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的发展会给位于穷乡僻壤的乡村社区带来巨大变化，背包旅游因其深度的主客交往关系往往会给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区带来更深刻的变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旅游带给乡村社区的单向影响，而对乡村社区在应对旅游各种变化条件下的响应或调适研究不足；对旅游对乡村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较为偏重，对社区空间变化影响的研究欠缺；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感知和社区参与的研究较多，对乡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管理应对研究略少。在这种研究格局下，本文从旅游凝视理论出发，一方面关心背包旅游者对欠发达地区旅游目的地的具体凝视内容，另一方面关切应对这些凝视，目的地乡村社区所采取的调适机制及其空间响应，并试图从旅游者凝视和社区调适两种视角出发，提出旅游目的地发展管理的可能途径。

旅游凝视最早由厄里于1990年提出，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一种观照，隐含旅游者强加于旅游目地的及其居民之上的一种权力主张。已有凝视理论的主流研究或迷恋于将其理解为一元或多元主体的视觉体验，或者倾心于从福柯所赋予的权力关系角度，对这一概念作出探讨^[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旅游者的具身性行为（embodied behavior），国外开始出现把以视觉为中心的单一感官研究转向身体或多感官的研究^[2-8]。而国内已有基于旅游凝视的经验研究仍以游客的摄影行为和景观凝视为主要分析内容^[9-12]，并未突破视觉体验这一单一视角的研究维度。本文的研究目标首先意在突围视觉感官的一元研究视角，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多重感官凝视的维度及其具体内容。

《旅游凝视3.0》 ^[13]一书的合作者Larson曾强调，已有的旅游凝视研究大多聚焦在西方旅游者，具有某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倾向，而今后必须多关注非西方旅游者的凝视研究，因为他们可能具有不一样的凝视方式^[6]。魏雷等^[14]对主客体互视下的泸沽湖真实性建构做出了细致论述，但泸沽湖的大众观光旅游者和背包徒步旅游者的凝视内容和方式是否存在区别？因此本文进一步聚焦中国背包旅游者的凝视，希冀能在中国本土化的旅游凝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背包旅游者在中国俗称背包客或“驴友”，是预算节约、行程弹性、活动参与度高的自助旅行者，喜好徒步等户外旅行方式^[15]；他们注重“沉浸于”当地文化，因而是和目的地社区具有深层主客关系的旅游者^[16]。最初主客之间“互视”或“对视”（mutual gaze）的研究源于以色列背包旅游者和印度东道主之间的相互审视和力量抗衡：Maoz^[17]第一次指出东道主具有对抗旅游者凝视的防御力量，这种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就是他们发明出来调适、保护自身的战略和战术。在这场互视中，背包旅游者虽然占据强势，但东道主如何发展自身权力、布置“舞台”来抵御背包旅游者的凝视，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各种感官带来的背包客凝视进一步将行动者网络、表演理论结合起来，在这一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如东道主、当地政府及其管理机构等，也在以改变自身社会网络和建构多重表演性舞台和空间的方式^[18]，响应着背包客的凝视。本文的第二大研究目标在于探索弱势目的地社区面对强势旅游者凝视后的调适机理，以及社区舞台作为背包旅游者前台和东道主后台所产生的空间响应。

本文选取亚丁村为案例的主要原因在于：① 亚丁既位于国内经典长途背包旅行线路之一的川滇线上，又属于国内短期徒步旅行的热点地区，是国内最典型的背包旅游目的地之一^[15]。亚丁的旅游资源品位极高，但发展初期基础设施较差，国内背包旅游者是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乃至唯一客源。② 亚丁村是藏族行政村，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日瓦乡香格里拉镇，其所属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全国典型的整体贫困地区。亚丁村村民长期以来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社区经济和政治处于弱势，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社区。③ 亚丁村是社区和旅游发展的代表性目的地。亚丁景区因亚丁村得名，其主要旅游吸引物是央迈勇、夏诺多吉、仙乃日三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亚丁村是位于亚丁景区内的唯一村落，“亚丁三神山”是世界佛教的神圣之地，也是全民信教的亚丁村村民心中的圣山。亚丁景区以自然景观为展示重心，但社区及其居民也是重要的构景要素，属于景区与社区紧密相连^[19]的乡村旅游社区，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很高。

基于从旅游凝视理论审视背包客多重感官凝视这一出发点，作者发现内容分析法用于背包客凝视研究具有先天的契合：背包客是最喜通过网络社区来表达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感受、构建自身行者独特身份的一个群体，网络成为进行背包客田野调查的另一片天然的“田野”。通过对比网络田野数据的不同来源和分析方法^[20-24]①，本文最终确定以对亚丁的目的地点评为质性数据进行内容分析。

点评数据的主要来源为：① 国际知名旅游点评网站Tripadvisor的中文网站猫途鹰；② 国内领先的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③ 旅游信息社区服务平台百度旅游；④ 在线旅行社网站驴妈妈。数据收集的时间节点为2010年7月中旬至2015年11月中旬，兼顾了原始网站数据的可得性和亚丁景区设施服务的完整性（景区电瓶车道和主体栈道部分于2009年基本完工）。作者从中搜集、筛选了223条有关“亚丁”的评论，评论的筛选标准为：① 从该评论可以判断出评论者是凭借自助交通方式抵达亚丁的非跟团游客，属于背包旅游者；② 在亚丁有停留和吃住发生的非单纯观光游客；③ 评论内容反映了评论者在亚丁的旅游体验、感受和关注点，而非景点介绍或流水报账。将这些评论复制粘贴到一个word文档中，得到共计25955字的原始文本，随后用ROST CM6和NVivo10.0进行文本内容分析。

第一作者于2013年8月在亚丁村以背包旅游者的身份对背包客进行了参与者观察和随机访谈；以研究者身份对当地社区进行了实地观察，并对亚丁村全部32户居民、风景区管理方、当地商户经营方和其他相关人员（如马夫、电瓶车服务人员、外来走亲访友村民等）进行了随机访谈或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深度访谈主要针对重点选取的访谈对象进行，其中普通村民6名，村干部1名，风景区管理方2名，州政府管理方1名，外来商户经营者6名。其中对背包客进行的观察和访谈旨在补充网络文本数据在阐释旅游者凝视主题上的局限性，对当地社区及景区和政府管理方的访谈重在收集他们应对背包客凝视时响应的态度、表现及其深层原因。

在分析解码背包客凝视亚丁的质性数据时，研究者对原始文本进行了如下处理：① 替换语义相同但表达方式不同的词汇，以使词频统计结果的分布较为集中。如将“高反”替换成“高原反应”；将“景区大巴”、“景区巴士”等替换成“观光车”；将“旅馆”、“旅舍”等替换成“客栈”。② 添加用户词库。因为ROST CM的词频统计是基于软件的词库，而许多专有名词（如景点名称等）不在此列，因此需要用户自行添加相应词语，以使软件能够识别并统计。基于此，研究者将“亚丁”、“稻城”、“香格里拉”、“仙乃日”、“观光车”、“高原反应”等数十个软件自带词库里可能不存在的词汇添加进用户词库中。

将word原始文本转换成txt格式后，导入ROST CM6软件，人工剔除概念过于抽象的名词（如“景区”等）和介词、副词等无意义词条，保留前170位高频词。词频统计的结果最直观地体现了背包客凝视的对象（“是什么”），以及背包客的感知和体验（“怎么样”）。高频词汇集中于亚丁的自然景观（如“美景”、“雪山”）、背包客在亚丁从事的活动（如“徒步”、“骑马”），以及背包客对亚丁村的综合感知（如“原始”、“震撼”）。

将分析文本导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中，研究者始终保持着与数据的紧密熟悉关系，对文本评论逐条阅读后，按内容对数据进行了一级编码——二级编码——高频词主题提炼的三步编码工作。一级编码的依据是旅游凝视的多感官体验，整理出的七个自由节点，即：视觉、动觉、味觉、听觉、触觉、嗅觉和综合感觉，共360处参考点，参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背包旅游者对亚丁的多感官凝视 Tab.1 Multisensory Gaze of Backpackers' on Yading 一级编码（数量值） 二级编码（数量值） 高频词集中的内容或主题提炼 视觉凝视（156处） 自然景观（124处） 美景、雪山、海子（包括牛奶海、五色海等） 文化民俗（32处） 格桑花、青稞、玛尼堆、藏民、民居、眼神交流 动觉凝视（74处） 体能挑战（45处） 徒步、骑马、艰辛、高原反应、值得、体力、山路 工具移动（44处） 电瓶车、观光车、马帮 味觉凝视 (29处) 藏族食物（25处） 酥油茶、价格高、选择少（如新鲜蔬菜少）、溪水清冽 汉族食物（9处） 干粮（包括巧克力、红牛、面包、饼干、水、自备食物等）、速食食品（包括方便面、速食饭等） 听觉凝视（17处） 自然场景（12处） 溪水声（包括潺潺、淙淙等）、静谧（沉寂）、风声、呼吸声、各种动物发出的声响 人文场景（11处） 主客语言交流（包括语言不通等交流障碍问题和简单交流获取当地信息的沟通渠道）、马帮歌声、诵经 触觉凝视（6处） 自然场景（5处） 冷（气温感知）、似缎的草甸、轻拂的微风 人文场景（1处） 暖（酥油茶的食物触觉感知） 嗅觉凝视（3处） 自然场景 青草芬芳、马粪（臭）、空气清新 综合凝视（75处） 自然场景（39处） 心灵震撼、灵魂涤荡、远离喧嚣 人文场景（42处） 住宿（条件差价格贵）、商业化（或势利）、淳朴

表 1 背包旅游者对亚丁的多感官凝视 Tab.1 Multisensory Gaze of Backpackers' on Yading

由表 1可见，背包客对亚丁村的“凝视”远远超出了视觉感知的范畴，尤其以运动感知最为突出。背包旅游者凝视的重点不单纯是原生态的环境，还有在不同景观地点间的移动（及其方式），身体移动成为他们标识身份和力量的源泉^[2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徒步在内的体力挑战成为一种“炫技”，但这却不意味着背包客对其他机械化移动交通方式要求的降低：背包客对景区出入通道和前往徒步（栈）道的交通方式普遍要求较高，但对马道、山道等艰辛的描述却往往是为了欲扬先抑地表达自身抵达后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从二级编码的频次来看，背包客在视觉凝视中，对自然景观审美的关注远高于对藏族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关注；他们在听觉、触觉、嗅觉凝视中的自然感知也均高于人文感知，这一方面说明亚丁是绝对的自然资源型景区，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背包客在亚丁的动感凝视仅次于视觉凝视，居于其他四类感官之前：在亚丁，对自然的观赏尤其需要通过较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来实现。但在动觉凝视中，“工具移动”（44处）和“体能挑战”（45处）参考点数相当，表明背包客对当地交通设施配套的关注已上升到和徒步等旅游活动本身同等重视的地位。

在味觉凝视上，背包客对藏族食物的耐受性低，体验感受较差，普遍反映当地食物种类少，价格高，宁愿自行携带干粮和速食食品进山，也不愿多尝试本地和民族食品。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综合感官的自然凝视中，背包客绝大多数给予正面评价；但在同样感官维度的人文场景凝视中，他们的评价好忧参半，主要负面评价集中在食、住、行的配套基础设施上。在亚丁，背包客和当地藏民的主客交流浮于浅表，部分由于听觉凝视中的语言障碍，绝大部分原因还在于背包客凝视的关注点在于自然而不在人文，对于和藏民的深度交流缺乏动力^②。

朱璇^[15]曾通过对国外背包旅游文献的研究指出：“对原真性和更深‘文化浸入’的孜孜追求让背包客做出许多异于常规旅行者的举动，如深入目的地的边远地区和边远乡村，潜入原始地区观察野生动植物，把自己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但亚丁的国内背包客显然更近似于常规旅游者，在追求物质舒适的基础上，更关注景观的审美体验，而非真实的文化浸入。亚丁的背包客基本已不能被称为“另类旅游者”，而沦为世俗化的主流旅游者。笔者随机访谈的一位背包客的说法较好地说明他们的世俗化需求及其原因：“平时在城市里（工作）已经够吃苦受罪了，出来旅游是要享受不是吃苦受罪的，住好吃好是基本要求。”

亚丁村的民宅现在均为典型的藏族“高大上”外观的新砌房屋，原先的居住功能被生产功能（提供游客住宿）所替代，村内交通主干道两侧的房屋均为挂牌的藏族民居客栈，而本地居民几乎没有居住其中。

从前文中背包客对亚丁村的多感官凝视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住宿和餐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村内传统民居的物质基础、接待设施和服务水平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由于听觉凝视存在一定障碍，主客交流很少，背包客并未与东道主描述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尝试教习他们做法，也没有跟他们表达其住宿接待可能存在着怎样的不足，需要如何改进，因此社区居民接待者普遍感到无所适从。从最早开店的几家藏族居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自己做得很辛苦”和“不能让旅游者满意”，是他们放弃开店的主要原因。最为突出的是早期接待者均提到“做不来他们要吃的东西”，这与旅游者对亚丁味觉凝视较高的内容分析一致。

处于背包客高强度多感官凝视下的村民，经过初期的直接服务阶段，大多选择了退出旅游业经营，而接纳了外来的“中间人”（broker）承租他们的房屋，为世俗化的旅行者服务。目前亚丁村仅有2家小卖部为村民自己经营，其他民居客栈都转租给了外来经营者。在出租自己的房屋之前，村民会将房屋建大修高，而由承租者对房屋内部进行装修设计。原住村民搬出原房屋后，一般会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另起炉灶”，这些房屋不在沿街主干道旁，房屋的大小格局直接反映出房屋所有者的经济状况：既有和原宅规格体量相差无几的新民居，又有极其简陋矮小的牛棚木屋。第一作者在实地亲见木屋内的居住条件，主人几乎依地而卧，屋内局促黑暗，除了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品，从外观和内部都很难看出是居民的家。与之相距不远的，是村内最气派的村民居所，虽然从外观来看比较豪华，但是内部设施和外来经营者装修的客栈存在不小差距，居民依然席地而坐，和沿街的民居恍然若两个世界。

从村民的生产空间来看，虽然民居客栈的出租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只是生产活动被限制在了亚丁自然保护区以外的范围。虽然村民大都退出了以前的居所，成为房屋所有人而非居住者，但房屋主人及其亲属或多或少参与了租客旅店的经营，以（季节性）帮工的形式为外来掮客服务，形成了独特的租客—房东互为对方打工的民居生产空间。

Goffman^[26]认为只要有社会性存在，就会有“表演”发生。在社会空间中，表演的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主客面对面的地方，后台是表演者中场休息和准备的地方。在这场表演中有三个关键角色：表演者、观众和局外者（outsider，既不表演也不观看的人）。MacCannell^[27]进一步在旅游背景下提出了“舞台场景”（stage setting）的概念，认为这是一个介于前后台之间的过渡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的结构取决于旅游者的态度，即对“真实性”的追求。

在并不追求真实性的国内背包客凝视下，本应是身居前台的社区居民让出了前台空间，让更能满足旅行者城市化需求的外来经营者占据了前台，自己则退居幕后。但社区居民在这个舞台场景下也不能成为局外者，因为他们仍然是旅游者（观众）在人文场景中凝视的对象（表演者）。他们在后台和旅行者有着遭遇（encounter），比如旅行者可能走进他们家中问价松茸等土特产品，或在客栈内与藏民帮工聊天。但这些主客互动都比较浅表，难以让凝视的双方形成足够的理解。这其中除了背包客沟通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村民本身“表演”态度、性格和能力的问题。亚丁村村民说藏语，他们本身的汉语水平和文化水平非常有限，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强，因而不愿或不能过多表达。这在研究者的访谈中也深有体会，很多问题很难深入交流，访谈信息很快达到饱和。面对访客经常重复的简单化问题（如“你们为什么要喝酥油茶”），他们或者不知如何回答，或者避而不答。访谈中研究者也接触到教育和汉语水平略高的村民，相对健谈很多，但全村32户人家，这样的家庭不超过2户。与大多数旅行者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也成为原住民无法更好满足旅行者多感官凝视需求的原因。比如，藏民长期制作饮用酥油茶，居住房屋的酥油味道很重，有些访客闻不惯，嗅觉感知差。又如，当地藏传佛教信仰不能杀生，尤其不是自食牲畜、家禽更不能杀生（需要请人来杀），因此当地村民很少圈养家畜。高原之地蔬果本来就少，又无法很好满足旅行者吃肉的饮食需求，自然旅行者的味觉凝视感知也较差。再如，藏民饮食结构简单，由于高原天寒等原因也很少洗澡，他们很难理解汉族人需要食物多样化和经常洗澡的诉求。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来经营者可以较好担当起前后台空间过渡中的代理人角色，成为实质性的舞台和文化（汉藏文化间）解译者。研究者了解到，许多外来经营者最早都是到亚丁来旅行的“过客”，但对当地自然景观的迷恋和对食宿体验的不满催生了他们到此地开设客栈的想法。当在背包客凝视下处于窘境的社区居民，遇上前来询价的外来者，就顺理成章地变换了前后台的角色，从台前转至幕后。而由旅行者身份演化而来的外来经营者能较好理解访客需求，从而取得经营管理上的成功。社区居民因为转租房屋而获得大量租金收入，同时又不用直面旅行者而获得解脱，因此对外来经营者整体上持欢迎态度。

外来代理人替代实际的东道主（社区居民）成为旅游的接待者，他们一方面熟谙消费经济的原则和背包客的凝视需求，相较“主人”能够更轻松应对旅行者，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会主动了解社区居民反凝视（reverse gaze）的需求和藏族民俗文化，试图在背包客和东道主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一些外来经营者会在背包客询问相关问题时充当藏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解说员，试图与村民成为“朋友”或者至少是良好的合作伙伴；藏族社区居民也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自由进出“前台”和旅行者交往。研究者在不同民居客栈的大堂经常能够见到前来玩耍、和背包客聊天或一起玩电脑的村民小孩，还有的外来经营者欢迎村民到客栈洗澡，过年过节还会给房东及其家人赠送礼物。在为有需要徒步、穿越一些特殊线路的背包客规划路线和行程时，经营者首先会推荐当地的向导、马夫带路陪伴。当然，“中间代理人”在这场主客互视中，经常会处于尴尬的“夹心饼”境地，比如有的村民会到客栈向旅行者推销佛珠、手环等制品，经营者想善意提醒旅行者某些为假货赝品，但又碍于会得罪当地村民而无法开口。社区居民和中间代理人之间更大的问题在于房租合同等实际关系经济利益的问题，由于本文重在对背包旅游者和社区之间的对视做探讨，因此对其他人群之间的互视暂不做深入讨论。

在这场背包客和社区居民的互视中，外来经营者在社会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物质空间的形态塑造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舞台管理者和搭建者——景区管理方。从亚丁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新建修缮，到对亚丁村民生产活动的各种规定，都决定了村庄的基本格局和空间面貌。

亚丁风景区1999年实行统一管理，归属稻城县旅游局下的环保处领导；2002年成立景区管理局，由稻城县环保局管辖；2012年划归州政府直接管理，实行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由亚丁旅游管理局管理（如负责门票、治安、利益补偿等事务），亚丁旅游开发公司经营（如负责观光车、电瓶车等经营性项目），开发公司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统一将管理局和开发公司统称为“景区管理方”。亚丁从1997年就陆续有背包客进山，1993年起开始逐步修建从日瓦乡—亚丁村的公路，亚丁及周边村庄村民都曾义务投工到修路中去。2000年日瓦—亚丁通路前，亚丁村民和背包客的主要直面接触来自租马通行，因此管理方最早介入风景区的实质性管理就是管理马帮：管理方给马夫派号，由游客选马。马帮曾是亚丁村村民主要的旅游收入来源，也是原住民“表演”的主要舞台。2007年管理方决定在景区内修建栈道和电瓶车道，管理方和当地居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第一作者曾于2007年7月试图进入亚丁调研，但在稻城苦等多日，景区仍然封闭，冲突演化为有人员伤亡的恶性武力事件，起因就是对亚丁道路空间权力的争夺。藏族社区中的老人认为，亚丁地处神山脚下，神圣之地不能动土；而马帮认为管理方修建景区道路会断其财路，因而闹事。管理方也有自己的说法，比如“马帮对保护区的生态植被破坏影响大”，“景区要发展就必须要修路”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管理方规定取消中间代理人之前已经营得小有名气的客栈名，统一藏族民居客栈的名称和店牌规格，必须要以民居藏族主人家的姓来命名；今后管理方甚至有意向要收回所有藏族民居客栈的经营权，由他们来统一布置管理。

研究者无意争论这些行动的各方孰是孰非，只是关切在这些空间响应中，社区的权力有无得到发展？社区能否布置自己的“舞台”？从笔者的调研来看，社区及其居民在和管理方的对视对话中，仍然处于“失语”境地：“舞台管理者”无论以疏导抑或压制的方式，都可以替代当地社区作出决策，最后的“舞台”并非各方平等商议后的妥协一致，而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面对背包客的凝视，社区空间响应并非是在社区层面做出的调适，而是“舞台管理者”设置的“舞台场景”。社区居民的权力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被授权参与布置自己的“舞台”，因而才会出现2007年那样居民伸张权利的方式。

亚丁的国内背包客除了动感维度，在其他感官凝视上，和普通大众旅游者已无太大区别。与传统的背包旅行者不同，他们既不能和社区居民同吃同住，体验“真正”的当地生活；也不愿沉浸入社区，享受和当地居民交往的乐趣。他们对亚丁的凝视与大众旅游者相似，多聚焦在“旅游者之景”（touristscape）^[28]上，只是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比大众旅游者更能应对体力挑战。他们是需要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世俗旅行者，只不过要求前往纤尘不染的自然“天堂”或异域他乡（otherness）。

我们无权谴责背包客追求舒适世俗化生活的凝视需求，但是在其追求“原始”和“纯净”的最初凝视诉求下，是否应当加强引导其凝视自我而成为更具反思性（reflexivity）的负责任旅游者？须知，真正的原始纯净往往和蒙昧野性相伴生，而将两者相割裂的自我凝视分裂必将分异“他处”（地）和“他者”（other）（人）的统一。与美澳的国家公园不同，亚丁村是社区“活”在景区之中的他处空间，加之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外界的凝视愈加敏感，而这种美景加老少边穷的脆弱地区在中国分布极广，如何强化背包客内省式的凝视，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

本案例中背包客对亚丁凝视内容的研究发现，背包客更加关注于亚丁的自然景观而非人文风情，部分造成了亚丁村的土著文化民俗的没落。但是舞台管理者在这种对视下并不应只是充当单纯迎合背包客凝视需求的角色：在舞台布置和市场营销的过程中，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再造“迷思”（myth）^[29-33]，将舞台场景更多转向藏族民俗、宗教和土著文化，引导背包客凝视内容的多元化。对迷思、展演（performance）和凝视之间的关系研究，是社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值得关注并可利用的新理论范式。

本文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应对世俗化国内背包客的凝视，亚丁从一个神山脚下的神圣村庄，转变为另一处“旅游者飞地”（tourist enclave）。弱势目的地社区面对强势旅游者凝视后，乡村空间产生异化：乡村社区空间既不能兼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没能成为社区居民走向现代化的生产生活空间。社区居民因中间代理人和舞台管理者的出现而被边缘化：在社会空间前台中让位于中间代理人；在物质空间决策中让权于舞台管理者。在这个异化的乡村社区空间中，原住居民和背包旅游者之间的“对视”因中间代理人和舞台管理者的出现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双向凝视改变为多向凝视，发展出居民和背包客之间、居民和中间代理人之间、居民和舞台管理者之间、中间代理人和舞台管理者之间、背包客和中间代理人之间、背包客和舞台管理者之间六种互视维度，而本文则仅基于第一种互视关系作出了初步探讨。这些凝视关系中主体的分裂、内视与外视、景观与人观、权力与暴力、此处的他处、过去的现在^[34]等问题，都是很具有深入研究价值的命题。

亚丁村社区之所以会消极被动地响应背包客凝视，和其自身的能力建设不足亦有关系。如果亚丁村村民能够成为自己文化的解译者，就不必躲藏于中间代理人身后而可直面背包客的凝视，不仅能够更好行使“反凝视”的权力，而且能更多参与舞台设置，实现和舞台管理者的共赢。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能力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背包客自省、改变其凝视内容、促进其对村民正向示范效应而进行；另一方面要通过舞台管理者的合理安排（如良好的沟通、长期的教育、持续的培训、适当的合作等）而实现。研究者在考察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的旅游业发展时发现，土著居民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前台展演者和文化解说者，而联邦政府对原著居民的培训和对原著文化史料的挖掘整理帮助他们顺利地站到了前台。舞台管理者的职责不应是把原住居民赶下舞台，而是帮助他们站上舞台，展演能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

本文在投稿过程中，惊闻旅游凝视理论的提出者John Urry教授离世，倍感意外。希望以此文缅怀多产亦多思的厄里教授！

注释：

① 笔者通过多篇文献^[21-24]阅读比较，认为旅游者网络田野数据主要分为博客日志类和游客点评类，分别适用叙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可以大量分析评论数据从而得到旅游者凝视的维度、广度和聚焦点，在本课题研究上明显更具优势。

② 语言障碍（听觉凝视）并非是阻碍主客交流的主导原因。第一作者的另一案例研究地的主客语言交流障碍远大于亚丁，但主客交往程度很高，将另撰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