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gender perspective）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体系中越来越重要，日渐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这既源于人类对于性别平等与公平等普世诉求的学理性回应，更是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导向下的普遍真理探寻和无视性别区分的纠偏。后者往往通过忽视和贬低女性的特性来合理化、正规化和常态化建构男性主导的权力（霸权）空间，试图通过抽象和均一的方式消解和模糊传统的性别角色及男性对女性的各种剥夺。性别不只关乎个体身份的自然属性，而更应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生理性差异之所以具有社会性的重要性是因为在其之上建构的社会关系。所以，性别更是一个社会不平等的场域——一个社会变革、为公正斗争以及反抗特权阶级的场域。从现实背景看，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在城市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中，都会遭遇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诸多问题，科学主义视野下的理性运行逻辑，父权和夫权等家族主义的道德约束，“世界工厂”背景下的性别歧视策略，城市规划领域的男性主导思维，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男性气质彰显，都让身处城市中的女性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不平等问题，并成为日常生活性体验。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从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对既有认知和相关做法进行修正、完善和提升。

将性别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域，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涉入相对较早，人口家庭、家族宗族、组织结构、亲属关系、代际传承、历史记忆、身份认同、身体政治、文化生产等与性别具有天然的联系，基于性别的研究是透视和折射特定时空坐标下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勾连关系的良好媒介。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石，基于性别的研究催生了女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等三大主要派别。

西方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等一批后现代思想家主导掀起了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浪潮，后者基本全盘否定了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和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alist），进而提出了权力无处不在、话语即权力、身体政治、形塑技术、惩戒凝视等论断，并涌现了大批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学者与论著^[1]，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朱丽叶·米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海迪·哈特曼的《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艾里斯·杨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新妇女论》和玛格丽特·本斯通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

总体上，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较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对女性主义开展研究^[2]，研究主旨在于让人类摆脱性的偏见与俗见，恢复人性，提倡从女性的视角去发现“另一个世界”——一个被男性高度统治与驯化的世界。

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密切关注的同时，地理学者也试图通过其独特的综合特性和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介入这一领域。在哈维、列斐伏尔、苏贾等后现代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影响与推动下，传统地学研究领域——地理要素分布研究，也开始转向重视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基于性别的差异性、要素分布与分配背后的社会制度与结构机制等深度考究，地理学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社会与文化转向（socio-cultural turn），空间研究的视角发生转向，即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社会空间开始替代物质空间，成为社会与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对象^[3-10]。在西方世界女性运动的现实语境催生下，性别作为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很自然地与社会空间研究产生关联，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y）日渐兴起。

女性主义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与交叉科学分支，重点研究女性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探讨女性在城市空间和地方塑造过程中的作用过程与机制。概括起来，女性主义地理学主要受到三大地理学思潮的影响，分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其与三者的逻辑关系大致如图 1所示。总体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女性的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给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诸多素材，结构主义地理学则在性别要素在空间结构关系中的功能与作用方面给予女性主义地理学以支撑，而后现代注主义地理学在“去男性中心主义”和女性对于空间与地方的形塑作用等方面形成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直接渊源。

图 1(Fig. 1)

图 1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Fig.1 Theoretical Sources of Feminist Geography

1973年，Zelinsky出版《地理学中的女性：简要的事实综述》，这被认为是女性地理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81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了“女性与地理研究团体”（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1994年，学术期刊《性别、地方与文化》（Gender，Place and Culture）开始出版，该期刊的副标题“女性主义地理学期刊”（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体现了创办者开拓新学科的鲜明意识。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采借人本主义地理学和福利地理学思想，重点关注女性就业和薪酬的地区差别、性别隔离状况等传统话题^{[11, 12]}；80年代，城市化空间中的性别划分与隔离，不同空间的女性健康、住房、福利、安全、暴力和恐惧等议题受到重视；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跨国界政治、跨区域移民、恐怖主义、区域暴力和全球性交易中的性别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同时，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不断完善，Linda McDowell、Liz Bondi和Mona Domosh等从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中吸入理论精华^[13]，其研究转向身体、距离、身份认同、地方想象和象征空间的微观地理研究。概况起来，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视角包括以下几方面。

从布迪厄的“身体是空间权力关系的再现”及福柯的“形塑技术”（self-shaping technology）得到启发，Longhurst以“空间中的怀孕身体”（pregnant body in space）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检视了孕妇身体及其所处的公共空间关系发生改变时的差异化反应^[14]；Dirsuweit研究南非女子监狱时发现，工作人员通过身体规训建立符合规范的女性气质，从而实现对女犯人的改造，女犯人通过对普世性别身份的抵制而开展实现反抗^[15]；Mohammad从身处英国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女性之服饰出发，探讨女性贞操观念和穆斯林社区身份的植入过程^[16]；对于文化地理中的男性气质建构，Evers则通过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男性冲浪者的研究发现，冲浪者的身体触觉建构了他们坚毅、严峻以及不可侵犯的男性气概^[17]；Waitt探讨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伊拉瓦拉湖如何被建构成白人的和基于异性恋的男性气概空间^[18]。在身体与城市的关系研究中，Kern认为城市将女性身体和性欲商品化，商业广告经由男性凝视，女性身体被表征为城市的自由和欢愉；相对应，身体重新铭刻都市地景，城市被制造成身体拟像^[19]；Sennett在《肉体与石头》一书中追溯了身体的医学知识、形象和再现，以及城市形式与规划的关系^[20]。

越来越多的女性卷入各种形式和尺度的工作场域中。全球尺度中，催生了全球劳动力结构从国家跨越到全球、标准化工作、农业经济中农民的再工作、家务活的集约化和血汗工厂、移民劳工的出现（包括跨国界精英和性工作者）的出现，女性低廉的工作支撑了资本和劳动力再分配，无名的女工、被污名化的女性服务业构成并支持了贫弱国家的全球化过程；国家尺度中，大量研究关注国家政府如何吸纳大量女性及非正规劳动力，大肆压榨女工薪酬以提高利润；区域尺度中，学者们关心妇女就业区域演变形态的地理学，Nelson发现，部分雇主搬往郊区，以便接近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因为后者愿意接受在较低工资水平下做工；身体尺度中，女性身体往往在投资银行、钢厂、男性化酒吧等男性主导的工作空间里感到无所适从。同时，工作场域中的性别差异屡见不鲜^[21]。McDowell强调“工作”并非性别中立，而是被塑造成适合男性或女性的工作，并以性别差异的工作划分构成并维系整套“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话语实践。女性较多被限制进入领导岗位，后者被想当然地视为属于男人的领域。在女人扎堆的银行业里，做到领导职位的通常是男性^[22]。Boyer发现，甚至和女性工作相关的技术工具也被阴性化，如花朵图案修饰的打字机，以此吸引更多中产阶级妇女加入工作大军。性别差异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制造了两性间的工作报酬差别，相同学历与工作部门的男女同事之间，女性平均工资显着低于男性^[23]。

地理学家哈维认为，寓居（dwelling）或家乃是人与物达成精神统一的关键位置，家具有庇护、安全和愉悦的特质，是人类自发产生归属感的关键元素。区别于早期的“家庭作为安全和休憩的场所，与工作的、残酷的外部世界区隔开来”、“家事尤其育儿，被当成女人神圣的本分”、“家即爱、情感和同情之所在”等论调，中后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聚焦于拆穿家庭的迷思。Friedan对家庭暴力的研究表明，家庭空间对于女性可能是牢笼、陷阱和监狱，是被“他者化”的地方^[24]。Hooks突破家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家”看成由差异造成的颠覆、多样、包容和开放的“第三空间”，他认为黑人家庭空间是一个无须直接遭遇白人种族主义者侵犯的私人空间；家庭空间成为组织和促进政治团结的关键，家就是反抗之所^[25]。

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空间和场域之外。McDowell认为，伦敦西提区公共空间的设计和配置象征了男性权威，以及男人对这些空间的合法占有。街道与广场、交易厅和营业大厅的内部配置，均巩固理想化的男性气概，置身其中的女性普遍感受到排斥感和疏离感^[22]。Burgess探讨民众对英格兰南部各种开放空间所持的态度，对亚裔和加勒比海裔女人而言，针对白种男人和青少年帮派种族攻击的恐惧，压抑女性对林地的使用^[26]。大量销品茂的出现，貌似创造出女人逃避家庭限制及男性在场与控制的地方，但Bowlby研究显示，置身其中的女性消费者的欲望受到男性企业家、所有权人、楼层巡视员监视和操控^[27]。更多的城市拾荒者、女同性恋和寡妇及性工作者等城市边缘人或女性游荡者，Baudelaire认为她们常被建构成邪恶和堕落，容易遭受虐待或易遭身体伤害，且被诸多城市空间排斥在外^[28]。基于此，Valentine提出了“女性恐惧的地理学”（geography of women's fear）这一概念，指出女性脑海中都存有一张“认知地图”，深知在有些场所、有些时刻容易遭到异性侵犯，很多人因此调整行为习惯和行动策略^[29]。Valentine对美国女性到一所公园休闲锻炼行为进行研究，发现40%的受访者在户外娱乐期间遭遇过性骚扰，84%的女性选择结伴而行，但这种做法同时剥夺一些女性期待的独自户外活动的清静和安宁。Wilson对独自跨国旅行的女性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这些特立独行的女性非常担忧性骚扰，很多人会选择避开男权主导的国家，或在旅行中有意识控制言行举止以符合当地文化对于女性气质的要求^[30]。

总体上看，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涉足广泛，理论和方法推陈出新，尤其强调女性日常生活实践经验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通过对各类场域、空间中性别身份和权力的再现与重构，揭露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此反抗传统的男性权威和既有的社会权力关系。同时，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不仅关乎女性，还关怀全部弱势群体，并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实体及社会实践相联。

国内同行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肇始于1998年宋国臣和顾朝林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展^[31]，继而一些学者在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女性就业地理、女性人才地理、女性旅游地理、女性社会融入、女性主义下的住房供给等方面开展了实证研究^[32-42]。2003年，柴彦威等系统阐述了城市女性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的进展，指出女性内部差异性的研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重点领域之一^[43]。

此后的女性主义研究更多与弱势群体地理、社会地理、新文化地理密切关联，较有影响力的新近成果大致如下：朱竑等研究认为，通过对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理解，对于人们深入理解文化的内涵，抑或是诠释赋予空间含义的社会与文化过程，都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他通过西方例证进一步探讨了象征性空间大致包括反映社会变迁以及反映政治过程与权利斗争两大类型^[44]。陶伟等通过相关文献统计分析，西方的身体研究已成为显学，西方人文地理学也展开了对身体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探讨，并从身体与性别研究，逐步渗透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等众多人文地理研究领域^[45]。对身体的研究不只探讨身体承载的社会关系、权力政治、情感、文化等意义，还关注行动者日常生活中的鲜活的、直观的和能动的身体实践。唐雪琼等研究发现云南摩梭母系家庭权力由老年女性向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女性转移，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旅游发展后摩梭女性家庭权力的变迁是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她还开展了基于撒尼、傣和哈尼三民族案例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46, 47]}。万蕙等以台湾外籍新娘为例对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文献进行了统整，发现学术界基本遵循女性主义的视角，聚焦资本商品论、社会排斥、社会资本、多元文化等视角来分析外籍配偶在台湾的文化认同、生活调试、日常生活抵抗与能动性以及文化景观等现象^[48]。薛熙明等通过对一位土家族青年女性个人生活史的记录，分析了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族群个体的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与演化过程^[49]。黄耿志和薛德升利用列斐伏尔的基本空间理论，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开展研究，探讨了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50]，黄耿志等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与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51]。钱俊希和朱竑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探讨了该群体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实践对于其社会关系的建构与重构作用^[52]。

不难看出，新近我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出现了一些崭新的议题，地方认同、空间政治、身体地理、象征空间、家庭权力、“同志”空间、人力资本等开始成为相关研究的主题词。这些研究无疑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方法、逻辑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整体看，较之于国外同行，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仍显单薄，多数是采借和沿袭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而通过特定案例加以印证（佐证），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同行的回应性研究。同时，已有研究面临一些解释困境或值得商榷之处，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关注领域。

（1）注重从我国传统女性文化理论中吸取养分，关注我国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与复杂变迁情势下的诸多女性地理素材

中国自1978年以后经历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变，基本确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本积累模式，一些学者用“后社会主义城市”或“转型城市”来刻画转变中的中国城市^[53]，但“后”（post）不意味着“去”（de），“转型”更精确的讲是“转型之中”，我国正在经历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以及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等诸思潮于一体的时空并置（spatial juxtaposition）的复杂多元发展情势，相对西方普遍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在解释我国本土社会与文化事象时难免遭遇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54]。对此，笔者以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地理研究需要扎根于我国多元而丰富的本土文化现象^[5]，要么从我国传统文化理论涉及女性的相关论述中吸取养分，要么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在对本土鲜活素材进行充分深挖和探究基础上进而提炼出相关的概念或理论，进而与西方同行展开对话。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重大经济与社会变迁对当代中国女性及其空间的影响，比如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化、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工矿及纺织等性别特征明显的城市就业结构、“二胎政策”放开对家庭成员关系的重塑、城市消费主义的兴起、城市规划的男性主导色彩明显等等，在我国本土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都需要充分纳入考虑范畴。

（2）聚焦女性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重视女性在诸空间中的建构过程与机理

目前对女性群体微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阐释，对身体地理的研究引入，还是对自上而下管制政策的响应，抑或是从以小见大的途径试图窥视“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会发现，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站在基于政府/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这可能引致我们面临误入话语霸权泥沼的风险。笔者看来，规避上述风险的有效方法是，告别“高高在上”地进行“俯瞰式”研究，回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去，沿袭维特根斯坦、舒茨、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卢卡奇、赫勒、科西克、德赛图等大师一直推崇的“生活世界理论”的传统，高度重视“局内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把女性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55-65]。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领域，未来的女性主义研究不妨从女性日常生活体验入手，高度关注女性的家空间、工作空间、社交空间、消费空间、心理空间、通勤空间等，详细阐释上述各种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女性的作用过程与机理。

（3）强调女性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深入研究女性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自组织能力与机制

目前对于女性群体空间政治的抗争研究，现有大部分研究为了强调排斥性空间政治与结构性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过度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对某些群体的影响，而忽视了被排斥群体对这些政策的调试与应对，从而导致掩盖了其内在的对立性和能动性。其实，列斐伏尔很早就认为，正是“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再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蕴含着资本利益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基本矛盾，因为被排斥的群体始终进行着日常生活和使用需求的空间抗争^[66-70]。与福柯相比，列斐伏尔更加强调自下而上的抵制力量及其挑战霸权空间的意义，这与吉登斯强调的行动者具有应对社会结构的能动作用存在共同之处。此外，我们一直忽略被排斥群体的生存智慧，她们可以通过个体形塑技术的协同与整合^[71]，实现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进而强化其社会（民间）意义上的自组织、自立与自强的能力，后续研究可以更多涉足女性在城市制度限定或压迫背景下的各维度空间建构和地方性塑造过程中的作用过程与机制等方面，从而自下而上的角度去发掘女性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建构过程。

总体上，笔者倡导，国内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不妨采借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及吉登斯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作为核心的理论工具，结合民族学和社会学田野考察方法开展调研，选择特定的女性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资本再造、文化生产和自组织机制作为研究议题，如广场舞大妈，她们不少是城市国企的离退休职工，有跳“忠字舞”和舞蹈文艺表演的记忆，藉此试图把国家、历史与社会主义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力结构纳入分析范畴；如“老漂族”（特指那些进城帮带孙子（孙女）的年长妇女），她们中的很多人不能从容适应大城市生活，一些人有从前进城务工的经历，藉此试图把城市适应、“再城市化”等纳入分析内容。