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 武汉 430079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地理环境是影响犯罪活动的重要因素,自然、社会地理环境通过参与犯罪行为产生机制来影响其空间分布。18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犯罪现象的地理学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活力。20世纪20、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以社会环境为基础研究城市犯罪生态学,提出“犯罪同心圆论”、“犯罪生态学论”和社会解组理论,对特定社区的较高犯罪率现象进行解释[1];同时期的犯罪制图学派将犯罪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在地图上表现出来。20世纪60、70年代,人本主义、实证主义思潮推动地理学的人本化和社会化,对“人”的关注促使行为主体对空间的认知和理解被运用到犯罪地理学研究中;同时,宏观形式和过程的犯罪地理分析也逐渐转为对单个人、微观空间的研究。这一时期环境犯罪学研究迅速发展,城市生活环境的布局和设计被认为是影响某些区域易于产生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强化空间防卫来减少犯罪活动逐渐成为环境犯罪学的研究重点,先后产生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CPTED)、可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 theory)、情境犯罪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2]等理论。198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使犯罪地理学家们开始注重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而非社会事实本身来分析犯罪活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对犯罪的区域研究增强,犯罪活动的异质性、随机性和地方性受到关注。物质空间对犯罪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成为研究焦点。1990年代后犯罪地理学家们进一步加强对日常行为空间、感应空间的关注和研究,通过考察日常行为空间和城市地理空间对居民意象的形成和居民间互动等的影响来研究犯罪行为[3]。总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犯罪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从描述犯罪模式、类型及空间分布向探讨犯罪结构性机理和微观犯罪环境的变化过程,即实现了从犯罪空间形态研究向过程和机制研究的转变。
我国的犯罪地理学研究从1980年代初起步,早期祝晓光、王发曾等人系统介绍过西方犯罪地理学研究工作[4, 5]。新世纪以来,徐磊青、孙峰华、毛媛媛、刘大千等人也陆续综述、评述了西方犯罪地理学的研究进展[6-9],但这些工作主要介绍的是200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涉及新世纪以来的成果比较少;部分综述则介绍了若干21世纪初的犯罪时空分布等方面的进展[10-12]。因此,目前国内仍缺少系统地介绍和评述新世纪以来西方犯罪地理研究进展的文献。
本文利用SSCI、SCI检索出包括《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Applied Geography》、《Professional Geographer》、《Criminology》、《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等在内的二十余种相关期刊,从其刊载论文中整理阅读发表于近十余年的犯罪地理学研究相关文献约达500篇。在当代西方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人文社会学的“空间转向”背景下,犯罪地理学与其他学科间相互吸引、渗透,其研究成果不仅刊载于传统地理学学术期刊,也广泛刊载在犯罪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期刊,相关著作的作者也分布于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反映出犯罪地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中,犯罪时空模式、城市社会环境与犯罪的关系、犯罪仿真模拟与地理画像、犯罪空间防控等方面的新成果不断涌现(表 1),本文选取100余篇被引量较高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旨在系统地介绍新世纪以来西方犯罪地理学的新动向,为国内的犯罪地理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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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年以来西方犯罪地理学研究概况 Tab.1 Overview of the Studies on Geography of Crime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2000 |
在传统犯罪时空分布研究中,时间和空间往往被分隔为两个独立的维度进行分析,忽视了时空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犯罪机会问题,直到时间对犯罪发生机制和空间分布的重要性被认识后,犯罪格局研究才逐渐引入时空相结合的方法[13-16]。在遥感等犯罪探测技术以及CrimeStat等犯罪空间统计分析软件提供的技术支撑下[17, 18],研究复杂的犯罪类型、犯罪主体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格局特征逐渐成为可能,学者们日益精细化地进行犯罪时空模式研究[19, 20]。
2.1.1 犯罪热点制图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在运行和存储能力上的提升使得犯罪等空间数据的处理变得简单易行。空间自相关、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等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犯罪制图中得到广泛运用[21-23],回顾性的犯罪制图逐渐向预测犯罪趋势乃至精确的犯罪地点的方向发展。其中,犯罪热点制图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犯罪趋势分析方法,如结合犯罪人的地点选择偏好,提出新的犯罪点时空预测模型[24];时空扫描统计法将犯罪数据经时空核密度估计和时空扫描统计分析后形成三维核密度估计面[25];空间数据挖掘也被引入犯罪热点研究[26]。
2.1.2 犯罪转移与重复犯罪转移主要包括犯罪在空间、时间、手段、目标和类型上的转移。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际间违反社会规则、法律行为的传播将带来治安混乱甚至犯罪行为的扩散[27],而犯罪防控既可能带来周边地区的治安稳定也可能导致犯罪热点向其他地区的转移[28, 29]。Cahill的研究运用加权位移商来探讨犯罪的空间转移[30]。犯罪发生地点及其周边区域在短时间内再次发生犯罪的风险显著提高,即犯罪人更有可能在同一地点及其附近区域重复作案[31],这一现象已有较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学和犯罪行为决策等理论解释机制,如入室盗窃等财产犯罪与住宅房屋类型、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差异性大小具有紧密关联[32, 33]。Short等建立了一个模拟和量化分析犯罪重复和近重复效应的数学框架[34]。
2.2 城市社会环境与犯罪新世纪以来的犯罪行为机制研究主要运用社会解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等犯罪地理学传统理论从客观环境和主体决策两个角度进行。犯罪数据的公开[35]以及社会调查、政府部门统计的土地利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等数据的易得性进一步推动了基于传统理论的犯罪机制研究。研究方法上,离散空间选择模型[36]、空间滞后多元回归模型[37]等方法与模型为定量化地分析犯罪行为决策以及各项要素与犯罪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工具和手段。
犯罪地理研究曾长久地着眼于城市尺度空间,在相关数据和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新时期的犯罪空间分析上可达国家、跨国比较等宏观研究,下可进行路段、城市设施等微观研究。有研究表明,小区域范围内犯罪数量的急剧变化将影响城市整体的犯罪格局[38, 39]。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路段、交叉口等微观地点的犯罪研究比邻里单位、治安管辖区、人口普查区等尺度的犯罪研究更有利于理解整个城市的犯罪趋势[40-42]。
2.2.1 社会经济要素对犯罪的影响分析邻里、社区的年龄、收入、职业等人口结构以及社会联系、集体效能[43]等社会经济要素是犯罪地理学中长盛不衰的研究视角之一。除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宗教、种族等问题对犯罪的影响[44, 45],居民的就业、收入等问题对犯罪现象及其空间格局的直接作用也是毋庸置疑。不仅城市间的发展不均衡与财产犯罪具有密切联系[46],有研究发现局部收入不均度对谋杀犯罪率有显著影响[47]。经济问题上,就业市场[48]、房屋止赎率[49]等也对犯罪产生影响;自然灾害等外部事件对邻里、社区带来的不稳定性也是影响犯罪的重要因素[50]。基于社会图式理论,Simons等通过分析社会因素的内在相互联系下产生的犯罪知识结构来进行犯罪行为的情境阐释[51];Wikström等引入时空预算方法来研究犯罪成因中社会环境的作用及其与主体犯罪倾向间的相互影响[52]。
公众对社会失序、犯罪等风险的感知,促使个体安全警惕性和城市管理部门防控的增强,间接地影响了犯罪行为的发生[53, 54]。许多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等的综合作用是产生犯罪恐惧感(fear of crime)的主因[55]。城市土地利用方式[56]、邻里结构[57]、民族文化[58]、社区犯罪记录[59]等均影响犯罪风险感知和犯罪恐惧感的产生。结合社会解体、社会资本、集体效能理论以及日常活动理论,Morenoff等的研究表明集中弱势和较低的集体效能与凶杀犯罪的增加有密切联系[60];Swatt等的研究发现不同的社区间的犯罪恐惧感与集体效能感知、不文明行为感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大异质性[61]。
2.2.2 物质空间要素对犯罪的影响分析物质空间环境如何为犯罪人提供犯罪机会成为近年来研究犯罪机制的重要视角之一,城市街道和风险设施(risky facilities)等与犯罪的关系吸引了学者的兴趣。学者们认为交通线路[62]、街道等级和类型[63]、街道活跃程度[64]等均对犯罪人的空间决策以及犯罪分布产生影响。物理和感知的步行条件影响社会互动、社区意识等社区社会环境[65],Bill Hillier运用空间句法量化分析城市街道网络形态及其对主体感知的影响来研究犯罪时空模式[66, 67],认为街道空间的可达性和利用率、城市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的连接性等均对空间安全产生作用[68]。风险设施也被视为城市犯罪热点的表现形式之一来进行犯罪发生机制的研究[69-71],如公园[72]、旅店[73]、娱乐场所[74, 75]、公交站[76]等被证明对促进、吸引犯罪具有明显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非全然不受限制,如过渡教习所和戒毒中心等对犯罪的作用因距离和犯罪类型而异[77]。除此之外,海拔和坡度[78]、植被覆盖[79]、路灯灯光亮度[80]等与犯罪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
2.3 犯罪仿真模拟与地理画像基于犯罪地理学理论和犯罪发生的社会环境要素来模拟犯罪时空分布模式的智能模拟技术逐渐发展,计算机模拟方法不仅可以对犯罪学理论进行检验和定义,还能预测不同城市规划与管理措施的可能结果,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政策指导[81, 82]。犯罪风险地形建模(risk terrain modeling,RTM)利用一系列与犯罪相关联的情境信息来进行犯罪预测,与利用犯罪密度图相比,能够使警方更有效地识别犯罪潜在发生区域并投入警务资源[83, 84]。一些学者提出基于Agent的犯罪时空模型,如运用由基于Agent建模和GIS相结合的情景化模拟方法来模拟主体在真实的街道网络中活动,展现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对主体空间行为的影响方式[85]。除此之外,还有研究结合基于Agent建模与人口建模、行为模式来进行微观尺度的犯罪模式分析[86, 87]。Lin Liu等还提出了模拟单个犯罪事件并生成合理犯罪模式的元胞自动机模型[88],Spicer等则使用元胞自动机模型研究了酒吧密度对犯罪的影响[89]。蒙特卡洛方法、贝叶斯空间建模方法等也被运用于犯罪空间模式的模拟与分析[90, 91]。
犯罪地理画像利用犯罪人的活动空间和区位来模拟和预测犯罪地点、犯罪人的住所及工作地点,在调查系列犯罪的警务实践中有较好的效果[92, 93]。Levine和Block建立的贝叶斯犯罪行程模型(journey-to-crime)基于在同一地点犯下罪行的其他犯罪人的住宅分布来进行犯罪路程的估计[94]。社区内的人口年龄、少数群体的地位、邻里人口流动性等被认为对犯罪人从居住地前往犯罪地点的距离具有重要影响[95]。还有研究则关注于犯罪行为之后的空间路径[96]。Rey等引进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性侵害者的居住地搬迁模式[97]。
2.4 城市犯罪空间防控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犯罪防控研究向改变物质环境、减少犯罪情境机会的方向发展[98],这既得益于GIS和空间统计方法在研究犯罪防控措施的地域相异影响上的应用,以及建筑、城市规划与设计等学科的加入[99],也是注重微观空间、主体行为和感知的犯罪研究的必然响应。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安全感以及犯罪空间防控已构成研究城市安全的通用框架[100],许多学者对基于空间和场所的犯罪防控理论进行不同地区和空间尺度上的实践验证和运用。
可防卫空间理论是犯罪预防措施的理论基石,它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等理论之间的关联重心在于空间可达性及其与可防卫空间内社会、物理特性的相互作用方式,而连接空间可达性与犯罪之间关系的则是日常活动场所[101]。研究表明通过控制巷道入口来降低潜在犯罪人对本地居民的可达性可以减少入室盗窃等犯罪机会[102];不同类型住宅布局设计还影响犯罪、犯罪恐惧和可防卫空间等感知[103]。许多研究表明CPTED对减少犯罪和犯罪恐惧感有间接的负相关关系[104-107]。除此之外,这些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不断延伸和发展,如积极的公民意识(active citizenship)、邻里守望(neighborhood watch)等被认为有利于减少犯罪[108, 109],它们的作用机制在于潜在犯罪人对居民监视活动的感知并受其震慑而影响行为决策,以及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创建邻里行为准则来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对犯罪的控制能力[110]。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运用轴线图(axial maps)、视域分析法(visibility graph analysis)分析建成环境的可达性、自然监视等特性,为研究物质环境和犯罪关系以及设计可预防犯罪的环境提供技术条件[111-113]。
3 总结与启示 3.1 总结2000年以来的犯罪地理学研究重点包括犯罪时空模式、城市社会环境与犯罪的关系、犯罪仿真模拟与地理画像、犯罪空间防控等方面,这一时期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方法多元化和研究尺度微观化。
研究视角多样化。社会学、犯罪学、城市规划、环境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均被运用于犯罪地理学研究中。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下的城市犯罪现象产生和分布格局是犯罪地理学研究的基石,相对剥夺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社会控制论等理论也相应地在犯罪模式解释机制中占据着基础地位;进一步地,在物质空间环境与犯罪的关系研究中,犯罪“吸引场”(crime attractors)或犯罪“产生场”(crime generators)如公共设施、街道等物质实体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犯罪则糅合了犯罪心理学、环境心理学、城市形态理论等理论和知识;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研究则又结合了建筑、城市规划与设计等学科理论,以此来提高通过改变环境以预防、减少犯罪的实践有效性。
研究方法多元化。由研究者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系统收集原始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犯罪地理学研究得到广泛运用,对个人、小团伙等主体的空间行为进行研究,“自下而上”地分析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传统犯罪学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与空间计量模型方法相结合,对相关理论进行解释、论证和比较,以及分析社会环境对犯罪行为的促成作用。运用智能模拟技术模拟犯罪时空分布模式,预测不同干预措施的可能结果,并为犯罪控制部门提供政策指导。
研究尺度微观化。城市内部尺度的犯罪地理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包括对邻里单元、人口普查区的犯罪研究,路段、交叉口等微观地点的犯罪研究也被用于理解整个城市的犯罪趋势。居民日常活动习惯、空间感知、犯罪恐惧感等环境要素与主体的互动如何对犯罪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基于空间或场所的犯罪防控研究是微观空间、主体行为和感知的犯罪研究的必然响应,其目前的研究对象也集中于犯罪行为发生的微观物质环境,旨在于通过改变微观环境的领域性、监视性、可达性等可防卫性特征来减少犯罪的发生。
3.2 对国内犯罪地理学研究的启示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犯罪地理学不断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学科融合等途径推进了犯罪过程和机制研究,学科体系和发展脉络日益清晰。与西方宽广的研究视野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的犯罪地理学研究发展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犯罪诱因、犯罪空间防控对策等三个方面。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过程机理的研究是地理学的特长,犯罪地理学的研究应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上的传统优势,增强城市社会地理学对拓展和深化犯罪地理学的贡献。建议未来国内的犯罪地理学可以将犯罪空间分析作为重点,在加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包括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空间观的研究体系。
创新研究方法。运用深度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取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的原始资料,对其行为动机、行为特征、主体感知等进行分析,为犯罪模拟等应用研究提供基础;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研究,重视对城市规划、计算机技术、数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
加强实证研究。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矛盾激化的转型期和第五次犯罪高峰期,迫切需要犯罪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一方面,增强社会福利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青少年教育、就业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犯罪的关系研究;另一方面,社区、邻里、社会区等微观尺度的局地空间研究,可以借鉴和发挥大数据在主体行为和活动分析上的成果和优势,将更加详细的、纵向的公共空间数据与犯罪数据相结合,进行精细化的犯罪行为机制研究。
拓展研究视角。从犯罪行为过程的参与角色看,应拓宽针对犯罪受害人的视角研究,如居民犯罪恐惧感、日常活动、生活方式等与犯罪的关系,主体与物质空间环境的相互作用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在研究理论上,目前国内的犯罪地理学研究应重视与日常活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等环境犯罪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的结合,重视与城市形态理论、空间生产理论等的结合。
树立新的空间观。“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论题,社会空间、物质空间、行为空间、感知空间等不同概念的空间均可在犯罪地理学中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和位置,这些空间的相互耦合对犯罪产生机制与行为过程的作用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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