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国家空间重构（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这一过程在西欧尤为明显，表现为世界城市的兴起、新一轮区域化实践、国家权力下放等交织的社会经济过程。在西欧以外，相似的重构过程也在发生，如加拿大的大都市区化^[1]、日本的权力下放和市场化^[2]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特区的设立、分税制改革、战略区域规划的实行等，我国的国家空间也发生了剧烈重构。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既同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相联系，又由一系列非经济因素驱动；既表现为领域的重构，又表现为尺度、地方等多重空间维度的重构；在各国之间既有相似性，又存在更多地方和历史上特定的方向和路径。为把握这一多元的、不稳定的重构过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动因、手段、表现等进行探讨，如关注制度因素^[3]、关注尺度间关系^[4]、关注联系网络^[5]等。不过，在对国家空间重构的分析中，一些研究并未重视国家的作用^[6]，而另一些虽承认国家的重要性和主动性，但对国家调节空间重构过程的模式和手段等缺乏更为系统的探讨。与此相对，Brenner所发展的“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 NSS）理论系统分析了作为“过程”的国家空间重构，并认为其趋势和结果都源于国家的选择，同时强调国家的多尺度性、空间重构的路径依赖性等，这些都为全球化、城市和区域治理、行政结构重组等研究主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本文将在简要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新国家空间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以期为国家空间重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推动人文地理学基于社会—空间辩证统一视角的国家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是一个关键主题，它从不同视角被加以理解，如阶级统治、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7]、制度和功能^[8]等等。在这些观点中，国家领域通常被看作国家概念的一个关键要素，即国家通常都由一定的领域所包含。尽管如此，传统理论对领域和空间的探讨仍是不充分的，领域通常仅被看作国家的一个给定的、固定的构成要素或必要条件^[9]而非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空间更容易被看作封闭的“容器”，它将社会关系包含在内并同外部相隔离，其重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这一理解集中体现于“国家中心主义”认识论中。随着17世纪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国家的主权平等和领域性等原则被确立起来，这使得国家在其领域内成为最强大的权力中心^[10]。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1]。在这些实践背景下，国家作为固定主权空间、国内与国外的对立、国家相对于社会的优先性等被反复强调，这类认识被Agnew称为“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12]。而Brenner则进一步总结为空间崇拜（spatial fetishism，即将国家空间看作静态的、无变化的）、方法论的领域主义（methodological territorialism，即将国家空间简化为领域维度并强调其固定性）和方法论的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即强调国家尺度的首要性）^[13]。这一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中，进而使其难以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明显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西欧福特—凯恩斯主义也面临危机，同时，随着超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的崛起，国家尺度的首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如Castells认为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社会活动开始逐渐摆脱领域的限制，即地方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流动空间所取代^[14]。又如Meyer等强调“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形成和强化，这使得对社会生活的讨论常常在全球而非国家或地方框架下进行^[15]。

尽管这些观点已不再强调国家的首要性，但其中仍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虽摆脱了国家主义的束缚，但仍是空间崇拜和领域主义的，因而空间仍被看作仅由固定的领域所构成的静态容器，另一种则将国家领域性的削弱和消亡看作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而忽视了国家的主动性和国家空间发生重构而非解构的可能^[11]。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空间已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但其中一些观点仍将其视为固定的、给定的、领域的，或反之强调国家空间受到侵蚀，因而仍难以准确把握动态的、多维的、积极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

不同于以上观点，Brenner指出国家空间并非只是被“填充”的、预先给定的容器，相反，它是通过不同领域和尺度上的管制策略和社会政治斗争而发生持续重构，并体现为地方和历史上特定的演变趋势，换言之，国家空间应被看作一个过程^[16]。这一国家空间过程（state spatial process）首先表现为国家空间构造的多元性，如国家机构的尺度分化、国家政策的空间效应等，其次表现为国家在资本、权力等因素的驱使下对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的运用，最后表现为国家空间分层的、路径依赖的重构^[16]。总之，新国家空间理论已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研究，它将国家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并承认其动态性、多维度特征以及国家的主动性。因此，新国家空间理论赋予了国家空间更为丰富的内涵，进而为国家空间重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新国家空间理论吸收了大量人文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中关于国家、空间、尺度、全球化等研究对象的概念和理论，如尺度重组（rescaling）、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策略—关系国家理论（strategic-relational state theory, SRST）、空间选择性等，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用于解释国家空间重构的复杂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可归为以下三类：① 关注国家空间的社会建构和多维重构；② 关注国家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因；③ 关注国家空间重构的手段——国家空间选择性的作用及其演变。关键概念及相互间关系如图 1所示，这些概念将在下文进行阐释。

图 1(Fig. 1)

图 1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 Fig.1 Core Concepts of the Framework of ''New State Space'' 资料来源：根据Brenner（2004）整理。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重构的“地理描述”^[17]，它将国家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受空间生产理论^[18]的影响，新国家空间理论强调国家空间的社会建构，即将其看作经由资本积累、管制重构、社会政治斗争等一系列社会过程而发生持续、多维度重构的社会关系的舞台、工具和结果。例如，国家通常运用空间规划重塑空间，并以此引导资本流向，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具体的空间政策作用于空间，另一方面空间的重构也影响了资本循环等社会过程。正由于这一辩证的社会—空间关系的存在，国家空间重构、国家的空间选择等问题才具备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研究价值。

基于这一视角，“国家空间”应被更准确地表述为“国家空间性”（state spatiality），后者强调空间同社会的不可分离^[19]，并包含物理空间以外的一系列社会状况或实践。从结构上看，国家空间性可以区分为狭义的国家空间（state space in the narrow sense）、完整意义的国家空间（state space in the integral sense）^[13]和表征意义的国家空间（state space in the representational sense）^[9]①。其中，狭义的国家空间强调国家机构本身在空间上的组织形式，如边界性、尺度分化等；完整意义的国家空间则涉及国家以外的社会关系及其在空间中的分化，如国家的空间政策、国家政策的空间效应等；表征意义的国家空间则转向认识论，强调人们对各种“空间想象”（spatial imaginaries）的建构以及与之伴随的话语和表征实践等。

不同于领域主义，新国家空间理论强调国家空间的多元性和多尺度性，即关注领域以外的多重空间维度，并尤其强调国家管制和社会政治斗争在尺度上的分化。因此，不仅国家空间是社会建构的，领域、边界、尺度等维度也处于动态、持续的演进中。相应地，国家空间重构可被分解为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指国家领域性的内涵、组织和功能的重构）、再边界化（rebordering，指国家边界在新的地理政治秩序中的重构）和尺度重组（指国家尺度首要性的降低和多尺度的制度层级的形成）^[13]等相互交织的空间过程。

其中，尺度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分析思路^[20]，这同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是紧密相关的。基于尺度观点，国家并非仅存在于国家（national）尺度^[12]，而是形成特定的尺度构造^[13]，因此城市、区域甚至超国家的特定管制机构也应被看作国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尺度本身也处于“持续的废弃和再造”^[21]中，这一过程在现实中通常表现为管制和积累活动从国家尺度向超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的转移^[22]，如跨国组织的兴起、政府的权力下放、世界城市的兴起等。在此基础上，Brenner尤其关注城市尺度与国家尺度重构之间的关联性^[23]，进而强调从次国家尺度分析国家的空间重构。总之，新国家空间理论具备较强的“尺度敏感性”，这为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新国家空间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强调积累、管制等抽象的结构性矛盾^[24]。其中，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跨国经济组织的兴起等，原有的资本循环模式发生剧烈变动，它在空间上表现为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域化两个交织的趋势^[11]：一方面，随着“流动空间”的逐渐显现，资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有领域的束缚而在全球快速流动，这使得领域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甚至消亡；另一方面，资本并未完全脱离领域，它须通过相对固定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设施、产业聚集区等）的生产而重新附着于地方以展开新一轮循环。这一辩证的过程深刻重构了国家空间，尤其表现为世界城市、都市连绵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等次国家空间的崛起^[25]。因此，在新一轮全球重构中，空间越来越成为支撑资本循环的关键要素，这反过来导致了国家空间本身的多尺度重构。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国家管制模式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变动。在西欧凯恩斯主义时期，地方政府被层层嵌套进由中央政府所主导的国家管辖体系中^[26]，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福利负担的加重、工业城市的衰退等，国家开始逐渐抛弃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模式，而由地方政府开展自下而上的振兴地方经济的策略^[16]。尤其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权力下放、放松规制、公私合作等实践更为强烈地重构了国家行政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方式，进而推动了尺度重组等空间重构过程的展开。

国家空间重构并非只由客观结构性因素所驱动，相反，阶级、政治联盟等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同样扮演关键角色，而新的国家空间构造也反过来塑造了领域联盟、社会政治动员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是交互或协商的场所^[27]，它的重构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紧密交织。尤其是在表征意义的国家空间中，行动者通过表征和话语策略^[9]塑造或重塑国家空间的斗争更为明显。不过，尽管Brenner反复强调“多种社会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动员国家机构的斗争”^[13]，但他并未重点分析各种非国家行动者影响国家的具体过程，而是关注作为全球重构的“必要的地理舞台和行动者”的国家在其影响下所采取的管制策略，即对国家空间选择性的运用。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主要由Jessop发展起来，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国家并非作为理想中的集体资本家或工具服务于资本循环，相反，它在制度上同资本循环是相分离或特殊化的。因此，应将国家置于社会中进行分析并将其看作一种社会关系和自身无法行使权力的制度集合，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并非给定的、功能上一致的，因而它须通过国家项目^③（state projects）实现功能上的一致性即形成国家效应（state effects）^[28]。与此同时，作为各种社会力量间进行斗争的不平衡的竞技场，国家可能偏向于某些行动者^[29]，即具备赋予特定社会力量、利益和行动者优先性的“策略选择性”（strategic selectivity）^[28]。在同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互动中，这一策略选择性表现在两方面（图 2）。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积累策略（accumulation strategies）的调整维持着资本循环，积累策略指特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相应的超经济条件和实现策略，它需将不同的资本循环部分置于某一部分的领导权^④（hegemony）之下才能取得成功，同时也需考虑主导阶层和从属阶层之间的平衡并应尤其关注主导阶层的支持^[28]。另一方面，同积累策略相对应，国家也在通过对领导权项目（hegemonic projects）的运用调整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中的权力关系，而领导权项目的成功则在于将从属社会力量特定利益的实现同促进主导阶层长期利益的“民族—大众”计划的实行相联系^[28]，即将主导和从属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进而平衡不同的社会力量并取得社会的普遍支持。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Fig. 2)

图 2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 Fig.2 Basic Framework of Strategic-relational State Theory 资料来源：根据Jessop（1990）、Brenner（2004）等文献整理。

在对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评述中，Brenner将国家内外的政治策略统称为“国家策略”（state strategies）^[13]，尽管Jessop较少提及这一概念，但它同国家的“策略选择性”是基本一致的。更进一步地，Brenner将针对资本循环和公民社会的政治策略特称为“国家策略”^⑤，由此形成了“国家项目”和“国家策略”这一对核心概念。二者的关系及其在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的角色如图 2所示，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从对象上看，国家项目针对的是国家自身的组织结构，即国家形式，而国家策略则主要针对资本循环或公民社会，即“动员国家机构进行特定形式的社会经济干预”^[13]；从结果上看，国家项目将国家形式（结构）上的一致性转变为功能上的一致性即产生国家效应，而国家策略则在对资本循环和公民社会的调节中产生特定的积累策略或领导权项目。

尽管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国家及其调节活动的理论框架，但它“对空间不够敏感” ^[30]，因此Jones基于“策略选择性”提出了“空间选择性”的概念，它将“地方”嵌入国家的策略选择中，强调国家对特定地方优先性的赋予^[30]。在此基础上，Brenner进一步对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进行“空间化”。同国家形式类似，Brenner首先将国家看作空间上分化的、缺乏一致性的制度实体，即“国家空间形式”（state spatial form）；而为在空间上实现功能的整合，国家须通过同国家项目类似的“国家空间项目”（state spatial projects）对不同尺度和领域上的国家机构和活动等进行调节；与此相对，在对空间中的资本积累和社会斗争等活动进行干预时，国家则须通过同国家策略类似的“国家空间策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进行^[13]。在这里，Brenner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关键对象、概念等大量嫁接到地理学中，不仅关注国家机构、资本循环、社会斗争的地理维度，并且也在此基础上将国家项目和国家策略这一对关键概念发展为对应的空间化概念。由此，国家项目从关注国家机构的整合转移到关注不同空间单元中国家机构的整合（如通过去中心化策略对不同尺度上的国家机构间关系进行调整），国家策略也从关注资本循环和社会斗争的一般过程转移到关注它们的空间过程，尤其是对资本循环和社会斗争中不同尺度和领域优先性的赋予（如通过空间规划赋予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先性）。总之，对这一理论的空间化使空间重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关注点的转移，该过程也可能存在潜在缺陷（如原理论中的“领导权项目”逐渐被忽视）。

在将“空间”嵌入国家项目和国家策略这一对概念之后，Brenner又进一步将策略选择性的“空间分化”分解为尺度分化和领域分化两个方面^[13]，由此，国家空间项目和国家空间策略分别同尺度和领域维度相组合形成国家空间选择性演进的四对基本要素：中心化和去中心化（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ation）、统一性和定制化（uniformity vs.customization）、单一性和多样性（singularity vs. multiplicity）、平等化和集中化（equalization vs. concentration）。国家空间选择性则在这四对要素中持续、双向变动（图 3）。

图 3(Fig. 3)

图 3 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演变轨迹 Fig.3 Evolutionary Orbit of 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 资料来源：Brenner（2004），有修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各国的空间选择性在总体上呈现去中心化、多样性、定制化和集中化的趋势，这在西欧尤为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空间凯恩斯主义（spatial Keynesianism）^[13]中，管制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都集中于国家尺度，而行政结构和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等在领域上也相对一致、均衡。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凯恩斯主义危机，国家的均衡分配政策开始紧缩，地方政府则通过内生性增长^[16]等策略自下而上地参与竞争、振兴地方经济。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西欧城市企业家主义开始兴起，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定制化的、基于地方的城市区位政策等，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关键角色，而中央政府也将关注点转移至最具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城市区域。不过，恶性竞争、发展差距加大等又引发了“危机管理的危机”（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31]，进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的复兴。

尽管这一轨迹具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但它仅仅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概略性描述，无论从历史还是地方维度上来看，国家空间重构都只是一系列不同朝向的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的松散集合，是一个充满活力、变数和斗争的过程^[6]。因此，在分析中应避免将抽象的概念直接套用到具体的趋势中^[32]，而应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社会政治斗争、制度多样性以及随之产生的各异的重构轨迹。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对原有国家空间构造的敏感性^[20]。由于原有的空间构造存在“惰性”^[33]，新构造的产生必将受到原有利益关系、制度安排的制约，因此国家空间重构并非彻底的、一次性的，而是通过分层的（layering）^[34]过程将新的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叠加在原有的国家空间组织形态之上^[13]。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国家空间构造既为分层的重构策略提供了对象和平台，同时也可能限制这一策略的推行，甚至使其面临失败的风险，因此，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的推行更多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这一持续的分层重构使得国家空间构造在路径依赖中动态演进，并由于分层策略在不同尺度和领域上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效果而形成“马赛克”式的制度形态。

图 4总结了国家空间重构的一般过程，包含：① 在资本循环、管制重构和社会斗争的影响下，国家通过调整空间选择性重构国家空间，以此应对上述问题；② 国家空间选择性在四对演变趋势中摇摆，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方呈现不同的特征；③ 在特定演变趋势中，产生了一系列分层的管制活动，它们同国家空间相互作用，既可能成功嵌入其中，也可能受到限制甚至抵制；④ 通过持续的分层管制实践以及多重动因的直接影响，原有国家空间被路径依赖地重塑并产生新国家空间，进而反作用于以上社会经济过程；⑤ 随着外部条件的持续变动，新国家空间也开始趋于不稳定，从而促使国家通过调整空间选择性开展新一轮重构。

图 4(Fig. 4)

图 4 国家空间重构的一般过程 Fig.4 General Process of 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 资料来源：根据Brenner（2004）整理。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描述，它吸收了大量人文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并关注城市治理、资本循环等多种相互交织的过程。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个庞杂的理论集合，相反，其核心关注点仍在于国家空间在多种社会经济动因以及特定国家空间选择性的作用之下所开展的尺度和领域分化的、路径依赖的重构过程。具体来看，其理论优势主要在于：① 承认国家空间的社会建构和过程性，并从不同视角（尤其是尺度视角）理解国家空间；② 强调国家在空间重构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国家空间选择性的运用；③ 关注对重构中的管制危机、社会斗争等矛盾的分析^[6]；④ 将国家空间重构理解为分层和路径依赖的、历史和地方上特定的演变过程。尽管如此，新国家空间理论仍存在一定不足，下文将重点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简要分析和评价。

尽管承认国家空间重构的冲突性，但新国家空间理论更关注结构性矛盾^[24]而非行动者的具体斗争。换言之，积累策略被置于优先地位，而领导权项目则逐渐被忽视^[35]。在国家空间策略的分析中，尽管Brenner同时提到“积累策略”和“领导权项目”^[13]，但他随后却泛泛地使用“社会经济活动”^[13]一词指代这些过程；而在对西欧的实证研究中，这些“社会经济活动”则已直接被理解为地方间竞争、区域化等积累和管制活动。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新国家空间理论仍强调非国家行动者对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塑造，因此它并非忽视非国家行动者，而是对其参与并影响空间重构的具体过程缺乏详细探讨。

这一缺陷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相比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行动者在新国家空间理论中的弱化使得国家空间选择性容易被看作国家本身所主观推动的^[35]，而非在社会力量影响下形成的，尽管Brenner反复强调这一点。其次，社会行动者在地方政治中对地方空间的塑造是非常明显的，而由于新国家空间理论主要关注一般结构性因素，因此它不适合解释地方上特定的演变趋势和驱动力^[24]，尽管它承认并强调空间重构的地方间差异。

对社会行动者分析的不足成为新国家空间理论最明显的缺陷并受到广泛批评，如Andersen指出新国家空间理论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但“这是一个没有有血有肉的人的系统” ^[36]；Varró则认为应对其进行“再政治化”（repoliticise），即摆脱经济结构优先性而强调行动者的空间政治实践以及其中复杂的权力结构^[37]。与此同时，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对新国家空间理论进行补充，如融入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20]、强调为特定国家空间提供社会基础的领导权项目^[35]等。总之，对政治行动者的具体分析可以看作新国家空间理论中缺失的一环，通过补充，该理论将对国家空间选择性和国家空间重构的地方特定性等具备更好的解释力。

尽管新国家空间理论强调多重空间维度，但它更多地关注尺度和领域，而对网络等其它维度缺乏深入探讨。尺度和领域分别代表国家空间的纵向和横向分化，这为国家空间重构提供了一个形象的分析思路，如对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的尺度和领域划分。同时，尺度和领域本身的重构也是相互交织的^{[23, 38]}并构成国家空间重构的不同方面。除此之外，尽管Brenner也探讨过尺度和网络的关系^[21]并提到过城市间网络^[13]，但总体来看，他对尺度和领域以外的空间维度的探讨仍是相对不充分的。

因此，对国家空间的理解应从网络、地方等更广泛的维度进行，并强调不同维度间的互动。网络常常同行动者或地方之间的互动相联系，它并非仅仅是横向的^[39]，而是穿越不同的尺度和领域而形成不均衡的、多层的格局^[40]，对这一概念的强调一方面有利于摆脱简单的纵向—横向的视角而强调国家空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行动者的政治策略。地方在人文地理学中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它既指物理的地点，又被理解为社会建构的过程等等，这使得地方政治存在多元的表现，如控制地方的政治、地方中的政治、建构地方的政治等^[41]。因此，强调国家空间重构中地方的作用，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行动者之间多样的政治斗争及其复杂的空间后果。此外，Jessop等提出了强调社会空间多元性的“TPSN框架”^[42]，它将领域、地方、尺度和网络看作相互建构的空间过程并形成16对组合要素^⑥。这一框架可被用于分析作为整体的空间构造的演变，以及涉及多个维度的社会政治斗争等。总之，对多重维度的强调是新国家空间理论的重要优势，但这一分析视角仍需得到进一步补充。

尽管Brenner强调新国家空间在不同国家有先后、形式之别^[13]，但它他并未详细考察西欧（和北美[43）]以外的空间重构。因此，对于该理论所描述的趋势是否普遍存在、其表现形式如何、同西欧有何差异等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一方面，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世界多地都出现了相似的重构趋势。如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于2000年以来通过多次财政改革推行去中心化策略^[44]。又如1993年以后，南非也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尺度重组策略，包括责任下放、公私合作等^[45]。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实现领域集中化，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财政关系的改革^[46]，城市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本地发展自主权^[24]。另一方面，西欧以外的国家空间重构趋势仍是多样的，因而新国家空间理论的适用性仍值得探讨。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空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区域劳动分工^[24]的，而非基于空间凯恩斯主义的地区平衡。又如Sonn通过对韩国卢武铉总统的话语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国家有可能抵制权力下放^[47]，而非被动地失去权力或主动地下放权力，这一结论不仅表明韩国的空间重构同西欧存在差异，甚至还直接质疑了分权化趋势的必然性。

总之，新国家空间理论是“理想形态的（ideal-typical）、探索式的”^[48]理论模型，因此一方面需要大量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在运用这一框架时也应根据特定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其进行修正。

尽管新国家空间理论对非国家行动者、多重空间维度等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但它并未忽视行动者的作用、空间重构的多维性等，相反，由于这一理论建立在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二三十年来空间重构研究的批判和吸收的基础上，因而它更为注重视角和方法的综合性和系统性，这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空间重构的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或至少是启发性的研究思路。从国内来看，这一理论可应用到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中。

（1）全球化研究。一方面，新国家空间理论涉及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等直接针对全球化而发展的概念，这有助于深入认识全球化过程本身，并用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转移、全球城市的兴起等现象。另一方面，新国家空间理论强调国家为应对全球化而运用的空间选择性及其空间效应，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等城市区域的建立和培育。不过，在这一分析中，也应避免过于强调全球化而忽视地方间的过度竞争、土地资源的浪费、环境破坏等^[17]其它影响空间选择的因素。

（2）城市和区域治理研究。新国家空间理论从次国家尺度出发研究国家的空间重构问题，因此城市和区域治理问题成为其典型的应用领域。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几经调整，从以均衡与国防安全为主过渡到改革开放后以强调效率与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25, 49]}，再到2000年以后以区域协调为特征^[24]。这一轨迹正反映了国家在工业建设、全球竞争、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持续调整。此外，新国家空间理论不仅限于解释宏观的演变趋势，同时由于它也强调尺度、分层等视角，因此同样可以被用来分析特定的城市和区域治理问题，例如针对特定城市的前后多个管制项目和策略之间的冲突和衔接。

（3）行政结构重组研究。国家行政结构通常是层级式的，同时特定行政组织也常常同一定的管辖单元相联系，因此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化。这使得行政结构重组常表现为空间的重构，如尺度上权力的下放和上收、领域上行政边界的柔性化或重划等。而新国家空间理论对尺度的和领域的强调正为此提供了分析工具，如基于尺度视角，省直管县改革可以理解为典型的尺度重组过程，即由省—市—县转变为省—县的尺度结构，而通过分析不同尺度的政府（中央政府、省政府、县级政府、地级市政府）的意图和作用^[6]，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其中的矛盾与出路。同时，若结合资本循环等多重动因、国家空间项目、路径依赖等概念或命题，则可以更为全面、系统地描述并解释特定的行政结构重组现象。

注释：

① “表征意义的国家空间”见于Brenner（2003），但Brenner（2004）在其新国家空间理论框架中并未直接涉及国家空间这一维度。

② 在国内文献中，“actor”一词也常被译为“行为体”，这较为准确地体现了国家等组织的复合性和内部结构化特征，不过，本文所涉及的“actor”相对较为微观，因此译为“行动者”更为恰当。此外，国内当前有关空间重构、尺度重组、再领域化等主题的文献也大多使用“行动者”一词。

③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的“state projects”一词常被译为“国家规划”或“国家计划”，但“规划”或“计划”很容易同地理学中的城市或区域规划（planning）等概念相混淆，而“state projects”通常指更为广泛的政治策略或实践，故本文译为较为一般的“国家项目”。

④ 这个意义上的“hegemony”也常被译为“霸权”，如“文化霸权”，但考虑到“霸权”仍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而“领导权”则能表达不同社会团体发自内心地接受、支持这一含义，更为接近“hegemonic projects”的本意，故本文译为“领导权”。

⑤ 为避免混淆，可将针对资本循环和市民社会的政治策略理解为“狭义的国家策略”，而将包含国家项目和狭义国家策略的政治策略理解为“广义的国家策略”。

⑥ 如地方受网络影响表现为全球城市网络、多核心城市等，地方受领域影响表现为给定领域内的不同地方等，具体可参见Jessop等（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