^[53]，关注重点由人作为空间视觉影像的观众和消费者转移至身为视觉影像生产者和展演者的人。

与此同时，另一重要的研究动向“再物质化”也呼吁重视日常实践及文化的物质形式，物质实体不仅是情感和情绪的重要负载，其流动及其网络亦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个体或群体对于物质实体的空间实践也是其建构其身份和空间的重要手段，有关视觉物质的文化实践随即也被视为物质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部分和领域^[54]。不同于图像的二维表征，其认为视觉事物（the visual）是具体于情景化、回忆、接触、感知和解译等一系列进程^[55]。不仅是与“非表征”理论一同关注视觉之于情感的重要作用，“再物质化”对于物质领域的关注要求研究对于视觉物质的运用实践予以审视，物质文化关注视觉图像如何被使用，在哪里被传播和处理以及人的意图所在等一系列问题^{[28, 56]}，其不再停留于视觉内容意指，视觉物质成为具有言语和动作规则的实践的重要载体，以某种方式与人结合互动，并在此之下才具文化意义，成为一种身体化的特殊物质客体和展演技术^[57]。生产可视性的进程、实践和技术，使用物质客体的特殊观看实践，被进行可视化的视觉物质和视觉物质的特殊品质也都由此涵盖了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观看和使用中的影像即成具主观性、关联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客体^[58]，对隐喻群体身份和空间特性，建立和维系社会文化联系以及创造或限制情绪和氛围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以往文化地理偏重于景观表征的视觉文本的文化意象，有学者亦开始在“非表征”思潮和“物质转向”下关注塑造视觉景观的身体化感知和具体涉身实践体验^{[59, 60]}，图像化的景观自身的社会意义和功能亦随着其生命和流动旅程而更变，具体化于随时空实体移动的物质支持^[60]。

总之，在两大新理论思潮下，视觉的空间文化意义从另一方向得以挖掘，关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视觉物质的创造实践，而身体和物质的接触与传播实质反映出了实践、生产技术和展演中的内在社会关系，视觉的物质形式与主体身体情感紧密联系，物质的具体空间使用和流通方式也在行动者的具体社会策略和文化情感下建构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

视觉实践者地理的影像生产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可解读和剖析空间进程和表征的材料，影像和物质成了研究者探析地理意义的重要媒介。然而，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者过多将重点置于景观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解读，Crang认为观看者的摄影实践（picturing practices）不应长久地被忽视。作为塑造和编码表征的方式，观看者观看和摄影的实践不是简单的地理描述和事件记录，而是对于特定时空事件的自我架构和表达，是特定的身体化（embodied）和建构主观性过程，其对于空间事物和地方景观的捕捉和描述，本即展现了其在社会文化惯行的塑造下的观看眼光^[61]。而影像往往是反映和维系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特殊观看方式，是特定社会关系和群体的权力生产。鉴之，审视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怎样看待其地方也显得尤为重要，在此之下，影像如照片无疑亦是研究对象看待世界方式的有力表征，也是让所需研究的特殊群体对其观看之道进行再生产的良好途径^[28]。

在此视角之下，不少人文地理学者开始设计予研究对象进行影像生产的视觉分析方法并予以实践，通过让所需研究的特定人群对特定空间、地方和景观进行视觉实践和图片生产，所得影像图片不仅是文化建构和价值负载的^[62]，而这过程实质亦是一种更有效的赋权模式^[63]，视觉实践经由特定的视角和深入的涉身化过程^[64]，研究对象通过照片等视觉产物讲述故事，产生与日常实践、传统、技术和与自然环境的体验接触的感受和知觉^[65]，展现了其如何在其社会背景下认识理解他们所处的地方^[66]。再者，参与者的视觉生产下的影像不仅引发了信息，参与者在视觉实践中亦是处于局内人的位置^[67]和置身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并可呈现研究对象在访谈中可能会掩盖和隐藏的情感体验^[68]，这无疑也将透露研究对象如何观看他们所置身的环境和之于他们具有显著意义的元素。因而，这种通过让研究对象进行视觉实践，研究者进而对影像辅以进一步的访谈或对影像进行视觉材料分析的视觉分析方法，使特殊主体的视角、态度、感知和情绪都得到了人文地理学者更为深入的探讨和考虑，也呈现了不同群体和不同地方之间丰富的人地关系和空间叙事。此外，鉴于视觉技术和体裁多样性，参与者的视觉实践也不限于常用的自我摄影（auto-photography/self-directed photography），照片故事指南^[69]、手绘^[67]、照片调查^[70]和参与式摄像^[63]等方法也得到了学者的应用。

此外，亦有学者将研究对象生产影像的过程视为一项社会行为和展演，研究对象捕捉和展现其生活图像的过程实质也是其生产和建构其地理知识的过程，有利于研究者发现其日常生活的社会行为和特定的空间实践意义^{[71, 72]}。

Geogry的著名论述“地理想象”亦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其不仅认为在地理学科中视觉相较于其他感觉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其亦引用Martin Jay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的概念，认为西方对东方的观看过程和教学研究中东方的呈现实质上建构了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力体系的主体认知和视觉性的实践和认识系统^[73-75]，照片等图像即以视觉形式将事实储存和传播、整理和概念化和重构和转化成殖民凝视下虚构的情境和地方与认同的隐喻，成为殖民主义的工具^[44]。如Caprotti的研究发现，1930年代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治下Carmine Gallone于彭丁沼泽地拍摄的豪华规模电影《女人与海》及其新闻宣传，不仅反映了彭丁沼泽地开垦项目的内部殖民性质，电影视觉画面希望把罗马帝国征服非洲的胜利与法西斯的意志直接联系在一起，体现其强大的势力和殖民非洲的意图^[76]。Besio则从旅游照片的角度关注，认为受东方主义话语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不少西方游客并不认可生活水平已有提高但生活方式非世俗化的北巴基斯坦的旅游地具备现代性^[77]。

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权社会中男性亦主导着观看的行为，在电影等影像中，女人的形象往往成为供男性观看的素材，成为被观看的第二性，视觉表征诱发窥视和恋物癖，满足男性对此的视觉愉悦，也成为男性建构主体和压制女性的手段^[78]。相似于性别间的观看权力体系，观看种族和阶级等范畴亦是主体对观看对象物树立等级的权威和权力的压制的过程。如温哥华警务部门通过制造纪录电影中生产黑人妇女的负面刻板形象，进而以此性别、阶级和种族的标识对其进行道德凝视并对管辖的空间以规训^[79]。而在Kinsman的著名研究中，黑人女性摄影师Pollard通过其在已被建构为白人空间的英国乡间的自拍照表达作为他者在此空间上忧虑不安和缺乏归属感的感受^[80]。

因而，视觉表述地理景观和文化形象是迎合强者的文化心理和塑造空间的文化规范权威的重要方式，在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关系下，特定社会群体面对他者亦需要通过凝视和不平等的观看方式来建构主客关系和实施他者化的进程。此外，涉及视觉的权力议题还包括社会公正^[81]、基于国土安全的监视政治^{[82, 83]}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宣示等^[84]。

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观看和处理影像也是一自我反思和建立起特定的表征系统和塑造身份标识的过程。在宏观区域国家层面，各式影像的表征与展示形式，是集体选择性表述空间的关键特征的重要手段，能通过想象与空间的关系创造出一种能引发各种联系与区别他者的文化形象^[85-87]，使得图像化的自然和民族景观构筑出整个民族国家为各普通公民可见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88]的视觉图景，并塑造地方的、平和的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在另一层面上，个人或群体如何于中微空间中使用和操纵视觉设计或在空间中的视觉化实践也是赋予空间意义和刻下自身身份标识的进程。如英国南亚移民“家”空间中具有族群特色的丰富照片、绘画和图像等视觉布置即透露和隐喻着移民与过去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的回忆与连结^[89]，其于共同的景观、故事和社会历史在视觉展示中产生共鸣，感受和指明出他们的特殊身份^[90]。地方、认同和视觉艺术往往也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联系，Mackenzie发现，英属哈里斯岛原住民的哈里斯挂毯的艺术实践实质是原住民将过去和现在的在地故事诠释成视觉文化元素和形式的过程，并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视觉化和建构美学的空间，表现出对开发部门政治权力的抗拒和对地方的再想象和再定义，重构和重申原住民基于特定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91]。而Bain从对女性视觉艺术家的工作室的研究中发现，艺术工作室这一空间的设计和布置也是象征和建构女性视觉艺术家的特殊身份的重要形式^[92]。

各种视觉媒介往往是一地方对外展现自身地理特点的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同时，关于地方图片影像的形成又根植于地方独特的集体记忆、历史事件和物质景观在话语之下的转移和设计转换，地方意象是社会的产物和地方意义的特定表征结果。另一方面，在当前兴盛的符号经济之下，选择和建构出具有特殊的地方性和地方意义的影像和视觉文化符号为吸引受众的重要方式。如Mackenzie对视觉艺术的社会生产研究发现，苏格兰艺术家Taylor S J的公共艺术实践不仅是对地方历史和当前的社会抗争的可视化，同时也是对全球化侵入地方的抵制和新建地方的叙事^[93]。而Youngs对Curt Teich公司关于大峡谷国家公园主题的259张明信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其对特定主题选择性和重复地营造，并通过颜色润色的印刷技术对特定的观看视角创造和编辑，以包装和定位优美、野性和宏大的自然景观^[94]，此外，视觉表征也倾向于建构与旅游者日常生活路径截然相异的神秘化的异域自然风光^[95]。而在Jokelad对赫尔辛基旅游图片对于芬兰地方表象的塑造的分析中，图片意义主要集中于对于特定景观元素的选择性建构，灵活地使用文化标识展现现代和独立的国家形象，并通过具体的人物强化景观为人所依附的意义^[96]。视觉表征成为官方话语和社会团体通过特定的概念营造地方迎合旅游者需求，进行地方营销和构筑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难以忽视的是，特定主体对于视觉物质的使用，摆设或是设计也是建构诸如“家”、艺术工作室和时尚商场等特殊空间的重要实践^{[56, 97, 98]}。

诚如影像可作为地方意义建构的载体，让研究对象进行影像生产的视觉分析方法即可发现研究对象“观看到的世界”和研究者无法表征之处。通过给予移民、儿童、流浪者和同性恋者等少数或弱势群体摄影和影像器材^{[29, 67, 68, 99]}，从他们的图像内容和符号以及进一步访谈中了解到各特定群体的空间活动、特殊的生活经验和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的构成以及对地方意义的感知，透视特定地方之中“人”的社会维度、建构和实践。

Pink认为，视觉事物或与感官体验具有一种特殊的联系^[100]。视觉图像与物质往往为传递与表达感觉、情感和情绪状态信息的重要渠道，基于视觉来研究日常生活实践、距离、身体行动和疾病等触发的情感体验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家庭照片作为可唤起强烈情绪的物质载体，有关其一系列空间实践可促进家庭的凝聚性^[101]，透过照片的记录也可研究维系家庭联系和互动的家庭休闲环境^[102]。Longhurst着眼于视频聊天工具Skype对于新西兰汉密尔顿地区母亲与孩子的情感和熟悉感联系，此新的视觉沟通方式为母亲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孩子和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方式，对母性的展演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缩短了两者的物理和情感距离^[103]。而Tolia-Kelly通过让跨国移民手绘的方式，关注到了移民在受排斥的道德地理影响下对于特定景观的恐惧和不安的情感体验^[104]。Nayak则从非表征的角度使用视觉民族志的方法探讨英国郊区多种族社区中种族主义涂鸦的街头实践对种族情感政治的建构^[105]。

视觉的分析方法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也应用于了解HIV/AIDS病区病人情感和体验的反应，并结合病人的日志记录挖掘更深的情感信息^[106]，也可赋权贫困、公共卫生恶劣和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下的乌干达妇女展现其生活世界与其身处的社会关系，以及发出自己的声音^[107]。此外，相关方法应用还追踪到了贫困人群和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情感压抑、适应和心理恢复等问题^{[69, 108, 109]}，乃至研究人地互动下的地方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110]。

西方人文地理学者还善用视觉研究于环境议题^{[111, 112]}、乡村地理^[113]、城市发展及意义塑造^{[6, 114]}、城市公共艺术^[115]、艺术与绅士化^[116]、城市建成环境和建筑设计^[117]等众多方面，并涉入了建筑地理学^{[118, 119]}和日常流动性实践^{[120, 121]}等新兴议题的研究。

视觉作为感知空间和建构与传播地理知识的重要感官，自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来即受到西方学界一定的重视。人文地理学的目光不是停留于实体空间或景观的视觉属性，也不是仅用以辅助研究成果的描述和形象化表达，而是深入于人们观看和影响人们观看空间方式的社会范畴，并以视觉的文化实践发掘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了解更具意义的社会文化行为，渗入到了广泛的地理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了人文地理学学科的一项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图 1）。各地影像不仅可作为以完成、固定的形式呈现的表征产物，也可以是动态、稍纵即逝和展演的文化过程^[122]，对于视觉的非物质和物质的特殊属性，Roberts引入了德里达的幽灵学（hauntology）的方法，呼吁更好地审视地理影像既是物质亦是非物质，既是实体也是虚体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异质和多元状态^[123]。而这也无疑意味着视觉地理蕴含着丰富与灵活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研究尺度，不仅可关注国际关系环境和国家民族层面的文化建构，也越来越多注重到了日常生活实践和人地切实的情感联系。再者，视觉产品不仅是绘画、照片、广告和电影等传统范畴，流行视觉文化如连环画^[124]、动漫^[125]和电子游戏^[126]以及装置艺术^[127]等视觉艺术形式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地理可视化途径^[128]都得到了人文地理学者的批判研究和关注，研究议题非常广泛，且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只是提供了创新而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视觉技术的改变历程其实也在改变着人类观看与想象世界的方式和空间体验^{[38, 129]}，视觉影像的电子化和数码化也正在冲击传统上为特定群体所主导的静态视觉产物，催生新的社会文化构建^[130]。

图 1(Fig. 1)

图 1 人文地理学中“视觉”的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Visual in Human Geography

视觉较于语言传递信息有其截然不同的方式，对于影像的解译实质上要求着面向视觉材料分析的独特方法。国外学者使用符号图像法、精神分析法、展演和非表征等理论工具，已有效地发掘了图像中所塑造的空间和空间的视觉形式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逻辑，不同主体的多种空间实践，也见证了视觉物质在空间展演和流动的符号意义和视觉实践与情感的紧密联系。不仅是关注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直接予以被研究的弱势群体能动性的视觉实践也表现出了充分的人文和道德关怀。再者，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一跨学科领域，人文地理学的视觉研究不仅是地理学和视觉艺术跨领域互动的重要成果^[131]，也受到现象学、符号学、图像美学、电影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多种学科和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启示，具备应有的理论厚度和哲学储备。

然而，在国外人文地理学对于“视觉”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健全的理论体系的背景之下，国内的地理学者对于视觉的地理过程无疑还缺乏应有的敏感度，相关案例仍然非常缺乏。除了邵陪仁等传媒学者从媒介地理或电影地理的角度涉及到视觉媒介中的景观和景象^{[132, 133]}，以及旅游研究和旅游地理学者对“旅游凝视”这一重要的旅游概念予以重视外^[134-136]，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对于视觉与空间的关系的探讨较为鲜有，仅散见于关于地方旅游广告^[137]、广州上下九互联网营销照片^[138]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探讨分析^[139]，以及通过“游客使用图片”（VEP）的方法研究白云山的旅游地地方依恋^[140]。事实上，现时中国城市的各种视觉艺术不仅展现和转移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互动，也在参与着城市社会空间关系的重构和城市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尺度下的再概念化和营造进程^[141]。不仅是城市视觉艺术，深受中国的历史文化沉淀和社会政治脉络影响的一系列国家和地方的视觉艺术、影像、流行视觉文化、政治宣传广告乃至炫丽的都市景观，无疑都为更能把握空间关系和空间想象的中国人文地理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素材。再者，记录着时代变迁的照片不仅隐含着快速的体制转型下的社会建构过程，人们对于特定空间照片和视觉装饰的摆设和布置以及日常对于视觉媒体的操纵使用都可呈现出不同主体深刻的空间实践和展演意义，关注弱势群体的表征和人地关系的视觉分析方法也将可为研究国内移民、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情感和空间的联结与对社会空间的理解提供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